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这场风波的是什么样的文物图片和资料呢？
　　4月6日，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举行的通报会上，秦杰向媒体展示了自己收购的3000余件“国博文献”，包括黑白及彩色照片共1800张，涉及23个门类。其中，以文物保管袋作为包装的照片有643件，提借凭证有600件，中国革命博物馆国博由历博和革博合并组成提借复制品凭证6本和账本1册。内容涉及国家博物馆散落的文书、人事卷宗、文物领取借出凭证、文博专家们的老照片、文物账目、文物记录、文物图片及底片、专用文物资料袋等。秦杰表示，除了这些以外，他还有超过两倍的资料尚未整理公布。
　　现在秦杰的家里已经摆满了一摞摞牛皮纸小口袋装的文物照片和底片，口袋上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保管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部”等字样。有的口袋上还有钢笔或铅笔手书的“馆”字编号，寄件人的地址分别来自深圳、福建、辽宁和北京。
　　秦杰称他购得了196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借文物凭证》单据四五百张，提借文物凭证表格上的藏品号、名称、提取日期、库房点交人、文物提借人、保管部主任签字等内容，大部分填写完整。
　　在所购得的数百张黑白、彩色照片中，有拍摄实物的，也有翻拍出版物的。内容包括敦煌经卷和古代瓷器、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兵器、金银器、珠宝首饰、人物画像、石刻、古印、家具等13个艺术门类。这些照片和底片都保存非常完好，拍摄的日期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秦杰承认自己购得第一批老照片时，并没有将其与国家博物馆扯上关系。但三次交易之后，他发现这些老照片中有非常精美的文物图片，他想，这些文物照片不是外人能轻易拍到的，只可能出于文博最高系统。
　　而且，秦杰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一张《陀罗尼经咒》。《陀罗尼经咒》其实是一张印有经文的纸，出土时纸被卷成捻，放在铜器之中。经研究，这件《经咒》被确定为唐朝初年的，从而把中国雕版印刷起源提前到公元7世纪。而在那之前，中国最早雕版印刷实物是公元9世纪的《金刚经》，现在英国。秦杰说，古籍爱好者都迫切希望得到一张清晰的《陀罗尼经咒》照片。他已经找了10多年。而这张照片中所显示的《陀罗尼经咒》正是被卷成捻，放在了铜管半圆形铜器内。1973年，带有年款的汉字《陀罗尼经咒》就藏在国家博物馆。《陀罗尼经咒》直径只有33公分，必须是最高文博系统的人才有机会接触到。更令他惊奇的是，这张照片的背后还附有非常专业的附件，是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发现《经咒》后呈报国家博物馆的文件。
　　期间，他在潘家园又有了更大的发现，革命博物馆《外复文物账册》（三库存）；1959年前后，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取文物复制品的凭证；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借文物凭证，以及国家博物馆的相关文书和人事卷宗等，一件接一件地浮出水面。
　　然而，这些“国博文献”并没有得到国博方面的认同。国博宣教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至今也还不能确认秦杰手里的东西是不是国家博物馆的。对于它们是否属于重要文献资料，更无从定论。另外，从国博知道该消息以后，便对馆藏文物、文献和账目都进行了清点，无一流失。包括革命博物馆《外复文物账册》（三库存）的原件就完好地保存在国博。此外，这位负责人表示，秦杰所提供的照片大部分是翻拍出版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物图片，不是对文物直接拍摄的，这种翻拍的文物照片没有文献和档案价值。至于装文物的保管袋并不是国博自己生产的，很难说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到市场上去的。最后他向记者抱怨，国家博物馆在这起事件中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不情愿地卷入了一场炒作。
　　另据一位从国博退休的老专家介绍，国家博物馆列入永久保存的资料，是严格封存并妥善保管的。属于长期保存和短期保存的文件，在逾期后会通过滴酸等办法销毁。潘家园出现的这些资料绝对不是从文献库流出的，有可能是相关行政部门的废弃资料或者工作人员办公室里的东西。
　　秦杰发现的这批文物图片和资料究竟有文献价值，还只是一般的收藏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国博已经退休的研究员孔祥星（1965年至2000年在国家博物馆及其前身历史博物馆工作，其间两次担任副馆长）曾表示，在他看到的“国博文献”中，“没有够得上‘档案’或‘文献’的东西”。但是秦杰认为，国博应将文物、文献与重要的研究资料等同对待。
　　也许旁观者清，记者就这些文物图片和资料的价值采访了一些收藏业内人士。北京老照片收藏家刘鹏告诉记者，从照片收藏的角度看，文物照片的艺术观赏性不强，但是如果所拍文物是特别珍贵的，照片还是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另外，一些专门收藏历史文献资料的收藏者对这些文物账目、复制品的凭证好像并不太感兴趣。文献史料收藏者汪先生认为，文献史料看重的是能够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题材的系列藏品，如果这些文物资料能够记录国博前身的某个历史过程，那就有一定的价值，如果只是博物馆日常工作中的简单记录，就谈不上什么收藏价值。
　　一位曾与国家博物馆有着密切关系的收藏家认为，从各种报道判断，这些东西曾经属于国家博物馆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们很可能只是以前历史博物馆日常工作的程序和记录。在信息化、数字化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资料对于博物馆而言大概没有永久保存价值。他猜测，这些东西很可能是在国博搬迁过程中被扔掉的。
　　不过也有藏友认为，如果这些东西对国博而言真的没有价值，那么国博对废弃资料的处理也显得不够严谨——有没有经过严格筛选，有没有完整的处理程序？既然民间收藏者对这些东西可能有兴趣，为什么不让收藏者遴选一番呢？
　　至此对于这些文物照片和资料的出处，秦杰由一开始的联想、猜测，到后来他的态度已经很坚决，“铁证在此，不容抵赖。最多就是管理疏忽，有什么不能承认的？”秦杰认为，有可能潘家园的商贩在国博搬运文物时，昼夜蹲守，夜间搬运人员不免会有所疏忽，使文献外泄。面对国家博物馆关于他一直没有与国博进行过正面接触的质疑，秦杰也以一个“我不回答，没兴趣”答复了记者。但秦杰说的一句话足以表达他的心情：“这充其量就是个工作失误，不要躲躲藏藏！”
　　
　　文博管理之失
　　
　　秦杰手中的文献是否真正来自国博？秦杰手中的文献资料价值几何？是秦杰在自我炒作还是国博在推诿责任？虽然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可以从这一事件中，引发出对博物馆管理的若干思考。
　　2001年，新疆博物馆27件馆藏文物失踪一案告破，竟然是由该馆原考古部副主任、副研究员黄小江做内应，以“借”为名，倒卖给文物贩子。
　　2002年，甘肃古浪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临时文物库房房顶瓦片被犯罪分子揭开，存放文物的6只大木箱锁被撬，其中的79件文物和资料品全部被盗。有3件是国家二级文物，50件是国家三级文物，4件是一般文物，除此之外，还有22件珍贵资料品，馆藏精华被洗劫一空。据了解，当时，古浪县博物馆共有文物藏品1279件。为妥善保存这些文物，甘肃省计委和甘肃省文物局斥资为古浪县博物馆修建了一座80平方米的标准化文物库房，文物随即搬入标准化文物库房。后因古浪县因要重建博物馆，将原标准化库房拆除，文物全部装箱搬迁至古浪县武装部弹药库房暂存。但该弹药库房因进行标准化达标活动，不允许继续存放文物，古浪县委作出决定，将所有文物搬至古浪县文化局保管。因此，古浪县文化局腾出相邻的两间办公用房，但既没有进行标准化达标，也没有安装报警设施，只对门窗进行了简单加固，就把一间作为库房，另一间作为值班室投入了使用。由于新博物馆大楼迟迟未能竣工，文物在文化局一直存放至案发。
　　2004年，山西省第二大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的文物仓库4次被盗，丢失钱币6500枚，法帖、经书、料珠、骨饰等其他文物96件。此案于告破后。令人痛心的是，作案者竟是华严中学7名初一学生，均不满14岁。他们在文物库附近房顶玩耍时意外发现文物库天窗，随之跳入玩耍。第二天，小光伙同其他6名同学再次进入文物库，并拿走部分文物和古钱币到附近古玩市场卖掉。随后3个月内，这7个作案人就不定期地交叉进入文物库“拿”走文物，以极低的价格卖出。比如古钱只卖20元钱1斤，其他文物也大都是几十元钱一件。他们把这些钱都用于上游戏厅，买雪糕，吃羊肉串等。及至博物馆报案当天警车赶来时，文物库房顶上还放着8件未及卖出的文物。
　　另外还有，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李海涛监守自盗长达10年才得以败露；湖北荆门博物馆原党总支书记、副馆长与文物贩子勾结，炸墓掘宝，倒卖馆藏文物；湖北省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九鼎八簋”被资质不合格的装修公司承揽的工程砸损；国家级爱国主义示范基地福建省福州市的侯县祥谦陵园108件珍贵名人字画发生霉变……
　　当前，一些博物馆在藏品保护、管理方面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某些博物馆，特别是一些老馆、大馆，由于筹建历史长，藏品来源渠道庞杂，人员变化频繁等客观原因，造成“家底不清”，大量文物进入博物馆以后就束之高阁，忽略鉴定、登记、存档工作；比如某个国内公认的，无论软件硬件在全国都算出类拔萃的博物馆，仍有几万件藏品没有鉴定，也没有展示。
　　二是长期以来，博物馆的藏品管理不规范，主要体现为人治管理，主管领导一言堂，账目、文物、钥匙“一把抓”，同时上级领导部门对博物馆领导的监督与考核也不够专业；有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太差，以至失职渎职。工作人员各管一摊，每人只清楚自己的情况，当事人在时，能说清楚，人员发生变动时，其他人员就不清楚该库情况，缺乏必要的、细致的交接手续。
　　三是一些博物馆的账目混乱，将藏品分为“账内”与“账外”，所谓“账外”即当时认为文物价值不大的藏品，没有考虑到这些也是国家财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提高，这些藏品也有固有的文物价值，也能产生社会效益，但却对其疏于保护和管理。
　　四是很多博物馆对藏品的保管措施不科学，没有根据藏品的种类、级别、质地等，采取不同的保护和管理措施，而是对所有的藏品都使用一种方式，不利于藏品的保护和管理。藏品管理不善给博物馆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
　　目前，因博物馆管理不规范而发生的文物犯罪主要途径大致有两条：一个是用仿制赝品换出真品；另一个是把没有登记入账的文物私自带出。
　　那么，应该如何杜绝因博物馆的管理漏洞而造成的文物犯罪呢？首先要制度化、规范化。一个规范的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一般要有六、七个人管理，一人负责记账，二人以上并有保卫人员陪同方可进入库房；管理人员对库房实施24小时监控，库房的钥匙要分开保管。但任何好的制度都不能杜绝个人行为，个别人不会以某些案件为戒，相反他会觉得社会上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入得宝山，岂能空手而归。
　　所以，尤其重要的是还要对管理人员进行职业培训和法治教育，强化他们对文物和文物工作的热爱和责任心，防止博物馆内部人员的监守自盗行为。
　　目前博物馆并不缺乏文物管理、保护方面的制度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工作人员守则》、《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等制度法规都已出台多年。中国文物从出土到馆藏，从字面上讲目前都有较为放心的制度，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切实执行。目前中国博物馆立法虽然还不尽完善，但如果现有法律、制度得到切实执行，诸多问题也就不会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