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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价值理论面临对“新经济”解释力、引导力、指导力不足的困境，价值研究的出路在于回到马克思关于生活对象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最一般图示，劳动对象化只是生活对象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梳理和确立人本立场、关系立场和历史立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对“新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创新研究，生活价值论、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以及新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广义虚拟经济关于价值的主要解释框架。
关键词：价值；广义虚拟经济；生活价值论；二元价值容介态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1-0005-10
引言
从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看，在古典经济学及以前的研究中，价值问题始终是经济理论的核心，但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逐渐从价值研究转向了价格研究。古希腊价值理论(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的核心是“等值等价”：价应当与质所值相当，价值理论与道德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威廉·配第(1662)在《赋税论》中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概念，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亚当·斯密(1776)认为物品的交换实际是劳动的交换，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大卫·李嘉图(1817)第一次提出必要劳动的概念，但把这种劳动归结为最劣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耗费量；马克思(1867)提出了以“劳动二重性”为“枢纽”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地租等一系列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自马歇尔(1890)开始，主流经济学以要素理论、价格理论替代了价值理论；我国1949年以来经历了五次大的价值讨论，焦点主要是“一元论”或“多元论”，其中最典型的是“谷苏之争”(谷书堂，1989；苏星，1992)。“价”与“值”是否相等、“值”的来源等始终是价值理论的中心命题，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学派。
新古典经济学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放弃了价值问题，价值逐渐成为一个管理概念，应用于多个微观领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价值管理”研究视野。主要包括价值工程理论(劳伦斯·德洛斯·麦尔斯，1947)，从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如何提高产品、系统或者服务的价值，降低成本并取得良好的技术经济效果；股东价值理论(莫迪利安尼等，1958；1961)，研究企业价值的影响和决定因素，由此引伸出以股东价值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方法和程序(拉帕波特，1986；汤姆·科普兰，1997)；EVA理论(StemStewart & Co，1982)，研究以扣除有息负债和权益资金成本后的剩余收入为核心的业绩考核体系；顾客价值理论(迈克尔·波特，1985；菲利普·科勒，2001)，研究提高顾客价值的竞争优势策略。与价值源泉研究不同的是，价值管理的研究试图贴近企业实践，发挥价值理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导作用。
鉴于以上价值理论研究的进展，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论证在“新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价值理论遇到了极大的困境，价值理论的出路在于回到马克思关于生活对象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最一般图式，劳动对象化只是生活对象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梳理和确立科学的研究立场，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研究“新经济”，重新界定价值的概念、源泉及实现方式，使价值理论能够贴近和指导实践。
一、价值理论研究的困境
劳动价值论、生产要素理论等都可归结为价值研究的“源泉论”，价值概念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可归结为价值研究的“工具论”。价值研究看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自20世纪中后期“新经济”浮出水面之后，无论是价值的源泉，还是价值的生产及实现形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传统的价值研究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种理论能否合理解释客观存在并引领未来，是判断该理论科学性的主要标准，遗憾的是，传统的价值理论(包括“源泉论”和“工具论”)在解释和引导工业经济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对新经济中复杂多样的新价值现象解释方面面临较大困境。虽然理论界对什么是“新经济”还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新的时代，突出表现是价值创造的方式、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经济的概念及理论包括：“电子技术时代”(布热津斯基，1970)、“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1973)、“第三次浪潮”及“超工业社会”(托夫勒，1980)、“信息经济”(奈斯比特，1982)、“知识价值社会”(坍屋太一，1985)、“高技术经济”(福莱斯特，1986)、“知识经济”(OECD，1996)、“创意经济”(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1998)、“体验经济”(瑟夫·派恩二世等，1999)等，这些新经济观抓住了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但在价值研究上还没有系统的理论创新。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关于“新经济”的提法，说明新的经济现象已经部分超越或颠覆了现有的经济学的体系，无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都需要不断创新。比如：新经济的报酬递增问题、交叉复式分工结构等，劳动价值论主张用拓展“劳动”概念的方式予以解释，主流经济学则认为目前的经济学体系能够解释新经济现象，并提出“信息规则”等理论，将“新经济”看作是主流经济理论中的“特殊现象”，不希望做根本性的理论变革。
传统价值理论的困境突出表现在对新经济的解释力、引导力不足。价值“源泉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一元”与“多元”之争上。就劳动价值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价值论也是一种经济假说)而言，仍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真理，而不是绝对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该理论客观存在的难题是：不能科学解释品牌、知识产权、证券、创意等非劳动因素、非劳动产品的价值源泉。为了能说明科技、无形资产、企业家才能等日益重要的现象，通过“拓展”劳动概念的方法，即将科技工作、管理等看作是复杂劳动，以此维护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唯一性。但晏智杰教授指出“拓展论不能反映经济生活的实际，主要表现在这种拓展论要继续否定各种非劳动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源泉地位和作用”；“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意，创造价值的劳动(者)是指简单生产劳动(者)，即传统意义的受剥削的‘劳苦大众’及其所从事的劳动，而不是指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其次，‘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的说法也帮不了它们什么忙。科技和管理劳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使用价值的增加而不是价值的增加。”晏教授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阐释不无道理。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提出“劳动对象化”的同时还提出了“生活对象化”。事实上真正最具人本价值思想的正是马克思。只不过马克思处于资本主义时代，他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残酷 的阶级斗争现实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加上当时的科技、人文、管理等非劳动要素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其在价值形成和创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相对有限，因此马克思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劳动价值论上，并以此为基础，把揭露批判的主要矛头直指劳动异化。马克思认为当时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简单劳动无疑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应予以理解并全面把握。因为唯有这样，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要素价值论则不关心是否属于“劳动”产品，似乎只要有供求关系，能够形成均衡价格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把生产要素限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不敢将新的价值创造元素引入研究范围，把价值创造看成是确定的、机械的生产过程，是一种只看结果、不讲过程，舍本逐末的研究方法，显然不能对新财富现象予以根本性的解释。价值管理的“工具论”并不是用来说明新经济下价值创造规律的，而是试图使用精确的以牛顿力学为方法论的定量研究，来提高微观经济管理的效率，“抓小放大”，对未来经济趋势的把握明显乏力。不对传统的价值理论进行根本性的突破，就不能合理解释和引领新的价值创造现象。时代变迁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引，新经济时代“制度、人力资本、金融、知识、信息、思想观念也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缺少这些重要的新资源因素谈经济增长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传统价值理论在对经济的解释和引导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价值始终存在于经济实践之中，传统价值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较远，在对实践的指导性方面也明显力不从心。亚当·斯密曾指出价值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优势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这三个问题可以描述为价值的源泉(财富)、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价格)，价值理论要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必须“落地”，能够给予实践明确的指导，能够对价值形成的全程提供方法论和策略上的支持。劳动价值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论证剩余价值规律，解释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趋势，虽然也有提及重视科技、产品花色品种等字句和段落，但这种一般性论述显然难以给企业在多变环境下的经营实践以明确的指导；要素价值论更多的是适应工业经济下的大规模生产，在新经济条件下，劳动、资本、技术等已不是最稀缺的，定制生产、创意经济、体验经济、文化产业、符号创造等已完全颠覆了工业经济时代的价值创造方式，主流经济学在新经济的很多场合已经失灵了；价值管理的各种工具理论中，顾客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积极意义，认识到了价值的主观性、动态性、多样性、层次性，但该理论更多的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谈价值，对全面的价值管理和创新还有很多欠缺。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价值的“源泉论”，还是“工具论”，在“新经济”时代遇到了解释力、引导力、指导力不足的困境。
二、价值理论的出路：坚持科学的价值研究立场
价值的概念非常普通，内涵却异常宽泛，之所以出现千差万别的价值理论并能自圆其说，在于价值研究的出发点、方法论存在较大差异。面对价值理论在新经济时代的困境，必须重新梳理和建立价值研究的科学立场。关于商品价值的概念，白暴力提出价值范畴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包括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与价格论之间的关系(广义价格论)。关于价值的研究方法。孙伟平归纳为一般哲学方法、哲学认识论方法、生物学与心理学方法、社会学与历史学方法、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等。价值理论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能否像其他学科那样，采用哲学逻辑建立研究立场?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理论中的研究不能使用哲学中的概念和方法，“这里所谈的‘价值’，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它仅仅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的价值。离开商品，就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价值概念”。本文认为，经济管理领域中的价值有其特殊性，但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从来就不是割裂的，经济学的科学研究立场也应建立在哲学思辨之上，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否则价值研究极容易走入静止、孤立、片面或意识形态的误区。
(一)人本立场
人本位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点。就价值研究而言，人本立场是指：价值是从属于人的一个概念，离开了人，根本无所谓价值可言，人是理解价值问题的关键。价值不是外在于人类生存发展活动的某种先验的、神秘的现象，事物及其属性只有进入人的生活世界，进入人的视野，才能对人产生诸如好坏、有无用处等效应，才会产生所谓价值问题。休谟认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马斯洛认为“你要弄清楚你应该如何吗?那么请先弄清你是什么人吧”；高清海认为“人本身也就是价值本身，人的存在就是价值存在，人的价值就在于把自己创造为真正的人”。价值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孙伟平认为价值研究旨在“一个人如何通过价值的追寻与实现而成为人，一个社会共同体如何通过价值实践形成自己的品格”。与人本立场相对的是物本立场，物本立场主要从物的角度研究价值，不认同没有劳动参与的财富，物本经济走向极端就是对人自身的否定，“在‘劳动对象化创造使用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们几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劳动对象化的结果，即物化的劳动产品上。由是，‘以物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劳动异化的‘物本经济’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坚持价值研究的人本立场关键在于从全面的人出发，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存在。正是由于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开放性、无限性，才决定了价值对象是可以无限扩展的。科学的价值理论不仅要将一切物质领域涵盖其中，而且将无限延展的、丰富多彩的心理世界纳入进来。由于心理需求的复杂性、变化性，人们对价值的理解、把握以及创造也需要不断拓展和创新。一切价值活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更高层面上体现人的价值实现，经济形态的变化总是与人的需要、情感等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全面研究人的需要成为人本立场的具体落脚点。
(二)关系立场
价值涉及主体、客体、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科学的价值研究必须建立在主客体互动的价值关系立场之上。任何具体的价值都存在于具体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价值是对象与人的目的、需要与能力等的统一。晏智杰认为“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应是一般意义的价值概念，即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具体化，就是说，商品价值是指财富和商品同人的需求的关系，价值有无及其大小，均以能否满足需求以及满足的程度为转移。可见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不是实体范畴；既不是单纯的客体概念，也不是单纯的主体概念，更不是单纯的主观概念；它是一个包含供给和需 求的综合概念。”
关系立场对正确把握价值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看，价值衡量包括“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两个标准。劳动价值论将劳动作为价值衡量的唯一尺度，这个尺度实际是客体的“外在尺度”，在简单商品经济和物质短缺的工业经济早期，产品的差异性很小，产品价值确实主要由劳动时问这个外在尺度决定，但到了工业经济的中后期，主体的“内在尺度”在价值决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次，在价值关系之中，人的目的、需要决定了人“要什么”或“应该怎么样”，客体的存在和属性只有同主体的存在、需要、能力等发生联系，使客体作用于主体、主体用自身的尺度衡量客体的意义之时，主客体之问才构成价值关系。同时，客体对价值具有制约作用，特别是当主体的需要、能力等确定之后，客体及其性质就成为决定价值的关键性因素。
(三)历史立场
毫无疑问，价值本质上是实践的，价值概念建立在人类生活实践之上，它既不是自在事物本身或固有的性质，也不是人们头脑中主观“构建”出来的，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生成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对价值的认识要在实践性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价值的历史性，这更有利于把握不同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独特规律。不同的历史阶段，价值的内涵、形式、形成规律存在差异，对价值的认识必须因历史而变。人的需求的变化既与经济发展处于互动之中，也最能由此及彼地反映经济形态的变化，反映出价值发展的历史规律。马斯洛认为，“每一种基本需要的满足都会引发‘更高’的需要，支配下一个意识阶段。就他本身而言，他所认为的等同于生命本身的、绝对的、终极的价值，不过是在某一特定的阶段占支配地位的需要，这种需要不过是需要的层级结构中的一种。因此，这种需要既是终点，也是趋向某一终极目标的起点。”的确，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和满足方式，代表了人自我实现的程度，也反映了与之相对的经济发展阶段，价值研究要坚持历史的立场，就不能把价值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要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提出适应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理论。
三、价值理论创新：广义虚拟经济关于价值的主要观点
鉴于传统价值理论面临的困境，中共中央2001年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二元价值容介态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正是在“新经济时代”和价值理论创新这一大背景下，提出了一种对新价值创造规律的理论解释框架。该理论认为：实体经济主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使用功能要求)，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可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通常人们所说的虚拟经济一般指金融活动，即狭义的虚拟经济)。广义虚拟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二元价值容介态，即传统价值由于不断容入信息介质而进化为更高级的价值，它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人本经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关于价值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生活价值论
生活价值论是马克思“生活对象化”人类活动图式的价值论体现，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关于价值源泉的基本观点，也是一种新财富论。生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它涵盖了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生活价值论的根本观点在于：人绝不只是以劳动，而是以自己的全部生活来与世界进行交往的；人也绝不只是以劳动，而是不断将自己生活的全部价值要素来与世界进行交换的。价值不仅是劳动所创造的，而且是社会生活过程所赋予的，价值的本质既是狭义范畴的劳动一般，也是广义范畴的生活一般，财富是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的结合，财富本质是对象化于一定形式上的人类和谐生活的一般性，人类和谐生活对象化的凝结不仅仅表现为物化的，而且表现为非物化的形式。对生活价值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1.价值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
如果把生活理解为生活一般，价值源泉就是一元的；如果把生活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统一，价值源泉就是多元的。生活价值论站在人本的立场，对劳动价值论和要素理论进行积极扬弃和升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是类存在物”，劳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认为一旦劳动的外在性条件消失，劳动就会直接展示出其作为人生命活动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人的生活才是劳动的本质。从人本的立场看，劳动是狭义的、生活是广义的，生活本身是人特有的变革世界的“价值”活动，是人进行自我塑造、自我提升的创造性活动。我们谈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关键是继承马克思的人本精神，从一个全面的、丰富的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片面的、对立的、异化的角度认识问题。劳动生活不过是广义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狭义形态，而古典经济学家则把这样一种局部现象抽象为整体，把人的所有活动也进行了物化的抽象，“以物为本”思想成了几个世纪来把人的思想紧紧束缚起来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传统价值理论的分析也是从人的需求开始，但受时代的制约，这种需求主要是指生理需求，即从古典经济学到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对财富的认识主要限于物质财富，各种经济模型和理论主要是解释物质生产的经济规律，显然是一种仅仅考虑人类生理因素的片面的人类活动图式表达。对要素理论而言，实际把土地、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有限的要素趋于无穷，而生活价值论，则除了传统的人、财、物之外，人类生活的一切过程和内容都有可能成为价值的源泉。比如，文物的价值、体验的价值、金融等狭义虚拟经济的价值等，都是人类生活自身所产生的非常复杂又客观存在的价值形态。生活价值论的首要意义就是要终结价值“一元论”和“多元论”长时间的争论，真正站在人本的立场认识价值，正如人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价值是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
2.价值是主体、客体、关系(本质、现象、过程)的统一
海德格尔认为，“本质”与“现象”都是存在者，我们只有通过“此在”的生存过程去领会存在。同样，价值也不是一个先验范畴，不是一种既定的存在，而是一个属人范畴，是随着人的生活实践而出现的区别于一般事实性存在的意义。生活即是存在，要避免把价值看作是某种外在于人、与人无关、独立存在物的观点，要在生活过程中，也就是在主体、客体、关系和本质、现象、过程(东方哲学则是“体”、“相”、“用”)的统一中来认识价值。商品价值的含义是指商品与人的需求之问的关系，是一个关系范畴，主体与客体之问的价值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承担关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价值的决定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价值理论将使用价值看作是对生理需求的满足，不将使用价值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认为这是生产工艺的问题，这实际是将价值的主体、 客体截然分开，最终还是为了将人的“心理需求”从价值起源和本体中排除出去，这就必然将价值论引向了“以物为本”的误区。生活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主体、客体、关系的统一，有助于理解认识丰富多彩的价值形式和形成规律。以目前蓬勃兴起的体验经济为例，价值完全是在产消合一(或称为“DIY”)的过程中自动创造出来的。托夫勒在提出“产消合一经济”(Presuming Economy)时，将“产消合一”的重点落在“工作转嫁给顾客”这一核心观点之上。“体验”的重心就是以“参与”“互动”的方式给顾客“难忘的体验”，真正实现以顾客为重心和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产消合一”现象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企业的诱导和安排，而是主动地参与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创造性的消费将使消费者从中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满足感，企业与消费者从对立关系向参与、融合关系转变。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静态的要素，不在乎拥有什么，而在乎体验、在乎活动、在乎过程本身，消费者自身就能创造价值，这是传统的经济学范式无法解释的。过程进入人们经济交换活动当中、成为交换的对象后，企业不是再单纯生产产品，而是在制造一种生活方式。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必须扭转实体经济时代“先生产、后生活”或“先生产、后消费”的固有观念。将生产、消费融人生活，把当今时代的新技术、新传播手段和人们的生活题材相结合，这是发展创造新价值的重要途径。
3.价值是随生活实践演进的历史过程
毫无疑问，价值活动是人的一种实践，价值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实践的发展程度和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人不可能产生超越其时代背景的需要。价值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价值，一切价值因时问、地点、条件而变化。就经济价值而言，一个总的历史趋势是价值不断从只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向同时——直至主要是满足人的心理需要演进。翻开人类的生活史，人的发展和完善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最终目的，物质产品的丰富、生活样式的增多、人的能力的增强其实都是它的表现，“人的发展是指通过内省、审视自己、己之所感与所思而取得自身的不断进步与成熟。这样的进步在心智健康的人身上会持续终生，用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话来说，就是使人不断地朝着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前进。”人的存在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实在的和象征性的，或生理的和心理的。在这两类存在方式中，实在的或物质的存在方式其生存性质更为明显，因为这是人类为肉体需要所逼迫不得不从事的生存性活动。而心理的或精神的存在方式，更多地体现出作为人自我实现的性质。以心理需要为主的高层需要(特别是自我实现)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所有的生物和我们一样都需要食物、高等猿类和我们一样都需要爱，但没有别的什么和我们一样需要自我实现。换言之，需求越高级，人的特征就越明确。生活价值论是从价值演进的历史角度研究经济形态的变化，虚拟价值的大量涌现并成为决定价值的主导因素，预示着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
(二)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
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通俗的讲表现了物本与人文不断融合且后者渐占主导的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如李海舰认为“产品是一个‘双模块结构’。产品既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既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既是客观的，更是主观的；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在旧经济时代，以前者的地位和分量凸现为主；而在新经济时代，后者的地位和份量急剧上升。就产品结构而言，过去，‘大物质、小精神’；现在，‘大精神、小物质’。‘纯物质’或‘纯精神’只是特例，二者‘与时俱进’地动态式组合才是“产品’的最佳结构。任何产品都是两个对立环节的统一。”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宇宙运动形态是由“物质态”和“信息态”循环作用构成的，“信息态”所发生的信息容纳于“物质态”之中，推动了“物质态”的进化发展；新的物质形态又释放出新的信息再容纳于“信息态”之中，推动了“信息态”的进化发展，如此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进化现象就是容介态，即以信息变化为基础的进化过程。这种划分将从根本上解放和创新经济学理论研究，打开价值创新和财富增长的时代之门。把人作为经济学坐标系的原点，从更关心人的感受出发，人归根到底是具有物质和信息两种需求的，物质一开始就是为满足人们的生理欲望，或者可以说物质更多地是满足人们的生理欲望，而信息则是一开始就是只满足人们的思维欲望(心理欲望)。把心理需求看作是一种信息态的衍射，而把生理需求看作是一种物质态的衍射，虚拟价值则是信息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衍射，正是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信息态)的虚拟价值和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物质态)的使用价值相融合而使价值进化这一现象，共同催生了二元价值容介态的广义虚拟经济。名目繁多的新经济概念都可以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角度得到解释。如体验经济正是“生活对象化”观点在现代经济中的体现，体现了经济价值和文化这样的社会价值的二元价值容介态；知识经济体现为传统的体力劳动和现代的脑力劳动的二元价值容介态；符号经济体现为虚拟经济中传统的票据交易和电子商务的二元价值容介态；创意经济体现为传统商品和满足个性化时尚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之所以把当前涌现的新经济称之为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主要是虚拟价值在产品价值中的作用更加凸显，虚拟价值是“信息态”的衍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归根到底是对社会实践所生成的信息态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虚拟价值是商品中蕴含的使用价值以外、主要满足心理需求的价值，商品价值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转变成了使用价值、虚拟价值(或者说，虚拟价值也是一种使用价值，主要是满足心理需求)和价值的三重性。虚拟价值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属性：(1)虚拟价值更趋向于形式化，而非功能化；(2)虚拟价值具有寻租变现能力；(3)虚拟价值有保值增值能力，不轻易受物理时空变化的影响。在物本经济时代，人们用使用价值进行交换时，可以用劳动时问作为价值的尺度，价值表现为时问的线性函数。但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虚拟价值是抽象人类生活对象化的产物，生活对象化的价值量取决于享用它的人的生活的丰富程度，取决于他感受到的时空扩延程度。信息态(主要体现为文化)是虚拟价值的根本来源，对虚拟价值的领会或消费也只能主要以心理感受的形式体现在消费和交换的过程中。产品本身所承载的时空信息量以及享用主体与这种信息量的视界融合程度、接受和心理感受程度成为虚拟价值决定的关键。
(三)新的“三位一体”
传统的“三位一体”——劳动、资本和技术在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方面已经不是最稀缺、最关键的要素了，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信息成为第一资源，关于信息的人气凝聚、题材打造、信心经营成为发展广义虚拟经济的最重要法则，财富标志、制文化权、时间寻租等成为虚拟价值创 造的典型手法。具体到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打造新的“三位一体”——品牌价值、商业模式和集成网络。
品牌价值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过程。品牌可以看作是企业投入文化要素(信息态)和技术要素(物质态)“生产”出来的“产品”。品牌中的文化因素是蕴含其中的人文信息特别是历史积淀，品牌中的技术要素是物化在产品中的质量和性能，经过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长期的循环容介作用，最终形成独特的品牌价值。可见，品牌的本质也是价值关系，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形成的最重要的虚拟价值。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质量、性能、价格差异逐渐缩小，品牌认知成为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品牌成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武器。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占全球品牌不到3％的世界名牌，其产品占据全球市场的40％以上，销售额占到了全球市场的50％。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赋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之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具有虚拟价值的品牌已经成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堪称王冠上的珍珠，品牌成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要素。
商业模式通俗的讲就是公司通过什么途径或方式来赚钱，实质是价值细分和价值实现方式的定位，商业模式整体来看就是企业对于顾客具有什么价值。商业模式的内涵，首先是要分析企业提供什么产品或服务，在价值链中处于什么地位。其次要分析企业提供这种价值的方式，是生产还是组装，是直销还是代销等。其次是价值实现的方式，是分期回收现金流，还是以“时间寻租”的方式变现。戴尔将互联网作为分销渠道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吉列依靠其一次性剃须刀与客户建立了持续性的关系；英特尔通过与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加工平台而实现了繁荣；Google依靠与搜索结果相关的文字广告而赢利；沃尔玛依靠巨大的销量成为供应链的主导，借以降低成本等。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看，未来商业模式创新的方向不在于“专业化分工”，而在于如何捕捉生活意义，在于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比如：美国电影院线的主要赢利来源是在影院出售食品，因为观众来电影院的主要意义是最大限度地放松身心；BP、壳牌等国外石油公司销售板块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便利店，而非传统的加油业务；江南春的分众传媒抓住了等候电梯这一细节；陈天桥的电脑游戏则通过“卖装备”方式赢利，也是抓住了人“纵横江湖”的体验需要。
集成网络构建实质上是提高企业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也是企业构建一个促进不同价值要素实现交融达到容介态进化的平台的能力考量，从而驱动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当今世界叱咤风云的优秀企业都具有超强的市场网络和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波音、微软和IBM都是如此。首先，集成网络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利用各种外部社会关系，形成一种开放的、全方位的、网状的立体结构，避免围绕内部小团体、部门，或者某个企业或者某个行业的价值点、价值链的狭隘视角。其次，集成网络是把企业的“生产方式”从生产线组装产品转变为通过市场网络组装价值，形成产业上下游的资源集成、文化集成、智力资本集成、信息集成等。这种集成不是简单地叠加汇聚，而是融入创造性的思维等智力因素，集成与企业发展相关的资源和产业网络，使各集成要素之间主动优化、互补匹配，形成一个优势互补、高低有序的有机整体。再次，集成网络是从利益相关者整体考虑价值，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获利水平。
关键词：价值；广义虚拟经济；生活价值论；二元价值容介态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1-0005-10
引言
从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看，在古典经济学及以前的研究中，价值问题始终是经济理论的核心，但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逐渐从价值研究转向了价格研究。古希腊价值理论(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的核心是“等值等价”：价应当与质所值相当，价值理论与道德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威廉·配第(1662)在《赋税论》中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概念，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亚当·斯密(1776)认为物品的交换实际是劳动的交换，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大卫·李嘉图(1817)第一次提出必要劳动的概念，但把这种劳动归结为最劣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耗费量；马克思(1867)提出了以“劳动二重性”为“枢纽”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地租等一系列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自马歇尔(1890)开始，主流经济学以要素理论、价格理论替代了价值理论；我国1949年以来经历了五次大的价值讨论，焦点主要是“一元论”或“多元论”，其中最典型的是“谷苏之争”(谷书堂，1989；苏星，1992)。“价”与“值”是否相等、“值”的来源等始终是价值理论的中心命题，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学派。
新古典经济学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放弃了价值问题，价值逐渐成为一个管理概念，应用于多个微观领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价值管理”研究视野。主要包括价值工程理论(劳伦斯·德洛斯·麦尔斯，1947)，从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如何提高产品、系统或者服务的价值，降低成本并取得良好的技术经济效果；股东价值理论(莫迪利安尼等，1958；1961)，研究企业价值的影响和决定因素，由此引伸出以股东价值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方法和程序(拉帕波特，1986；汤姆·科普兰，1997)；EVA理论(StemStewart & Co，1982)，研究以扣除有息负债和权益资金成本后的剩余收入为核心的业绩考核体系；顾客价值理论(迈克尔·波特，1985；菲利普·科勒，2001)，研究提高顾客价值的竞争优势策略。与价值源泉研究不同的是，价值管理的研究试图贴近企业实践，发挥价值理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导作用。
鉴于以上价值理论研究的进展，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论证在“新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价值理论遇到了极大的困境，价值理论的出路在于回到马克思关于生活对象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最一般图式，劳动对象化只是生活对象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梳理和确立科学的研究立场，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研究“新经济”，重新界定价值的概念、源泉及实现方式，使价值理论能够贴近和指导实践。
一、价值理论研究的困境
劳动价值论、生产要素理论等都可归结为价值研究的“源泉论”，价值概念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可归结为价值研究的“工具论”。价值研究看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自20世纪中后期“新经济”浮出水面之后，无论是价值的源泉，还是价值的生产及实现形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传统的价值研究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种理论能否合理解释客观存在并引领未来，是判断该理论科学性的主要标准，遗憾的是，传统的价值理论(包括“源泉论”和“工具论”)在解释和引导工业经济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对新经济中复杂多样的新价值现象解释方面面临较大困境。虽然理论界对什么是“新经济”还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新的时代，突出表现是价值创造的方式、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经济的概念及理论包括：“电子技术时代”(布热津斯基，1970)、“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1973)、“第三次浪潮”及“超工业社会”(托夫勒，1980)、“信息经济”(奈斯比特，1982)、“知识价值社会”(坍屋太一，1985)、“高技术经济”(福莱斯特，1986)、“知识经济”(OECD，1996)、“创意经济”(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1998)、“体验经济”(瑟夫·派恩二世等，1999)等，这些新经济观抓住了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但在价值研究上还没有系统的理论创新。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关于“新经济”的提法，说明新的经济现象已经部分超越或颠覆了现有的经济学的体系，无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都需要不断创新。比如：新经济的报酬递增问题、交叉复式分工结构等，劳动价值论主张用拓展“劳动”概念的方式予以解释，主流经济学则认为目前的经济学体系能够解释新经济现象，并提出“信息规则”等理论，将“新经济”看作是主流经济理论中的“特殊现象”，不希望做根本性的理论变革。
传统价值理论的困境突出表现在对新经济的解释力、引导力不足。价值“源泉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一元”与“多元”之争上。就劳动价值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价值论也是一种经济假说)而言，仍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真理，而不是绝对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该理论客观存在的难题是：不能科学解释品牌、知识产权、证券、创意等非劳动因素、非劳动产品的价值源泉。为了能说明科技、无形资产、企业家才能等日益重要的现象，通过“拓展”劳动概念的方法，即将科技工作、管理等看作是复杂劳动，以此维护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唯一性。但晏智杰教授指出“拓展论不能反映经济生活的实际，主要表现在这种拓展论要继续否定各种非劳动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源泉地位和作用”；“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意，创造价值的劳动(者)是指简单生产劳动(者)，即传统意义的受剥削的‘劳苦大众’及其所从事的劳动，而不是指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其次，‘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的说法也帮不了它们什么忙。科技和管理劳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使用价值的增加而不是价值的增加。”晏教授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阐释不无道理。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提出“劳动对象化”的同时还提出了“生活对象化”。事实上真正最具人本价值思想的正是马克思。只不过马克思处于资本主义时代，他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残酷 的阶级斗争现实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加上当时的科技、人文、管理等非劳动要素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其在价值形成和创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相对有限，因此马克思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劳动价值论上，并以此为基础，把揭露批判的主要矛头直指劳动异化。马克思认为当时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简单劳动无疑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应予以理解并全面把握。因为唯有这样，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要素价值论则不关心是否属于“劳动”产品，似乎只要有供求关系，能够形成均衡价格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把生产要素限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不敢将新的价值创造元素引入研究范围，把价值创造看成是确定的、机械的生产过程，是一种只看结果、不讲过程，舍本逐末的研究方法，显然不能对新财富现象予以根本性的解释。价值管理的“工具论”并不是用来说明新经济下价值创造规律的，而是试图使用精确的以牛顿力学为方法论的定量研究，来提高微观经济管理的效率，“抓小放大”，对未来经济趋势的把握明显乏力。不对传统的价值理论进行根本性的突破，就不能合理解释和引领新的价值创造现象。时代变迁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引，新经济时代“制度、人力资本、金融、知识、信息、思想观念也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缺少这些重要的新资源因素谈经济增长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传统价值理论在对经济的解释和引导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价值始终存在于经济实践之中，传统价值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较远，在对实践的指导性方面也明显力不从心。亚当·斯密曾指出价值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优势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这三个问题可以描述为价值的源泉(财富)、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价格)，价值理论要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必须“落地”，能够给予实践明确的指导，能够对价值形成的全程提供方法论和策略上的支持。劳动价值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论证剩余价值规律，解释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趋势，虽然也有提及重视科技、产品花色品种等字句和段落，但这种一般性论述显然难以给企业在多变环境下的经营实践以明确的指导；要素价值论更多的是适应工业经济下的大规模生产，在新经济条件下，劳动、资本、技术等已不是最稀缺的，定制生产、创意经济、体验经济、文化产业、符号创造等已完全颠覆了工业经济时代的价值创造方式，主流经济学在新经济的很多场合已经失灵了；价值管理的各种工具理论中，顾客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积极意义，认识到了价值的主观性、动态性、多样性、层次性，但该理论更多的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谈价值，对全面的价值管理和创新还有很多欠缺。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价值的“源泉论”，还是“工具论”，在“新经济”时代遇到了解释力、引导力、指导力不足的困境。
二、价值理论的出路：坚持科学的价值研究立场
价值的概念非常普通，内涵却异常宽泛，之所以出现千差万别的价值理论并能自圆其说，在于价值研究的出发点、方法论存在较大差异。面对价值理论在新经济时代的困境，必须重新梳理和建立价值研究的科学立场。关于商品价值的概念，白暴力提出价值范畴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包括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与价格论之间的关系(广义价格论)。关于价值的研究方法。孙伟平归纳为一般哲学方法、哲学认识论方法、生物学与心理学方法、社会学与历史学方法、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等。价值理论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能否像其他学科那样，采用哲学逻辑建立研究立场?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理论中的研究不能使用哲学中的概念和方法，“这里所谈的‘价值’，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它仅仅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的价值。离开商品，就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价值概念”。本文认为，经济管理领域中的价值有其特殊性，但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从来就不是割裂的，经济学的科学研究立场也应建立在哲学思辨之上，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否则价值研究极容易走入静止、孤立、片面或意识形态的误区。
(一)人本立场
人本位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点。就价值研究而言，人本立场是指：价值是从属于人的一个概念，离开了人，根本无所谓价值可言，人是理解价值问题的关键。价值不是外在于人类生存发展活动的某种先验的、神秘的现象，事物及其属性只有进入人的生活世界，进入人的视野，才能对人产生诸如好坏、有无用处等效应，才会产生所谓价值问题。休谟认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马斯洛认为“你要弄清楚你应该如何吗?那么请先弄清你是什么人吧”；高清海认为“人本身也就是价值本身，人的存在就是价值存在，人的价值就在于把自己创造为真正的人”。价值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孙伟平认为价值研究旨在“一个人如何通过价值的追寻与实现而成为人，一个社会共同体如何通过价值实践形成自己的品格”。与人本立场相对的是物本立场，物本立场主要从物的角度研究价值，不认同没有劳动参与的财富，物本经济走向极端就是对人自身的否定，“在‘劳动对象化创造使用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们几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劳动对象化的结果，即物化的劳动产品上。由是，‘以物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劳动异化的‘物本经济’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坚持价值研究的人本立场关键在于从全面的人出发，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存在。正是由于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开放性、无限性，才决定了价值对象是可以无限扩展的。科学的价值理论不仅要将一切物质领域涵盖其中，而且将无限延展的、丰富多彩的心理世界纳入进来。由于心理需求的复杂性、变化性，人们对价值的理解、把握以及创造也需要不断拓展和创新。一切价值活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更高层面上体现人的价值实现，经济形态的变化总是与人的需要、情感等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全面研究人的需要成为人本立场的具体落脚点。
(二)关系立场
价值涉及主体、客体、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科学的价值研究必须建立在主客体互动的价值关系立场之上。任何具体的价值都存在于具体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价值是对象与人的目的、需要与能力等的统一。晏智杰认为“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应是一般意义的价值概念，即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具体化，就是说，商品价值是指财富和商品同人的需求的关系，价值有无及其大小，均以能否满足需求以及满足的程度为转移。可见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不是实体范畴；既不是单纯的客体概念，也不是单纯的主体概念，更不是单纯的主观概念；它是一个包含供给和需 求的综合概念。”
关系立场对正确把握价值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看，价值衡量包括“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两个标准。劳动价值论将劳动作为价值衡量的唯一尺度，这个尺度实际是客体的“外在尺度”，在简单商品经济和物质短缺的工业经济早期，产品的差异性很小，产品价值确实主要由劳动时问这个外在尺度决定，但到了工业经济的中后期，主体的“内在尺度”在价值决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次，在价值关系之中，人的目的、需要决定了人“要什么”或“应该怎么样”，客体的存在和属性只有同主体的存在、需要、能力等发生联系，使客体作用于主体、主体用自身的尺度衡量客体的意义之时，主客体之问才构成价值关系。同时，客体对价值具有制约作用，特别是当主体的需要、能力等确定之后，客体及其性质就成为决定价值的关键性因素。
(三)历史立场
毫无疑问，价值本质上是实践的，价值概念建立在人类生活实践之上，它既不是自在事物本身或固有的性质，也不是人们头脑中主观“构建”出来的，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生成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对价值的认识要在实践性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价值的历史性，这更有利于把握不同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独特规律。不同的历史阶段，价值的内涵、形式、形成规律存在差异，对价值的认识必须因历史而变。人的需求的变化既与经济发展处于互动之中，也最能由此及彼地反映经济形态的变化，反映出价值发展的历史规律。马斯洛认为，“每一种基本需要的满足都会引发‘更高’的需要，支配下一个意识阶段。就他本身而言，他所认为的等同于生命本身的、绝对的、终极的价值，不过是在某一特定的阶段占支配地位的需要，这种需要不过是需要的层级结构中的一种。因此，这种需要既是终点，也是趋向某一终极目标的起点。”的确，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和满足方式，代表了人自我实现的程度，也反映了与之相对的经济发展阶段，价值研究要坚持历史的立场，就不能把价值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要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提出适应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理论。
三、价值理论创新：广义虚拟经济关于价值的主要观点
鉴于传统价值理论面临的困境，中共中央2001年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二元价值容介态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正是在“新经济时代”和价值理论创新这一大背景下，提出了一种对新价值创造规律的理论解释框架。该理论认为：实体经济主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使用功能要求)，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可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通常人们所说的虚拟经济一般指金融活动，即狭义的虚拟经济)。广义虚拟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二元价值容介态，即传统价值由于不断容入信息介质而进化为更高级的价值，它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人本经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关于价值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生活价值论
生活价值论是马克思“生活对象化”人类活动图式的价值论体现，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关于价值源泉的基本观点，也是一种新财富论。生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它涵盖了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生活价值论的根本观点在于：人绝不只是以劳动，而是以自己的全部生活来与世界进行交往的；人也绝不只是以劳动，而是不断将自己生活的全部价值要素来与世界进行交换的。价值不仅是劳动所创造的，而且是社会生活过程所赋予的，价值的本质既是狭义范畴的劳动一般，也是广义范畴的生活一般，财富是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的结合，财富本质是对象化于一定形式上的人类和谐生活的一般性，人类和谐生活对象化的凝结不仅仅表现为物化的，而且表现为非物化的形式。对生活价值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1.价值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
如果把生活理解为生活一般，价值源泉就是一元的；如果把生活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统一，价值源泉就是多元的。生活价值论站在人本的立场，对劳动价值论和要素理论进行积极扬弃和升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是类存在物”，劳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认为一旦劳动的外在性条件消失，劳动就会直接展示出其作为人生命活动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人的生活才是劳动的本质。从人本的立场看，劳动是狭义的、生活是广义的，生活本身是人特有的变革世界的“价值”活动，是人进行自我塑造、自我提升的创造性活动。我们谈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关键是继承马克思的人本精神，从一个全面的、丰富的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片面的、对立的、异化的角度认识问题。劳动生活不过是广义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狭义形态，而古典经济学家则把这样一种局部现象抽象为整体，把人的所有活动也进行了物化的抽象，“以物为本”思想成了几个世纪来把人的思想紧紧束缚起来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传统价值理论的分析也是从人的需求开始，但受时代的制约，这种需求主要是指生理需求，即从古典经济学到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对财富的认识主要限于物质财富，各种经济模型和理论主要是解释物质生产的经济规律，显然是一种仅仅考虑人类生理因素的片面的人类活动图式表达。对要素理论而言，实际把土地、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有限的要素趋于无穷，而生活价值论，则除了传统的人、财、物之外，人类生活的一切过程和内容都有可能成为价值的源泉。比如，文物的价值、体验的价值、金融等狭义虚拟经济的价值等，都是人类生活自身所产生的非常复杂又客观存在的价值形态。生活价值论的首要意义就是要终结价值“一元论”和“多元论”长时间的争论，真正站在人本的立场认识价值，正如人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价值是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
2.价值是主体、客体、关系(本质、现象、过程)的统一
海德格尔认为，“本质”与“现象”都是存在者，我们只有通过“此在”的生存过程去领会存在。同样，价值也不是一个先验范畴，不是一种既定的存在，而是一个属人范畴，是随着人的生活实践而出现的区别于一般事实性存在的意义。生活即是存在，要避免把价值看作是某种外在于人、与人无关、独立存在物的观点，要在生活过程中，也就是在主体、客体、关系和本质、现象、过程(东方哲学则是“体”、“相”、“用”)的统一中来认识价值。商品价值的含义是指商品与人的需求之问的关系，是一个关系范畴，主体与客体之问的价值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承担关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价值的决定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价值理论将使用价值看作是对生理需求的满足，不将使用价值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认为这是生产工艺的问题，这实际是将价值的主体、 客体截然分开，最终还是为了将人的“心理需求”从价值起源和本体中排除出去，这就必然将价值论引向了“以物为本”的误区。生活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主体、客体、关系的统一，有助于理解认识丰富多彩的价值形式和形成规律。以目前蓬勃兴起的体验经济为例，价值完全是在产消合一(或称为“DIY”)的过程中自动创造出来的。托夫勒在提出“产消合一经济”(Presuming Economy)时，将“产消合一”的重点落在“工作转嫁给顾客”这一核心观点之上。“体验”的重心就是以“参与”“互动”的方式给顾客“难忘的体验”，真正实现以顾客为重心和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产消合一”现象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企业的诱导和安排，而是主动地参与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创造性的消费将使消费者从中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满足感，企业与消费者从对立关系向参与、融合关系转变。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静态的要素，不在乎拥有什么，而在乎体验、在乎活动、在乎过程本身，消费者自身就能创造价值，这是传统的经济学范式无法解释的。过程进入人们经济交换活动当中、成为交换的对象后，企业不是再单纯生产产品，而是在制造一种生活方式。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必须扭转实体经济时代“先生产、后生活”或“先生产、后消费”的固有观念。将生产、消费融人生活，把当今时代的新技术、新传播手段和人们的生活题材相结合，这是发展创造新价值的重要途径。
3.价值是随生活实践演进的历史过程
毫无疑问，价值活动是人的一种实践，价值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实践的发展程度和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人不可能产生超越其时代背景的需要。价值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价值，一切价值因时问、地点、条件而变化。就经济价值而言，一个总的历史趋势是价值不断从只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向同时——直至主要是满足人的心理需要演进。翻开人类的生活史，人的发展和完善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最终目的，物质产品的丰富、生活样式的增多、人的能力的增强其实都是它的表现，“人的发展是指通过内省、审视自己、己之所感与所思而取得自身的不断进步与成熟。这样的进步在心智健康的人身上会持续终生，用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话来说，就是使人不断地朝着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前进。”人的存在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实在的和象征性的，或生理的和心理的。在这两类存在方式中，实在的或物质的存在方式其生存性质更为明显，因为这是人类为肉体需要所逼迫不得不从事的生存性活动。而心理的或精神的存在方式，更多地体现出作为人自我实现的性质。以心理需要为主的高层需要(特别是自我实现)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所有的生物和我们一样都需要食物、高等猿类和我们一样都需要爱，但没有别的什么和我们一样需要自我实现。换言之，需求越高级，人的特征就越明确。生活价值论是从价值演进的历史角度研究经济形态的变化，虚拟价值的大量涌现并成为决定价值的主导因素，预示着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
(二)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
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通俗的讲表现了物本与人文不断融合且后者渐占主导的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如李海舰认为“产品是一个‘双模块结构’。产品既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既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既是客观的，更是主观的；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在旧经济时代，以前者的地位和分量凸现为主；而在新经济时代，后者的地位和份量急剧上升。就产品结构而言，过去，‘大物质、小精神’；现在，‘大精神、小物质’。‘纯物质’或‘纯精神’只是特例，二者‘与时俱进’地动态式组合才是“产品’的最佳结构。任何产品都是两个对立环节的统一。”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宇宙运动形态是由“物质态”和“信息态”循环作用构成的，“信息态”所发生的信息容纳于“物质态”之中，推动了“物质态”的进化发展；新的物质形态又释放出新的信息再容纳于“信息态”之中，推动了“信息态”的进化发展，如此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进化现象就是容介态，即以信息变化为基础的进化过程。这种划分将从根本上解放和创新经济学理论研究，打开价值创新和财富增长的时代之门。把人作为经济学坐标系的原点，从更关心人的感受出发，人归根到底是具有物质和信息两种需求的，物质一开始就是为满足人们的生理欲望，或者可以说物质更多地是满足人们的生理欲望，而信息则是一开始就是只满足人们的思维欲望(心理欲望)。把心理需求看作是一种信息态的衍射，而把生理需求看作是一种物质态的衍射，虚拟价值则是信息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衍射，正是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信息态)的虚拟价值和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物质态)的使用价值相融合而使价值进化这一现象，共同催生了二元价值容介态的广义虚拟经济。名目繁多的新经济概念都可以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角度得到解释。如体验经济正是“生活对象化”观点在现代经济中的体现，体现了经济价值和文化这样的社会价值的二元价值容介态；知识经济体现为传统的体力劳动和现代的脑力劳动的二元价值容介态；符号经济体现为虚拟经济中传统的票据交易和电子商务的二元价值容介态；创意经济体现为传统商品和满足个性化时尚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之所以把当前涌现的新经济称之为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主要是虚拟价值在产品价值中的作用更加凸显，虚拟价值是“信息态”的衍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归根到底是对社会实践所生成的信息态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虚拟价值是商品中蕴含的使用价值以外、主要满足心理需求的价值，商品价值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转变成了使用价值、虚拟价值(或者说，虚拟价值也是一种使用价值，主要是满足心理需求)和价值的三重性。虚拟价值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属性：(1)虚拟价值更趋向于形式化，而非功能化；(2)虚拟价值具有寻租变现能力；(3)虚拟价值有保值增值能力，不轻易受物理时空变化的影响。在物本经济时代，人们用使用价值进行交换时，可以用劳动时问作为价值的尺度，价值表现为时问的线性函数。但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虚拟价值是抽象人类生活对象化的产物，生活对象化的价值量取决于享用它的人的生活的丰富程度，取决于他感受到的时空扩延程度。信息态(主要体现为文化)是虚拟价值的根本来源，对虚拟价值的领会或消费也只能主要以心理感受的形式体现在消费和交换的过程中。产品本身所承载的时空信息量以及享用主体与这种信息量的视界融合程度、接受和心理感受程度成为虚拟价值决定的关键。
(三)新的“三位一体”
传统的“三位一体”——劳动、资本和技术在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方面已经不是最稀缺、最关键的要素了，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信息成为第一资源，关于信息的人气凝聚、题材打造、信心经营成为发展广义虚拟经济的最重要法则，财富标志、制文化权、时间寻租等成为虚拟价值创 造的典型手法。具体到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打造新的“三位一体”——品牌价值、商业模式和集成网络。
品牌价值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过程。品牌可以看作是企业投入文化要素(信息态)和技术要素(物质态)“生产”出来的“产品”。品牌中的文化因素是蕴含其中的人文信息特别是历史积淀，品牌中的技术要素是物化在产品中的质量和性能，经过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长期的循环容介作用，最终形成独特的品牌价值。可见，品牌的本质也是价值关系，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形成的最重要的虚拟价值。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质量、性能、价格差异逐渐缩小，品牌认知成为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品牌成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武器。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占全球品牌不到3％的世界名牌，其产品占据全球市场的40％以上，销售额占到了全球市场的50％。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赋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之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具有虚拟价值的品牌已经成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堪称王冠上的珍珠，品牌成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要素。
商业模式通俗的讲就是公司通过什么途径或方式来赚钱，实质是价值细分和价值实现方式的定位，商业模式整体来看就是企业对于顾客具有什么价值。商业模式的内涵，首先是要分析企业提供什么产品或服务，在价值链中处于什么地位。其次要分析企业提供这种价值的方式，是生产还是组装，是直销还是代销等。其次是价值实现的方式，是分期回收现金流，还是以“时间寻租”的方式变现。戴尔将互联网作为分销渠道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吉列依靠其一次性剃须刀与客户建立了持续性的关系；英特尔通过与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加工平台而实现了繁荣；Google依靠与搜索结果相关的文字广告而赢利；沃尔玛依靠巨大的销量成为供应链的主导，借以降低成本等。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看，未来商业模式创新的方向不在于“专业化分工”，而在于如何捕捉生活意义，在于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比如：美国电影院线的主要赢利来源是在影院出售食品，因为观众来电影院的主要意义是最大限度地放松身心；BP、壳牌等国外石油公司销售板块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便利店，而非传统的加油业务；江南春的分众传媒抓住了等候电梯这一细节；陈天桥的电脑游戏则通过“卖装备”方式赢利，也是抓住了人“纵横江湖”的体验需要。
集成网络构建实质上是提高企业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也是企业构建一个促进不同价值要素实现交融达到容介态进化的平台的能力考量，从而驱动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当今世界叱咤风云的优秀企业都具有超强的市场网络和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波音、微软和IBM都是如此。首先，集成网络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利用各种外部社会关系，形成一种开放的、全方位的、网状的立体结构，避免围绕内部小团体、部门，或者某个企业或者某个行业的价值点、价值链的狭隘视角。其次，集成网络是把企业的“生产方式”从生产线组装产品转变为通过市场网络组装价值，形成产业上下游的资源集成、文化集成、智力资本集成、信息集成等。这种集成不是简单地叠加汇聚，而是融入创造性的思维等智力因素，集成与企业发展相关的资源和产业网络，使各集成要素之间主动优化、互补匹配，形成一个优势互补、高低有序的有机整体。再次，集成网络是从利益相关者整体考虑价值，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获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