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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慈善组织与“福利彩票”联合实施着成功且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慈善项目，看到不少慈善组织都与“福利彩票”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中国福利彩票起源于有奖募捐活动，是民政部门开展社会救助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十五”期间，中国福利彩票共销售1145亿元，为国家筹集社会公益金400.75亿元。其中近一半上交国家财政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其余主要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福利事业。民政部留用的公益金主要用于“星光计划”和“明天计划”的实施，其中“星光计划”共资助兴建32000多个社区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明天计划”已为13000个残疾孤儿实施了康复手术。
中国的福利彩票是怎样出现的，它的出现对新中国慈善组织的创立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呢？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着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中国的慈善源远流长。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八十年代，我国民间的慈善活动基本停止了。这期间，思想理论上对“慈善”基本上是否定的。那时候，中国的《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中没有慈善家的词条。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相关的“慈善事业”的词条，竟有这样的释义：慈善行为“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助……”。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国家级的新闻媒体，也很少有“慈善”这两个字出现。1998年创办的《慈善》杂志，为“慈善”这个刊名也颇费了一番周折。
慈善、慈善事业在九十年代在我国被重新提起，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华慈善总会与一些省市慈善会相继成立。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认知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1986年在我国发行“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即福利彩票也不无关系。应该说，福利彩票在中国的发行是中国慈善组织的创立，中国慈善事业的重新崛起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彩票，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文化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创举。当时的国家民政部长崔乃夫是完成这一创举最关键的人物。
了解民情、善于思考又有着渊博学识的崔乃夫对进入八十年代后，我国需要救济、优抚的对象，对需要建立和改善的社会福利设施，有着透彻的了解。同时，他还清醒地看到，单靠国家财政的拨款，其中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崔乃夫一直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为困难群体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1984年，崔乃夫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坦言了自己的难处，这位人士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增收筵席税，三是搞彩票。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开始彩票的可行性调查。
经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调查分析，崔乃夫发现，不论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弥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拨款的不足。然而，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彩票能否被国人和国家领导接受呢？
1986年4月中旬，崔乃夫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考察三峡地区。4月24日晚上，崔乃夫在神农架林区的一条小河边散步，正好遇到迎面走来的总理。
总理问：“老崔，民政工作现在好搞不好搞？”
崔乃夫笑了笑说：“说好搞也好搞，说不好搞也不好搞。”
总理显然对崔乃夫回答感兴趣，接着问：“怎么讲？”
崔乃夫回答说：“我们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
总理又问：“解决这方面问题你还需要增加多少钱？”
崔乃夫答：“每年大约20亿。”
总理略作思考，说：“国家没钱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崔乃夫试探着问：“我们能不能搞点彩票，把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
崔乃夫或许也没有想到，总理听到这里很兴奋，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最后说：“我看这么搞没什么问题，但要做好宣传工作，好事情要办好，不要引起大家的反感，特别是要听听民主人士的意见。”
三峡考察结束，在返回的专列上总理便及时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崔乃夫将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的想法向同行的人士作了介绍。
回京后，正值民政部有一个考察团将前往苏联和东欧，崔乃夫请他们调查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
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除陈述社会福利资金紧缺外，还分析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每年发行10亿元奖券，考虑人民的承受力，每张奖券面额不宜过大，一般以1元为好。每年的筹资将大部分留归销售地区发展社会福利；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有奖募捐的发行法人，独家发行。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并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负责，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
为慎重起见，总理提出，此事再报请中央书记处审议。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也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还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又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均表示同意。
至此，“中国能否发行彩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一连串慎之又慎的酝酿、论证之后，终于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关顺利通过了。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800万张面值一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在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彩票史的第一页，彩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发行中心分别被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接纳为正式会员，并为了与国际接轨，民政部决定将福利有奖募捐券改名为“中国福利彩票”，起发行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中国福利彩票起源于有奖募捐活动，是民政部门开展社会救助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十五”期间，中国福利彩票共销售1145亿元，为国家筹集社会公益金400.75亿元。其中近一半上交国家财政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其余主要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福利事业。民政部留用的公益金主要用于“星光计划”和“明天计划”的实施，其中“星光计划”共资助兴建32000多个社区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明天计划”已为13000个残疾孤儿实施了康复手术。
中国的福利彩票是怎样出现的，它的出现对新中国慈善组织的创立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呢？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着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中国的慈善源远流长。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八十年代，我国民间的慈善活动基本停止了。这期间，思想理论上对“慈善”基本上是否定的。那时候，中国的《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中没有慈善家的词条。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相关的“慈善事业”的词条，竟有这样的释义：慈善行为“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助……”。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国家级的新闻媒体，也很少有“慈善”这两个字出现。1998年创办的《慈善》杂志，为“慈善”这个刊名也颇费了一番周折。
慈善、慈善事业在九十年代在我国被重新提起，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华慈善总会与一些省市慈善会相继成立。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认知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1986年在我国发行“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即福利彩票也不无关系。应该说，福利彩票在中国的发行是中国慈善组织的创立，中国慈善事业的重新崛起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彩票，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文化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创举。当时的国家民政部长崔乃夫是完成这一创举最关键的人物。
了解民情、善于思考又有着渊博学识的崔乃夫对进入八十年代后，我国需要救济、优抚的对象，对需要建立和改善的社会福利设施，有着透彻的了解。同时，他还清醒地看到，单靠国家财政的拨款，其中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崔乃夫一直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为困难群体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1984年，崔乃夫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坦言了自己的难处，这位人士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增收筵席税，三是搞彩票。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开始彩票的可行性调查。
经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调查分析，崔乃夫发现，不论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弥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拨款的不足。然而，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彩票能否被国人和国家领导接受呢？
1986年4月中旬，崔乃夫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考察三峡地区。4月24日晚上，崔乃夫在神农架林区的一条小河边散步，正好遇到迎面走来的总理。
总理问：“老崔，民政工作现在好搞不好搞？”
崔乃夫笑了笑说：“说好搞也好搞，说不好搞也不好搞。”
总理显然对崔乃夫回答感兴趣，接着问：“怎么讲？”
崔乃夫回答说：“我们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
总理又问：“解决这方面问题你还需要增加多少钱？”
崔乃夫答：“每年大约20亿。”
总理略作思考，说：“国家没钱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崔乃夫试探着问：“我们能不能搞点彩票，把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
崔乃夫或许也没有想到，总理听到这里很兴奋，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最后说：“我看这么搞没什么问题，但要做好宣传工作，好事情要办好，不要引起大家的反感，特别是要听听民主人士的意见。”
三峡考察结束，在返回的专列上总理便及时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崔乃夫将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的想法向同行的人士作了介绍。
回京后，正值民政部有一个考察团将前往苏联和东欧，崔乃夫请他们调查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
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除陈述社会福利资金紧缺外，还分析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每年发行10亿元奖券，考虑人民的承受力，每张奖券面额不宜过大，一般以1元为好。每年的筹资将大部分留归销售地区发展社会福利；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有奖募捐的发行法人，独家发行。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并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负责，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
为慎重起见，总理提出，此事再报请中央书记处审议。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也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还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又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均表示同意。
至此，“中国能否发行彩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一连串慎之又慎的酝酿、论证之后，终于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关顺利通过了。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800万张面值一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在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彩票史的第一页，彩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发行中心分别被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接纳为正式会员，并为了与国际接轨，民政部决定将福利有奖募捐券改名为“中国福利彩票”，起发行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