20世纪上半叶，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特别活跃，学生们经常驱赶校长，清华大学的校长当得很狼狈。然而，梅贻琦在清华做了17年校长，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拥护梅校长”。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大家把他安葬在他亲自创办的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后改称新竹“清华大学”），他的墓地被称为梅园，一年一度，新竹清华人都会举行盛大的祭“梅”活动，以纪念这位杰出的教育老人。
　　梅贻琦受到清华师生如此崇敬，当然与他确立的“教授治校”的清华传统有关。在清华，做一个好教授永远是最神气的，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还说：“我这个大学校长是帮教授搬凳子的。”不过，有一点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梅贻琦之所以影响巨大，也由于他崇高的道德操守。
　　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有着极强的规则意识。1938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了西南联大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先生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对别人坚守规矩，对自己的子侄更不例外。当年，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因为成绩不合格，一个去了北洋大学北京分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一个去了燕京大学。梅贻琦做了那么多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凭个人关系录取过一个“自己人”。他曾嘱咐秘书和负责招生的老师，凡要求破例录取的信件，不必转给他本人，一律按规定办事。


　　梅贻琦特别廉洁，首先是使用公款非常节省。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介绍：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的车或别人的车。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此时恰好又有个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想到乘邮政汽车可以给公家节约两百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了飞机票。
　　梅贻琦非常鄙夷化公为私的行为，宁可委屈自己，也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20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寄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千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六百。1962年，梅贻琦在我国台湾去世，身边的人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数目，一笔一笔，分毫不差。
　　现在一些大学校长常常为人诟病，官僚气、势利、以权谋私、浪费、学术腐败都是其显见的病灶，他们与梅贻琦等过去的校长的区别，既体现在学识上，更体现在个人操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