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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第一次大扫雷的时候，傅秀堂还是班长，现在他已经是云南省军区边防某团的中校副团长。
1992年至1994年，中国政府在中越边境组织了第一次大扫雷。从1997年开始，云南和广西边境地区又展开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扫雷行动，即通常所说的第二次扫雷行动。
2008年，一支由傅秀堂带领的勘界扫雷保障队，和其他几支扫雷保障队一起，为中越边境勘界进行第三次扫雷清障。这也是中国第三次较大规模地清除残留在中越边境的地雷和爆炸物。
“我们这次扫雷，主要是为中越两国勘界服务，打通勘界通道，扫除新立界碑点以及周围的雷场，保障中越勘界人员顺利完成勘界立碑任务。”傅秀堂介绍。
按照要求，扫雷清障队将扫清后方通往新立界碑点之间、各新立界碑点之间的通道，并在新立界碑点处扫出一块200平米左右的安全区域，供勘界施工用。
2008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同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武勇在河内就中越陆地边界勘界剩余问题达成一致，历时八年的两国陆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宣告如期完成。
雷场变成万亩茶园
2005年11月2日，在中越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确定了两国陆地边界勘界立碑的最后时限，同时还表示，将把两国边界建成和平友好和长期稳定的边界。
要实现这个目标，中越两国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边境战争遗留下来的大量地雷和爆炸物。
“没有人知道，在中越边境到底有多少地雷。”傅秀堂说。有人说有1130万枚，有人说可能有200万枚。仅文山州一个地区，自1979年以来，因触雷导致伤亡的就有近6000人。因为有地雷，文山还有数万亩土地不能耕种。
在文山州富宁县的砂仁寨，87名村民，被地雷炸得只有81条腿，成为全世界有名的雷患村。
“第一次大扫雷主要是清除边境口岸、通道，还有边防部队巡逻道路上的地雷。”傅秀堂回忆，当年，云南省军区组建了几支扫雷队，总部也派来了专家和指导小组。“每扫出一片来，我们都要手拉着手，用脚在上面踩一遍，然后才移交给地方政府。”
随着第二次扫雷行动的继续，中越边境地区有102.8平方公里的雷场面积被清除。更重要的是，这次扫雷行动以封围标示的方式，将存在地雷和爆炸物的159.46平方公里土地圈列起来，防止边民误入。
“从那以后，人触雷的事件就很少了，但是牲口跑进雷区被炸死的事情还是很多。”傅秀堂说。
在第二次扫雷行动中，军方一共扫除地雷50多万枚、爆炸物18万多发(件)。就在当年的主战场之一者阴山下，骷髅标志牌已被推倒，建起了一座万亩茶园，成为当地一个主要的茶叶加工基地。茶树长出的茶叶，已经采摘了好几年。
一些内迁的边民也重新回到了家乡，开始在原来的土地上耕种。
在麻栗坡县的老山，原来的雷场上修建起了“老山新村”，政府不但帮助边民修起了住宅，还修建了水窖，通了电和有线电视。摩托车成为边民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在很多边民的家门口，甚至停着不止一辆。
地雷的清除，为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中越边境，6个国家级、13个省级边贸口岸和30多个边贸互市点，290多条边境通道在两国之间陆续开通。
少量复杂雷场全部封围
但是，雷患并没有完全消除。由于中越边境地形复杂，很多地方无法完全彻底地扫除雷患。有的地方，为防止人和牲口踏雷，采取了封围措施，把危险区域圈了起来。
两次大规模的扫雷后，有人估计。圈起来的雷场大约还有40多平方公里，超过50万枚地雷和各类爆炸物。
在云南省军区边防某团的扫雷保障队里，教导员孙仕军一边介绍，一边展示了扫雷队扫出来的各型爆炸物。小小的房间里，有防坦克雷、防步兵雷、母子雷、连环雷、松发雷、跳雷等等十几个品种。很多都已经锈迹斑斑，但看上去仍然让人心生怯意。
“这是中越边境扫雷面临的困难之一，雷的种类太多了。”孙仕军说。在当年的战争中，双方部队究竟在边境线上埋下了多少种型号的地雷，谁也不知道。由于不同种类的雷引发原理不一样，排爆手段也不同。由多型号地雷组成的混合型雷场，最让工兵头疼。
困难之二是时间的久远，从1979年算起已有近30年，很多地雷和爆炸物已经严重锈蚀。再加上云南、广西地区山高林密，雨水较多，泥石流和山洪频发，一场大雨过后，有的雷埋藏位置、深度都发生了改变。老兵往往会提醒新兵：地雷总是在你放松的那一刻出现。
这些被岁月和泥石流冲刷了几十年的地雷，可能裸露在路边，也可能深埋在土里。“我们在实际的排除过程中就遇到过，用排爆弹炸开浮土后，发现不止一层地雷，非常危险。”傅秀堂介绍，按照埋雷要求，地雷上的覆盖土层一般不超过30厘米。“理论上，超过30厘米，压发雷是踩不炸的。”
但傅秀堂有一次带领扫雷队排雷时，爆破组炸开了地表上面30厘米的浮土层，工兵手持探雷针上前一探，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就在刚刚炸开浮土的地方，下面一层一层地累积了好几十颗地雷。
后来分析，这些地雷是顺着山沟被雨水冲刷到这里，又受到岩石阻挡，就密密麻麻地堆积了起来。
每个扫雷兵都有“光荣疤”
按照战时的规定，工兵对地雷和爆炸物的扫除率，只要达到70％，步兵就可以发起冲击。而中越边境的每一次扫雷，要求的扫除率，都是100％。
“还是跟以前一样，扫完了我们的官兵都要先到地面上踩一遍，要炸先炸我们。”这几年来，像傅秀堂、孙仕军这样长期在一线扫雷的军官，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少次去踩过了。
同样承担危险的，除了在一线直接扫雷的官兵，还包括每天背炸药上山的士兵。很多阵地和山头没有公路，扫雷爆破作业需要的炸药，全靠边防连队的士兵背上山去。有时候，需要动用一个连队的兵力，才能完成当天炸药的前送任务。
“身上背着几十斤炸药爬山路，不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都是一种考验。”傅秀堂说，炸药不可能计算得刚刚好，如果这些炸药当天没用完，还需要全部背下山来，“不要被考验一次。”
为确保不出现任何闪失，扫雷的时间一般都安排在上午8点到11点。“因为这个时间段，人的精力最好，注意力可以高度集中。”孙仕军介绍，晚上为了保障充足的睡眠，也会尽量少安排一些娱乐活动，按时熄灯睡觉。
孙仕军说：“从进入雷区那一刻起，不管是谁，都要严格按照规范来做，一个动作不能少，高度紧张。”
在人员的搭配上，扫雷队也进行科学的组合。扫雷兵都是从补充兵员中优先挑选的，新兵进入扫雷队后，第一年只做一些辅助工作，不直接进行排雷作业。在一线进行爆破和手工排雷作业的，都是经过工兵专业训练、心理素质好的老兵和技术骨干。
在孙仕军的队里，几乎每个士兵都不告诉家里人自己正在从事一项危险的工作。“说了之后，家里担心，反过来也影响自己的工作。”
以前，曾有士兵告诉家里自己是扫雷兵，结果父母火速赶到部队，请求首长给孩子调换工作。
因为南方潮湿的气候和数不清的蝗虫、毒蛇，在扫雷队的官兵中，被虫蛇叮咬很常见，皮肤病在雨季出现得也很多。部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全身洒雄黄酒，打预防针，扎绑腿等，但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上过几次山的队员，都会在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有的是因为皮肤溃烂，有的是被蛇咬。
不过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到扫雷队来。和平时期，扫雷排障可以让年轻士兵近距离地嗅到硝烟的味道，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战士们把身上的伤疤叫做‘光荣疤’，只有我们扫雷兵才有。”孙仕军说。
到2008年11月，傅秀堂、孙仕军和所在的扫雷队，完成了中越边境140多个新立界碑点及通道的扫雷任务，打通勘界通道196条，扫雷面积达到450万平方米以上，销毁各类爆炸物近3万件(组)。
硝烟在中越边境升起，但这一次，是为了和平
1992年至1994年，中国政府在中越边境组织了第一次大扫雷。从1997年开始，云南和广西边境地区又展开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扫雷行动，即通常所说的第二次扫雷行动。
2008年，一支由傅秀堂带领的勘界扫雷保障队，和其他几支扫雷保障队一起，为中越边境勘界进行第三次扫雷清障。这也是中国第三次较大规模地清除残留在中越边境的地雷和爆炸物。
“我们这次扫雷，主要是为中越两国勘界服务，打通勘界通道，扫除新立界碑点以及周围的雷场，保障中越勘界人员顺利完成勘界立碑任务。”傅秀堂介绍。
按照要求，扫雷清障队将扫清后方通往新立界碑点之间、各新立界碑点之间的通道，并在新立界碑点处扫出一块200平米左右的安全区域，供勘界施工用。
2008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同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武勇在河内就中越陆地边界勘界剩余问题达成一致，历时八年的两国陆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宣告如期完成。
雷场变成万亩茶园
2005年11月2日，在中越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确定了两国陆地边界勘界立碑的最后时限，同时还表示，将把两国边界建成和平友好和长期稳定的边界。
要实现这个目标，中越两国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边境战争遗留下来的大量地雷和爆炸物。
“没有人知道，在中越边境到底有多少地雷。”傅秀堂说。有人说有1130万枚，有人说可能有200万枚。仅文山州一个地区，自1979年以来，因触雷导致伤亡的就有近6000人。因为有地雷，文山还有数万亩土地不能耕种。
在文山州富宁县的砂仁寨，87名村民，被地雷炸得只有81条腿，成为全世界有名的雷患村。
“第一次大扫雷主要是清除边境口岸、通道，还有边防部队巡逻道路上的地雷。”傅秀堂回忆，当年，云南省军区组建了几支扫雷队，总部也派来了专家和指导小组。“每扫出一片来，我们都要手拉着手，用脚在上面踩一遍，然后才移交给地方政府。”
随着第二次扫雷行动的继续，中越边境地区有102.8平方公里的雷场面积被清除。更重要的是，这次扫雷行动以封围标示的方式，将存在地雷和爆炸物的159.46平方公里土地圈列起来，防止边民误入。
“从那以后，人触雷的事件就很少了，但是牲口跑进雷区被炸死的事情还是很多。”傅秀堂说。
在第二次扫雷行动中，军方一共扫除地雷50多万枚、爆炸物18万多发(件)。就在当年的主战场之一者阴山下，骷髅标志牌已被推倒，建起了一座万亩茶园，成为当地一个主要的茶叶加工基地。茶树长出的茶叶，已经采摘了好几年。
一些内迁的边民也重新回到了家乡，开始在原来的土地上耕种。
在麻栗坡县的老山，原来的雷场上修建起了“老山新村”，政府不但帮助边民修起了住宅，还修建了水窖，通了电和有线电视。摩托车成为边民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在很多边民的家门口，甚至停着不止一辆。
地雷的清除，为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中越边境，6个国家级、13个省级边贸口岸和30多个边贸互市点，290多条边境通道在两国之间陆续开通。
少量复杂雷场全部封围
但是，雷患并没有完全消除。由于中越边境地形复杂，很多地方无法完全彻底地扫除雷患。有的地方，为防止人和牲口踏雷，采取了封围措施，把危险区域圈了起来。
两次大规模的扫雷后，有人估计。圈起来的雷场大约还有40多平方公里，超过50万枚地雷和各类爆炸物。
在云南省军区边防某团的扫雷保障队里，教导员孙仕军一边介绍，一边展示了扫雷队扫出来的各型爆炸物。小小的房间里，有防坦克雷、防步兵雷、母子雷、连环雷、松发雷、跳雷等等十几个品种。很多都已经锈迹斑斑，但看上去仍然让人心生怯意。
“这是中越边境扫雷面临的困难之一，雷的种类太多了。”孙仕军说。在当年的战争中，双方部队究竟在边境线上埋下了多少种型号的地雷，谁也不知道。由于不同种类的雷引发原理不一样，排爆手段也不同。由多型号地雷组成的混合型雷场，最让工兵头疼。
困难之二是时间的久远，从1979年算起已有近30年，很多地雷和爆炸物已经严重锈蚀。再加上云南、广西地区山高林密，雨水较多，泥石流和山洪频发，一场大雨过后，有的雷埋藏位置、深度都发生了改变。老兵往往会提醒新兵：地雷总是在你放松的那一刻出现。
这些被岁月和泥石流冲刷了几十年的地雷，可能裸露在路边，也可能深埋在土里。“我们在实际的排除过程中就遇到过，用排爆弹炸开浮土后，发现不止一层地雷，非常危险。”傅秀堂介绍，按照埋雷要求，地雷上的覆盖土层一般不超过30厘米。“理论上，超过30厘米，压发雷是踩不炸的。”
但傅秀堂有一次带领扫雷队排雷时，爆破组炸开了地表上面30厘米的浮土层，工兵手持探雷针上前一探，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就在刚刚炸开浮土的地方，下面一层一层地累积了好几十颗地雷。
后来分析，这些地雷是顺着山沟被雨水冲刷到这里，又受到岩石阻挡，就密密麻麻地堆积了起来。
每个扫雷兵都有“光荣疤”
按照战时的规定，工兵对地雷和爆炸物的扫除率，只要达到70％，步兵就可以发起冲击。而中越边境的每一次扫雷，要求的扫除率，都是100％。
“还是跟以前一样，扫完了我们的官兵都要先到地面上踩一遍，要炸先炸我们。”这几年来，像傅秀堂、孙仕军这样长期在一线扫雷的军官，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少次去踩过了。
同样承担危险的，除了在一线直接扫雷的官兵，还包括每天背炸药上山的士兵。很多阵地和山头没有公路，扫雷爆破作业需要的炸药，全靠边防连队的士兵背上山去。有时候，需要动用一个连队的兵力，才能完成当天炸药的前送任务。
“身上背着几十斤炸药爬山路，不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都是一种考验。”傅秀堂说，炸药不可能计算得刚刚好，如果这些炸药当天没用完，还需要全部背下山来，“不要被考验一次。”
为确保不出现任何闪失，扫雷的时间一般都安排在上午8点到11点。“因为这个时间段，人的精力最好，注意力可以高度集中。”孙仕军介绍，晚上为了保障充足的睡眠，也会尽量少安排一些娱乐活动，按时熄灯睡觉。
孙仕军说：“从进入雷区那一刻起，不管是谁，都要严格按照规范来做，一个动作不能少，高度紧张。”
在人员的搭配上，扫雷队也进行科学的组合。扫雷兵都是从补充兵员中优先挑选的，新兵进入扫雷队后，第一年只做一些辅助工作，不直接进行排雷作业。在一线进行爆破和手工排雷作业的，都是经过工兵专业训练、心理素质好的老兵和技术骨干。
在孙仕军的队里，几乎每个士兵都不告诉家里人自己正在从事一项危险的工作。“说了之后，家里担心，反过来也影响自己的工作。”
以前，曾有士兵告诉家里自己是扫雷兵，结果父母火速赶到部队，请求首长给孩子调换工作。
因为南方潮湿的气候和数不清的蝗虫、毒蛇，在扫雷队的官兵中，被虫蛇叮咬很常见，皮肤病在雨季出现得也很多。部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全身洒雄黄酒，打预防针，扎绑腿等，但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上过几次山的队员，都会在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有的是因为皮肤溃烂，有的是被蛇咬。
不过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到扫雷队来。和平时期，扫雷排障可以让年轻士兵近距离地嗅到硝烟的味道，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战士们把身上的伤疤叫做‘光荣疤’，只有我们扫雷兵才有。”孙仕军说。
到2008年11月，傅秀堂、孙仕军和所在的扫雷队，完成了中越边境140多个新立界碑点及通道的扫雷任务，打通勘界通道196条，扫雷面积达到450万平方米以上，销毁各类爆炸物近3万件(组)。
硝烟在中越边境升起，但这一次，是为了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