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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交流；文化保守主义；文化_心态
摘 要：跨文化交流已成为全球化时代越来越普遍的活动。而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之故，学界和民间对跨文化交流都还缺少足够的经验，对文化间交流的后果忧心忡忡，出于传统文化会由于文化间的交流而受到侵蚀的担忧，生发出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其实，这样的担忧并无必要，因为文化交流的趋势既无法回避，也不能改变。理性的、建设性的办法是建立和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不以是否“中国的”为评价、取舍的标准，以便更好地实现文化间的良性互动与和谐相处。
中图分类号： HO—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7)05—0087—04
一、跨文化交流中的心态问题
二战结束后，由于通讯、交通以及全球人口的快速增加和频繁流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全球化的说法随之而来。中国应该说是全球化中的后进者，在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时，中国还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小心翼翼地、逐步地对外开放。随着开放的经济意义日益彰显，中国加快了融入全球化的步伐，加入WTO是中国全球化达到相当高度的重要标杆。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开放密切相关。对于经济开放，政府积极倡导和主导，外商积极响应，中国在近年成为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外资带了资金、技术、管理、就业机会，在各地都广受欢迎。但是，随开放而来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则使得一些人忧心忡忡，其中一些学者或学界中人更是高调地批评这些现象，积极倡导国人予以抵制，或为“挺立中华文化之主体性”，或为弘扬“中华文化之主体性”。 2006年底圣诞节前，10位不同高校的博士生在网上联名发出了“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倡议。他们“发现”在“非中国传统的”西人的圣诞节之际，到处一派浓郁的节日气氛，许多年轻人积极投身其中，商家更是大造声势．而这些参与者根本不知道这个节日本来的意义。这种情形使得倡议者们大为忧虑，担心这会“耶教化”中国，害怕“传统的”春节因此会被冲淡、忽视。更严重的是，他们害怕这会影响国家的“软实力”。为此，他们号召非耶教徒不过圣诞节，还给政府、学校提出了“堵”和“阻”两大策略：一方面要抑制公众、商家和学生过圣诞节；另一方面，设“孔诞节”迎击圣诞节，并丰富春节的活动内容，使之对人们更有吸引力。该倡议一出立即引起广泛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激烈争论，并成为新年之际影响很大的媒体文化事件。
距上述事件不到一个月，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一位学英语出生、有美国学习背景并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英语讲得比汉语还娴熟的主播给星巴克全球总裁的一封指责该总裁不该在故宫开店，并要求其撤离故宫的信又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许多学者和网友加入了讨论。这位主播要求星巴克从故宫撤离的理由是：在西方人的普遍观念中，星巴克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饮食文化的代表符号，星巴克在美国代表着不雅的文化意义；把星巴克开在故宫里面，则代表着这种西方俗文化成为世界对中国紫禁城记忆感受的一部分，对故宫是一种视觉污染，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也是一种糟蹋。他随后又补充说，即便不是俗文化，而是把小提琴等高雅文化放到故宫里，也破坏了纯粹的中国文化，这是一种全球化的变异。一位就此信接受媒体采访的文化学者则直接表示：星巴克在故宫开店“代表着消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犯”，因为“不管高雅低俗，(星巴克)事实上都是一种外来的消费文化。它人驻故宫，已经不是商业经营层面上的问题，实际上宣告着全球性的消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空间的挪用……侵犯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接着，又有学者发出倡议，号召全体炎黄子孙签名支持“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纪年即‘黄帝纪年……，而不要只使用现在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公历”，理由是因为公历是“源于基督教的纪年方式，对于信仰宗教的国家完全适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无神论国家，使用此纪年方式就有欠妥当了”，而且，“采用我们民族自身的黄帝纪年，对于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意义却是意义非凡……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将这些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具有重大意义的时间记录跟耶稣扯上关系。”倡议者进而问到：“凭什么具有八千年文明的中国，还要采用具有西方殖民色彩的基督教纪年作为我们民族的公用纪年?凭什么拥有优秀智慧思维的中国，还要用别人的宗教历法来计算着我们自己历史的时间和未来?”最后，倡议者许诺“中华民族自身纪年的传承与弘扬，可以树立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可以全面凝聚全球华人的民族共鸣精神，使得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都联系在统一的民族情结之上，有利于团结全球华人的凝聚力、向心力与亲和力，从而形成全世界龙的传人都对中国大家庭的灿烂文化产生共同认知和诚挚景仰，更会对祖国两岸的统一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述事件次第发生，都是引起激烈争论的媒体文化事件。在维护和坚持民族传统文化激情和正义性的激励下，倡议者情感炽烈，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相同的关切：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使他们忧虑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受到冲击，因此全体华族要抵制外来文化。而支持他们的逻辑出发点在本文所录“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倡议中表达得特别明白：是否“中华民族的”才是取舍标准，而不在于是否好用、是否对国人有好处。
上述倡议在网络上发表后引起了众多网友长时间的讨论，程度不可谓不激烈，可见关心中西文化交流的人不在少数，而且范围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从对待倡议的态度看，有支持、反对和中立三种情况。据笔者统计，三个倡议的跟帖都很多，分别达到了两千份和约三千份。其中支持倡议者占20％左右，反对者在80％左右，中立者为数很少，几乎可忽略不计。
支持者的态度高度一致，不谈理由，反正就是要抵制西方文化。他们把抵制西方文化与爱国主义等量齐观，从而显得理直气壮。反对者反对的内容则要丰富得多，既有感性的驳斥，更有理性的质疑。有人认为这些倡议“愚蠢、矫情……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表现出了倡议者对本土文化的自卑与虚弱，或者表现了对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抵制，以是否中国的而不是以是否合法为评价标准(在星巴克事例中)；有人觉得倡议者们危言耸听，蛊惑大众，争取眼球和个人注意力，或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现象或具体事物、事件为切入点，以对待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态度，分野出开放或者保守两大营垒。而网络数据虽然显示持开放观点者具有数量的优势，但是，在媒体关注方面他们却逊于保守派。
二、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回望历史
如何对待文化间的交流，文化保守主义及其倡 导者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因为持文化保守主义观点的人宣称自己是坚持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抵制外来文化的，并以此作为爱国与否的一种标志。但是，笔者认为很难说文化保守主义就是一种理性的、积极的文化交流态度。
文化保守主义要求保持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此，就要抵制和拒绝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样的态度之所以缺少理性，是因为其信奉者并不证明坚持传统文化的理由和拒绝外来文化的理由。例如，博士们声称国人庆祝圣诞节表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受到了侵害，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证据，仅根据圣诞节气氛热烈就推断中国已经“准耶教化”的结论更是主观臆断。而文化保守主义以是否“自己的”为取舍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标准，是其被认为理性不足的主要原因。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提供了不同文化相互了解和学习、借鉴的机会。从全球的情况看，发达国家在文化交流上都持开放的态度，而且发达程度和开放程度呈正比，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在华人春节之际，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发表讲话，向华人祝贺节日，商家也大造节日气氛，当地人也乐得分享多元文化的好处。
中华文化主体性丧失或被外来文化侵犯的忧虑并不是新鲜的话题。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中西文化交流就曾引起过激烈的、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深度和高度，比今天有过之。当时保守派提出的抵制西方文化的假设与今天在表述上有差异，但实质无二。例如，保守的思想界一直在用“以夷变夏”、“变而从夷”、“师事夷人”等来攻击洋务派，实质同样是惧怕华夏传统文化受到西洋文化的冲击。
至于说文化交流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则不是当时和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思考的重点。但是，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预言和担忧并未成为事实，而其妨碍正常文化交流的“成绩”倒是有目共睹。原本通过中国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日本由于没有设置“夷和之别”，也没有“师事夷人”的心理障碍，当认识到西方文化较之于自身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时，干脆在明治维新后提出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的国策(这在中国则是一项罪名，一种指控)，从体、用两方面全面学习西方。其学习的效果至为显著，一举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还在为要不要学习西方文化、在哪些方面学习西方文化而争论不休的大清国的海军，并且在后来的岁月中，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远远地把千余年的文化老师甩在了后面。
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攻击下连连战败、割地赔款的情况下，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还对自己的文化信心百倍，激越地主张西人不过长于技术这类些微末艺，华夏以纲常名教为要，根本不屑于西方文化。今天，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当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更是显得对传统文化信心十足，不仅要抵制西方文化，更认为中华文化不仅可以救中国人，而且断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并且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笔者不想论述和批判这种说法是否谵妄，但是，常识和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具有历史性。传统文化无论多么博大精深、包罗万象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而不可能提供我们认识和应对一直在变化的世界的全部知识和经验。因此，每一代人都必须摸索创造和学习借鉴，学习和借鉴包括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
清末的保守派以华夏纲常名教无比的优越性为拒绝西方文化的盾牌，但最终这纲常名教未能挽回颓势。今天的保守者鼓吹以中华传统文化指导中国人的现代化实践，效果也不容乐观。
对外来文化冲击传统文化的担忧不仅有失理性，而且是一种消极的文化交流态度。既然不能证明文化交流的弊端，同时，文化交流也难以避免，那么，积极的态度不是抵制、拒绝，因为抵制、拒绝不仅令自己丧失了学习、分享其他文化经验的机会，而且还会因文化上的不包容而形成狭隘、不友好的形象，从而造成文化交流的失败。
三、克服文化主体性丧失的焦虑，建立开放的文化交流心态
文化主体性丧失令文化保守主义者焦虑不已，构成其重要的理论动力，也是其抵制外来文化的依据——虽然如前所述，这一依据与其说具有历史或现实的合理性，不如说想象臆测的成分更重。笔者并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也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没有仍然可为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借鉴使用的精神、思想财富，尽管由于其中没有对现代化的观照而难以给正在迈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人更多的指导。笔者不赞成的是以“自己的”、“别人的”为文化交流中的取舍标准。一切人类的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思想和经验宝库。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更开放的心胸，放弃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傲和自卑。实际上，自傲和自卑往往是同一种心态的不同表现，实质上都源于信心不足。如果信心十足，当不会惧惮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也不会担心自身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受到侵蚀。如果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话，那么理性的选择就应是向其他文化学习，以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和重构。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未来世界的冲突将由过去的意识形态中心转化为以文明为中心。这一说法虽然争议不少，但采纳他这一理论视角的人也不在少数。不管是过去的由意识形态导致的摩擦，还是将来可能的由文明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都是人类的灾难。但是，灾难并非不可避免，它要求变文明的冲突为文明的对话和理解。
跨文化交流理论正是为了实现文化(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间的对话和理解。围绕文化主体性的讨论很多，但是，笔者视线所及，从跨文化交流角度切入的尚未看到。跨文化交流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情形。由于文化深刻地影响到人的信念、价值观和世界观，跨文化交流早在文明的初期阶段、当不同部落的人互相遭遇并发现彼此的差异时就开始了。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成功的跨文化交流是例外而不是规律。正如萨摩瓦所说，人类的历史记载着对异于自己的人的厌恶和仇恨。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现在的伊拉克战争，都是最好的例子。
良好的跨文化交流首先要求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同时不要以自己的文化去解释别人的文化，更忌以扭曲、偏激的方式去解读别人的文化。实际上，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中发现相似或相同的看法或信念，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类价值。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全人类必须采信的“真理”，也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既然如此，在文化交流中保持开放心态乃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流，也失去了向其他文化学习的机会。
19世纪40年代俄国激进的西欧派和保守的斯拉夫派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且旷日持久的争论。高尔基在分析那场争论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看出：一个国家要使自己的个别经验离开全人类的经验而孤立起来之企图，是多么的可怜而且是徒劳无功的。”尽管我们眼下和高尔基的时代不同，但高尔基的话还是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思考，那就是我们的发展，需要学习全世界的经验，吸收全世界的营养，用以丰富健全和强悍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心态。
摘 要：跨文化交流已成为全球化时代越来越普遍的活动。而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之故，学界和民间对跨文化交流都还缺少足够的经验，对文化间交流的后果忧心忡忡，出于传统文化会由于文化间的交流而受到侵蚀的担忧，生发出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其实，这样的担忧并无必要，因为文化交流的趋势既无法回避，也不能改变。理性的、建设性的办法是建立和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不以是否“中国的”为评价、取舍的标准，以便更好地实现文化间的良性互动与和谐相处。
中图分类号： HO—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7)05—0087—04
一、跨文化交流中的心态问题
二战结束后，由于通讯、交通以及全球人口的快速增加和频繁流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全球化的说法随之而来。中国应该说是全球化中的后进者，在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时，中国还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小心翼翼地、逐步地对外开放。随着开放的经济意义日益彰显，中国加快了融入全球化的步伐，加入WTO是中国全球化达到相当高度的重要标杆。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开放密切相关。对于经济开放，政府积极倡导和主导，外商积极响应，中国在近年成为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外资带了资金、技术、管理、就业机会，在各地都广受欢迎。但是，随开放而来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则使得一些人忧心忡忡，其中一些学者或学界中人更是高调地批评这些现象，积极倡导国人予以抵制，或为“挺立中华文化之主体性”，或为弘扬“中华文化之主体性”。 2006年底圣诞节前，10位不同高校的博士生在网上联名发出了“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倡议。他们“发现”在“非中国传统的”西人的圣诞节之际，到处一派浓郁的节日气氛，许多年轻人积极投身其中，商家更是大造声势．而这些参与者根本不知道这个节日本来的意义。这种情形使得倡议者们大为忧虑，担心这会“耶教化”中国，害怕“传统的”春节因此会被冲淡、忽视。更严重的是，他们害怕这会影响国家的“软实力”。为此，他们号召非耶教徒不过圣诞节，还给政府、学校提出了“堵”和“阻”两大策略：一方面要抑制公众、商家和学生过圣诞节；另一方面，设“孔诞节”迎击圣诞节，并丰富春节的活动内容，使之对人们更有吸引力。该倡议一出立即引起广泛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激烈争论，并成为新年之际影响很大的媒体文化事件。
距上述事件不到一个月，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一位学英语出生、有美国学习背景并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英语讲得比汉语还娴熟的主播给星巴克全球总裁的一封指责该总裁不该在故宫开店，并要求其撤离故宫的信又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许多学者和网友加入了讨论。这位主播要求星巴克从故宫撤离的理由是：在西方人的普遍观念中，星巴克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饮食文化的代表符号，星巴克在美国代表着不雅的文化意义；把星巴克开在故宫里面，则代表着这种西方俗文化成为世界对中国紫禁城记忆感受的一部分，对故宫是一种视觉污染，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也是一种糟蹋。他随后又补充说，即便不是俗文化，而是把小提琴等高雅文化放到故宫里，也破坏了纯粹的中国文化，这是一种全球化的变异。一位就此信接受媒体采访的文化学者则直接表示：星巴克在故宫开店“代表着消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犯”，因为“不管高雅低俗，(星巴克)事实上都是一种外来的消费文化。它人驻故宫，已经不是商业经营层面上的问题，实际上宣告着全球性的消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空间的挪用……侵犯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接着，又有学者发出倡议，号召全体炎黄子孙签名支持“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纪年即‘黄帝纪年……，而不要只使用现在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公历”，理由是因为公历是“源于基督教的纪年方式，对于信仰宗教的国家完全适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无神论国家，使用此纪年方式就有欠妥当了”，而且，“采用我们民族自身的黄帝纪年，对于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意义却是意义非凡……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将这些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具有重大意义的时间记录跟耶稣扯上关系。”倡议者进而问到：“凭什么具有八千年文明的中国，还要采用具有西方殖民色彩的基督教纪年作为我们民族的公用纪年?凭什么拥有优秀智慧思维的中国，还要用别人的宗教历法来计算着我们自己历史的时间和未来?”最后，倡议者许诺“中华民族自身纪年的传承与弘扬，可以树立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可以全面凝聚全球华人的民族共鸣精神，使得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都联系在统一的民族情结之上，有利于团结全球华人的凝聚力、向心力与亲和力，从而形成全世界龙的传人都对中国大家庭的灿烂文化产生共同认知和诚挚景仰，更会对祖国两岸的统一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述事件次第发生，都是引起激烈争论的媒体文化事件。在维护和坚持民族传统文化激情和正义性的激励下，倡议者情感炽烈，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相同的关切：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使他们忧虑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受到冲击，因此全体华族要抵制外来文化。而支持他们的逻辑出发点在本文所录“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倡议中表达得特别明白：是否“中华民族的”才是取舍标准，而不在于是否好用、是否对国人有好处。
上述倡议在网络上发表后引起了众多网友长时间的讨论，程度不可谓不激烈，可见关心中西文化交流的人不在少数，而且范围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从对待倡议的态度看，有支持、反对和中立三种情况。据笔者统计，三个倡议的跟帖都很多，分别达到了两千份和约三千份。其中支持倡议者占20％左右，反对者在80％左右，中立者为数很少，几乎可忽略不计。
支持者的态度高度一致，不谈理由，反正就是要抵制西方文化。他们把抵制西方文化与爱国主义等量齐观，从而显得理直气壮。反对者反对的内容则要丰富得多，既有感性的驳斥，更有理性的质疑。有人认为这些倡议“愚蠢、矫情……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表现出了倡议者对本土文化的自卑与虚弱，或者表现了对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抵制，以是否中国的而不是以是否合法为评价标准(在星巴克事例中)；有人觉得倡议者们危言耸听，蛊惑大众，争取眼球和个人注意力，或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现象或具体事物、事件为切入点，以对待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态度，分野出开放或者保守两大营垒。而网络数据虽然显示持开放观点者具有数量的优势，但是，在媒体关注方面他们却逊于保守派。
二、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回望历史
如何对待文化间的交流，文化保守主义及其倡 导者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因为持文化保守主义观点的人宣称自己是坚持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抵制外来文化的，并以此作为爱国与否的一种标志。但是，笔者认为很难说文化保守主义就是一种理性的、积极的文化交流态度。
文化保守主义要求保持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此，就要抵制和拒绝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样的态度之所以缺少理性，是因为其信奉者并不证明坚持传统文化的理由和拒绝外来文化的理由。例如，博士们声称国人庆祝圣诞节表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受到了侵害，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证据，仅根据圣诞节气氛热烈就推断中国已经“准耶教化”的结论更是主观臆断。而文化保守主义以是否“自己的”为取舍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标准，是其被认为理性不足的主要原因。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提供了不同文化相互了解和学习、借鉴的机会。从全球的情况看，发达国家在文化交流上都持开放的态度，而且发达程度和开放程度呈正比，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在华人春节之际，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发表讲话，向华人祝贺节日，商家也大造节日气氛，当地人也乐得分享多元文化的好处。
中华文化主体性丧失或被外来文化侵犯的忧虑并不是新鲜的话题。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中西文化交流就曾引起过激烈的、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深度和高度，比今天有过之。当时保守派提出的抵制西方文化的假设与今天在表述上有差异，但实质无二。例如，保守的思想界一直在用“以夷变夏”、“变而从夷”、“师事夷人”等来攻击洋务派，实质同样是惧怕华夏传统文化受到西洋文化的冲击。
至于说文化交流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则不是当时和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思考的重点。但是，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预言和担忧并未成为事实，而其妨碍正常文化交流的“成绩”倒是有目共睹。原本通过中国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日本由于没有设置“夷和之别”，也没有“师事夷人”的心理障碍，当认识到西方文化较之于自身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时，干脆在明治维新后提出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的国策(这在中国则是一项罪名，一种指控)，从体、用两方面全面学习西方。其学习的效果至为显著，一举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还在为要不要学习西方文化、在哪些方面学习西方文化而争论不休的大清国的海军，并且在后来的岁月中，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远远地把千余年的文化老师甩在了后面。
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攻击下连连战败、割地赔款的情况下，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还对自己的文化信心百倍，激越地主张西人不过长于技术这类些微末艺，华夏以纲常名教为要，根本不屑于西方文化。今天，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当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更是显得对传统文化信心十足，不仅要抵制西方文化，更认为中华文化不仅可以救中国人，而且断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并且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笔者不想论述和批判这种说法是否谵妄，但是，常识和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具有历史性。传统文化无论多么博大精深、包罗万象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而不可能提供我们认识和应对一直在变化的世界的全部知识和经验。因此，每一代人都必须摸索创造和学习借鉴，学习和借鉴包括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
清末的保守派以华夏纲常名教无比的优越性为拒绝西方文化的盾牌，但最终这纲常名教未能挽回颓势。今天的保守者鼓吹以中华传统文化指导中国人的现代化实践，效果也不容乐观。
对外来文化冲击传统文化的担忧不仅有失理性，而且是一种消极的文化交流态度。既然不能证明文化交流的弊端，同时，文化交流也难以避免，那么，积极的态度不是抵制、拒绝，因为抵制、拒绝不仅令自己丧失了学习、分享其他文化经验的机会，而且还会因文化上的不包容而形成狭隘、不友好的形象，从而造成文化交流的失败。
三、克服文化主体性丧失的焦虑，建立开放的文化交流心态
文化主体性丧失令文化保守主义者焦虑不已，构成其重要的理论动力，也是其抵制外来文化的依据——虽然如前所述，这一依据与其说具有历史或现实的合理性，不如说想象臆测的成分更重。笔者并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也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没有仍然可为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借鉴使用的精神、思想财富，尽管由于其中没有对现代化的观照而难以给正在迈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人更多的指导。笔者不赞成的是以“自己的”、“别人的”为文化交流中的取舍标准。一切人类的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思想和经验宝库。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更开放的心胸，放弃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傲和自卑。实际上，自傲和自卑往往是同一种心态的不同表现，实质上都源于信心不足。如果信心十足，当不会惧惮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也不会担心自身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受到侵蚀。如果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话，那么理性的选择就应是向其他文化学习，以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和重构。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未来世界的冲突将由过去的意识形态中心转化为以文明为中心。这一说法虽然争议不少，但采纳他这一理论视角的人也不在少数。不管是过去的由意识形态导致的摩擦，还是将来可能的由文明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都是人类的灾难。但是，灾难并非不可避免，它要求变文明的冲突为文明的对话和理解。
跨文化交流理论正是为了实现文化(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间的对话和理解。围绕文化主体性的讨论很多，但是，笔者视线所及，从跨文化交流角度切入的尚未看到。跨文化交流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情形。由于文化深刻地影响到人的信念、价值观和世界观，跨文化交流早在文明的初期阶段、当不同部落的人互相遭遇并发现彼此的差异时就开始了。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成功的跨文化交流是例外而不是规律。正如萨摩瓦所说，人类的历史记载着对异于自己的人的厌恶和仇恨。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现在的伊拉克战争，都是最好的例子。
良好的跨文化交流首先要求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同时不要以自己的文化去解释别人的文化，更忌以扭曲、偏激的方式去解读别人的文化。实际上，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中发现相似或相同的看法或信念，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类价值。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全人类必须采信的“真理”，也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既然如此，在文化交流中保持开放心态乃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流，也失去了向其他文化学习的机会。
19世纪40年代俄国激进的西欧派和保守的斯拉夫派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且旷日持久的争论。高尔基在分析那场争论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看出：一个国家要使自己的个别经验离开全人类的经验而孤立起来之企图，是多么的可怜而且是徒劳无功的。”尽管我们眼下和高尔基的时代不同，但高尔基的话还是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思考，那就是我们的发展，需要学习全世界的经验，吸收全世界的营养，用以丰富健全和强悍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