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航大學毕业后就在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工作，所以当问起“你到底有多少本书”，史航摇头：“当终日面对几十万册的书籍，再回头看个人书柜时，就没有什么值得盘点的了。”他说，“我只需要知道有足够的、还没来得及看的书，我就心满意足了。”
　　若非要计算，上次搬家，他大概用了250个大号纸箱。“现在可能需要400个了。”即便如此，他不会交换、更不会卖掉书籍。他的家中除了一些重要的签名本，或纸张脆弱的旧书会较为珍惜外，没读的、正读的、需重读的，书搁得到处都是，“有时候找不到某本书，我就再去买一本。”
　　史航的第一本连环画是波兰作家显克维支的《十字军骑士》，第一本真正的读物是《神奇的网》，都是攒零用钱买下来的。“《神奇的网》影响了我一生。”17岁离家求学，他开始用各种方式省钱或者赚钱买书。1988年至今，他买新书、二手书、签名本、写真集、版画、海报……购买习惯也更多地集中于线下，利用碎片时间买书：在书店做讲座会提前或者晚走逛逛;时间充裕就去潘家园买旧书，路过中国书店去站一站;去各地出差，也会直奔当地的旧书店，买别处买不到的地方史志。他还会淘一些二手书和签名本，但不会在网上买新书，“我尤其不能容忍在书店看到名字、转头在网上买打折书这种行为，我觉得，还是要支持实体书店。”
　　史航的书柜里最多的是历史书，管理学和成功学是他的“禁区”，“偶尔别^会送我，但我基本上不会看。”每当遇到真正的好书，他常常忘我。和好朋友止庵在日本，正聊着天儿，他忽然看到止庵身后有一本日本诗人西条八十的书信集，马上找到老板把它买下，“在一个最会买书的人（止庵）眼皮底下，得到了特别想要的东西，成就感爆棚。”2008年，他在香港遇见了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当时尚未在内地出版，他也并不知晓东野圭吾其人，只被“献身”二字打动便买了下来。回到北京家中，趴在床上读完了这本小说，“读到难过处，还哭了很久。”
　　趴在床上，或者坐在桌子旁;开着电脑，随时敲一点儿读书笔记——这是史航日常的读书状态。他不喜欢断续的阅读，所以会给书贴上便利贴，集中读完后再一—进行摘抄。不在家的时候，他的阅读随时一开会前、等人的空当;随地——咖啡馆、饭店，“我不会开车，也丝毫不会受到堵车影响，因为我手里有书随时看，而且奇怪的是，我在车上看书也不晕车。”早些年，他几乎一天一本书，如今自嘲“看书速度已经退化到令人羞耻的程度，可能一周都没读完一本”。
　　“很多人在赶路，我是宅人。我用书砌了街垒，却不是为了战斗，还经常爬出去看别人家的风景。”史航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多少成就但有乐趣的读书人，一个懂得为好东西高兴的读书人，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始终保持好奇心的读书人”。

史航的私人书单

　　近期最喜欢读，张广天的《南荣家的越》，这位音乐家、戏剧人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的几部长篇中，这本我最喜欢。以一个死者的角度写了宋朝、元朝，包括金国历史、纸上山河、阴阳对话，是一本非常玄妙的奇书。
　　最近重新对张伯驹有了兴趣，又找了一大摞相关资料书籍来看。
　　每年都会重读金庸的小说，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台湾作家高阳的历史小说，王朔的小说，唐鲁孙的怀旧随笔。
　　最近重读的是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回忆录;森见登美彦《有顶天家族》，休闲阅读首选;汪曾祺《聊斋新义》，有出版社想重新出版，约我写评注文章，我觉得汪老的文章不需要我来注解，但趁机我又重读了一遍。
　　特别想读、但暂时没通读，国内经典的话，比如《史记》《战国策》。《五灯会元》我也只是摘抄一些，没有通读过。国外经典的话，比如《荷马史诗》，是年少时看过的少年儿童版，成年之后就一直没有看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圣经》也从来没有读完过。
　　“人生有些事，其实很难说清——它有宿命的道理，”韦力说，“藏书也是如此。”生于60年代，爷爷是位秀才，常常给韦力讲历史故事，加之彼时书籍匮乏，让他对古籍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渴望。80年代，书店里的书渐渐多起来，他总是很兴奋地隔着柜台、伸长了脖子看书架上的书名，请店员取下来，翻一翻。光看不买，经常收获白眼。
　　“北京开放古旧书市时，我开始拼命买书。”那是1981年底，所有书一律5毛钱一本，他一口气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书，“当时不懂版本的价值，现在看那些大多是残本。”后来书市的书越来越贵，最后干脆不开了;到了90年代，古籍拍卖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书市场的格局。“好书大多流入拍卖，价格越来越高，作为买家你也只能接受这样的交易方式。”
　　“好书不便宜”这个道理，韦力早就明白。读高中时，他每天骑车路过书店，看到橱窗里摆着—套《古文渊鉴》，标价80元，他每天的午饭钱是3毛。他跟家里说，3毛吃不饱，得要5毛。“陆续凑了3个多月，终于凑齐。”这3个月，他一直悬着心，生怕被别人买走，“还好，因为太贵一直都没卖出去。”看到他买，店员非常吃惊，最后还打了9折，“我第一次知道，书还能打折。”
　　藏书人，或者说收藏家，共同的特点便是“有贪念”。“得一而足”的人搞不了收藏，只有始终不满足、喜新且不厌旧的人，才能拥有蔚为壮观的藏品。韦力的收藏中，珍品极多，“古书并非是成本加利润的概念，它是人为形成的价值。就像不能以宣纸和染料的价格来计算一幅名画的价值—样。”他曾在北京五环外村里遇到了郭沫若和闻—多合著的《管子集校》，“它躺在一大堆旧书中，卖书人给一堆书开价两千块。”爱书如他，给出了符合书籍价值的价格：30万。那人愣了一下，表示自己要和妻子商量后再决定。但第二天韦力得知，有人以30万零两千的价格，买走了那本书。“人生中很多事都是如此，它注定与你无缘。当然，可能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韦力为近20万卷古籍精心分门别类，打造书柜，“看一个人是不是爱书的藏家，看书柜就知道了。真正藏书爱书的人，书柜都是不配套的。”因为书是日积月累的，书柜自然也不能一次成型。韦力北京的藏书地有五六种不同样式、材质的书柜。20年前为了藏书，从越南采购的黄花梨木打造的专属古书的书柜，是他自己找厂家设计的尺寸，至今妥帖坚固。书柜的衬板是樟木材质，书的夹缝中也会放樟木球的纸包。
　　对于古籍，他将它们分为“藏书”和“用书”。对于藏书，他遵循传统：书和人不在一起，书库无火无水。至于用书，他的住处设有书房，近期想看的书籍都可以找到。
　　除了通过各种渠道收书，韦力还会天南海北地探访藏书楼。20年前，他便在苏州丝绸厂内找到了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楼，却因种种缘故无法参观。几年前，他得知丝绸厂已经拆除改为酒店。韦力又去探访见到酒店经理，“他宁可牺牲经营面积也要恢复一部分藏书楼，这让我特别感动。”
　　更为人熟知的是他寻访古书被石碑砸中脚背，因持续感染，遭遇截肢、经历生死的故事，“人生无常不是说说而已。”从那之后，他便有了更大的紧迫感，“想做的，就赶紧做。”他一直坚持写书，如今更是每天从傍晚读资料到深夜，把重点画好，白天用。“我写的书都与古籍有关，一定要句句有出处、字字有来历。”
　　从寻书、藏书到写书，韦力形容自己是个“痴人”。30多年的经历，他始料未及，但也收获丰盈。“说到底，无非是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我以爱书为乐，读了那么多书，收藏了这么多有价值的古籍，并且它们会经我手得以保存和流传，我很高兴。”
　　他也清楚这些流传过不知多少代人书架的古籍，终将流向更多书架。“我只是在这短短几十年中保管它们”，当他面对“为何不卖藏书”的询问时，他也态度坦然：“卖书没什么不高尚的，书就是商品。但我不卖藏书是事实，因为我给自己的内心留了一处角落，无关利益得失，只有喜爱。”但他更清楚，“如果真的有一天我需要钱了，我也会卖书。”

韦力的私人书单

　　首先阐明，今时不同往日。以前资讯不发达，所以会有人给年轻人开书单，建议他们阅读对身心有益的读物。但现在是网络社会，任何你想要的信息都可以检索到，所以我个人觉得，喜好什么，就读什么。
　　至于我自己，第—是“读书解颐”，享受读书的乐趣，比如最近会读读《世说新语》中的段子。第二是“读书为用”，读些写作中需要用到的书。比如我最近在写一本和绘画史有关的书，那么就在读不同作者撰写的《中国绘画史》，以及相关的书籍包括《中国人物画史》《中国花鸟画史》等。
　　提起西四红楼电影院，不少老北京人都不会陌生。曾经的“网红”电影院2012年因老旧停业，亟待改造。未来将何去何从，成了不少人关心的话题。而西城区文委也一直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其中有很多老教授们，联想到家中藏书众多，甚至有很多早年的专业研究书籍、珍贵的手稿笔记都放在那儿蒙灰，太可惜了——能不能有个空间来妥善安置，重新发挥它们的作用？
　　想法、需求，甚至是情怀，这一切都在热烈地萌芽。于是，经过四年多精心讨论、设计和打磨，将古代藏书文化与现代阅读习惯融为一体的红楼公共藏书楼，最终诞生了。

　　作为国内首家公共藏书楼，这里有充满现代设计的三层藏书环廊。将影院改造为如今新形态的藏书楼，自然不容易。藏书楼的刘院长说，以老影院为主体，设计师们集合了藏书、阅读空间、访谈室、休闲区等多种概念，将功能分区一—安排妥当，“原来的影院观看区，变成了阅读兼藏书空间;放映室改为访谈室;西楼改为咖啡区;东楼为名家藏书，供学者和研究人员做研究使用;至于暂用作办公空间的北楼，未来将打造为专项沙龙讲座区。”
　　自2018年世界读书日开放以来，慕名而来藏书楼的人们越来越多，这其中有普通百姓，也有专家教授。藏书楼设有专家委员会，对书籍进行筛选和入库，“筛选的标准第一是审核大改内容，难免也会遇到盗版书、破损严重的书籍。”至于书籍重复与否，倒不在拒收范围，“同样都是《红楼梦》，大家拿来的版本、时期不同，但都是爱心的体现。”

紅楼公共藏书楼：阅读可以是一种生活

　　曾有一位现居江西、从小在西四附近长大的老先生，网上看到藏书楼的信息后，假期特地从江西飞回北京，将家中藏书悉数搬来。这其中，有他自己的，还有他90多岁母亲的书，甚至还有祖辈的藏书。
　　和把书籍捐赠到其他地方、却不知未来去向不同，红楼公共藏书楼尤其尊重书的来源，“谁的就是谁的”，无论是捐赠，还是托管，一旦入库，都会被打上“某某藏书”的字样，然后再供人们阅读、借阅或购买。刘院长说，迄今为止，藏书楼已经接纳了8万多册藏书，日均人流量300人左右，“空间里所能容纳的书籍存放量，至少可达12万册左右。如果未来的藏书接近了这个上限，我们将会有选择地淘汰掉一些——比如那些从未有人借阅过的书。而这些书可能会被转移到其他的阅读空间，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
　　时下，传统模式的图书馆略显乏力，新型模式的书店更注重商业运营，但藏书楼秉持着“众藏、共阅、分享”的核心理念，让知识更纯粹地流动起来，“很多人把家族的藏书都放在这儿，他和他的后代同时讲述着书背后的故事，而这些藏书的阅读者也因此被联结到一起——书真真正正变成了精神家园。”

　　时至今日，藏书楼里总能遇见不少来捐赠的人，有学生，也有推车而来的长者。但凡爱书之人，有了这样的机会，便总想将这种精神传播开来。对于藏书楼的未来，刘院长有颇多愿景：“期待随着宣传力度的扩大，有更多的名家藏书可以加入进来，把藏书背后的故事讲透，引入更多专业化的知识。”
　　最近，藏书楼正在着手准备一个主题为“恢复经典”的系列讲座，“传统的即是永叵的。我们想在这个时代把经典的作品、作者或者相关的研究学者集合起来，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对话和交流。”刘院长说，“这一切，都是希望能够更多地引导阅读，让它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