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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30年，王石用三个字形容：“想不到”。
对于未来，他也用三个字形容：“不确定”。
一语成谶。仅仅数年之后，这位被诸多业内企业家尊奉为不但懂政治做企业，也懂得享受生活的偶像级企业家，不仅仅婚姻遇到了危机，企业也正面临转型危机。
和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这样一些冲在最前线的中国顶级公司的领航者相比，主导万科的王石是幸运的。从创立到现在，万科从未遇到过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国外竞争对手，从未经历过如IT行业那般大的泡沫和低谷，也从未承担过国人冲击世界500强和冲击海外市场的沉重希望。因此，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又加上正好赶上中国房地产业被确定为支柱产业的黄金十年，王石总是能以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企业发展的路线，并取得非凡的成就。
但这才是可怕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房地产业作为永久性的支柱产业。中国也不会。房地产业如日中天，却也危机四伏，尤其是当房价已经高到天怒人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稳定的时候。经过这么多年的大风大浪，王石很清楚其所面临的现状。就在房地产开始进入冬天的2011年，他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到哈佛去求学！
打拼28年的王石从不言弃，而选在2011年却决然离去，若非“风刀霜剑严相逼”，定是“干戈衰谢两相催”了。
疯狂的掘金年代
在中国地产界，王石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作为支柱产业，地产业是离政府主管部门最近的行业，而另一方面，王石的特立独行，敢言，不买有关部门的账又是出了名的。
形成今天的这个王石，与其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石，原籍安徽金寨，1951年1月出生于广西柳州市。众所周知，金寨是盛产将军的地方。坊间有传闻说，王石之父是著名的王震将军，这当然是以讹传讹。但是，王石的父母确确实实都是老革命。王石父亲很早就参加红四方面军了，其父辈兄弟五人中，有三人是老红军。母亲姓石，也是老革命，而且是锡伯族，祖上曾是清朝的高官。到解放初期父母都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
王石共有兄弟姐妹8人，他是头一个男孩，名字集父母姓氏于一体。王石17岁毕业后，因为父母的关系，躲开了到农村插队，去当了兵。1974年，王石年满23岁，考进兰州交通大学给排水专业；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段，在此工作了3年，是工程段技术员，负责铁路沿线的土建工程项目。在此期间结婚，并有了子女。
没有具体的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老丈人和王石父亲是战友。王石在南方起家，与父辈的背景支持有着深厚的关系。而不凡的家庭出身，则使他自小就见多识广，不畏权势，且做事果断。同时，作为家中的长男，又造就了王石爱做“带头大哥”的习性，敢于公开自己的言论，并希望人们追随之。
回溯王石的早年经历，也曾是一名公务员。可以说，如果不是有如上的家庭背景，终其一生，王石或许都将混迹于官场。
1980年，正值南方改革开放的第一轮高潮，不甘于安分生活的年轻人王石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这段与企业，尤其是外商打交道的经历，最终促使王石选择下海，目标就是深圳。
1983年5月7日，辞去公务员职务的王石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到深圳之前，王石的工作已基本敲定：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深特发）上班。
这就是王石的幸运。幸运来源于他深厚的家庭背景。如果你只是一个农民工，甚或者一名普通的大学优秀毕业生，你也难有这般的幸运与笃定。
王石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包车皮，倒买倒卖。
一天，王石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王石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产自美国、泰国，以及中国东北地区。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王石带着疑问找到正大康地。接待他的是一名叫卢达民的领导层，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这是王石自传《道路与梦想》中的一段文字，现在看来，王石很轻松地就捡到一个好机会。但是，反过来思考，这样的机会难道就没有别人发现吗？卢达民就没有这么想过吗？
机会在那里很清楚，所有的困难就是开通航路。王石的自信恰恰源于他有这个本事，而不在于他发现了这样的机会。
就是这样一个“机会”，王石很轻松地就赚到了300万元人民币，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当然，虽为干部子弟，但是王石绝不是纨绔子弟，相反，他是十分能够吃苦的，经常和农民工同吃同住，还一起扛货物。那时的王石，可谓一人多职：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忙得不可开交。
不可否认，王石是有鸿鹄之志的。
1984年，掘得第一桶金的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是为万科的前身。
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作为渠道通路，又有了下海的经历，此时的王石可谓顺风顺水，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首饰厂等等。用王石的话来说，“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了。” 接下来的国企改革，又让王石抓住了“机会”。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发出红头文件，促使一些大型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化。王石看到机会来了，积极响应，很快完成公司股份化，并正式更名为“万科”。
王石的减法和万科的榜样
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来说明万科，需要多长时间？王石给出的答案是6秒：“中国城市住宅开发商、上市蓝筹股、受尊敬的企业。”王石说，万科做得太单纯了，只需要6秒钟的时间就能把万科是什么公司性质、干什么、行业地位、客户口碑都说得一清二楚。
而这个“单纯”的背后，是王石取舍的智慧。
曾有人对同样做减法的联想和万科做过比较，认为这两家企业虽然都做减法，但是骨子里却不一样。联想的减法更多是因为形势所迫，所以做得很辛苦，而万科在1996、1997两年中剥离的怡宝食品、扬声器和万科供电都是当时很挣钱的业务，王石也承认剥离这些业务是他在万科生涯中最难做出的决策。但最幸运的还是，他选择保留下来的主业是房地产。
王石是1988年闯入房地产界的。
1988年的深圳，开发房地产的门槛比现在还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11月，万科参加了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经过白热化争夺，最终以2000万元的“天价”，买了一张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
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一个月之后，天景地块推出，通过投标，万科再次夺得。其黑马姿态，一点不比后来高价拿地的孙宏斌和他的顺驰差。
做企业10年后，王石从实践中悟出了“专业化”这个经济学真理，开始收缩战线，全力造房子。他的学习对象是美国最大的住宅企业帕尔迪公司。
1950年，18岁开发自己的房子，24岁创办自己的公司，50多年了，比尔·帕尔迪带着他的公司成为全美排名第一的地产商，业绩每年增长。
实现对客户“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锁定，让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可以在11种客户细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帕尔迪的客户服务理念，简单的一句话可以透露出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帕尔迪公司购房有一个很著名的七步程序：
第一步，开工建设之前，客户可以和建筑专家一起设计自己的房子，专家回答关于建设进度的问题。
第二步，墙面建造前的检查。墙面建好之前，客户可以检查所有的建筑材料，从电气设备到供热及空调系统等，确保客户所要求的地方得到满足，并回答问题。
第三步，质量保障检查。帕尔迪公司建筑专家将进行全面广泛的质量检查，确保应该维修补救的地方及时完成，并在交钥匙之前做好住宅的清理工作。
第四步，交房前指引介绍。在客户入住新房之前，帕尔迪公司将详尽地介绍每个细节，解释公司的服务内容和步骤。
第五步，交房后30天跟踪服务。帕尔迪公司将和客户对每一个环节进行登记确认。
第六步，三个月的后续跟踪服务。再一次进行质量保证检查。
第七步，11个月后续跟踪服务。在一年的保证期内，帕尔迪公司将与客户确认已经提供了所有承诺的服务，解决客户在居住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帕尔迪公司独特的客户理念成为了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它对“成功”重要性的排列是：客户——社会——企业，充分考虑客户需求，则会很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做到这两点后，企业的发展则顺理成章。
然而，中国不是美国。
1950年帕尔迪出售的第一栋房产——五间带走廊的平房，直到现在仍很结实，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房屋质量好成了帕尔迪的“招牌”。而中国的房屋寿命，平均不到30年，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开发商卖完房子就匆匆移民到海外的原因了。
虽然从销售额的角度，万科从2009年就已经超过帕尔迪，但从产品和服务的角度看，还相差甚远。帕尔迪不仅拥有设计、施工企业，甚至还有抵押公司，是一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企业。而中国的开发商呢？设计由设计单位做，住房由建筑企业建造，开发商扮演的只是“中间人”或“皮包商”的角色。潘石屹曾经指出，中国有1/3的房产商将囤地炒地作为“主营业务”，中国特色的房地产的投机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即使长出鹰的翅膀，它的飞行高度也很难超过鸡。
值得一提的是，像帕尔迪这样的世界级房地产企业，其利润率也仅5%左右，对暴利习以为常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能够在如此低利润率之下严守职业道德吗？想当初，王石喊出高于25%的利润，万科就不做，曾引起过多大的议论。
浮躁、缺乏服务意识、缺乏责任感甚至冷血、官商勾结，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最鲜明的特点。
当董事长成为明星
很多年来，王石都时刻警醒自己，在中国这个特殊年代，名与利往往不能兼得。要名，就不要想太多利。要实利，就得躲起来，舍弃掉名声。
但是，在实际中，王石却又很难把握这个分寸。
21世纪的中国天空，企业家成为最为闪亮的庞大星群。房地产业更甚。任志强、潘石屹如此，王石更无出其右者。
在思维观念和话语方式上，王石把和他同样出身的新一代资本权贵甩开了。当他的那些同行们开始在公共领域发言，要么“说不圆”，要么甚至被视为“挑衅公众”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活动家”了。房地产这个最强势的资本集团，从来都是全社会的关注中心，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王石总比他的同行先按抢答器，处处被媒体选中。
可以说，做房产商做到娱乐明星的级别，是只有在中国的房地产界才能看到的最奇特的现象。因此，除了企业家，王石还成为一位热衷于探险运动的明星，他登山、滑翔、航海，足迹遍布七大洲，并频繁为摩托罗拉、探路者、中国移动等大品牌担任代言人。
“每个人都是一座山，世界上最难攀越的山其实是自己。努力向上，即便前进一小步也有新高度。做最好的自己，我能。”这是中国移动为王石量身定制的广告词。 这一切似乎与万科的主业无关，但实际上，凭借这些活动的影响力，王石成为了横跨商界、时尚界、运动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万科品牌也真正成长为行业领导品牌。
然而，2008年汶川大地震，给自我感觉良好的王石好好地上了一课。
大地震发生之后，有网友质疑万科只捐了200万元，王石在博客上做了回复。“企业捐200万元是合适的”和“个人限捐10元”，博客中的这两句话顿时把王石推进了舆论的洪流中。
在王石看来，这两句话都是常识。但这两句话却把他和万科的形象推入了低谷。第二天，万科股票暴跌，一些曾经为王石的“拐点论”而欢呼的愤青，又开始在网上组织抵制万科的行动。
两天之后，王石公开无条件道歉。随后，万科董事会批准了万科捐款1亿元，重点援助建设绵竹市遵道镇。但是，万科再捐款的举动不仅在舆论上没有挽回损失，反而还成为万科发不义之财的证据，认为万科再捐款是为了在四川拿地产项目。万科的志愿者刚刚到遵道时，在万科援建的遵道学校门口竖立了一个“站起来”的牌子，结果第二天发现牌子被换成了“王十元”。
在2008年12月31日遵道学校的交付使用仪式上，万科的这位志愿者忍不住哭了。“万科一直以自己的价值观为骄傲，但你突然发现，别人嘲笑的不是别的，就是你的价值观。”
“只能妥协。”很久以后，王石才敢继续抛头露面，这个时代需要靶子，“明星”王石就是靶子。当你成为一个公众明星后，任何细小的问题，可能都会被成倍放大。何况是房地产业在中国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时候。
王石终于明白：企业形象命系于一人很危险。
当企业家的个性和做派为大家所认可、广受欢迎时，企业风光无限。但企业家具备很多人性的弱点，会犯错，也可能发表不适当的言论，甚至作出违法的事情。而这些言论或行为一旦与企业家先前的形象冲突，后果就极为严重。此时，企业家先前不懈努力塑造的一切良好形象会在瞬间崩塌，企业的形象也将遭受沉重打击。
2008年的万科“捐款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当时人们对地震灾区普遍同情的大环境下，王石的一句话直接挑战了人们的情感，再加上他曾在人们心目中树立的地位，自然会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而房地产业，则为千夫所指。
据世界品牌实验室数据，当时，万科品牌价值缩水了12.31亿元。王石则面临辞职谢罪的危局，自此开始淡化自己在公司的分量，着手逐步“退出”公司核心层。
中国式企业家的宿命
王石从来不安分。用他的话说，他是继承了母亲的民族血液里的勇敢成分。但是，现在的王石却开始学会沉默。
2010年7月11日下午，在深圳图书馆五楼的图书馆报告厅“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里，王石作了一场主题为“低碳经济与绿色深圳”的演讲。演讲是在女主持人笑侃中开始的：“相信很多人最期待的是后面半小时的互动，但最好是别问房价！”现场响起一片笑声……但在演讲后，还是有观众打擦边球问王石：“物业税会不会征，能不能降房价”？他只回答了前半句：物业税迟早会征，像香港就是契约，就是物业税的一种。
最终，有一观众实在忍不住王石的“提问禁区”：“我不知道王石先生为什么不敢谈房价？像美国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能直接批评华尔街太贪婪，而这反衬出中国商界、企业家的失败，让人感到失望！”王石听完后，有点激动，脱口而出：因为他们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国内的媒体、舆论环境不一样。
接着，王石说出了不愿意谈房价的原因：
一、感觉中国房地产报道也越来越娱乐化，观点也经常被断章取义，而我不想被娱乐。
二、拐点论的影响。自2007、2008年发表“拐点论”以来，个人的发言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超过了原有的想象，给公司带来了不必要麻烦，给行业、甚至给政策的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而在过去，他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表达观点的机会。
1997年11月的一个上午10点，深圳市委办公厅会议室，正在酝酿“房地产新政”的朱镕基听取一些企业的汇报。
之前，深圳市政府限定每位代表发言10分钟，王石发言的题目是：一、万科的科学管理；二、万科的品牌建设。汇报题目是市领导定的，但王石认为，市领导感兴趣的，朱镕基不一定感兴趣。应该选他感兴趣的话题。
能有这样的想法及作为，敢于违背市领导的旨意，也不得不归结于王石的家庭出身及历练。时下，亚洲金融危机还没过去，中国承诺汇率不贬值，这对1998年中国经济的出口有多大影响、该如何拉动内需？这些是国务院关心的问题。
最后，王石想到了分税制。这是朱镕基自1993年以来大力推进的一项改革。事实证明，这为他的成功汇报开了好头。10分钟时间早就超过了，但朱镕基丝毫没有叫停王石发言的意思。最后，王石大胆地抛出问题：“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最后，朱镕基斩钉截铁地给出的答案是：在两年内让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很显然，对于究竟通过何种手段来刺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朱镕基心中早有“筹划”。事后证明，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房地产行业逐步从1993年的低谷走向了新的发展时期。
而就在那次汇报以后，王石成为朱镕基的房产顾问。
这种结果，令王石既吃惊又兴奋。但是，兴奋只是暂时的。王石在北京活跃了两个月，感觉到北京是个政治中心，利益团体的平衡中心。他对住宅行业的看法并不特别新鲜，只是一些专家没有机会或勇气在总理面前陈述，而他尽管讲了些不同意见，但一旦陷进旋涡，说不定得罪了谁还浑然不知。
想到这，王石变乖了：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企业家吧。
很多时候，想到容易，做到却难，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王石亦然，他既想挣钱，又想做“带头大哥”，喜欢影响别人，有时还有那么一份家国情怀，这就害了他。正如前文所述，2008年的王石和他的万科载了一个大跟头：无论在政府、同行、民众，甚至股东眼里，王石都成为众矢之的，多方面关系均产生裂隙。 这给了王石足够大的教训。一贯高调的他学会了隐忍克制。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书中表达其对中国企业家整体社会角色的灰心。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本钱主义精力》一书对王石影响深刻。他从新教伦理中找到了西方企业家的精力源泉。在《徘徊的灵魂》一书中，王石写道：“新教理论夸大通过世俗工作的乐成来荣耀上帝，以获解围赎。”这一主意让功利具备了真理性，也造就了西方企业家一种配合的精力——“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根蒂根基上勇于挑战一切危害、驾驭一切时机的创事业精力”。这类精力恰是西方企业家不断成长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然而在追寻这一代中国企业家的精力源泉时，王石却失望了。他曾说，从商业传授继承上来看，站在宿命的立场上，他是个灰心主义者。
让他灰心的是，中国世间千年来都是集权制的封建农业社会，没有平等、契约的概念，没有商业传统的根基和传授继承。中国历史上闻名的商帮——晋商、徽商，甚或陕西商人，无不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依附政界、霸占资源、倒买倒卖。
费正清将这类征象形象化地描述为：中国商人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耗子，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这大大减少了中国商业的成长潜力与动力。中国商人在“一旦官府一旦商”的宿命里轮回。“官本位”文化传统下，商人成为了政治的附庸，自身独占的文化、精力无法形成，更无以传授继承。
对于这种历史性遗毒，王石或许想过改变，并试图努力过。但结果或许让他灰心。
一个时代的结束
2004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王石与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的商业地产之辩广为人知。此后，王石在多个场合警告住宅地产商进入商业地产要谨慎。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当房地产业已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房价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的时候，中国急剧膨胀发展了二十来年的房地产业，终于到了需要清算的时候。
万科作为地产业的风向标，对房市的拐点早有预料。在2008年年报中，万科就提出了“转型”——从规模、速度的增长转变为质量和效益的增长。几年后回头来看，这或许会成为万科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王石说，万科几年前为自己设立的1000亿元的销售目标肯定要调整。他进行了自我检讨，“我应该明确限制万科拿‘地王’，这本来是我能够做到的。”他说自己“头脑发热”，“‘大’是企业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把‘大’当成目标。我曾对万科管理层提出要做‘绝对第一’，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追求规模。如果公司发展是为了追求规模，结果就会变形。”
尽管如此，当政策突降之时，万科还是显得有些不安。这种不安，既是万科面临业务模式转向时的抉择阵痛，也是王石对是否坚守20年来减法策略的犹豫。
王石和万科站在了岔路口，是继续专注住宅开发，还是实施业务转向？
不过，此前公司似乎已经给出初步答案。在万科2009年年报的“致股东”部分，有两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未来若干年内，轨道交通甚至电梯将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纯粹的住宅区将不再是建筑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综合体；另一句话是：面对新的局面，有许多具体问题万科需要重新思考。
接下来是行动。
2010年5月26日，万科携手世界百强酒店企业君澜集团进军江城高端商业地产，以抢占高铁时代中原汉口新门户。而在此前一个月，短短的10余天里，万科也相继有3个大体量商业地产项目被披露，总投资超过百亿。
然而，商业转场，知易行难。
在北京，万科商业地产遭遇第一波挫折。其在京推出的首个商业地产项目，即陷入“贱卖局”泥潭。这对商业地产刚起步的万科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万科放弃多年的住宅专业化，忍痛转型，则说明中国的房地产业确实到了清算的关键时刻。
2010年12月5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会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王石发表主题演讲。对于公司2010年12月1日挤进“千亿俱乐部”这样的好消息，王石并没有喜悦，相反，是担忧和反思。他说：“万科的品牌市场、影响力、规模，在未来下一个10年真的如此令人兴奋、乐观吗？万科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只会葬送自己，营收到3000亿的时候，也是消费者抛弃你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原点——消费者诉求。这也是万科遇到的最大危机。”
王石表示，在未来10年，万科面临着两个转型：一个是从传统的营销向技术科研转；第二是如何从建房卖房向服务型上转。
然而，王石和万科所面临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尤其是进入2011年后，万科及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尝到了“冬天”的味道，在与国家政策及消费者“博弈僵持”了半年后，房地产商开始了降价自救，包括万科。
而就在房地产开始进入冬天的这一年，王石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到哈佛去求学！这被媒体广泛解读为“王石淡出万科”，与2011年万科高管离职、调控下是否彻底转业，成为各方猜测的谜团。
但不管真相到底如何，在提出“拐点论” 3年多之后，王石这个曾在2007年年底建议“三四年后再买房”的大佬，几乎是迅速淡出了这个风云变幻的市场。
春江水暖鸭先知。打拼28年的王石从不言弃，而选在2011年却决然离去，若非“风刀霜剑严相逼”，定是“干戈衰谢两相催”了。
有媒体就指出，王石的突然性淡出，标志着中国房地产暴利时代的终结。
这是企业界的一个公认：王石是一个智者。另一个房地产大佬任志强是名副其实的精明，而王石是骨子里的智慧。任志强是不折不扣的房地产专家，而王石不仅是房地产专家而且更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
28年的打拼过程中，10多年的房地产暴富“奇迹”过程中，王石从来慎言慎行，随风把舵；把民营的万科改制给国企华润，就更足见王石的老谋深算。正因为看清了权威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作为民营企业的万科主动改换门庭，他得到的实惠是，在数轮房地产调控的过程中，别人缺钱万科却在华润的大树下“不差钱”，别人拿不到的地，在国企的荫护下万科照样拿地。
但是，2010年后，房子的事情就不仅仅是经济的事情，还涉及了政治以及整个国计民生问题。房地产暴利时代终于迎来了它终结的时刻。
智者王石自然不难看到这一点。
然而，大环境变了，王石可以选择到海外求学，但万科不能。作为一艘巨型企业航母，它已经不可能刹车停下来解决问题，只能且行且变，重新领会在房地产这个充满变数的行业做领袖的平衡力。
社会平静之下暗流涌动。王石的背影萧瑟如秋。不知道他问道哈佛，能否在西方之经中找到万科的未来之路。
对于未来，他也用三个字形容：“不确定”。
一语成谶。仅仅数年之后，这位被诸多业内企业家尊奉为不但懂政治做企业，也懂得享受生活的偶像级企业家，不仅仅婚姻遇到了危机，企业也正面临转型危机。
和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这样一些冲在最前线的中国顶级公司的领航者相比，主导万科的王石是幸运的。从创立到现在，万科从未遇到过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国外竞争对手，从未经历过如IT行业那般大的泡沫和低谷，也从未承担过国人冲击世界500强和冲击海外市场的沉重希望。因此，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又加上正好赶上中国房地产业被确定为支柱产业的黄金十年，王石总是能以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企业发展的路线，并取得非凡的成就。
但这才是可怕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房地产业作为永久性的支柱产业。中国也不会。房地产业如日中天，却也危机四伏，尤其是当房价已经高到天怒人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稳定的时候。经过这么多年的大风大浪，王石很清楚其所面临的现状。就在房地产开始进入冬天的2011年，他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到哈佛去求学！
打拼28年的王石从不言弃，而选在2011年却决然离去，若非“风刀霜剑严相逼”，定是“干戈衰谢两相催”了。
疯狂的掘金年代
在中国地产界，王石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作为支柱产业，地产业是离政府主管部门最近的行业，而另一方面，王石的特立独行，敢言，不买有关部门的账又是出了名的。
形成今天的这个王石，与其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石，原籍安徽金寨，1951年1月出生于广西柳州市。众所周知，金寨是盛产将军的地方。坊间有传闻说，王石之父是著名的王震将军，这当然是以讹传讹。但是，王石的父母确确实实都是老革命。王石父亲很早就参加红四方面军了，其父辈兄弟五人中，有三人是老红军。母亲姓石，也是老革命，而且是锡伯族，祖上曾是清朝的高官。到解放初期父母都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
王石共有兄弟姐妹8人，他是头一个男孩，名字集父母姓氏于一体。王石17岁毕业后，因为父母的关系，躲开了到农村插队，去当了兵。1974年，王石年满23岁，考进兰州交通大学给排水专业；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段，在此工作了3年，是工程段技术员，负责铁路沿线的土建工程项目。在此期间结婚，并有了子女。
没有具体的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老丈人和王石父亲是战友。王石在南方起家，与父辈的背景支持有着深厚的关系。而不凡的家庭出身，则使他自小就见多识广，不畏权势，且做事果断。同时，作为家中的长男，又造就了王石爱做“带头大哥”的习性，敢于公开自己的言论，并希望人们追随之。
回溯王石的早年经历，也曾是一名公务员。可以说，如果不是有如上的家庭背景，终其一生，王石或许都将混迹于官场。
1980年，正值南方改革开放的第一轮高潮，不甘于安分生活的年轻人王石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这段与企业，尤其是外商打交道的经历，最终促使王石选择下海，目标就是深圳。
1983年5月7日，辞去公务员职务的王石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到深圳之前，王石的工作已基本敲定：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深特发）上班。
这就是王石的幸运。幸运来源于他深厚的家庭背景。如果你只是一个农民工，甚或者一名普通的大学优秀毕业生，你也难有这般的幸运与笃定。
王石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包车皮，倒买倒卖。
一天，王石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王石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产自美国、泰国，以及中国东北地区。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王石带着疑问找到正大康地。接待他的是一名叫卢达民的领导层，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这是王石自传《道路与梦想》中的一段文字，现在看来，王石很轻松地就捡到一个好机会。但是，反过来思考，这样的机会难道就没有别人发现吗？卢达民就没有这么想过吗？
机会在那里很清楚，所有的困难就是开通航路。王石的自信恰恰源于他有这个本事，而不在于他发现了这样的机会。
就是这样一个“机会”，王石很轻松地就赚到了300万元人民币，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当然，虽为干部子弟，但是王石绝不是纨绔子弟，相反，他是十分能够吃苦的，经常和农民工同吃同住，还一起扛货物。那时的王石，可谓一人多职：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忙得不可开交。
不可否认，王石是有鸿鹄之志的。
1984年，掘得第一桶金的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是为万科的前身。
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作为渠道通路，又有了下海的经历，此时的王石可谓顺风顺水，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首饰厂等等。用王石的话来说，“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了。” 接下来的国企改革，又让王石抓住了“机会”。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发出红头文件，促使一些大型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化。王石看到机会来了，积极响应，很快完成公司股份化，并正式更名为“万科”。
王石的减法和万科的榜样
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来说明万科，需要多长时间？王石给出的答案是6秒：“中国城市住宅开发商、上市蓝筹股、受尊敬的企业。”王石说，万科做得太单纯了，只需要6秒钟的时间就能把万科是什么公司性质、干什么、行业地位、客户口碑都说得一清二楚。
而这个“单纯”的背后，是王石取舍的智慧。
曾有人对同样做减法的联想和万科做过比较，认为这两家企业虽然都做减法，但是骨子里却不一样。联想的减法更多是因为形势所迫，所以做得很辛苦，而万科在1996、1997两年中剥离的怡宝食品、扬声器和万科供电都是当时很挣钱的业务，王石也承认剥离这些业务是他在万科生涯中最难做出的决策。但最幸运的还是，他选择保留下来的主业是房地产。
王石是1988年闯入房地产界的。
1988年的深圳，开发房地产的门槛比现在还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11月，万科参加了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经过白热化争夺，最终以2000万元的“天价”，买了一张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
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一个月之后，天景地块推出，通过投标，万科再次夺得。其黑马姿态，一点不比后来高价拿地的孙宏斌和他的顺驰差。
做企业10年后，王石从实践中悟出了“专业化”这个经济学真理，开始收缩战线，全力造房子。他的学习对象是美国最大的住宅企业帕尔迪公司。
1950年，18岁开发自己的房子，24岁创办自己的公司，50多年了，比尔·帕尔迪带着他的公司成为全美排名第一的地产商，业绩每年增长。
实现对客户“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锁定，让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可以在11种客户细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帕尔迪的客户服务理念，简单的一句话可以透露出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帕尔迪公司购房有一个很著名的七步程序：
第一步，开工建设之前，客户可以和建筑专家一起设计自己的房子，专家回答关于建设进度的问题。
第二步，墙面建造前的检查。墙面建好之前，客户可以检查所有的建筑材料，从电气设备到供热及空调系统等，确保客户所要求的地方得到满足，并回答问题。
第三步，质量保障检查。帕尔迪公司建筑专家将进行全面广泛的质量检查，确保应该维修补救的地方及时完成，并在交钥匙之前做好住宅的清理工作。
第四步，交房前指引介绍。在客户入住新房之前，帕尔迪公司将详尽地介绍每个细节，解释公司的服务内容和步骤。
第五步，交房后30天跟踪服务。帕尔迪公司将和客户对每一个环节进行登记确认。
第六步，三个月的后续跟踪服务。再一次进行质量保证检查。
第七步，11个月后续跟踪服务。在一年的保证期内，帕尔迪公司将与客户确认已经提供了所有承诺的服务，解决客户在居住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帕尔迪公司独特的客户理念成为了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它对“成功”重要性的排列是：客户——社会——企业，充分考虑客户需求，则会很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做到这两点后，企业的发展则顺理成章。
然而，中国不是美国。
1950年帕尔迪出售的第一栋房产——五间带走廊的平房，直到现在仍很结实，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房屋质量好成了帕尔迪的“招牌”。而中国的房屋寿命，平均不到30年，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开发商卖完房子就匆匆移民到海外的原因了。
虽然从销售额的角度，万科从2009年就已经超过帕尔迪，但从产品和服务的角度看，还相差甚远。帕尔迪不仅拥有设计、施工企业，甚至还有抵押公司，是一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企业。而中国的开发商呢？设计由设计单位做，住房由建筑企业建造，开发商扮演的只是“中间人”或“皮包商”的角色。潘石屹曾经指出，中国有1/3的房产商将囤地炒地作为“主营业务”，中国特色的房地产的投机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即使长出鹰的翅膀，它的飞行高度也很难超过鸡。
值得一提的是，像帕尔迪这样的世界级房地产企业，其利润率也仅5%左右，对暴利习以为常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能够在如此低利润率之下严守职业道德吗？想当初，王石喊出高于25%的利润，万科就不做，曾引起过多大的议论。
浮躁、缺乏服务意识、缺乏责任感甚至冷血、官商勾结，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最鲜明的特点。
当董事长成为明星
很多年来，王石都时刻警醒自己，在中国这个特殊年代，名与利往往不能兼得。要名，就不要想太多利。要实利，就得躲起来，舍弃掉名声。
但是，在实际中，王石却又很难把握这个分寸。
21世纪的中国天空，企业家成为最为闪亮的庞大星群。房地产业更甚。任志强、潘石屹如此，王石更无出其右者。
在思维观念和话语方式上，王石把和他同样出身的新一代资本权贵甩开了。当他的那些同行们开始在公共领域发言，要么“说不圆”，要么甚至被视为“挑衅公众”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活动家”了。房地产这个最强势的资本集团，从来都是全社会的关注中心，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王石总比他的同行先按抢答器，处处被媒体选中。
可以说，做房产商做到娱乐明星的级别，是只有在中国的房地产界才能看到的最奇特的现象。因此，除了企业家，王石还成为一位热衷于探险运动的明星，他登山、滑翔、航海，足迹遍布七大洲，并频繁为摩托罗拉、探路者、中国移动等大品牌担任代言人。
“每个人都是一座山，世界上最难攀越的山其实是自己。努力向上，即便前进一小步也有新高度。做最好的自己，我能。”这是中国移动为王石量身定制的广告词。 这一切似乎与万科的主业无关，但实际上，凭借这些活动的影响力，王石成为了横跨商界、时尚界、运动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万科品牌也真正成长为行业领导品牌。
然而，2008年汶川大地震，给自我感觉良好的王石好好地上了一课。
大地震发生之后，有网友质疑万科只捐了200万元，王石在博客上做了回复。“企业捐200万元是合适的”和“个人限捐10元”，博客中的这两句话顿时把王石推进了舆论的洪流中。
在王石看来，这两句话都是常识。但这两句话却把他和万科的形象推入了低谷。第二天，万科股票暴跌，一些曾经为王石的“拐点论”而欢呼的愤青，又开始在网上组织抵制万科的行动。
两天之后，王石公开无条件道歉。随后，万科董事会批准了万科捐款1亿元，重点援助建设绵竹市遵道镇。但是，万科再捐款的举动不仅在舆论上没有挽回损失，反而还成为万科发不义之财的证据，认为万科再捐款是为了在四川拿地产项目。万科的志愿者刚刚到遵道时，在万科援建的遵道学校门口竖立了一个“站起来”的牌子，结果第二天发现牌子被换成了“王十元”。
在2008年12月31日遵道学校的交付使用仪式上，万科的这位志愿者忍不住哭了。“万科一直以自己的价值观为骄傲，但你突然发现，别人嘲笑的不是别的，就是你的价值观。”
“只能妥协。”很久以后，王石才敢继续抛头露面，这个时代需要靶子，“明星”王石就是靶子。当你成为一个公众明星后，任何细小的问题，可能都会被成倍放大。何况是房地产业在中国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时候。
王石终于明白：企业形象命系于一人很危险。
当企业家的个性和做派为大家所认可、广受欢迎时，企业风光无限。但企业家具备很多人性的弱点，会犯错，也可能发表不适当的言论，甚至作出违法的事情。而这些言论或行为一旦与企业家先前的形象冲突，后果就极为严重。此时，企业家先前不懈努力塑造的一切良好形象会在瞬间崩塌，企业的形象也将遭受沉重打击。
2008年的万科“捐款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当时人们对地震灾区普遍同情的大环境下，王石的一句话直接挑战了人们的情感，再加上他曾在人们心目中树立的地位，自然会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而房地产业，则为千夫所指。
据世界品牌实验室数据，当时，万科品牌价值缩水了12.31亿元。王石则面临辞职谢罪的危局，自此开始淡化自己在公司的分量，着手逐步“退出”公司核心层。
中国式企业家的宿命
王石从来不安分。用他的话说，他是继承了母亲的民族血液里的勇敢成分。但是，现在的王石却开始学会沉默。
2010年7月11日下午，在深圳图书馆五楼的图书馆报告厅“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里，王石作了一场主题为“低碳经济与绿色深圳”的演讲。演讲是在女主持人笑侃中开始的：“相信很多人最期待的是后面半小时的互动，但最好是别问房价！”现场响起一片笑声……但在演讲后，还是有观众打擦边球问王石：“物业税会不会征，能不能降房价”？他只回答了前半句：物业税迟早会征，像香港就是契约，就是物业税的一种。
最终，有一观众实在忍不住王石的“提问禁区”：“我不知道王石先生为什么不敢谈房价？像美国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能直接批评华尔街太贪婪，而这反衬出中国商界、企业家的失败，让人感到失望！”王石听完后，有点激动，脱口而出：因为他们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国内的媒体、舆论环境不一样。
接着，王石说出了不愿意谈房价的原因：
一、感觉中国房地产报道也越来越娱乐化，观点也经常被断章取义，而我不想被娱乐。
二、拐点论的影响。自2007、2008年发表“拐点论”以来，个人的发言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超过了原有的想象，给公司带来了不必要麻烦，给行业、甚至给政策的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而在过去，他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表达观点的机会。
1997年11月的一个上午10点，深圳市委办公厅会议室，正在酝酿“房地产新政”的朱镕基听取一些企业的汇报。
之前，深圳市政府限定每位代表发言10分钟，王石发言的题目是：一、万科的科学管理；二、万科的品牌建设。汇报题目是市领导定的，但王石认为，市领导感兴趣的，朱镕基不一定感兴趣。应该选他感兴趣的话题。
能有这样的想法及作为，敢于违背市领导的旨意，也不得不归结于王石的家庭出身及历练。时下，亚洲金融危机还没过去，中国承诺汇率不贬值，这对1998年中国经济的出口有多大影响、该如何拉动内需？这些是国务院关心的问题。
最后，王石想到了分税制。这是朱镕基自1993年以来大力推进的一项改革。事实证明，这为他的成功汇报开了好头。10分钟时间早就超过了，但朱镕基丝毫没有叫停王石发言的意思。最后，王石大胆地抛出问题：“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最后，朱镕基斩钉截铁地给出的答案是：在两年内让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很显然，对于究竟通过何种手段来刺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朱镕基心中早有“筹划”。事后证明，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房地产行业逐步从1993年的低谷走向了新的发展时期。
而就在那次汇报以后，王石成为朱镕基的房产顾问。
这种结果，令王石既吃惊又兴奋。但是，兴奋只是暂时的。王石在北京活跃了两个月，感觉到北京是个政治中心，利益团体的平衡中心。他对住宅行业的看法并不特别新鲜，只是一些专家没有机会或勇气在总理面前陈述，而他尽管讲了些不同意见，但一旦陷进旋涡，说不定得罪了谁还浑然不知。
想到这，王石变乖了：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企业家吧。
很多时候，想到容易，做到却难，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王石亦然，他既想挣钱，又想做“带头大哥”，喜欢影响别人，有时还有那么一份家国情怀，这就害了他。正如前文所述，2008年的王石和他的万科载了一个大跟头：无论在政府、同行、民众，甚至股东眼里，王石都成为众矢之的，多方面关系均产生裂隙。 这给了王石足够大的教训。一贯高调的他学会了隐忍克制。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书中表达其对中国企业家整体社会角色的灰心。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本钱主义精力》一书对王石影响深刻。他从新教伦理中找到了西方企业家的精力源泉。在《徘徊的灵魂》一书中，王石写道：“新教理论夸大通过世俗工作的乐成来荣耀上帝，以获解围赎。”这一主意让功利具备了真理性，也造就了西方企业家一种配合的精力——“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根蒂根基上勇于挑战一切危害、驾驭一切时机的创事业精力”。这类精力恰是西方企业家不断成长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然而在追寻这一代中国企业家的精力源泉时，王石却失望了。他曾说，从商业传授继承上来看，站在宿命的立场上，他是个灰心主义者。
让他灰心的是，中国世间千年来都是集权制的封建农业社会，没有平等、契约的概念，没有商业传统的根基和传授继承。中国历史上闻名的商帮——晋商、徽商，甚或陕西商人，无不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依附政界、霸占资源、倒买倒卖。
费正清将这类征象形象化地描述为：中国商人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耗子，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这大大减少了中国商业的成长潜力与动力。中国商人在“一旦官府一旦商”的宿命里轮回。“官本位”文化传统下，商人成为了政治的附庸，自身独占的文化、精力无法形成，更无以传授继承。
对于这种历史性遗毒，王石或许想过改变，并试图努力过。但结果或许让他灰心。
一个时代的结束
2004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王石与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的商业地产之辩广为人知。此后，王石在多个场合警告住宅地产商进入商业地产要谨慎。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当房地产业已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房价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的时候，中国急剧膨胀发展了二十来年的房地产业，终于到了需要清算的时候。
万科作为地产业的风向标，对房市的拐点早有预料。在2008年年报中，万科就提出了“转型”——从规模、速度的增长转变为质量和效益的增长。几年后回头来看，这或许会成为万科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王石说，万科几年前为自己设立的1000亿元的销售目标肯定要调整。他进行了自我检讨，“我应该明确限制万科拿‘地王’，这本来是我能够做到的。”他说自己“头脑发热”，“‘大’是企业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把‘大’当成目标。我曾对万科管理层提出要做‘绝对第一’，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追求规模。如果公司发展是为了追求规模，结果就会变形。”
尽管如此，当政策突降之时，万科还是显得有些不安。这种不安，既是万科面临业务模式转向时的抉择阵痛，也是王石对是否坚守20年来减法策略的犹豫。
王石和万科站在了岔路口，是继续专注住宅开发，还是实施业务转向？
不过，此前公司似乎已经给出初步答案。在万科2009年年报的“致股东”部分，有两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未来若干年内，轨道交通甚至电梯将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纯粹的住宅区将不再是建筑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综合体；另一句话是：面对新的局面，有许多具体问题万科需要重新思考。
接下来是行动。
2010年5月26日，万科携手世界百强酒店企业君澜集团进军江城高端商业地产，以抢占高铁时代中原汉口新门户。而在此前一个月，短短的10余天里，万科也相继有3个大体量商业地产项目被披露，总投资超过百亿。
然而，商业转场，知易行难。
在北京，万科商业地产遭遇第一波挫折。其在京推出的首个商业地产项目，即陷入“贱卖局”泥潭。这对商业地产刚起步的万科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万科放弃多年的住宅专业化，忍痛转型，则说明中国的房地产业确实到了清算的关键时刻。
2010年12月5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会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王石发表主题演讲。对于公司2010年12月1日挤进“千亿俱乐部”这样的好消息，王石并没有喜悦，相反，是担忧和反思。他说：“万科的品牌市场、影响力、规模，在未来下一个10年真的如此令人兴奋、乐观吗？万科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只会葬送自己，营收到3000亿的时候，也是消费者抛弃你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原点——消费者诉求。这也是万科遇到的最大危机。”
王石表示，在未来10年，万科面临着两个转型：一个是从传统的营销向技术科研转；第二是如何从建房卖房向服务型上转。
然而，王石和万科所面临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尤其是进入2011年后，万科及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尝到了“冬天”的味道，在与国家政策及消费者“博弈僵持”了半年后，房地产商开始了降价自救，包括万科。
而就在房地产开始进入冬天的这一年，王石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到哈佛去求学！这被媒体广泛解读为“王石淡出万科”，与2011年万科高管离职、调控下是否彻底转业，成为各方猜测的谜团。
但不管真相到底如何，在提出“拐点论” 3年多之后，王石这个曾在2007年年底建议“三四年后再买房”的大佬，几乎是迅速淡出了这个风云变幻的市场。
春江水暖鸭先知。打拼28年的王石从不言弃，而选在2011年却决然离去，若非“风刀霜剑严相逼”，定是“干戈衰谢两相催”了。
有媒体就指出，王石的突然性淡出，标志着中国房地产暴利时代的终结。
这是企业界的一个公认：王石是一个智者。另一个房地产大佬任志强是名副其实的精明，而王石是骨子里的智慧。任志强是不折不扣的房地产专家，而王石不仅是房地产专家而且更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
28年的打拼过程中，10多年的房地产暴富“奇迹”过程中，王石从来慎言慎行，随风把舵；把民营的万科改制给国企华润，就更足见王石的老谋深算。正因为看清了权威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作为民营企业的万科主动改换门庭，他得到的实惠是，在数轮房地产调控的过程中，别人缺钱万科却在华润的大树下“不差钱”，别人拿不到的地，在国企的荫护下万科照样拿地。
但是，2010年后，房子的事情就不仅仅是经济的事情，还涉及了政治以及整个国计民生问题。房地产暴利时代终于迎来了它终结的时刻。
智者王石自然不难看到这一点。
然而，大环境变了，王石可以选择到海外求学，但万科不能。作为一艘巨型企业航母，它已经不可能刹车停下来解决问题，只能且行且变，重新领会在房地产这个充满变数的行业做领袖的平衡力。
社会平静之下暗流涌动。王石的背影萧瑟如秋。不知道他问道哈佛，能否在西方之经中找到万科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