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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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娜拉”们走出家庭,来到校园,走向社会,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经历的顿挫与困厄,演绎着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女子月刊》主编黄心勉以牺牲母职为代价,为追求人生事业而英年早逝.南京国民政府上海教育厅工作者绿萍为平衡家事与职业的关系,一方面聘请乳娘照料孩子,另一方面其女性亲属及丈夫也共同参与育儿,使她脱离了琐碎家务的羁绊,从而实现了女性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合一,并探索出建构民国时期家庭福利的经验模式.女作家苏青敏感地意识到男性话语权的隐形控制,为冲破女性角色之于社会角色的藩篱与桎梏,她在表达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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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娜拉”们走出家庭,来到校园,走向社会,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经历的顿挫与困厄,演绎着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女子月刊》主编黄心勉以牺牲母职为代价,为追求人生事业而英年早逝.南京国民政府上海教育厅工作者绿萍为平衡家事与职业的关系,一方面聘请乳娘照料孩子,另一方面其女性亲属及丈夫也共同参与育儿,使她脱离了琐碎家务的羁绊,从而实现了女性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合一,并探索出建构民国时期家庭福利的经验模式.女作家苏青敏感地意识到男性话语权的隐形控制,为冲破女性角色之于社会角色的藩篱与桎梏,她在表达母性书写的同时,通过争取经济自主权确立了女性主体性身份.至于广大普通女工,则因工作时间长、工资薪酬少等因素,挣扎在生存的温饱线上,无暇顾及儿童的科学教养问题.由此可见,母亲角色与女性角色分离后的重构,既需要发挥女性本人的主观能动意识,也离不开客观条件即女性福利与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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