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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悲悼》是尤金·奥尼尔经典著作，在情节设置，表现主题及叙事策略上与古希腊悲剧《俄瑞特涅斯》存在着互文关系。对二者进行互文性研究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文本，解读其悲剧存在的广泛意义。
关键词：互文性 情结 叙事线索
“互文性”又称为“文本间性”，产生于20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这一重要概念最早由文学评论家朱亚丽·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她曾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对互文性下过这样的定义“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p945）简言之，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处于与其他文本相互作用之中，这些文本相互参照，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实，使互文性理论走向成熟阶段。巴尔特认为，作者对文本是无法加以控制的，他的文本只有在与其他文本的区分和联系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对互文性理论系统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学者是热拉尔·热奈特，他将互文性定义为“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相关系，从本象上经常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2]（p70）。在他看来，任何文学文本都是跨文本的，都是产生于其他文本之上的。总体来看，互文性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发生互文关系——是指“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依据这种关系才可以理解这个文本”。
尤金·奥尼尔，美国现代主义中出现最早，作品最多，成就最大的剧作家，被誉为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戏剧标志着美国民族戏剧的成熟。奥尼尔一生创作了45个剧本，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而在这些作品中，悲剧题材占据了主要地位。他曾说过“悲剧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移植而来的吗？不，我们本身就是就是悲剧，是一切写出来的和没有写出来的当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7]（p246）奥尼尔的很多作品取材于古希腊悲剧，《悲悼》就是一部经典的悲剧性作品。《悲悼》在人物设置、故事情节以及文本结构等方面都与希腊悲剧《俄瑞斯忒亚》十分相似。《俄瑞斯忒亚》是埃斯库罗斯根据古希腊神话传说创作而成，其题材的创新性一直影响至今。奥尼尔的这部作品就是延续其模式。两部作品都是讲述了女主人与其情人合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其女儿怂恿弟弟为父报仇杀死母亲的故事。本文将对这两本著作的互文关系进行进一步剖析。
一.人物的互文性：逃不开的悲剧命运
悲剧的命运观是古希腊悲剧集中凸显的主题。在古希腊悲剧中，这种掌控命运的神秘的力量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被定义为神的力量，神掌控着人的命运，人不能与神抗争。古希腊三大杰出的悲剧作家虽然创作的时期不同，创作意图也有一定的差别，但他们的作品始终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神对人命运的主宰和人试图改变自己悲剧命运的抗争。
在“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中，悲剧的命运观得到了完美的展现。阿伽门农为了为了夺回弟媳并赢得战争的胜利，祭供了自己的女儿，而丧女之痛使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对其产生不满并决意报复。所以她与艾奎斯托斯一起谋害了阿伽门农。从表面上来看，阿伽门农可以选择不牺牲自己的女儿，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死亡，但是从背景故事中可得知，阿伽门农之死完全是因为父辈的诅咒在他身上应验了，他非死不可，而克吕泰涅斯特拉只不过是其悲剧命运的执行者，是遵照了神的旨意。而俄瑞特涅斯杀死母亲为父报仇也是遵从了阿波罗的神谕，执行这场反自然的罪孽。如果克吕泰涅斯特拉杀死了自己的儿子，那后续的事情也许不会发生，但这一切是不可选择的，她的死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俄瑞特涅斯是神谕的实施者罢了。正如文中女先知卡瑞德拉的做法：“她知道面临着怎样的命运，而且明白那是无法更改的。”[5]（p521）
在《悲悼》三部曲中，奥尼尔在《俄瑞特涅斯》的基础上，用现代戏剧的场景重现了古希腊的悲剧命运。孟楠家族的命运是每个人都必须承受的，个人的意志是无法左右命运的。每个家族成员都是受害者，又同时是伤害者，他们试图拯救着自己的命运但又注定失败。艾斯拉·孟楠从战场回来，想要与妻子修复关系，但却被妻子克里斯汀和她的情人卜兰特合谋杀死。从这点看来，艾斯拉似乎是无辜的，是受害者。但是害死他的卜兰特的母亲却是被他的父亲害死的，这种因果循环，是命运注定的。这一代的悲剧来自于父辈们的纠葛，这种家族孽缘一代一代的延续着。莱维尼亚看似是命运的掌控者，她鼓动奥林杀了卜兰特，报了杀父之仇，使母亲绝望而死，又逼的奥林自杀，但她最后也没能走出孟楠家族的命运。
两部作品中所传达的悲剧观是相同的：人的悲剧结局都是命中注定，任何反抗都是徒劳，人的力量是不足以与命运抗衡的。但命运虽然是注定的，也需要通过人的实际行动的以体现，使这些预言成为事实，人的活动——就是实现预言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情节的互文性：厄勒科特拉情结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处于人格的最底层，是本能和欲望组成的能量系统，是内心的一部分，全部存在于潜意识当中，是一般情况下感觉不到的。弗洛伊德在“潜意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他认为在幼儿四五岁的时候，注定对最亲近的人心怀热情或嫉妒，其中还夹杂着幼儿期狂乱的性冲动。比如女儿像跟父亲生小孩，而且会产生除去母亲的欲望。但是这种错误的意识如果加以正确合理的引导，就会在青春期前自动消除。[4]（p64）
显然，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奥尼尔《悲悼》三部曲创作的主要心理依据。“厄勒克特拉”情结是在《俄瑞特涅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阿伽门农祭供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他的另一个女儿厄勒克特拉却不认为父亲这么做是残忍的，反而因为母亲谋害父亲而要为父报仇。她将毕生的奋斗目标都放在报复母亲上，甚至她的弟弟俄瑞特涅斯被诬告死亡，她对于弟弟死去的悲痛远远不如不能为父报仇的仇恨来的强烈。《悲悼》的情结设置可以说与此几乎相同，来维尼亚与厄勒克特拉一样，都是仇恨害死父亲的母亲，并鼓动自己的弟弟杀死了母亲的情妇，并害死了母亲，只不过厄勒克特拉的母亲是被俄瑞特涅斯亲手杀死，而莱维尼亚的母亲却是最终在绝望中自杀。奥尼尔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将来维尼亚的“恋父情结”产生的原因阐释的更加清晰。克里斯汀在来维尼亚幼儿时期未对其尽到母亲的责任，因为厌恶与丈夫孟楠的婚姻，她将这种情绪迁怒到女儿身上。这种“迁怒”导致女儿母爱缺失，幼儿时期的错误性冲动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最终导致其性格缺失。在剧本的第二幕中，维尼歇斯底里得控诉了克里斯汀对她的伤害“原来我生来就讨你的厌！......从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常跑到你跟前——带着爱心——可你总把我推开......我就能感觉到你的厌恶”[3]（p184）。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E.H.Erikson）在1950年提出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发展的课题是要个体建立对世界最初的信任感。如果婴儿得到父母良好的看护，尤其是来源于母亲的固定可靠的关爱，婴儿就会产生最初的安全感，并延伸出对他人乃至对世界的信任。可以看出，莱维尼亚幼年时期无法在母亲那里得到足够的关爱，这导致她成年后安全感的缺失，而安全感的缺失使她极度渴望被爱。《俄瑞特涅斯》中的厄勒克特拉也是如此，她自幼被母亲囚禁在城堡中，她对爱的嫉妒渴望也就转化成了对母亲的恨意。她对世界唯一的安全感就是父亲初期的爱，而这种感情随着父亲的死全然消逝，疯狂增长的恨意最终导致她杀母的举动。
三.叙事线索——“一主多副”
“一主多副”即一条主线与多条副线交织出现，从不同方面构成完整的故事。这是古希腊悲剧常用的叙事模式，这样多条线索平行交织，使故事更加具有层次感，情节更加生动，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先后衔接更加紧密。这种叙事手段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如“英国戏剧之父”莎士比亚就是其典型代表。
在《俄瑞特涅斯》中，故事的主线是阿伽门农战后回来，被妻子和情妇密谋杀害，随后其女儿鼓励弟弟俄瑞特涅斯杀死了母亲和情夫，俄瑞特涅斯受到复仇女神的报复但最终被雅典娜赦免无罪的过程。但其中又穿插了多条副线索，如阿伽门农的船队在海上遇到大风暴从而引出诅咒来自于父辈之间的恩怨情仇的背景，克吕泰涅斯特拉与情妇因害怕奸情暴漏而设计谋害计划的过程，俄瑞特涅斯“假死”的故事经历等等。这样线索的穿插使故事线索不过与单调，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奥尼尔受希腊悲剧的影响颇深，除了题材的借鉴，在写作方法上也继承了这种传统的叙事手法。《悲悼》三部曲分为《归家》《猎》《祟》，以艾斯拉孟楠归家，被妻子和情人杀死，后其女儿和儿子杀死母亲的情人，母亲克里斯汀绝望自杀，儿子奥林也以自杀告结，女主人公来维尼亚深感逃脱不掉的命运最后坦然接受的故事为主线。副线则是借卜兰特之口讲述了老一辈孟楠家族，即艾斯拉的父亲老孟楠和卜兰特的父亲戴维德，为了一个女人而种下的仇恨的种子；还有卜兰特与来维尼亚交往的经历，以及奥林在战场上所遭受的创伤等。这些线索交织，使读者感受到悲剧的不可避免性，每一个看似巧合的环节都促成了最后悲剧的结局。
四.结论
《悲悼》三部曲与《俄瑞特涅斯》的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二者紧密相联，形成互文关系。奥尼尔将希腊悲剧完美的引入了自己的创作，表现了现代背景下古代悲剧的重现，证明了古典的故事情节依然能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带给人们思考和启迪，更加凹陷了悲剧的现代意义。当然，互文性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这两本书中，在巨大的关系网中包含了多本著作，彼此关联。互文性关系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这个角度，我们能更加透彻的分析文本，了解其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1][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2]（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3][美国]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4][英]D.M.托马斯.《弗洛伊德说》[M].商务印书馆.2013.
[5][德]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古典神话》[M].译林出版社.1995.
[6][法].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希腊古典神话》[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7]刘保端[译].《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
[8]《弗洛伊德精神分析》[M].南海出版公司.2008.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互文性 情结 叙事线索
“互文性”又称为“文本间性”，产生于20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这一重要概念最早由文学评论家朱亚丽·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她曾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对互文性下过这样的定义“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p945）简言之，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处于与其他文本相互作用之中，这些文本相互参照，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实，使互文性理论走向成熟阶段。巴尔特认为，作者对文本是无法加以控制的，他的文本只有在与其他文本的区分和联系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对互文性理论系统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学者是热拉尔·热奈特，他将互文性定义为“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相关系，从本象上经常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2]（p70）。在他看来，任何文学文本都是跨文本的，都是产生于其他文本之上的。总体来看，互文性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发生互文关系——是指“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依据这种关系才可以理解这个文本”。
尤金·奥尼尔，美国现代主义中出现最早，作品最多，成就最大的剧作家，被誉为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戏剧标志着美国民族戏剧的成熟。奥尼尔一生创作了45个剧本，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而在这些作品中，悲剧题材占据了主要地位。他曾说过“悲剧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移植而来的吗？不，我们本身就是就是悲剧，是一切写出来的和没有写出来的当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7]（p246）奥尼尔的很多作品取材于古希腊悲剧，《悲悼》就是一部经典的悲剧性作品。《悲悼》在人物设置、故事情节以及文本结构等方面都与希腊悲剧《俄瑞斯忒亚》十分相似。《俄瑞斯忒亚》是埃斯库罗斯根据古希腊神话传说创作而成，其题材的创新性一直影响至今。奥尼尔的这部作品就是延续其模式。两部作品都是讲述了女主人与其情人合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其女儿怂恿弟弟为父报仇杀死母亲的故事。本文将对这两本著作的互文关系进行进一步剖析。
一.人物的互文性：逃不开的悲剧命运
悲剧的命运观是古希腊悲剧集中凸显的主题。在古希腊悲剧中，这种掌控命运的神秘的力量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被定义为神的力量，神掌控着人的命运，人不能与神抗争。古希腊三大杰出的悲剧作家虽然创作的时期不同，创作意图也有一定的差别，但他们的作品始终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神对人命运的主宰和人试图改变自己悲剧命运的抗争。
在“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中，悲剧的命运观得到了完美的展现。阿伽门农为了为了夺回弟媳并赢得战争的胜利，祭供了自己的女儿，而丧女之痛使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对其产生不满并决意报复。所以她与艾奎斯托斯一起谋害了阿伽门农。从表面上来看，阿伽门农可以选择不牺牲自己的女儿，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死亡，但是从背景故事中可得知，阿伽门农之死完全是因为父辈的诅咒在他身上应验了，他非死不可，而克吕泰涅斯特拉只不过是其悲剧命运的执行者，是遵照了神的旨意。而俄瑞特涅斯杀死母亲为父报仇也是遵从了阿波罗的神谕，执行这场反自然的罪孽。如果克吕泰涅斯特拉杀死了自己的儿子，那后续的事情也许不会发生，但这一切是不可选择的，她的死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俄瑞特涅斯是神谕的实施者罢了。正如文中女先知卡瑞德拉的做法：“她知道面临着怎样的命运，而且明白那是无法更改的。”[5]（p521）
在《悲悼》三部曲中，奥尼尔在《俄瑞特涅斯》的基础上，用现代戏剧的场景重现了古希腊的悲剧命运。孟楠家族的命运是每个人都必须承受的，个人的意志是无法左右命运的。每个家族成员都是受害者，又同时是伤害者，他们试图拯救着自己的命运但又注定失败。艾斯拉·孟楠从战场回来，想要与妻子修复关系，但却被妻子克里斯汀和她的情人卜兰特合谋杀死。从这点看来，艾斯拉似乎是无辜的，是受害者。但是害死他的卜兰特的母亲却是被他的父亲害死的，这种因果循环，是命运注定的。这一代的悲剧来自于父辈们的纠葛，这种家族孽缘一代一代的延续着。莱维尼亚看似是命运的掌控者，她鼓动奥林杀了卜兰特，报了杀父之仇，使母亲绝望而死，又逼的奥林自杀，但她最后也没能走出孟楠家族的命运。
两部作品中所传达的悲剧观是相同的：人的悲剧结局都是命中注定，任何反抗都是徒劳，人的力量是不足以与命运抗衡的。但命运虽然是注定的，也需要通过人的实际行动的以体现，使这些预言成为事实，人的活动——就是实现预言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情节的互文性：厄勒科特拉情结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处于人格的最底层，是本能和欲望组成的能量系统，是内心的一部分，全部存在于潜意识当中，是一般情况下感觉不到的。弗洛伊德在“潜意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他认为在幼儿四五岁的时候，注定对最亲近的人心怀热情或嫉妒，其中还夹杂着幼儿期狂乱的性冲动。比如女儿像跟父亲生小孩，而且会产生除去母亲的欲望。但是这种错误的意识如果加以正确合理的引导，就会在青春期前自动消除。[4]（p64）
显然，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奥尼尔《悲悼》三部曲创作的主要心理依据。“厄勒克特拉”情结是在《俄瑞特涅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阿伽门农祭供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他的另一个女儿厄勒克特拉却不认为父亲这么做是残忍的，反而因为母亲谋害父亲而要为父报仇。她将毕生的奋斗目标都放在报复母亲上，甚至她的弟弟俄瑞特涅斯被诬告死亡，她对于弟弟死去的悲痛远远不如不能为父报仇的仇恨来的强烈。《悲悼》的情结设置可以说与此几乎相同，来维尼亚与厄勒克特拉一样，都是仇恨害死父亲的母亲，并鼓动自己的弟弟杀死了母亲的情妇，并害死了母亲，只不过厄勒克特拉的母亲是被俄瑞特涅斯亲手杀死，而莱维尼亚的母亲却是最终在绝望中自杀。奥尼尔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将来维尼亚的“恋父情结”产生的原因阐释的更加清晰。克里斯汀在来维尼亚幼儿时期未对其尽到母亲的责任，因为厌恶与丈夫孟楠的婚姻，她将这种情绪迁怒到女儿身上。这种“迁怒”导致女儿母爱缺失，幼儿时期的错误性冲动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最终导致其性格缺失。在剧本的第二幕中，维尼歇斯底里得控诉了克里斯汀对她的伤害“原来我生来就讨你的厌！......从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常跑到你跟前——带着爱心——可你总把我推开......我就能感觉到你的厌恶”[3]（p184）。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E.H.Erikson）在1950年提出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发展的课题是要个体建立对世界最初的信任感。如果婴儿得到父母良好的看护，尤其是来源于母亲的固定可靠的关爱，婴儿就会产生最初的安全感，并延伸出对他人乃至对世界的信任。可以看出，莱维尼亚幼年时期无法在母亲那里得到足够的关爱，这导致她成年后安全感的缺失，而安全感的缺失使她极度渴望被爱。《俄瑞特涅斯》中的厄勒克特拉也是如此，她自幼被母亲囚禁在城堡中，她对爱的嫉妒渴望也就转化成了对母亲的恨意。她对世界唯一的安全感就是父亲初期的爱，而这种感情随着父亲的死全然消逝，疯狂增长的恨意最终导致她杀母的举动。
三.叙事线索——“一主多副”
“一主多副”即一条主线与多条副线交织出现，从不同方面构成完整的故事。这是古希腊悲剧常用的叙事模式，这样多条线索平行交织，使故事更加具有层次感，情节更加生动，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先后衔接更加紧密。这种叙事手段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如“英国戏剧之父”莎士比亚就是其典型代表。
在《俄瑞特涅斯》中，故事的主线是阿伽门农战后回来，被妻子和情妇密谋杀害，随后其女儿鼓励弟弟俄瑞特涅斯杀死了母亲和情夫，俄瑞特涅斯受到复仇女神的报复但最终被雅典娜赦免无罪的过程。但其中又穿插了多条副线索，如阿伽门农的船队在海上遇到大风暴从而引出诅咒来自于父辈之间的恩怨情仇的背景，克吕泰涅斯特拉与情妇因害怕奸情暴漏而设计谋害计划的过程，俄瑞特涅斯“假死”的故事经历等等。这样线索的穿插使故事线索不过与单调，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奥尼尔受希腊悲剧的影响颇深，除了题材的借鉴，在写作方法上也继承了这种传统的叙事手法。《悲悼》三部曲分为《归家》《猎》《祟》，以艾斯拉孟楠归家，被妻子和情人杀死，后其女儿和儿子杀死母亲的情人，母亲克里斯汀绝望自杀，儿子奥林也以自杀告结，女主人公来维尼亚深感逃脱不掉的命运最后坦然接受的故事为主线。副线则是借卜兰特之口讲述了老一辈孟楠家族，即艾斯拉的父亲老孟楠和卜兰特的父亲戴维德，为了一个女人而种下的仇恨的种子；还有卜兰特与来维尼亚交往的经历，以及奥林在战场上所遭受的创伤等。这些线索交织，使读者感受到悲剧的不可避免性，每一个看似巧合的环节都促成了最后悲剧的结局。
四.结论
《悲悼》三部曲与《俄瑞特涅斯》的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二者紧密相联，形成互文关系。奥尼尔将希腊悲剧完美的引入了自己的创作，表现了现代背景下古代悲剧的重现，证明了古典的故事情节依然能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带给人们思考和启迪，更加凹陷了悲剧的现代意义。当然，互文性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这两本书中，在巨大的关系网中包含了多本著作，彼此关联。互文性关系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这个角度，我们能更加透彻的分析文本，了解其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1][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2]（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3][美国]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4][英]D.M.托马斯.《弗洛伊德说》[M].商务印书馆.2013.
[5][德]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古典神话》[M].译林出版社.1995.
[6][法].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希腊古典神话》[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7]刘保端[译].《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
[8]《弗洛伊德精神分析》[M].南海出版公司.2008.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