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命运女神将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引向同一个方向，并迫使它们都朝一个相同的目的地进发一样，作为一名史学家，他的职责也同样应该将命运女神实现其整体意图的这种进程，置于一种简明的视角之下，进而呈现给自己的读者。”早在半年前，杨之涵君私信我，说他的译著——波利比乌斯的《通史》，皇皇上下两册一百万字，即将杀青，就要出版面世。这几个月来，我尽可能地抽时间慢慢研读了这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恰巧这期间我亦游学于欧洲数日，虽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波氏之足迹遍游地中海沿岸城郭及崇山峻岭，但还是在欧陆腹地感受到些许古战场的波诡云谲和世界图景的新旧转换，多少与波利比乌斯《通史》开启的普遍的历史叙事若合符节。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不也同样面临着一种升级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普遍历史叙事的征兆吗？
　　人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一个人如此，一个族群如此，一个国族更是如此。但何为历史，何为历史中的人、族群和国族，其中的时间和空间如何计算和丈量，内在的结构和制度如何构建和厘定，蕴含的意识和精神如何培育和生长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清晰和为人们所觉察的。人类历史意识的觉醒有一个开启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便是这个人类历史意识的开启者，他的四十卷《通史》第一次建立起一个有关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史观。《通史》的出现开辟了一个人类历史作为世界史的崭新时刻，从此以后，才有了所谓的人类历史，此前的历史著作固然有很多，其中也不乏鸿篇巨制和伟大叙事，但它们都不过是某一族群的历史，某一地域的历史，诸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们毕竟只是希腊诸城邦之间的争斗博弈，厮杀征伐的场域也只是局限于爱琴海一隅，虽然这些城邦集中体现了当时人类政治文明的精华，但它们并没有达成普遍历史的意识自觉。
　　波利比乌斯与希腊史学家们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虽然他从身份上说也是一个希腊人，《通史》所叙述的也是围绕着战争所展开的军事与政治史，但波氏却有着明确的世界历史的问题意识，他要写一部不同于前辈希腊史学家们的《通史》，即一部围绕着罗马的崛起而形成的人类普遍史。勾画罗马具有普遍性的人事谋略、制度结构和兴盛轨迹乃至未来演变，所谓普遍的历史，就是具有某种命定的在历史时空中展开的人为必然性的机制发生学。他写道：“一个人也许可以通过研读这种特定历史，从而知道罗马人是怎样占领叙拉古和怎样占领西班牙的。然而，他们怎样获得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哪些东西阻碍了他们的伟大计划，或者，什么东西造就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世界性的帝国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如果没有一种普遍史（a general history）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弄清楚这些东西。”
　　鉴于此，波利比乌斯写作《通史》的谋篇布局就颇费周章，其时间上的延展和空间上的扩大要支撑得起他所谓的普遍史。幸运的是，波氏的人生经历恰好为他近距离地观察罗马的军事体制、政制构架和文化生活以及卓越人物的心智行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作为罗马统帅小西庇阿的朋友，跟随他征战南北十数年，历经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所见所识，感慨良多，不仅为罗马崛起之际遭遇的大风大浪所惊悚，也为这个国族所蘊含的顽强精神，尤其是他们创制的政治制度所折服，由此波氏坚定了自己为这个生机勃勃的政治共同体所打造的普遍世界的伟业树碑立传的史家雄心。
　　先来看《通史》的时间布局，应该指出，波利比乌斯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两个时间结构的维度。第一个维度也就是波氏所指出的，他的《通史》要提供一个公元前二二0年至公元前一六八年长达五十三年的罗马征服世界的军事与政制史。这个时间结构当然是波氏《通史》的主轴，也是全书的主要内容。从内容上看，这五十三年确实是罗马崛起的关键时刻，也是罗马人命运经受严峻考验的非常时刻。波利比乌斯用质朴、凝重、厚实之笔为我们刻画了这五十三年间的战争风云、英雄沉浮和制度塑造。通观这个时间刻度，波氏运用的是一种编年史的体例，把五十三年来罗马与各种对峙的力量，诸如迦太基、马其顿、塞琉古以及各方领袖人物的雄才大略和性格短长，一一道来，充分展示了罗马人开国立业之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应该指出，波利比乌斯在此所提供的时间并不是均质划一的，而是充盈着饱满的历史内容，尤其是军事战争的丰富性和严酷性。从现代历史学的视角看，一部古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以及围绕着内外战争所凝聚的政治史，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的便是政治与军事，波利比乌斯的《通史》无疑是其典范。波氏善于把握每一场战争的关键点，把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战场状况叙述、刻画得惟妙惟肖，使读者犹如置身于一场大剧之中，实现了时间叙事的历史性融会。例如，《通史》关于罗马人与迦太基长年累月的战争，尤其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对于罗马人的征战，还有罗马人与马其顿腓力五世的战争，以及公元前一四六年他站在西庇阿身边目睹迦太基城在熊熊大火下毁灭之时的感慨，等等，这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经由波利比乌斯的浓彩重笔之抒写，历历在目，无不展示了历史时间的丰富含义，揭示了人类命运的跌宕起伏和莫名难测。
　　为什么罗马人只用了五十三年就一举征服了全世界而确立起雄霸欧亚非的帝国之地位呢？这仅仅是上天的垂爱和偶然的幸运吗？显然远非如此简单。果真如此，波利比乌斯大可不必费尽周章地撰写罗马史志，在他眼里，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维度，那就是促成罗马共和国崛起的早期发生学，即任何一个事物的壮大和演进都有一个必然的时间逻辑。在《通史》一开篇，波氏就申言，尽管他的历史叙事主要是从公元前二二0年至公元前一六八年，但为此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期铺垫，在第一卷开篇他就写道，要用相当的篇幅来开启《通史》的正式演绎，具体一点说，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撰写其实是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公元前二六四年开始，这样实际上就追加了整整四十四年的时间，即《通史》的时间维度是从公元前二六四年至公元前一六八年，大致说来应该是九十七年，而不是五十三年。
　　那么由此就认为，波利比乌斯实际上多少有些叠床架屋，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啰唆，直接把《通史》上溯四十四年，用一个单一的时间序列（从公元前二六四年开始）陈述他的历史故事就足矣。不过，如果深入审视，就会发现波利比乌斯的微言大义，他的关于两个时间维度的历史划分蕴含着波氏独创性的史观，具有革命性的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