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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季，政府强化了对各类“违禁”书报的检查，对宣传革命类书报的查禁尤为严厉，其中对《民呼日报》的查禁，是严禁政策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案件。通过与租界当局的联合行动，清政府逮捕了该报创办人于右任，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审讯，最终迫使该报停刊。
[关键词]清政府，《民呼日报》，查禁，租界
[中图分类号]K25 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25-06
一
近代中国，上海、广州、北京、汉口为报业最为发达之区，亦为政府控制报业最为严密之地o。革命党人于右任于上海创办的“竖三民”影响甚大，其中《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皆先后遭到清廷查禁，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关于“民呼报案”“民吁报案”，至今尚少见专题研究，于此，本文拟对“民呼报案”作细致的考察。
《民呼日报》(下文一律简称为“民呼报”——本文作者)是于右任于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创办的。该报采用集资方式，出资入主要有庞青城、柏小鱼、张人杰等，于右任任社长，撰述人除于右任外，尚有陈非卿、范光启、王无生、吴宗慈、戴天仇等。但是，两个多月后，护理甘督毛庆蕃以该报挟嫌侵吞赈款，致电沪道蔡乃煌要求严查。同时，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朱云锦、已故上海道蔡钧之子蔡国桢、新军协统陈德龙等向会审公廨指控该报毁坏名誉。该报主笔于右任被拘捕。在清政府及租界当局的压力下，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该报在创办92天后被迫停刊。
那么，清政府为何要查禁民呼报?民呼报被指控的罪名有二：一为侵吞赈款，一为“毁坏名誉”。但此皆为诬陷。清政府查禁民呼报的真实原因在于该报揭露官场、宣传革命，是一份革命报刊。民呼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自创刊起，该报就对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发起猛烈的攻击。其创刊号社论阐释了该报创立的原因及宗旨：“第念我同胞三千年来，已受扼于独夫民贼之手，莫或一伸，而今者又并区区言论权亦不可得，爰用愤激纠合同志，创为此报”，“以巩人民之藩篱，使官吏无所施行其伎俩者，其道匪一，而要以舆论为之先驱”，“自今以往，凡向其所欲言而不敢言、不能言、不忍言者，皆将于是乎昌昌大言之”。民呼报言论激烈，对于贪官污吏的攻击“不遗余力”。尤其是报道甘肃等地的严重灾荒，痛陈灾民悲苦之惨状，揭露甘督升允只顾个人保官，不管人民死活，三年匿灾不报，田赋不免；天灾人祸造成赤地千里，树皮草根剥掘殆尽，以致饥民“易子而食”；求生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抢米劫粮。民呼报还坚决支持各地人民争路权、争矿权的斗争，猛烈抨击清政府的媚外政策。该报甚至还在附张《民呼日报图画》上载有一幅漫画，画的是清廷官员把一只烤好了的，上面写有“中国”字样的乳猪，拱手送给几个外国人，与之相对照的是一个清吏凶神恶煞地持刀削割中国人民的肉。清廷对内残暴酷虐、对外卑躬屈膝的嘴脸暴露无遗。
民呼报的这种宣传，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未出版而预订者已及数千份”，出版后销量亦甚佳，“出世以来，为时仅阅三月，销行已逾万纸”，故而产生巨大威力：一方面“自民呼报出世，而社会之视听正；亦自民呼报出世，而国民之正气振”；另一方面使“权奸丧魄，远近寒心”，“民气为吐，实中国报界所未曾有”。一些青年学生因受该报之影响而倾向革命。民呼报的此种宣传、此种影响自然被满清官吏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屡受攻击的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率先发难，于宣统元年六月十一日致电沪道蔡乃煌，谓：“《民呼日报》馆内所设之甘肃筹振公所收款不多”，意即甘肃筹赈会有侵吞赈款嫌疑，从而要求蔡乃煌转札公共公廨“查明细数，勒令解清”，“如有侵吞情事，应行按律严惩，如无侵吞实据，亦即请示办理”。同时，朱云锦、蔡国桢和陈德龙亦以该报“毁坏名誉”为词，向公共租界当局提起诉讼。六月十九日，租界总巡捕房拘捕于右任、陈非卿两主笔，在公共公廨进行第一次审讯。此后共进行八次复审，直至七月二十四日才最后结案。
主持案件审理的是代表清政府的会审公廨谳员宝颐和代表租界当局的英国副领事兼会审公廨陪审官布辣德(Pratt，John Thomas)。案件的审理，围绕着“侵吞赈款”与“毁坏名誉”的指控展开。
民呼报馆究竟有无侵吞甘肃筹赈会之赈款?此为案件之焦点。在六月十九目的初审中，主审人员即就此展开仔细的调查。被告律师称：“甘省灾赈，另有刘道经办，派司账两人管理进出，均有账据，与该报主笔并不关涉”，亦即民呼报馆并无侵吞赈款事，但会审人员以此案“收进振款存根及汇解凭条均未呈案，账目亦未查明”为由，不准于右任交保释放。因甘肃筹赈公所借用民呼报馆地点办公，官方怀疑二者即为一体，故于六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复审中，宝谳员即询问民呼报与甘肃簿振公所账目是否“联合一气”。于右任谓两者并不联合，但筹赈公所部分赈款由报馆账房代交，“情或有之”。稍后，民呼报刊文对此种种情况进行申辩，以释众疑。为何筹赈公所选择民呼报馆馆址为办公地点?该报谓：
当筹赈公所之发起也，本报编辑所尚在宝安里，发行所在四马路，望乎街之房屋虽订租而修理未竣。公所诸人欲择一适中之地为收赈款之所。商酌数日，苦不易得。盖因赈款之踊跃与否尚不可知，而租屋有费，用人有费，赁置器具有费，饮食有费，不敢轻举也。本社总理于君为桑梓大局起见，情愿让屋一间，于是望平街遂为筹赈公所发祥之地。所有饮食、零用皆由本社开支，盖不敢轻动义士捐助之款也。
为何由民呼报刊登筹赈公所收款情况?该报谓：
公所中初经手收款者为徐君翥云。初收之一二日，为数有限，而送者皆要求第二日报纸登出。徐君即转而要求本社，本社允之。因以小样送某报，而皆末登出。推其意非不登也，一日所收者仅有一二宗，不成片断，不能登也。后数日收者日多，而由徐君一人经理，清单开出，即近十钟，由望平街送至宝安里及排出小样送他报即已不及，于是由本报报告遂成为例。此本报登载甘肃筹赈报告之原因也。
可见，民呼报与筹赈公所并无太大关联。民呼报对官方怀疑两者即为一体表示极大陨慨：
民呼报既假屋筹赈公所，筹赈公所之既借居民呼报馆中，谓两者职务人员之情义不相通，原无是理。然不能以情义上之融洽谓两者即合而为一。何也?民呼报自有民呼报之职员、之账目，筹赈公所自有筹赈公所之职员、之账目，两者欲牵合不得也。
但是，会审人员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筹赈公所有数宗款载明交给民呼报馆，因而提出质疑：为何不交接纳存款的一林丰号?对此，该报作出如下说明：
当徐君(指公所收款人徐翥云——本文作者按)初收款时，本独住望平街(即今之筹赈公所)，而所收之款当日不送出，即刻不能离，沐浴、应酬亦皆不便。而每日七钟停止收款，统计一日之账，开单送报馆后，早即送款至一林丰，迟则暂寄本馆 账房(因过十钟则一林丰即休息)。以免个人当夜出外之牵挂，故其账中注明“当夜交民呼报账房黄先生手洋几何”。第二、三日即注明“在民呼报提出洋几何交一林丰”。此其在本社暂存之实在原因也。其后本馆账房事务过多，辞之。而徐君即谓一人收款经理银钱，兼管账目，太不方便，于是请西帮商家轮流派人经管银洋。夫使本社移用振款，则今晚存，明日提用之，何益?此不待辨而明者也。
至此，“侵吞赈款案”可谓基本明了。主持案件审理的宝谳员在向沪道汇报案情时，谓民呼报“无侵吞实据”，但“账目含混已可概见，难保其中无弊混情事”，而于右任“既属界限不清，自难置身事外”。沪道在批复中指示，对于此案之处理，“总以俟甘省回电为准”，意即要遵从护理甘督毛庆蕃的意见。
此案尚未结束。会审人员还发现某些赈款账目不清。在七月初三日第五次复讯中，被告解释了为何账目略有不符：“筹振公所之账实有不符，有人账而未登报者，或有已登报而未入账者，皆系司账员系学界中人，未明账情所致。且排字人亦有讹排之处。”七月初五日第六次复讯，主要审理春桂戏园之款为何报上已登出，而账簿内并未列入。被告作如下之解释：“春桂之款因未收齐。是以未曾照登，被告并无不合。”
官方试图从账册中找到蛛丝马迹足以证明民呼报馆侵吞赈款，终未能如愿。但此案既系甘督饬令查究，自不能草率办理，否则，“必受上宪责备”，因此，沪道在给宝颐的禀文中对案件如何处理作出如下指示：第一，民呼报倡办义赈，自应数目清楚，“应于收款登簿之后抄单登报，期于丝毫吻合，皎然不欺”。但该报“已列收数之赈款，而公所未登账簿者竟有九百余元之多”；“账簿已登收数者，总结又复短开二千余元”；“其呈堂清折较账簿结数稍增，亦尚短开一千五百余元之谱”。因此民呼报“系有心朦混，借赈挪移，倘非提案彻查，则实存之数必归侵蚀”。第二，因于右任多次被人指控，“控案累累”，故可见其人“不安本分”，“扰害治安”。第三，民呼报“尚无侵吞实据，姑准从轻议结”。
二
此次民呼报案的审理，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该报是否毁人名誉。因有多人控其毁坏名誉，故会审公廨又多次进行审理。其中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的第三次、第四次审讯专门审理朱云锦控案。双方就民呼报是否毁坏朱之名誉展开激烈辩论。原告律师指出民呼报毁坏朱之名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民呼报六月初十日所登“朱星斋是第八汪大燮”，所载来函其下书列“安徽旅沪同乡公叩”，又加评语，任意谤毁，与路政前途大有障碍；路事费用数目不确；朱云锦“拟稿送请该馆更正，竟置之不理”。被告律师上堂辩称：第一，民呼报所登有关朱云锦之来函是由范姓作者交来登载，今该人可以到堂担任其实，况该函投信之人已签押负其责任。至第四次审讯时，投函民呼报攻诘朱星斋的三位见证人到堂，并“将民呼报毁坏朱名誉各节，逐层供明投函人所担任”。第二，朱云锦送来的更正之底稿较原文长有五倍，而根据报律第八条，“所载应交告白之费”，但“朱吝惜故未登录”，“且范姓亦皖路中之一分子，路事可以宣布”。由此可见，朱云锦控民呼报毁坏其名誉，实乃牵强。
七月初十及十二日的第七、第八次复审，则专门审理蔡国桢控民呼报破坏乃父蔡钧名誉及新军协统陈德龙控该报毁坏名誉案。蔡国桢认为，民呼报登载来函，谓其父被朝廷罢职，此乃毁谤，其真实原因是“故父自怀退志，恳请开缺”，故“并无革耿情事”。被告辩护曰：蔡钧是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奉上谕革职逐回”，这在《京报》与上海各报“均于八月十五日登出”，且“蔡钧系先朝佞臣，煌煌上谕著交地方官严加看管”，因此民呼报所登各节并非毁坏名誉。陈德龙所延律师谓民呼报有三大罪：一是“专事骂人，居心险恶”；二是“毁坏军官名誉”，“为祸尤大”，甚至引起“军心不服”；三是“关碍租界治安”。而被告辩护曰：“民呼所登蔡、陈之事均照来函登载，有投函人担其责任，与陈等均无怨恨，报馆有闻必录，并无不合；况陈事他报亦曾登载。”可见，蔡国桢及陈德龙控民呼报毁坏名誉，亦无实据。
历经会审公廨前后近十次的审讯，原、被告多次唇枪舌剑，民呼报案之案情已真相大白。民呼报因宣传革命，揭露官场贪污、腐朽等种种黑暗现象，得罪丁护理甘督毛庆蕃等。毛庆蕃即指控该报有侵吞赈款嫌疑，要求沪道查究。与此同时，屡受该报揭露之苦的官员朱云锦、陈德龙、蔡钧等人或其家属也向该报发难，控告该报毁坏名誉至今尚无证据表明朱云锦、陈德龙、蔡国桢等是受官方授意而控告《民呼日报》，但此种嫌疑甚大，否则甚难解释为何三人同时指控该报毁坏名誉。从案件的审理过程，我们可以得知：民呼报并无侵吞赈款，亦未毁人名誉。在中西官员的商议下，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会审公廨宣布了此案的最后处理结果：第一，关于侵吞赈款案，其有关账册“弊混丛生”，虽“据悉核呈缴”，但若不经过此次彻底的检查，民呼报馆有“将公款归其私蚀律以挪移”的可能。不过，最终结论是：“振款清缴，尚未侵吞。”第二，关于控告毁坏名誉案，认为该报“报载诸多失实，大乖舆论代表之旨，原告控其损坏名誉不为无因，叠被控发，至再三攻讦。甚而讼狱繁，非地方和平之福。于右任外借公论，内便私图，言是行非。昧良肥己，道听途说，捉影捕风，实非安分之徒，足扰公安之治”，因考虑到“言论萌芽，未宜摧折”，且该报“系初犯，姑予从轻议结”。第三，对于右任、陈非卿的处分：于右任因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无须再行押办，判逐出租界”；陈非卿“饬具安分结存案”后当场“开释”；英副领事布君着将于右任带回捕房摄影留查。
其实，上海地方当局纵然能够认定民呼报侵吞赈款、毁人名誉，亦非其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要民呼报停刊。六月二十九日，民呼报被迫宣布停刊。七月二十四日，主持报务的于右任被判逐出租界。这样，上海地方当局的目的达到。但是，二十天后，民呼报的“孪生兄弟”《民吁日报》又诞生了。
三
民呼报案发生后，国内人们大为震惊，掀起了一轮声讨清政府、声援民呼报的舆论攻势。于右任被押期间，每日有数十读者投书该报表示声援，其中有一联云：“九十期伟论震冠裳，铸鼎燃犀，只缘尽状穷形，卿大夫皆曰可杀；千万载大名留社会，覆巢碎卵，行见销声匿迹，士庶人何以聊生。”可谓道出了广大人们的心声。也有人号召人们起来支持于右任、策应民呼报：
然则策应之道奈何?夫开会也，电禀也，公延律师据公法以争执也，此皆应有之义。然皆诸君所能知能行，毋庸仆赘者也。兹仆所望者则窃愿吾国民、吾报界仍以吾唯一之天职，即所谓舆论者持以为后盾是也。此讼案不致决裂则已。若竟终不能胜压力也，则吾国民、吾报界皆宜速抉该报所以致败之种种方面以遍布于世界，该报所载事实之确者前虽未及，兹亦不妨重录之，以申公论。更愿诸为舆论之国民与诸主笔，从此更化身千百万，——身中 出——舌、——手以力争舆论之真价值，则此监督行政之目的，庶几不破坏乎?
其时，“舆论界如《神州日报》《时报》《东方杂志》等，皆对会审公廨不公正的判词，为严厉的批评”，其中《时报》对会审公廨判决之公正性提出质疑，谓：
民呼日报案，为赈款也。曰赈款未侵吞，是民呼日报无罪也。民呼日报案为朱、陈控毁名誉也，控毁名誉，仅曰不为无因，是民呼日报未定罪也。民呼日报何罪?于、陈何罪?而乃至于押一月余。至于逐出租界，至于具不开报甘结?
报界甚至认为此次民呼报案实关乎中国舆论之前途：“舆论之兴也在此一日，輿论之败也，亦在此一日。”政府“摧折言论萌芽”如此之“大刀阔斧”，广大人民“今后之言论权更何在?”也有人对控告民呼报的各位原告进行点评，斥之为“现世伟人，能牺牲其身以塞舆论”。文曰：
陈得龙做原告最值，得此辈所求不过得差使，控告亦算差使。所求不过得劳绩，控告即是劳绩。至于得罪国民四字，不配置念，故曰最值得。
蔡和甫之子做原告亦值得。蔡和甫之名誉已经先朝谕旨剥夺，今其子得罪舆论，重提乃父之罪状，虽不免过则归亲，然益彰景皇帝瘅恶之明，未始非善则归君之道。至于为人鹰犬，或稍有提挈之利，故曰亦值得。
朱云锦做原告最不值得。得协理非官委，协理之名誉非官所能保，一作鹰犬，反遭股东明正其罪，从此得罪于一公司之股东者，又兼入于全国国民之脑，受人愚弄，岂不可怜?故曰最不值得。
民呼报虽然败讼，但报案影响却至为深远，对此民呼报发表《局外之评论》一则进行评述：
且此讼即败于民呼，亦未损毫末耳。……民呼本未必不朽也，唯得此而其名乃不朽矣。况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民呼已矣，而安见不有千百之民呼拔帜而起?一于右任去矣，更安保不有于右任第二、第三、第四之卷士重来?若然则亦只令民呼之鼎鼎大名独标海内，于右任之怀宝而来者，终得志而去耳，反对者固安所得哉?
而且，此案之后，于右任的声誉“由此日隆”，“在精神上是胜利了”。于右任等革命党人创办了更多的报刊，对清政府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攻击。故而有人评价曰：“向使无先生之革命报纸，以为革命之鼓荡，则辛亥革命之能否及时成功，实为未知之数。”虽有溢美之词，却也反映了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报等报刊的重大影响。
四
从民呼报的涉案、到历次审讯、再到最后宣布堂谕，此案之处理凸现出如下特点：
中外联合办案。主持案件审理的官员是会审公廨谳员宝颐和租界领事代表——英国副领事布辣德。以中方官员为主”，但布辣德亦发挥重要作用。布辣德参与此案之历次审理，每一处理决定之出台，皆须经其同意。如此案之初审，议决“准将陈飞卿先行保出，于右任不准交保”，便是宝谳员“商之布君”后作出的”、。在六月二十一日的审讯中，宝谳员在与布辣德“会商”后，“令该报馆账房及经办甘振各人即于午后二时半检齐办振簿据到廨查封，听候查核”。七月初三日的审讯，当被告律师询问宝谳员是援引何种法律而将于右任关押两个星期之久时，宝颐“即与英布副领事磋商良久”后进行答复”，。在七月二十四日堂谕宣布后，宝谳员还“商诸陪审西官”，再由英副领事布君“着将于右任带回捕房摄影留查”。
审讯拖沓迟缓。此案并不复杂，为何审讯前后历时一月有余?按照大清报律，官方并无足够理由封禁该报。而沪道蔡乃煌等视宣传革命之该报为眼中钉。必欲除之，故通过拖延此案之审理过程，达到长时间羁押于右任，从而迫使该报停刊之目的。民呼报早已识破清廷官府之伎俩，在于右任被捕一星期之后，该报记者就指出“当道者颇有民呼不停于右任不能出之意”，并谓：“官家痛恨本报已入骨髓，大有不与并存之势，故其最后之对待必以本报存亡为唯一之目的。近复昌言无讳，谓民呼不停，右任万不能释。”民呼报遭官府仇视之“罪”，该报记者归纳为六个方面：纠正官报之罪、排挤官报之罪、毁谤官报之罪、夺官报销场之罪、较官报文理通达之罪、害官报营业恐慌之罪，此亦上海官府一再拖延对此案的审理、判决，以迫使民呼报停刊的原因。尽管于右任在狱中寄出书信，要报馆同仁坚持办报，决不停刊，“至有宁死不停报馆以负阅报诸君之语”，但民呼报各位同仁考虑到“于君者即民呼之灵魂”，“于君不死，即民呼报之灵魂不死，他日必有千百民呼报发生于世界，否则民呼报之名义虽存，安得千百之于君为之建树，为之发挥?”故而表示：“宁使民呼报先于君而死，不愿于君先民呼报而死。”这样，为了保全于右任，该报赶在会审公廨宣布处理结果之前，于六月二十九日发表《(民呼日报)辞世之言》，“与阅者诸君暨天下同胞长别”，民呼报被迫停刊。
控诉自相矛盾。案件的核心问题是该报究竟有无侵吞赈款。而于此，清政府官员之前后判词不一。《时报》社论谓：“……即以堂判论甘肃赈案，其归根结局之言，则曰：赈款清缴，尚未侵吞。夫清缴，不混弊之谓也；未侵吞，不私蚀之谓也。而乃其前则又冠之曰：调查账册，弊混丛生；又曰将公款归其私蚀，一判之中，前后反对若此，虽有非经此番彻查一语，以为之自饰而转圜，而若何私蚀，若何挪移，丝毫未经指实，是其吹毛求疵之心，固已天下而皆知矣!”《神州日报》亦有相似评论：“吾侪所不解者，则前日之堂谕中，其首言筹赈公所事，曰赈款已缴清，则是于、陈为无罪也；曰尚未侵吞，则是于、陈未尝以私人蚀公款也，既曰赈款缴清，尚未侵吞，则于、陈固宜即时开释也，而承审者又回护其词日弊混丛生，私蚀公款，既以于、陈为弊混、为私蚀，则必有以证实其弊混，指明其私蚀者，盖不如此，不足服天下之人心也，顾乃含糊其辞，前之所言者，既如此，而后之所言者，又如彼，但存饰非怙过之心，遂未尝计及以矛陷盾之处，其不解者一也。”
政府不遵报律。《大清报律》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已正式颁行全国，但上海地方当局在处理民呼报案时并不遵从报律，仍以长官意志为准。上海地方当局将于右任“无端而押一月零七天，无端而逐出租界，无端禁止他日借端开报馆”，皆明显有违报律，舆论界甚为不满，故而质问清政府：“吾不知当道所援引者，中国报律耶?抑外国报律耶?吾仍大惑不解矣!”在此案尚未审结，“情事未明”之时，上海地方当局亦有种种违律之暴行，如“于迅雷不及掩耳之顷忽撤销其邮局递寄报照”、“禁内地之销行租界以外”，“且捕及售报之小贩，搜查本报聚而毁之”，等等。民呼报援引局外人评论，对清政府处理此案不合报律之情形进行指责，谓：
外人藐我中国，常自命为文明法律，且英与我首订商约以修改法律，与彼相同为责令之租界参用外人法律之地也，于右任以何事而当被押?赈款皆在案，如有万一之错误，四家票号作保，此种清算之账目，固可以押其人而算其账乎?清算之迟速由官，即拘押之久暂由官，且未卜清算既毕，果即不拘其人否?抑被拘之人果为有清算此账之责者否?其暗无天日如此，乃可以文明法律傲人乎?且此即所以报租界治安而足使住民信任其保护者乎?
长官意志至上。当会审公廨宝颐谳员禀告沪道，谓民呼报并无侵吞赈款实据时，沪道批复谓：此案之最后处理，“总以俟甘省回电为准”，意即要遵从甘督毛庆蕃之指示。当被告律师声称甘赈案并无原告到堂，询问宝谳员“究援何国法律”将于右任关押如此之久时，宝谳员如是答复：“今日道宪连接甘督两电转饬本分府详细查核，若以草率办理必受上宪责备。”沪道蔡乃煌还屡次致电会审公廨谳员宝颐，要求“讯遵批示，从速妥筹来辕，请示候饬发落，毋得擅专”。宝颐拟就此案之最后处理办法后，尚须“禀详沪道蔡观察”。会审公廨原定七月二十二日宣布堂谕，但因“尚未奉批示，故又改期宣布”，后经沪道批准后方于二日后宣布。在《大清报律》颁行后，清政府官员在处理报案时不能不顾及报律，一般都要打着维护报律的旗号，但清政府官员依然普遍视报律为无物，动辄违背报律。报律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官府钳制舆论的工具，而不是保障新闻自由的武器。因此，在报律颁行后，报案之处理，长官意志依然是决性因素。这与报律颁行前无甚差别。
[作者简介]张运君，男，湖南衡阳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新闻史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清政府，《民呼日报》，查禁，租界
[中图分类号]K25 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25-06
一
近代中国，上海、广州、北京、汉口为报业最为发达之区，亦为政府控制报业最为严密之地o。革命党人于右任于上海创办的“竖三民”影响甚大，其中《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皆先后遭到清廷查禁，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关于“民呼报案”“民吁报案”，至今尚少见专题研究，于此，本文拟对“民呼报案”作细致的考察。
《民呼日报》(下文一律简称为“民呼报”——本文作者)是于右任于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创办的。该报采用集资方式，出资入主要有庞青城、柏小鱼、张人杰等，于右任任社长，撰述人除于右任外，尚有陈非卿、范光启、王无生、吴宗慈、戴天仇等。但是，两个多月后，护理甘督毛庆蕃以该报挟嫌侵吞赈款，致电沪道蔡乃煌要求严查。同时，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朱云锦、已故上海道蔡钧之子蔡国桢、新军协统陈德龙等向会审公廨指控该报毁坏名誉。该报主笔于右任被拘捕。在清政府及租界当局的压力下，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该报在创办92天后被迫停刊。
那么，清政府为何要查禁民呼报?民呼报被指控的罪名有二：一为侵吞赈款，一为“毁坏名誉”。但此皆为诬陷。清政府查禁民呼报的真实原因在于该报揭露官场、宣传革命，是一份革命报刊。民呼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自创刊起，该报就对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发起猛烈的攻击。其创刊号社论阐释了该报创立的原因及宗旨：“第念我同胞三千年来，已受扼于独夫民贼之手，莫或一伸，而今者又并区区言论权亦不可得，爰用愤激纠合同志，创为此报”，“以巩人民之藩篱，使官吏无所施行其伎俩者，其道匪一，而要以舆论为之先驱”，“自今以往，凡向其所欲言而不敢言、不能言、不忍言者，皆将于是乎昌昌大言之”。民呼报言论激烈，对于贪官污吏的攻击“不遗余力”。尤其是报道甘肃等地的严重灾荒，痛陈灾民悲苦之惨状，揭露甘督升允只顾个人保官，不管人民死活，三年匿灾不报，田赋不免；天灾人祸造成赤地千里，树皮草根剥掘殆尽，以致饥民“易子而食”；求生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抢米劫粮。民呼报还坚决支持各地人民争路权、争矿权的斗争，猛烈抨击清政府的媚外政策。该报甚至还在附张《民呼日报图画》上载有一幅漫画，画的是清廷官员把一只烤好了的，上面写有“中国”字样的乳猪，拱手送给几个外国人，与之相对照的是一个清吏凶神恶煞地持刀削割中国人民的肉。清廷对内残暴酷虐、对外卑躬屈膝的嘴脸暴露无遗。
民呼报的这种宣传，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未出版而预订者已及数千份”，出版后销量亦甚佳，“出世以来，为时仅阅三月，销行已逾万纸”，故而产生巨大威力：一方面“自民呼报出世，而社会之视听正；亦自民呼报出世，而国民之正气振”；另一方面使“权奸丧魄，远近寒心”，“民气为吐，实中国报界所未曾有”。一些青年学生因受该报之影响而倾向革命。民呼报的此种宣传、此种影响自然被满清官吏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屡受攻击的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率先发难，于宣统元年六月十一日致电沪道蔡乃煌，谓：“《民呼日报》馆内所设之甘肃筹振公所收款不多”，意即甘肃筹赈会有侵吞赈款嫌疑，从而要求蔡乃煌转札公共公廨“查明细数，勒令解清”，“如有侵吞情事，应行按律严惩，如无侵吞实据，亦即请示办理”。同时，朱云锦、蔡国桢和陈德龙亦以该报“毁坏名誉”为词，向公共租界当局提起诉讼。六月十九日，租界总巡捕房拘捕于右任、陈非卿两主笔，在公共公廨进行第一次审讯。此后共进行八次复审，直至七月二十四日才最后结案。
主持案件审理的是代表清政府的会审公廨谳员宝颐和代表租界当局的英国副领事兼会审公廨陪审官布辣德(Pratt，John Thomas)。案件的审理，围绕着“侵吞赈款”与“毁坏名誉”的指控展开。
民呼报馆究竟有无侵吞甘肃筹赈会之赈款?此为案件之焦点。在六月十九目的初审中，主审人员即就此展开仔细的调查。被告律师称：“甘省灾赈，另有刘道经办，派司账两人管理进出，均有账据，与该报主笔并不关涉”，亦即民呼报馆并无侵吞赈款事，但会审人员以此案“收进振款存根及汇解凭条均未呈案，账目亦未查明”为由，不准于右任交保释放。因甘肃筹赈公所借用民呼报馆地点办公，官方怀疑二者即为一体，故于六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复审中，宝谳员即询问民呼报与甘肃簿振公所账目是否“联合一气”。于右任谓两者并不联合，但筹赈公所部分赈款由报馆账房代交，“情或有之”。稍后，民呼报刊文对此种种情况进行申辩，以释众疑。为何筹赈公所选择民呼报馆馆址为办公地点?该报谓：
当筹赈公所之发起也，本报编辑所尚在宝安里，发行所在四马路，望乎街之房屋虽订租而修理未竣。公所诸人欲择一适中之地为收赈款之所。商酌数日，苦不易得。盖因赈款之踊跃与否尚不可知，而租屋有费，用人有费，赁置器具有费，饮食有费，不敢轻举也。本社总理于君为桑梓大局起见，情愿让屋一间，于是望平街遂为筹赈公所发祥之地。所有饮食、零用皆由本社开支，盖不敢轻动义士捐助之款也。
为何由民呼报刊登筹赈公所收款情况?该报谓：
公所中初经手收款者为徐君翥云。初收之一二日，为数有限，而送者皆要求第二日报纸登出。徐君即转而要求本社，本社允之。因以小样送某报，而皆末登出。推其意非不登也，一日所收者仅有一二宗，不成片断，不能登也。后数日收者日多，而由徐君一人经理，清单开出，即近十钟，由望平街送至宝安里及排出小样送他报即已不及，于是由本报报告遂成为例。此本报登载甘肃筹赈报告之原因也。
可见，民呼报与筹赈公所并无太大关联。民呼报对官方怀疑两者即为一体表示极大陨慨：
民呼报既假屋筹赈公所，筹赈公所之既借居民呼报馆中，谓两者职务人员之情义不相通，原无是理。然不能以情义上之融洽谓两者即合而为一。何也?民呼报自有民呼报之职员、之账目，筹赈公所自有筹赈公所之职员、之账目，两者欲牵合不得也。
但是，会审人员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筹赈公所有数宗款载明交给民呼报馆，因而提出质疑：为何不交接纳存款的一林丰号?对此，该报作出如下说明：
当徐君(指公所收款人徐翥云——本文作者按)初收款时，本独住望平街(即今之筹赈公所)，而所收之款当日不送出，即刻不能离，沐浴、应酬亦皆不便。而每日七钟停止收款，统计一日之账，开单送报馆后，早即送款至一林丰，迟则暂寄本馆 账房(因过十钟则一林丰即休息)。以免个人当夜出外之牵挂，故其账中注明“当夜交民呼报账房黄先生手洋几何”。第二、三日即注明“在民呼报提出洋几何交一林丰”。此其在本社暂存之实在原因也。其后本馆账房事务过多，辞之。而徐君即谓一人收款经理银钱，兼管账目，太不方便，于是请西帮商家轮流派人经管银洋。夫使本社移用振款，则今晚存，明日提用之，何益?此不待辨而明者也。
至此，“侵吞赈款案”可谓基本明了。主持案件审理的宝谳员在向沪道汇报案情时，谓民呼报“无侵吞实据”，但“账目含混已可概见，难保其中无弊混情事”，而于右任“既属界限不清，自难置身事外”。沪道在批复中指示，对于此案之处理，“总以俟甘省回电为准”，意即要遵从护理甘督毛庆蕃的意见。
此案尚未结束。会审人员还发现某些赈款账目不清。在七月初三日第五次复讯中，被告解释了为何账目略有不符：“筹振公所之账实有不符，有人账而未登报者，或有已登报而未入账者，皆系司账员系学界中人，未明账情所致。且排字人亦有讹排之处。”七月初五日第六次复讯，主要审理春桂戏园之款为何报上已登出，而账簿内并未列入。被告作如下之解释：“春桂之款因未收齐。是以未曾照登，被告并无不合。”
官方试图从账册中找到蛛丝马迹足以证明民呼报馆侵吞赈款，终未能如愿。但此案既系甘督饬令查究，自不能草率办理，否则，“必受上宪责备”，因此，沪道在给宝颐的禀文中对案件如何处理作出如下指示：第一，民呼报倡办义赈，自应数目清楚，“应于收款登簿之后抄单登报，期于丝毫吻合，皎然不欺”。但该报“已列收数之赈款，而公所未登账簿者竟有九百余元之多”；“账簿已登收数者，总结又复短开二千余元”；“其呈堂清折较账簿结数稍增，亦尚短开一千五百余元之谱”。因此民呼报“系有心朦混，借赈挪移，倘非提案彻查，则实存之数必归侵蚀”。第二，因于右任多次被人指控，“控案累累”，故可见其人“不安本分”，“扰害治安”。第三，民呼报“尚无侵吞实据，姑准从轻议结”。
二
此次民呼报案的审理，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该报是否毁人名誉。因有多人控其毁坏名誉，故会审公廨又多次进行审理。其中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的第三次、第四次审讯专门审理朱云锦控案。双方就民呼报是否毁坏朱之名誉展开激烈辩论。原告律师指出民呼报毁坏朱之名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民呼报六月初十日所登“朱星斋是第八汪大燮”，所载来函其下书列“安徽旅沪同乡公叩”，又加评语，任意谤毁，与路政前途大有障碍；路事费用数目不确；朱云锦“拟稿送请该馆更正，竟置之不理”。被告律师上堂辩称：第一，民呼报所登有关朱云锦之来函是由范姓作者交来登载，今该人可以到堂担任其实，况该函投信之人已签押负其责任。至第四次审讯时，投函民呼报攻诘朱星斋的三位见证人到堂，并“将民呼报毁坏朱名誉各节，逐层供明投函人所担任”。第二，朱云锦送来的更正之底稿较原文长有五倍，而根据报律第八条，“所载应交告白之费”，但“朱吝惜故未登录”，“且范姓亦皖路中之一分子，路事可以宣布”。由此可见，朱云锦控民呼报毁坏其名誉，实乃牵强。
七月初十及十二日的第七、第八次复审，则专门审理蔡国桢控民呼报破坏乃父蔡钧名誉及新军协统陈德龙控该报毁坏名誉案。蔡国桢认为，民呼报登载来函，谓其父被朝廷罢职，此乃毁谤，其真实原因是“故父自怀退志，恳请开缺”，故“并无革耿情事”。被告辩护曰：蔡钧是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奉上谕革职逐回”，这在《京报》与上海各报“均于八月十五日登出”，且“蔡钧系先朝佞臣，煌煌上谕著交地方官严加看管”，因此民呼报所登各节并非毁坏名誉。陈德龙所延律师谓民呼报有三大罪：一是“专事骂人，居心险恶”；二是“毁坏军官名誉”，“为祸尤大”，甚至引起“军心不服”；三是“关碍租界治安”。而被告辩护曰：“民呼所登蔡、陈之事均照来函登载，有投函人担其责任，与陈等均无怨恨，报馆有闻必录，并无不合；况陈事他报亦曾登载。”可见，蔡国桢及陈德龙控民呼报毁坏名誉，亦无实据。
历经会审公廨前后近十次的审讯，原、被告多次唇枪舌剑，民呼报案之案情已真相大白。民呼报因宣传革命，揭露官场贪污、腐朽等种种黑暗现象，得罪丁护理甘督毛庆蕃等。毛庆蕃即指控该报有侵吞赈款嫌疑，要求沪道查究。与此同时，屡受该报揭露之苦的官员朱云锦、陈德龙、蔡钧等人或其家属也向该报发难，控告该报毁坏名誉至今尚无证据表明朱云锦、陈德龙、蔡国桢等是受官方授意而控告《民呼日报》，但此种嫌疑甚大，否则甚难解释为何三人同时指控该报毁坏名誉。从案件的审理过程，我们可以得知：民呼报并无侵吞赈款，亦未毁人名誉。在中西官员的商议下，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会审公廨宣布了此案的最后处理结果：第一，关于侵吞赈款案，其有关账册“弊混丛生”，虽“据悉核呈缴”，但若不经过此次彻底的检查，民呼报馆有“将公款归其私蚀律以挪移”的可能。不过，最终结论是：“振款清缴，尚未侵吞。”第二，关于控告毁坏名誉案，认为该报“报载诸多失实，大乖舆论代表之旨，原告控其损坏名誉不为无因，叠被控发，至再三攻讦。甚而讼狱繁，非地方和平之福。于右任外借公论，内便私图，言是行非。昧良肥己，道听途说，捉影捕风，实非安分之徒，足扰公安之治”，因考虑到“言论萌芽，未宜摧折”，且该报“系初犯，姑予从轻议结”。第三，对于右任、陈非卿的处分：于右任因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无须再行押办，判逐出租界”；陈非卿“饬具安分结存案”后当场“开释”；英副领事布君着将于右任带回捕房摄影留查。
其实，上海地方当局纵然能够认定民呼报侵吞赈款、毁人名誉，亦非其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要民呼报停刊。六月二十九日，民呼报被迫宣布停刊。七月二十四日，主持报务的于右任被判逐出租界。这样，上海地方当局的目的达到。但是，二十天后，民呼报的“孪生兄弟”《民吁日报》又诞生了。
三
民呼报案发生后，国内人们大为震惊，掀起了一轮声讨清政府、声援民呼报的舆论攻势。于右任被押期间，每日有数十读者投书该报表示声援，其中有一联云：“九十期伟论震冠裳，铸鼎燃犀，只缘尽状穷形，卿大夫皆曰可杀；千万载大名留社会，覆巢碎卵，行见销声匿迹，士庶人何以聊生。”可谓道出了广大人们的心声。也有人号召人们起来支持于右任、策应民呼报：
然则策应之道奈何?夫开会也，电禀也，公延律师据公法以争执也，此皆应有之义。然皆诸君所能知能行，毋庸仆赘者也。兹仆所望者则窃愿吾国民、吾报界仍以吾唯一之天职，即所谓舆论者持以为后盾是也。此讼案不致决裂则已。若竟终不能胜压力也，则吾国民、吾报界皆宜速抉该报所以致败之种种方面以遍布于世界，该报所载事实之确者前虽未及，兹亦不妨重录之，以申公论。更愿诸为舆论之国民与诸主笔，从此更化身千百万，——身中 出——舌、——手以力争舆论之真价值，则此监督行政之目的，庶几不破坏乎?
其时，“舆论界如《神州日报》《时报》《东方杂志》等，皆对会审公廨不公正的判词，为严厉的批评”，其中《时报》对会审公廨判决之公正性提出质疑，谓：
民呼日报案，为赈款也。曰赈款未侵吞，是民呼日报无罪也。民呼日报案为朱、陈控毁名誉也，控毁名誉，仅曰不为无因，是民呼日报未定罪也。民呼日报何罪?于、陈何罪?而乃至于押一月余。至于逐出租界，至于具不开报甘结?
报界甚至认为此次民呼报案实关乎中国舆论之前途：“舆论之兴也在此一日，輿论之败也，亦在此一日。”政府“摧折言论萌芽”如此之“大刀阔斧”，广大人民“今后之言论权更何在?”也有人对控告民呼报的各位原告进行点评，斥之为“现世伟人，能牺牲其身以塞舆论”。文曰：
陈得龙做原告最值，得此辈所求不过得差使，控告亦算差使。所求不过得劳绩，控告即是劳绩。至于得罪国民四字，不配置念，故曰最值得。
蔡和甫之子做原告亦值得。蔡和甫之名誉已经先朝谕旨剥夺，今其子得罪舆论，重提乃父之罪状，虽不免过则归亲，然益彰景皇帝瘅恶之明，未始非善则归君之道。至于为人鹰犬，或稍有提挈之利，故曰亦值得。
朱云锦做原告最不值得。得协理非官委，协理之名誉非官所能保，一作鹰犬，反遭股东明正其罪，从此得罪于一公司之股东者，又兼入于全国国民之脑，受人愚弄，岂不可怜?故曰最不值得。
民呼报虽然败讼，但报案影响却至为深远，对此民呼报发表《局外之评论》一则进行评述：
且此讼即败于民呼，亦未损毫末耳。……民呼本未必不朽也，唯得此而其名乃不朽矣。况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民呼已矣，而安见不有千百之民呼拔帜而起?一于右任去矣，更安保不有于右任第二、第三、第四之卷士重来?若然则亦只令民呼之鼎鼎大名独标海内，于右任之怀宝而来者，终得志而去耳，反对者固安所得哉?
而且，此案之后，于右任的声誉“由此日隆”，“在精神上是胜利了”。于右任等革命党人创办了更多的报刊，对清政府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攻击。故而有人评价曰：“向使无先生之革命报纸，以为革命之鼓荡，则辛亥革命之能否及时成功，实为未知之数。”虽有溢美之词，却也反映了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报等报刊的重大影响。
四
从民呼报的涉案、到历次审讯、再到最后宣布堂谕，此案之处理凸现出如下特点：
中外联合办案。主持案件审理的官员是会审公廨谳员宝颐和租界领事代表——英国副领事布辣德。以中方官员为主”，但布辣德亦发挥重要作用。布辣德参与此案之历次审理，每一处理决定之出台，皆须经其同意。如此案之初审，议决“准将陈飞卿先行保出，于右任不准交保”，便是宝谳员“商之布君”后作出的”、。在六月二十一日的审讯中，宝谳员在与布辣德“会商”后，“令该报馆账房及经办甘振各人即于午后二时半检齐办振簿据到廨查封，听候查核”。七月初三日的审讯，当被告律师询问宝谳员是援引何种法律而将于右任关押两个星期之久时，宝颐“即与英布副领事磋商良久”后进行答复”，。在七月二十四日堂谕宣布后，宝谳员还“商诸陪审西官”，再由英副领事布君“着将于右任带回捕房摄影留查”。
审讯拖沓迟缓。此案并不复杂，为何审讯前后历时一月有余?按照大清报律，官方并无足够理由封禁该报。而沪道蔡乃煌等视宣传革命之该报为眼中钉。必欲除之，故通过拖延此案之审理过程，达到长时间羁押于右任，从而迫使该报停刊之目的。民呼报早已识破清廷官府之伎俩，在于右任被捕一星期之后，该报记者就指出“当道者颇有民呼不停于右任不能出之意”，并谓：“官家痛恨本报已入骨髓，大有不与并存之势，故其最后之对待必以本报存亡为唯一之目的。近复昌言无讳，谓民呼不停，右任万不能释。”民呼报遭官府仇视之“罪”，该报记者归纳为六个方面：纠正官报之罪、排挤官报之罪、毁谤官报之罪、夺官报销场之罪、较官报文理通达之罪、害官报营业恐慌之罪，此亦上海官府一再拖延对此案的审理、判决，以迫使民呼报停刊的原因。尽管于右任在狱中寄出书信，要报馆同仁坚持办报，决不停刊，“至有宁死不停报馆以负阅报诸君之语”，但民呼报各位同仁考虑到“于君者即民呼之灵魂”，“于君不死，即民呼报之灵魂不死，他日必有千百民呼报发生于世界，否则民呼报之名义虽存，安得千百之于君为之建树，为之发挥?”故而表示：“宁使民呼报先于君而死，不愿于君先民呼报而死。”这样，为了保全于右任，该报赶在会审公廨宣布处理结果之前，于六月二十九日发表《(民呼日报)辞世之言》，“与阅者诸君暨天下同胞长别”，民呼报被迫停刊。
控诉自相矛盾。案件的核心问题是该报究竟有无侵吞赈款。而于此，清政府官员之前后判词不一。《时报》社论谓：“……即以堂判论甘肃赈案，其归根结局之言，则曰：赈款清缴，尚未侵吞。夫清缴，不混弊之谓也；未侵吞，不私蚀之谓也。而乃其前则又冠之曰：调查账册，弊混丛生；又曰将公款归其私蚀，一判之中，前后反对若此，虽有非经此番彻查一语，以为之自饰而转圜，而若何私蚀，若何挪移，丝毫未经指实，是其吹毛求疵之心，固已天下而皆知矣!”《神州日报》亦有相似评论：“吾侪所不解者，则前日之堂谕中，其首言筹赈公所事，曰赈款已缴清，则是于、陈为无罪也；曰尚未侵吞，则是于、陈未尝以私人蚀公款也，既曰赈款缴清，尚未侵吞，则于、陈固宜即时开释也，而承审者又回护其词日弊混丛生，私蚀公款，既以于、陈为弊混、为私蚀，则必有以证实其弊混，指明其私蚀者，盖不如此，不足服天下之人心也，顾乃含糊其辞，前之所言者，既如此，而后之所言者，又如彼，但存饰非怙过之心，遂未尝计及以矛陷盾之处，其不解者一也。”
政府不遵报律。《大清报律》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已正式颁行全国，但上海地方当局在处理民呼报案时并不遵从报律，仍以长官意志为准。上海地方当局将于右任“无端而押一月零七天，无端而逐出租界，无端禁止他日借端开报馆”，皆明显有违报律，舆论界甚为不满，故而质问清政府：“吾不知当道所援引者，中国报律耶?抑外国报律耶?吾仍大惑不解矣!”在此案尚未审结，“情事未明”之时，上海地方当局亦有种种违律之暴行，如“于迅雷不及掩耳之顷忽撤销其邮局递寄报照”、“禁内地之销行租界以外”，“且捕及售报之小贩，搜查本报聚而毁之”，等等。民呼报援引局外人评论，对清政府处理此案不合报律之情形进行指责，谓：
外人藐我中国，常自命为文明法律，且英与我首订商约以修改法律，与彼相同为责令之租界参用外人法律之地也，于右任以何事而当被押?赈款皆在案，如有万一之错误，四家票号作保，此种清算之账目，固可以押其人而算其账乎?清算之迟速由官，即拘押之久暂由官，且未卜清算既毕，果即不拘其人否?抑被拘之人果为有清算此账之责者否?其暗无天日如此，乃可以文明法律傲人乎?且此即所以报租界治安而足使住民信任其保护者乎?
长官意志至上。当会审公廨宝颐谳员禀告沪道，谓民呼报并无侵吞赈款实据时，沪道批复谓：此案之最后处理，“总以俟甘省回电为准”，意即要遵从甘督毛庆蕃之指示。当被告律师声称甘赈案并无原告到堂，询问宝谳员“究援何国法律”将于右任关押如此之久时，宝谳员如是答复：“今日道宪连接甘督两电转饬本分府详细查核，若以草率办理必受上宪责备。”沪道蔡乃煌还屡次致电会审公廨谳员宝颐，要求“讯遵批示，从速妥筹来辕，请示候饬发落，毋得擅专”。宝颐拟就此案之最后处理办法后，尚须“禀详沪道蔡观察”。会审公廨原定七月二十二日宣布堂谕，但因“尚未奉批示，故又改期宣布”，后经沪道批准后方于二日后宣布。在《大清报律》颁行后，清政府官员在处理报案时不能不顾及报律，一般都要打着维护报律的旗号，但清政府官员依然普遍视报律为无物，动辄违背报律。报律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官府钳制舆论的工具，而不是保障新闻自由的武器。因此，在报律颁行后，报案之处理，长官意志依然是决性因素。这与报律颁行前无甚差别。
[作者简介]张运君，男，湖南衡阳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新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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