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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智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10
250.00元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被上海市世界史学会授予终身学术成就奖。主要著作包括《西方史学通史》等十余部作品。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域外史学在中国，主要阐述近代以来域外史学（主要为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下编为中国史学在域外，主要叙述中国史学输出域外及其对该国或该地区史学所产生的影响。
近世以降，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不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历史学自身也在酝酿与发生着重大的变革，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伴随而来的人文主义史学，拨开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阴霾，开创了西方史学的新篇章；在东方，比如中国古代史学，也在经历“乾嘉学派”的辉煌后，走完了它的最后行程，自鸦片战争后也随着时代的节拍，迈开了史学近代化的最初步伐。自此，不只是“西学东渐”，“东学亦西渐”，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东西方的联系变得频繁，这种联系，当然也包括史学文化在内，尽管两者之间的直接碰撞，要迟至19世纪末。
鉴于这样的形势，时人的历史研究倘止步于对各自历史学自身发展变化的探讨，就远远不够了，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是这样，对于域外史学的研究也是这样，于是中外（西）心史学的交流研究，便成了历史学家，尤其是史学史家之要务。
……
有道是，客观的历史不会改变，但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却是与时变易的，当下流行语“与时俱进”就是说的这个道理。为此，历史需要不断地被重写，历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也就成了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重中之重了。那么，正在国内学界兴起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毋庸质疑，也应提上日程。
为什么这样说？在这里，我们就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学科建设与现实意义等方面略说一二。
首先，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为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这里分两个层面来说一说。
从研究视角来说。历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就我们看来，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新史料的发现，借此可以改写历史。二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于是，同一论题，在研究者面前顿然另开新途，事实上，研究者对某个论题的研究，倘另辟蹊径，往往可以使历史研究走向历史的深处。就两者关系而言，视角的转换也可把原先视角不见的东西当作“新史料”，而“新史料”的不断累积，又为历史学家视角的转换创造了前提。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既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又有助于研究者视角的转换，由此为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不是吗？多年来，我们的史学史研究，不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均视角单一，多为对各自历史学进程的探究，而鲜有对不同地域间史学相互影响与相互交往的阐述。比如说对某位史家、某部史著、某个流派或思潮等的研究，就其自身，无疑是必要的，但倘停留在这一点上就不够了，应当在这一基础上，追寻它们何时传入他处，通过何种途径传播，在输入地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响等，这样的研究才是较为完整与全面的，这当然归功于研究者视角的转换。根据上述所言，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自是不可或缺的。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倘我们从佛典翻译追溯起，迄至今日域外新说与译作的广为流传，中外史学交流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无比丰富的内容。不言而喻，任何一个勃发生机的历史学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都有可能触动传统史学的根基，而为历史研究的内容更新与扩大提供了条件。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也是这样，不说别的，仅就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所呈现出来的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观，就可见一斑了。
其次，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丰富了史学史的内涵。
对此，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国史学史（或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就可了解了。1926—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其讲义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问世，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史学应该“独立做史”，并为之设计了“独立做史”的“四部曲”：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和最近史学的趋势。“史学史”作为一门“文化专史”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上，意义自然非同凡响。此后，按梁氏上述模式写作史学史者，不乏其人，其中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对后世中外史学史的编纂甚有影响，后继者踵出。诸书多有革新又各具特色，在此难以评说。但大体看来，它们一般都不包括中外史学交流史。
于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需要不断革新，突破梁启超以来的史学史写作的框架结构，以丰富和充实它的内涵，就成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了。时贤己做过这样的思考，比如朱维铮曾指出，假如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么史学史的结构可以拆作交叉重叠的三个系统：一是历史编纂学史，一是历史观念史，一是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他进而认为：“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有理由的。”我是赞同这一说法的，尤其是他所说的“第三个系统”。
最后，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因而探讨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汲取历史智慧，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苏俄东传以后的事，大体是从李大钊直至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其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发展及其曲折进展，倘离开了这一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域外史学之间的碰撞和融合，能说得清楚吗？比如，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大量引入的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80年代以来大量引入的西方史学，它们之间的交汇，都对其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难道能对这种“交流史”视而不见吗？进言之，难道能不顾这种中外史学的交流研究并从中吸取经验或教训吗？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沉痛教训不少，对域外史学或顶礼膜拜、全盘接受，或一概排斥、夜郎自大，这两种极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的步伐。总之，在当下，为了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汲取域外（主要为西方，不管是西方的资产阶级史学，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积极引进，“洋为中用”，为发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而服务。从这一点而言，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其现实意义和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10
250.00元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被上海市世界史学会授予终身学术成就奖。主要著作包括《西方史学通史》等十余部作品。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域外史学在中国，主要阐述近代以来域外史学（主要为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下编为中国史学在域外，主要叙述中国史学输出域外及其对该国或该地区史学所产生的影响。
近世以降，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不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历史学自身也在酝酿与发生着重大的变革，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伴随而来的人文主义史学，拨开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阴霾，开创了西方史学的新篇章；在东方，比如中国古代史学，也在经历“乾嘉学派”的辉煌后，走完了它的最后行程，自鸦片战争后也随着时代的节拍，迈开了史学近代化的最初步伐。自此，不只是“西学东渐”，“东学亦西渐”，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东西方的联系变得频繁，这种联系，当然也包括史学文化在内，尽管两者之间的直接碰撞，要迟至19世纪末。
鉴于这样的形势，时人的历史研究倘止步于对各自历史学自身发展变化的探讨，就远远不够了，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是这样，对于域外史学的研究也是这样，于是中外（西）心史学的交流研究，便成了历史学家，尤其是史学史家之要务。
……
有道是，客观的历史不会改变，但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却是与时变易的，当下流行语“与时俱进”就是说的这个道理。为此，历史需要不断地被重写，历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也就成了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重中之重了。那么，正在国内学界兴起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毋庸质疑，也应提上日程。
为什么这样说？在这里，我们就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学科建设与现实意义等方面略说一二。
首先，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为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这里分两个层面来说一说。
从研究视角来说。历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就我们看来，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新史料的发现，借此可以改写历史。二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于是，同一论题，在研究者面前顿然另开新途，事实上，研究者对某个论题的研究，倘另辟蹊径，往往可以使历史研究走向历史的深处。就两者关系而言，视角的转换也可把原先视角不见的东西当作“新史料”，而“新史料”的不断累积，又为历史学家视角的转换创造了前提。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既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又有助于研究者视角的转换，由此为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不是吗？多年来，我们的史学史研究，不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均视角单一，多为对各自历史学进程的探究，而鲜有对不同地域间史学相互影响与相互交往的阐述。比如说对某位史家、某部史著、某个流派或思潮等的研究，就其自身，无疑是必要的，但倘停留在这一点上就不够了，应当在这一基础上，追寻它们何时传入他处，通过何种途径传播，在输入地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响等，这样的研究才是较为完整与全面的，这当然归功于研究者视角的转换。根据上述所言，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自是不可或缺的。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倘我们从佛典翻译追溯起，迄至今日域外新说与译作的广为流传，中外史学交流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无比丰富的内容。不言而喻，任何一个勃发生机的历史学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都有可能触动传统史学的根基，而为历史研究的内容更新与扩大提供了条件。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也是这样，不说别的，仅就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所呈现出来的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观，就可见一斑了。
其次，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丰富了史学史的内涵。
对此，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国史学史（或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就可了解了。1926—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其讲义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问世，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史学应该“独立做史”，并为之设计了“独立做史”的“四部曲”：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和最近史学的趋势。“史学史”作为一门“文化专史”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上，意义自然非同凡响。此后，按梁氏上述模式写作史学史者，不乏其人，其中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对后世中外史学史的编纂甚有影响，后继者踵出。诸书多有革新又各具特色，在此难以评说。但大体看来，它们一般都不包括中外史学交流史。
于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需要不断革新，突破梁启超以来的史学史写作的框架结构，以丰富和充实它的内涵，就成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了。时贤己做过这样的思考，比如朱维铮曾指出，假如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么史学史的结构可以拆作交叉重叠的三个系统：一是历史编纂学史，一是历史观念史，一是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他进而认为：“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有理由的。”我是赞同这一说法的，尤其是他所说的“第三个系统”。
最后，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因而探讨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汲取历史智慧，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苏俄东传以后的事，大体是从李大钊直至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其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发展及其曲折进展，倘离开了这一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域外史学之间的碰撞和融合，能说得清楚吗？比如，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大量引入的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80年代以来大量引入的西方史学，它们之间的交汇，都对其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难道能对这种“交流史”视而不见吗？进言之，难道能不顾这种中外史学的交流研究并从中吸取经验或教训吗？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沉痛教训不少，对域外史学或顶礼膜拜、全盘接受，或一概排斥、夜郎自大，这两种极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的步伐。总之，在当下，为了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汲取域外（主要为西方，不管是西方的资产阶级史学，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积极引进，“洋为中用”，为发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而服务。从这一点而言，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其现实意义和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