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首都机场爆炸案回放：7月20日下午，一名坐着轮椅的残疾男子，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到达大厅出口外散发传单，被民警制止，不料男子突然引爆自制炸弹。该男子炸伤了自己的左臂，被送往医院救治，后左臂截肢。现场一片混乱，但所幸并未有旅客受伤。有目击者称，该男子在引爆炸弹前曾提醒周围人躲避。
这名男子叫冀中星，1979年生，山东菏泽鄄城县人，下身瘫痪，据他称是在广东东莞打工时遭治安员暴打致残，他也因此上访了8年。
这起罕见的机场爆炸案，不仅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北京、山东和广东是与冀中星命运相连的3个点，他为何上访8年？对于案件肇事者冀中星的“定性”，成为争议的主题。
8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冀中星家所在的大冀庄，位于山东菏泽鄄城县城南大约10公里处，是个有一千四五百人的大村子。7月27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冀中星的家。他家的院墙是用石棉瓦夹起来的“篱笆”，没有院门。院子的中间悬挂着一块遮阳布。据了解，入夏以后，冀中星平常就在遮阳布下休息，如果下雨，就会被父亲冀太荣背到屋里。3间堂屋和1间小西屋已经很旧了，东屋是个较大的活动板房。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人进去能闻到浓浓的霉味。冀中星就住在板房里，夏天一晒，像蒸笼一样。
冀太荣今年62岁，老伴10多年前就去世了。冀中星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如今都已成家单过，只有他和父亲相依为命。采访当日，冀中星的哥哥冀中吉也专门赶了过来。
说起小儿子冀中星，冀太荣还没开口，已老泪纵横。“俺孩子太冤了，实在没办法才去北京的，他没害人之心。”
酷热的上午，在3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冀太荣近一半的时间是边哭泣边诉说，让记者深深感受到一种无奈、焦虑、无助甚至绝望的气息。
说起2005年6月28日凌晨，冀中星在东莞的遭遇，冀中吉就接过了父亲的话茬，当时是他去东莞处理弟弟的事情的。“我弟弟亲口告诉我的。他当时（开摩的）拉了个客人（龚涛），路过厚街镇新塘村治安队门口，被一群治安队员追上，有人用大铁棒子一下就打在了他脸上，摔下车来身上又挨了一顿打，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扔在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已不能动弹。后来，他给老乡打电话，借了点钱才住进了医院。”据冀中吉介绍，冀中星的伤主要在嘴上和腰上。等他带了钱从老家赶到东莞，弟弟下身都溃烂了，大约10多天后才做上手术，最终还是落了个下身瘫痪。
后来，冀中吉多次找新塘村治安队和厚街公安分局，但交涉未果。他们又请了律师，向东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塘村委会赔偿人身损害赔偿金338266.99元。在冀中星当时的代理律师许名勇看来，证据明显对冀中星有利，“事件的唯一证人龚涛愿意指证新塘治安员暴力殴打冀中星，厚街医院医疗记录显示冀中星被送至医院时遍体鳞伤。”可2007年7月26日和2008年1月31日，冀中星却两次败诉。
就在机场爆炸案后，冀中星的家乡山东鄄城和广东东莞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情况通报。前者说是冀中星遭到新塘村治安队员殴打，导致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而后者的版本中，冀中星是驾驶摩托车与在路上巡逻的治安队员发生碰撞，倒地受伤。
冀中星致残的原因究竟是被治安队员殴打的还是自己摔的，成了解开一系列问题的关键。记者为此致电东莞相关部门，无论是新塘村村委会、厚街镇政府、东莞市委宣传部还是东莞市公安局，或称不便发表意见，或者电话根本无法接通。其间，东莞方面通过公开渠道宣称已成立了专案组，对冀中星致残情况进行全面重新核查，社会各界也在期待真相不再成谜。
瞒着家人去了北京
“因为没钱治病，俺孩子当时只在东莞的医院里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出院了。”冀太荣每说一个事，几乎都要哭上一回。“后来，官司没打赢，他那个伤残一直没治好，还要吃药、抹药、打针。治病不仅花光了家底，还欠了10多万元的外债。他求我带他去广东上访，可我哪有钱带他去广东啊！”
冀中星认为他的事是在广东发生的，所以从来不到山东当地有关部门上访。因为出不了远门，他就央求父亲借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从此这台电脑不仅成了他消磨时光的唯一工具，也成了他维权申诉的“平台”。机场爆炸案中冀中星的身份被确认后，有网友搜出了他2005年9月5日发的一篇博客，题目叫《出门打工惨遭广东东莞“恶治安员”殴打致终生残废》，讲述了他2005年6月28日在厚街新塘治安队门口的遭遇。
如今，这台电脑已被警察搬走，旧手机、耳机、数据线还有一把水果刀，凌乱地放在桌上。就在几天前，有记者看到电脑桌的抽屉里有张纸条：“报仇”。而在一个电话号码本上，还发现了冀中星抄写的“黑火药配方”和一些气枪、仿真枪的销售电话。
报仇，其实从几年前就开始了。2008年奥运会前夕，冀中星曾在网上发信息称，要买炸药去炸新塘村治安队。这条消息被有关部门发现了，鄄城当地加强了对冀中星的监控。有一次，冀中星去菏泽坐火车，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他身上带着炸药，打电话让乡政府的人把他带回去。接冀中星的乡干部给他做了一顿饭，还聊了很多，送他回家时特别嘱咐冀太荣：一定要把儿子看好了。
在冀中吉看来，弟弟只是为了讨个公道。“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出来主持公道，但一直看不到任何希望。”
“2010年的时候，东莞公安局不是送来了10万元钱吗？”记者问。“他们只和俺孩子谈。我们不能进去，也听不到他们说话，但看到有人在用手比划‘八’和‘十’，可能是在说是给8万还是10万。”冀太荣回忆说。
“那边的人最后说你们签个字吧，给你们10万。我们了解的法律知识很少，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就签了个字。他们就说，钱已经给你们了，你们以后不要再上访了，再有啥后果你们自负。”冀中吉补充说。
而冀中星这次去北京，完全出乎家人的预料。“19号晚上，他还好好的。我大儿子两口子前几天去包头打工了，我晚上要去给他们看家。我走的时候见他还在堂屋看电视呢。第二天一早回来，人就不见了，留了个字条，说是出去玩玩。我一看有点不对，就骑自行车到汽车站，也没有找到他。到了晚上，乡里就有人来了，说俺孩子在北京出事了。”冀太荣说着，又哭出声来。 据记者了解，20日凌晨4点多起床后，冀中星在唯一一个好朋友、也是同村的残疾人冯社军的帮助下，在村口坐上了早已预约好的出租车，直奔鄄城汽车站。6点多，他坐上了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9个小时后就到了北京丽泽桥汽车站。途中，因为是残疾人，要去北京“看姐姐”，冀中星还受到司乘人员不少关照。
一个善良父亲的“心灵哭泣”
冀中吉告诉记者，之前有媒体报道称，冀中星制造机场爆炸案第二天，冀太荣表示为儿子的行为道歉并愿意赔偿受害者，这让他们爷俩感到有点“别扭”。
其实，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机场爆炸案后的三四天里，根本就不知道儿子在北京到底犯了啥事。直到乡里的干部给他看了那段新闻的录像。“别管咋着，就是没炸到别人，惊吓了别人，我也应该道歉。但赔偿别人的话我没说过，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家里啥都没有，拿啥赔偿人家？”
东莞给的10万元钱，当时还账都不够。现在，冀太荣和冀中星每人每月有110元的低保，再加上冀中星每月30元的残疾补偿金，每月一共能领到250元钱。他们还有1.8亩地，每年种一茬小麦、一茬玉米，打不到2000斤粮食，不吃不喝全卖掉，也就2000元钱。这些就是他们家的全部收入。
据冀中吉介绍，母亲去世前常年有病，家境一直不好。他上过1年学，弟弟也只读过两年半的书。“我弟弟从小就很懂事，一边照顾妹妹，一边给全家人做饭。他对人也很热情，邻居都很喜欢他。他很早就出去打工了，经常能寄点钱回家，还在东莞找了个女朋友。他出事后，女朋友守了他7天7夜，后来看他残废了，就离开了。他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这个家也彻底毁了。”
冀中星瘫痪后，最受累的就是冀太荣。“饭要我做好了端到跟前，大小便都要帮忙。”可越是这样，儿子的脾气就越暴躁，常对着他发邪火。“儿子有时候想吃点有滋味的饭菜，可我没钱给他啊！”
冀太荣只有1米6，体重也不过100斤，以前他想抱起儿子都费劲，经常要儿子用一只手撑着地配合他。如今，儿子又少了一条胳膊……“想到这些，我都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不知道俺孩子这次会被判多少年，也不知道等他出来之后我还能再陪他多少年……”
冀太荣说，他现在更觉得对不住儿子。如果当初他能推着轮椅带儿子去广东讨个公道，也许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不幸际遇不应成为暴力的理由
听说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制造爆炸之后，北京律师刘晓原给冀家打了一个电话，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几天后，刘晓原从临沂赶到了冀家。
面对又是哭又是下跪的冀家父子，刘晓原安抚了一番，让冀太荣在委托书上签字。这时，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家里找不到一张桌子，冀太荣戴着老花镜，蹲在冀中星以前睡的床边签了委托书。”
7月26日，当记者拨通刘晓原的电话时，他正在北京市第二看守所办理会见冀中星的手续。工作人员告诉他，冀中星正在医院，刘晓原只好另约时间。7月29日，刘晓原得知，冀中星已经被批捕。“您打算怎么为他辩护？在量刑上如何考虑？”记者问。这让刘晓原有点为难，因为冀中星家中的上访材料在出事后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拿走了。不过，他相信，“冀中星一案已经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之后的一切自有法律的公论。”8月1日，刘晓原给记者发来短信，说他见到了冀中星，“冀中星精神状态还不错，就是很想见父亲。”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认为：“冀中星的经历令人同情，而且在引爆前还提醒他人走开，其直接目的是吸引关注。但他的行为客观上妨碍了公共安全，因而，法律上仍须对其处罚，以避免更多人效仿。另一方面，如果民众能顺畅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就不需要通过极端方式去维护权利和宣泄不满。”他一直在推动一个民间法律援助项目，希望通过这些项目，让民众了解在法律的框架下如何理性维权，也能养成咨询法律意见的习惯。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看来，“极端维权”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焦虑的弱势人群受到了暴力文化的影响。由于物价上涨、贫富差距和腐败现象的存在，弱势人群往往存在着很深的焦虑感。一旦个人思想上出现问题，很容易引起类似的“极端维权”事件。“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很多人都有责任。比如网上经常会有让这些人去炸贪官、烧贪官的说法。就算是贪官，也应由法律制裁。我们很多人都在无意中充当了暴力链条的一环，助长了暴力文化。”
当今暴力文化的弥散，已经让很多人无法理性思考。正如有媒体评论的那样，“任何言辞和理由都无法给犯罪包裹上正当的外衣”。个人不幸的际遇也不应成为暴力的理由，如果弱者是以伤害同样的弱者来宣泄不满，如果让同情掩盖住谴责，我们终将失去公共安全这个生存必需品。而消除社会戾气、暴力文化，更应该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这名男子叫冀中星，1979年生，山东菏泽鄄城县人，下身瘫痪，据他称是在广东东莞打工时遭治安员暴打致残，他也因此上访了8年。
这起罕见的机场爆炸案，不仅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北京、山东和广东是与冀中星命运相连的3个点，他为何上访8年？对于案件肇事者冀中星的“定性”，成为争议的主题。
8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冀中星家所在的大冀庄，位于山东菏泽鄄城县城南大约10公里处，是个有一千四五百人的大村子。7月27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冀中星的家。他家的院墙是用石棉瓦夹起来的“篱笆”，没有院门。院子的中间悬挂着一块遮阳布。据了解，入夏以后，冀中星平常就在遮阳布下休息，如果下雨，就会被父亲冀太荣背到屋里。3间堂屋和1间小西屋已经很旧了，东屋是个较大的活动板房。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人进去能闻到浓浓的霉味。冀中星就住在板房里，夏天一晒，像蒸笼一样。
冀太荣今年62岁，老伴10多年前就去世了。冀中星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如今都已成家单过，只有他和父亲相依为命。采访当日，冀中星的哥哥冀中吉也专门赶了过来。
说起小儿子冀中星，冀太荣还没开口，已老泪纵横。“俺孩子太冤了，实在没办法才去北京的，他没害人之心。”
酷热的上午，在3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冀太荣近一半的时间是边哭泣边诉说，让记者深深感受到一种无奈、焦虑、无助甚至绝望的气息。
说起2005年6月28日凌晨，冀中星在东莞的遭遇，冀中吉就接过了父亲的话茬，当时是他去东莞处理弟弟的事情的。“我弟弟亲口告诉我的。他当时（开摩的）拉了个客人（龚涛），路过厚街镇新塘村治安队门口，被一群治安队员追上，有人用大铁棒子一下就打在了他脸上，摔下车来身上又挨了一顿打，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扔在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已不能动弹。后来，他给老乡打电话，借了点钱才住进了医院。”据冀中吉介绍，冀中星的伤主要在嘴上和腰上。等他带了钱从老家赶到东莞，弟弟下身都溃烂了，大约10多天后才做上手术，最终还是落了个下身瘫痪。
后来，冀中吉多次找新塘村治安队和厚街公安分局，但交涉未果。他们又请了律师，向东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塘村委会赔偿人身损害赔偿金338266.99元。在冀中星当时的代理律师许名勇看来，证据明显对冀中星有利，“事件的唯一证人龚涛愿意指证新塘治安员暴力殴打冀中星，厚街医院医疗记录显示冀中星被送至医院时遍体鳞伤。”可2007年7月26日和2008年1月31日，冀中星却两次败诉。
就在机场爆炸案后，冀中星的家乡山东鄄城和广东东莞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情况通报。前者说是冀中星遭到新塘村治安队员殴打，导致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而后者的版本中，冀中星是驾驶摩托车与在路上巡逻的治安队员发生碰撞，倒地受伤。
冀中星致残的原因究竟是被治安队员殴打的还是自己摔的，成了解开一系列问题的关键。记者为此致电东莞相关部门，无论是新塘村村委会、厚街镇政府、东莞市委宣传部还是东莞市公安局，或称不便发表意见，或者电话根本无法接通。其间，东莞方面通过公开渠道宣称已成立了专案组，对冀中星致残情况进行全面重新核查，社会各界也在期待真相不再成谜。
瞒着家人去了北京
“因为没钱治病，俺孩子当时只在东莞的医院里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出院了。”冀太荣每说一个事，几乎都要哭上一回。“后来，官司没打赢，他那个伤残一直没治好，还要吃药、抹药、打针。治病不仅花光了家底，还欠了10多万元的外债。他求我带他去广东上访，可我哪有钱带他去广东啊！”
冀中星认为他的事是在广东发生的，所以从来不到山东当地有关部门上访。因为出不了远门，他就央求父亲借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从此这台电脑不仅成了他消磨时光的唯一工具，也成了他维权申诉的“平台”。机场爆炸案中冀中星的身份被确认后，有网友搜出了他2005年9月5日发的一篇博客，题目叫《出门打工惨遭广东东莞“恶治安员”殴打致终生残废》，讲述了他2005年6月28日在厚街新塘治安队门口的遭遇。
如今，这台电脑已被警察搬走，旧手机、耳机、数据线还有一把水果刀，凌乱地放在桌上。就在几天前，有记者看到电脑桌的抽屉里有张纸条：“报仇”。而在一个电话号码本上，还发现了冀中星抄写的“黑火药配方”和一些气枪、仿真枪的销售电话。
报仇，其实从几年前就开始了。2008年奥运会前夕，冀中星曾在网上发信息称，要买炸药去炸新塘村治安队。这条消息被有关部门发现了，鄄城当地加强了对冀中星的监控。有一次，冀中星去菏泽坐火车，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他身上带着炸药，打电话让乡政府的人把他带回去。接冀中星的乡干部给他做了一顿饭，还聊了很多，送他回家时特别嘱咐冀太荣：一定要把儿子看好了。
在冀中吉看来，弟弟只是为了讨个公道。“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出来主持公道，但一直看不到任何希望。”
“2010年的时候，东莞公安局不是送来了10万元钱吗？”记者问。“他们只和俺孩子谈。我们不能进去，也听不到他们说话，但看到有人在用手比划‘八’和‘十’，可能是在说是给8万还是10万。”冀太荣回忆说。
“那边的人最后说你们签个字吧，给你们10万。我们了解的法律知识很少，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就签了个字。他们就说，钱已经给你们了，你们以后不要再上访了，再有啥后果你们自负。”冀中吉补充说。
而冀中星这次去北京，完全出乎家人的预料。“19号晚上，他还好好的。我大儿子两口子前几天去包头打工了，我晚上要去给他们看家。我走的时候见他还在堂屋看电视呢。第二天一早回来，人就不见了，留了个字条，说是出去玩玩。我一看有点不对，就骑自行车到汽车站，也没有找到他。到了晚上，乡里就有人来了，说俺孩子在北京出事了。”冀太荣说着，又哭出声来。 据记者了解，20日凌晨4点多起床后，冀中星在唯一一个好朋友、也是同村的残疾人冯社军的帮助下，在村口坐上了早已预约好的出租车，直奔鄄城汽车站。6点多，他坐上了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9个小时后就到了北京丽泽桥汽车站。途中，因为是残疾人，要去北京“看姐姐”，冀中星还受到司乘人员不少关照。
一个善良父亲的“心灵哭泣”
冀中吉告诉记者，之前有媒体报道称，冀中星制造机场爆炸案第二天，冀太荣表示为儿子的行为道歉并愿意赔偿受害者，这让他们爷俩感到有点“别扭”。
其实，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机场爆炸案后的三四天里，根本就不知道儿子在北京到底犯了啥事。直到乡里的干部给他看了那段新闻的录像。“别管咋着，就是没炸到别人，惊吓了别人，我也应该道歉。但赔偿别人的话我没说过，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家里啥都没有，拿啥赔偿人家？”
东莞给的10万元钱，当时还账都不够。现在，冀太荣和冀中星每人每月有110元的低保，再加上冀中星每月30元的残疾补偿金，每月一共能领到250元钱。他们还有1.8亩地，每年种一茬小麦、一茬玉米，打不到2000斤粮食，不吃不喝全卖掉，也就2000元钱。这些就是他们家的全部收入。
据冀中吉介绍，母亲去世前常年有病，家境一直不好。他上过1年学，弟弟也只读过两年半的书。“我弟弟从小就很懂事，一边照顾妹妹，一边给全家人做饭。他对人也很热情，邻居都很喜欢他。他很早就出去打工了，经常能寄点钱回家，还在东莞找了个女朋友。他出事后，女朋友守了他7天7夜，后来看他残废了，就离开了。他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这个家也彻底毁了。”
冀中星瘫痪后，最受累的就是冀太荣。“饭要我做好了端到跟前，大小便都要帮忙。”可越是这样，儿子的脾气就越暴躁，常对着他发邪火。“儿子有时候想吃点有滋味的饭菜，可我没钱给他啊！”
冀太荣只有1米6，体重也不过100斤，以前他想抱起儿子都费劲，经常要儿子用一只手撑着地配合他。如今，儿子又少了一条胳膊……“想到这些，我都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不知道俺孩子这次会被判多少年，也不知道等他出来之后我还能再陪他多少年……”
冀太荣说，他现在更觉得对不住儿子。如果当初他能推着轮椅带儿子去广东讨个公道，也许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不幸际遇不应成为暴力的理由
听说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制造爆炸之后，北京律师刘晓原给冀家打了一个电话，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几天后，刘晓原从临沂赶到了冀家。
面对又是哭又是下跪的冀家父子，刘晓原安抚了一番，让冀太荣在委托书上签字。这时，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家里找不到一张桌子，冀太荣戴着老花镜，蹲在冀中星以前睡的床边签了委托书。”
7月26日，当记者拨通刘晓原的电话时，他正在北京市第二看守所办理会见冀中星的手续。工作人员告诉他，冀中星正在医院，刘晓原只好另约时间。7月29日，刘晓原得知，冀中星已经被批捕。“您打算怎么为他辩护？在量刑上如何考虑？”记者问。这让刘晓原有点为难，因为冀中星家中的上访材料在出事后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拿走了。不过，他相信，“冀中星一案已经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之后的一切自有法律的公论。”8月1日，刘晓原给记者发来短信，说他见到了冀中星，“冀中星精神状态还不错，就是很想见父亲。”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认为：“冀中星的经历令人同情，而且在引爆前还提醒他人走开，其直接目的是吸引关注。但他的行为客观上妨碍了公共安全，因而，法律上仍须对其处罚，以避免更多人效仿。另一方面，如果民众能顺畅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就不需要通过极端方式去维护权利和宣泄不满。”他一直在推动一个民间法律援助项目，希望通过这些项目，让民众了解在法律的框架下如何理性维权，也能养成咨询法律意见的习惯。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看来，“极端维权”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焦虑的弱势人群受到了暴力文化的影响。由于物价上涨、贫富差距和腐败现象的存在，弱势人群往往存在着很深的焦虑感。一旦个人思想上出现问题，很容易引起类似的“极端维权”事件。“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很多人都有责任。比如网上经常会有让这些人去炸贪官、烧贪官的说法。就算是贪官，也应由法律制裁。我们很多人都在无意中充当了暴力链条的一环，助长了暴力文化。”
当今暴力文化的弥散，已经让很多人无法理性思考。正如有媒体评论的那样，“任何言辞和理由都无法给犯罪包裹上正当的外衣”。个人不幸的际遇也不应成为暴力的理由，如果弱者是以伤害同样的弱者来宣泄不满，如果让同情掩盖住谴责，我们终将失去公共安全这个生存必需品。而消除社会戾气、暴力文化，更应该从我们每个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