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国务院就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发布了一份新文件，要求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职能部门，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
　　这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下称《意见》）的文件提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国新办）要围绕国务院常务会议等重要会议内容、国务院重点工作、公众关注热点问题，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同时，上述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每年应出席一次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或相关负责人至少每季度出席一次。
　　有评论表示，这一方面表明政府信息更加公开的决心，同时也说明这项工作还有提升空间。
　　身处网络时代的老百姓，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不再满足于“知其然”，而是想“知其所以然”，更想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效率、质量和水平，显然还不能满足公众的期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庆龙说。
　　刘庆龙认为，着力打造政府信息公开的“升级版”已是大势所趋。“要在明确立法的同时严格执法，从政府内部建立机制，将信息公开归口到具体部门具体人上落实。同时在技术层面加强系统培训，明确信息公开的内容、载体、媒体和选择时机等，这样才能让信息公开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十年发力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出现是在1982年，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多年后，钱其琛在《外交十年》中回忆说，那年紧张的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建议双方磋商，以改善中苏关系。
　　在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后，邓小平马上打电话，指示外交部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当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于是，3月26日，钱其琛就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向七八十位中外记者举行了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
　　“大家就站在我周围。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钱其琛回忆说。
　　把新闻发布真正作为一项制度进行建设，则始于2003年。
　　那一年，中国提出建立健全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政府三个层次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新闻发布要做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同样发生在这一年的“非典”疫情，使这一制度的建设速度加快。
　　2003年从4月初到6月24日，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也是全国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标志。“‘非典’的爆发成了这一制度最好的推进器。”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新闻研究所所长刘笑盈说。
　　刘笑盈把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十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03年到2006年的初步推进期，2007年到2011年的制度化建设及快速推进期，最近两年是制度反思和深入探索期。
　　经过10年努力，目前，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建立起来，新闻发言人队伍不断壮大。据国新办主任蔡名照介绍，10年来，有超过540人成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省区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一些优秀发言人的出色表现受到媒体和公众的赞誉。
　　过去10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形式的新闻发布活动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据统计，2005年，中央和各省区市举行新闻发布会1088场，到2012年，这一数字则翻了一倍多，达到2237场。此外，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很多部门和地方都能主动开展新闻发布活动，一些新闻发布会甚至被放到突发事件现场召开。
　　“我们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非常不容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孟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这期间出现王勇平事件、刘铁男事件，给新闻发布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新办努力推动下，我国新闻发布已经成为一个制度，从中央到基层，它已经超越雏形，格局初备。”

改变观念更重要

　　《意见》发布的第二天，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工作会议。国新办主任蔡名照在会上坦陈，现在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部门或地方政府不敢说、不愿说、不回应，以及一些发言人或领导干部讲话针对性差，曝出“雷人雷语”，引起舆论炒作的现象。
　　出席当天会议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仲伟也表示，政府在面对不少公共事件和群众关切事项中，一些信息发布不充分，引发社会质疑，这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取得更大进步。
　　“在某些官员的观念里，政府信息公开是‘例外’，能不公开就不公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批评道，“比方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公布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这几年下来，很少有政府部门做到。”
　　山西省的一位新闻发言人坦言，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频率并无定数，基本上是“会跟着事情走”，有事才开会，至于什么样的事需要开会，什么样的事不开会，也没有明确的标准。
　　这位发言人还透露，新闻发布会开不开、怎么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多少、怎么说，都要领导决定。而领导的个人风格、对媒体的认识以及对新闻的重视程度，也会影响到新闻发布工作的开展。
　　“技术的东西可以学，但改变老观念更重要。”上述发言人说，在一起矿难的处置工作中，某位领导要求她“把记者弄走”。还有的领导会跟她抱怨，“为什么网民总盯着负面消息不放？”
　　中国传媒大学培训学院院长董关鹏则表示，“经过实践的磨练，发言人有担当、有技术，和国际同行水平相当，然而他们的同事和直接的领导，对新闻发布的认同及相关素养，则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了。” 所以建议他，发言人“要拉着同事、身边的领导一起向前走”。

新闻发布法制化

　　针对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工作中的不足，《意见》对各部门和各省区市提出了“建立健全例行新闻发布制度”，“进一步增加发布的频次”等要求。“这是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向刚性约束迈进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蔡名照说。
　　他表示，下一步，国务院新闻办将着重组织好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新闻发布，努力把国新办新闻发布厅建设成中央政府重要信息发布的主要场所，“通过建立健全例行新闻发布制度等，使新闻发布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推动新闻发布工作走法制化道路。”
　　蔡名照还透露，国务院新闻办正在研究起草关于加强新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从制度上明确新闻发布内容和工作流程、机构设置，明确新闻发言人权利责任、任免以及专职化等。
　　“发言人发不发言，怎么发言，不是个人的爱好，不是部门愿不愿意，也不是政府的要求，而是法的要求，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高度。”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一直认为，新闻发言人一定要走职业化的道路，“由现在的职务变成职业，这样才能使新闻发言人更加长久，也更加立得住”。
　　据悉，当前各级组织的新闻发言人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政府组织还存在临时指派的新闻发言人，或者由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客串”的现象。这造成了新闻发布投入不够、水平不高、职责不清等问题。
　　国新办一份调查显示，从事新闻发布工作的人员有90%认为，目前编制人员不足；超过一半认为经费不足。
　　董关鹏建议，在新闻发布工作任务较重的部门和地方，应逐渐实现新闻发言人专职化， 担任新闻发言人要经过正式组织程序进行任免，并“保证发言人在第一知情圈、第一决策圈、第一行动圈是必须的”。
　　“政府部门应该授权新闻发言人参加最高层级的决策会议，全面掌握核心信息，以便做好新闻发布工作”。他说，对新闻发言人的任命，“尽量选择那些担任重要岗位的、了解和掌握所在部门全局情况并且具备一定媒体素养和沟通能力的人来担任，通常情况下应当选择负责常务的二把手、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人接受专业培训后上岗”。
　　董关鹏认为，政府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人的概念，围绕着他要有一个班子和相关的配套机制，这样才能把新闻发布的工作真正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