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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婆的日用家当》是美国黑人女性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一篇著名短篇小说，小说除了对美国黑人的身份认同、女权运动和黑人文化特点进行探讨外，还对如何继承与发扬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阐明了自己的看法，而这集中体现在母女三人对待“花被子”的态度上。他们对待黑人民族文化遗产象征的态度对当下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艾丽丝·沃克 《外婆的日用家当》 民族文化遗产继承
《外婆的日用家当》（以下简称为“日用家当”）发表于1973年，但直到1983年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获得普利策文学奖，这篇小说才真正为人们重视起来。《日用家当》在表层上似乎只是讲述了母亲、大女儿迪伊、小女儿麦姬三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然而，结合作品的写作背景和沃克的个人经历就可以看出，小说深层内涵是十分丰富和深邃的。本文拟从民族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的角度切入，通过对文中母女三人对“拼花被子”（象征着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的分析，对当下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一定程度的探讨。
一、什么是“民族文化遗产”？
要探讨“民族文化遗产”，首先就要厘清“民族文化遗产”的范围、内容和在本文中具体的指向。“遗产”（patrimoine）一词的本义——它最古老的地层，在西文中，patrimoine（英文：patrimony;意大利文、西班牙文：patrimonio）一词共同来源于一个拉丁词：patrimonium。事实上，最接近这个拉丁词的中文，是“祖产”这个词。[1]根据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壁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窟以及联合体;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样式、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这与本文所要探讨的“文化遗产”存在一些差异。本文的“文化遗产”是一个庞大的概念，而非仅仅指实体，它既包括1973公约中的文化遗产概念的内容，也包括2003年新公约中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同时也注重指向精神与文化。“民族文化遗产”可以被阐释为“一个民族传承下来的实体遗存和精神文化”，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文中出现的两个民族是指美国黑人民族和中华民族，“美国黑人民族”与作者艾丽丝沃克的身份认同相关，而非在政治层面与国家对应的“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是指包含了56个民族的集合体，非单一汉族，与“中国人”的概念更为接近。在《日用家当》中，最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就是“拼花被子”，而“拼花被子”成为美国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因很值得讨论和探究。
二、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隐喻——拼花被子
探究爱丽丝·沃克将拼花被子作为黑人民族文化遗产象征的原因，作者自身和黑人民族发展史两个角度是无法回避的。在《寻找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 s Gardens）中，沃克这样写道：“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里，挂着一条世界上与众不同的被子。它的图案简单明了，但富有灵感，描述的是耶稣殉难的故事。虽然是由零碎的破布做成，但它显示出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厚而崇高的感情。在被子的下端，我看到一条注释，上写此被是由‘阿拉巴馬的一位无名黑人妇女在一百年前’所做”。[2]沃克将拼花被子看作是黑人妇女创造力和情感的表现形式。并且，被子特别是拼花被子贯穿了美国黑人历史发展的始终，在政治、艺术和家庭历史三个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历史遗产地位。
1998年，丹佛大学教授捷克兰· 陶彬（Jacqueline Tobin）根据黑人被子创作者欧泽拉· 威廉姆斯（Ozella Williams）的口述历史出版了《隐藏在图案里：被子的秘密故事和地下铁路》，这本书讲述了黑人奴隶利用被子的帮助，在内战前通过地下铁路实现逃亡的故事。在不能公开交流逃亡计划的情况下，晾晒在院子里图案各异的拼花被子成为了传递消息的工具，不同的图案代表不同的意思，有些只有黑人才能看得懂。同时，美国黑人和民权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缝制被子的黑人妇女争取民权的斗争以“自由被子合作社”组织的活动最为有意义，她们将缝制的被子出售以募集资金，支持民权运动。[3]这种政治遗产背后是美国黑人利用被子密码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不懈努力与坚持。
美国黑人被子在20世纪后半期作为美国艺术的组成部分确定了其历史地位，美国东部诸州的博物馆长期以来都有收藏手工缝制的拼花被子。[4]黑人被子强烈的震撼力和独特的美感逐渐为人所欣赏，设计上条形布块的相互拼接的被面，缝制技术上针脚疏阔，色彩上斑驳陆离，图案上是传统的欧洲式风格。这种艺术遗产是一种美国黑人经验与传统手法的碰撞与融合。
缝制的被子通常被美国黑人妇女当作家庭历史进行传递。一是这种家传的女红技术在家庭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被子就成为了家庭手工技术传承的载体。二是缝制被子是记录家庭历史的重要手段。被子又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其隐含意义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焕发出永久的生命力。这种家庭历史遗产是技术和家庭历史的双重载体。
无论是政治、艺术还是家庭历史，拼花被子在美国黑人的奋斗史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既是争取权利与自由的绝妙方式，也是非洲文化和美国经验交相融合的艺术品，还是美国黑人家庭缝制技术与历史记录的双重载体，那么作为美国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象征，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沃克在情感与写作考量上的绝佳选择。
三、《日用家当》中对文化遗产继承的态度 文中的大女儿迪伊时髦漂亮，她厌恶曾经的名字“迪伊”，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头发像“羊毛一样挺得直直的，边上两根长长的小辫，像两条蜥蜴，盘绕在耳后”，穿着一件色彩耀眼夺目的拖地长裙。无论是发型、名字还是着装，迪伊代表着美国新一代黑人，他们为自己争取权利和自由，要与曾经奴役统治他们的白人画出分明的界线，但在对待本民族文化遗产时，却有些许不足。迪伊无疑是清楚这笔遗产的价值的，“这两条被子都是用外婆的旧衣碎片拼成的，是她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的，多了不起！”，症结在于方式上，当母亲问到她要用这被子来做什么时，迪伊说“把它们挂起来”，她的角度是理性的，唯美的，她是根据经院式的艺术价值标准去衡量而得出的结论。[5]这种经院式的价值考量当然也是一种美的认知和肯定，但不能真正成为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动力。
相比于迪伊，麦姬是深层意义上的民族文化遗产继承者，最终母亲也被子交给了麦姬。麦姬身上留下的伤疤是黑人民族记忆中那场象征着奴隶制的大火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麦姬清楚地记得那根古老的搅乳棒的来历“那是迪伊姨妈的第一个丈夫做的，他的名字叫亨利，但人们总叫他史大西”，她跟着母亲和迪伊姨妈学习缝被子的技术，在姐姐要拿走被子时，她说道：“让她拿去吧，妈妈”“没有那些被子我也能记得迪伊外婆”。被子中承载的技术和家族历史是麦姬真正重视的，而非被子本身，并且被子是麦姬拿来在床上使用的，麦姬看到了以被子作为象征的民族文化遗产背后深层的价值和意义，比姐姐迪伊的认知更上一层楼。
母亲在和迪伊争吵时，迪伊说愚昧的麦姬会把它们当做日常被子来使用，母亲反驳道：“我也觉得她会这样做......我希望她来用”，在迪伊说麦姬会把被子弄破时，母亲说：“破了她会重新缝，麦姬知道怎样缝被子”。“用”和“缝”恰恰体现了母亲的文化遗产观：“用”体现的是文化遗产“日用而不知”的内在特性和外在适用性，“缝”则体现了文化遗产的世代传承问题。[6]这也是母亲选择把象征着民族文化遗产的被子给小女儿麦姬的原因。
在作者艾丽思·沃克看来，非洲籍的美国人的民族记忆既包括曾经非洲的传统，也包括祖先到达美洲后所遭受的一系列痛苦、不公和屈辱，每一段历史都应该被铭记，对任何一段的漠视都是对历史的歪曲，而重塑与继承民族文化不光是表面上的复古，而是真正理解民族文化，亲身去体验和实践民族文化，将这种基因融入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才是真正的继承。
四、相承与互补的两种态度
从表面上看，姐姐迪伊与妹妹麦姬的两种态度水火不容，很容易陷入到姐姐迪伊态度是完全不可取的误区之中，妹妹的确是真正理解民族文化遗产并适合作为合格继承人，但这并不代表姐姐迪伊的态度毫无可取之处。国内针对本文论述相关学者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对姐姐迪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全盘非化”的姐姐迪伊并无资格继承“拼花被子”（季静芬、张峰、赵静等）;另一派则认为姐妹二人侧重点不同，姐姐迪伊并非一无是处（刘英、李荣庆等），其中李荣庆先生在其书中特别提出了姐姐迪伊继承的是政治遗产与艺术遗产，而妹妹麦姬选择继承了文化遗产。两派都承认文中的“我”母亲将拼花被子留给麦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是在姐姐的态度上有分歧。笔者认为，妹妹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最佳继承人，但姐姐态度亦存在一定的价值，姐妹二人的态度是一种相承和互补的关系。
姐姐迪伊是了解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的，否则也不会执意从家里带走那两床拼花被子，而姐姐审美和理性的态度恰恰是一开始大多数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认知，以中国书法为例，中国人赞同书法是一门中国独有的价值珍贵的艺术，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做到像妹妹麦姬那样真正地去理解并将之运用到生活中，书法如何传承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就是，姐姐迪伊的态度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继承的初始态度，能意识到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主动去保护已然很值得褒奖，妹妹的态度则应该是姐姐认知的深化，而从姐姐的态度转变为妹妹态度是民族文化遗产继承必须要经历的由浅入深的过程。另一方面，民族文化遗产是复杂具有多重性质的，应当全面的去看待和评估其在各个方面的价值，文化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不能顾此失彼，忽略了其他方面的价值，姐姐迪伊眼中的拼花被子政治和艺术方面的价值同样很重要，因而两种态度也存在着互补性。
五、“接地气”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继承
在经历了类似迪伊的初步阶段后，中国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也步步深入， 近些年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接地气”方面的探索无疑是令人欣喜的。当下中国对民族文化遗产继承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由国家主导，文化底蕴深厚、制作精心的综艺节目和纪录片，如《海昏侯大墓》、《如果文物会说话》和《国家宝藏》。二是国内博物馆发起的创新尝试，主要以文创产品为主，如河南博物馆推出的让买家自己体验“挖掘”文物过程的盲盒（买家会收到一罐混合着文创产品及泥土的小罐子和若干工具，自己利用这些“考古工具”将罐子中的产品清理出来）。还有一种则是各种公司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在Logo和产品中融入本地区的文化特征，如陕西橙味汽水冰峰的罐子上便印着“陕西八大怪”的形象。无论是哪种方式，这种走向大众的趋势是可喜可贺的，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藏在文物后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文明，在“用”的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缺陷仍然存在。在如上列举的种种方式中，主要是以文物为载体，或以具体的器物为媒介，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在国家的鼓励和扶持之下，固然有了一定的曝光度（2021网络春晚上的将华阴老腔与摇滚结合起来的歌曲《九九八十一》），但这种“活的艺术”的继承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最糟糕的是，一水之隔的韩国人一步步蚕食中国传统服饰和艺术，那些生活中习以为常早已融入生活的民族文化遗产反而一朝成了他人之物，中方通过网络进行的辩论和征讨收效甚微，并无任何强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方法去应对这种境况。民族文化遗产继承中的短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对部分承载着民族文明的技艺的忽视，而造成忽视的原因仅仅是“习焉不察”;其次对外宣传力度的不够，致使作为东亚文化圈中心的中国在被其他文明借鉴之后，反而丧失了自身对文化的所属权;最重要的是国民自身没有从根本上树立传承民族文化的意识。
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也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相信未来中华民族沉淀下来的文化精神和文明记忆会真正一代一代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彻底完成这两种态度的承接和结合，真正将“缝”与“用”做到极致。
六、结语
沃克《日用家当》中所探讨的对于民族文化遗产传承的态度和看法，不僅对美国黑人民族遗产的传承，而且对当下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热爱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对民族记忆的重视和铭记是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必要条件，而对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与自信心是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在推力。只有具备了这三者，民族文化遗产才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才能薪火永燃。
刘先宜（2000—），女，陕西铜川人，汉族，西北大学在读本科生，专业汉语国际教育
参考文献
[1] 李军.什么是文化遗产？——一个对当代观念的知识考古.文艺研究.2005年（04）：125-133+162.
[2] Alice Walker， In Search of Our Mother’ s Gardens ，Ms .（May 1974），P. 70.
[3] 李荣庆.新历史主义批评：《外婆的日用家当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P.48.
[4] 李荣庆.新历史主义批评：《外婆的日用家当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P.47
[5] 刘英.被子与“遗产”——《日用家当》赏析.名作欣赏.2000年（02）：62-65.
[6] 张峰，赵静.“百纳被”与民族文化记忆——艾丽思·沃克短篇小说《日用家当》的文化解读.山东外语教学.2003年（05）：17-20.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关键词：艾丽丝·沃克 《外婆的日用家当》 民族文化遗产继承
《外婆的日用家当》（以下简称为“日用家当”）发表于1973年，但直到1983年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获得普利策文学奖，这篇小说才真正为人们重视起来。《日用家当》在表层上似乎只是讲述了母亲、大女儿迪伊、小女儿麦姬三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然而，结合作品的写作背景和沃克的个人经历就可以看出，小说深层内涵是十分丰富和深邃的。本文拟从民族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的角度切入，通过对文中母女三人对“拼花被子”（象征着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的分析，对当下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一定程度的探讨。
一、什么是“民族文化遗产”？
要探讨“民族文化遗产”，首先就要厘清“民族文化遗产”的范围、内容和在本文中具体的指向。“遗产”（patrimoine）一词的本义——它最古老的地层，在西文中，patrimoine（英文：patrimony;意大利文、西班牙文：patrimonio）一词共同来源于一个拉丁词：patrimonium。事实上，最接近这个拉丁词的中文，是“祖产”这个词。[1]根据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壁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窟以及联合体;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样式、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这与本文所要探讨的“文化遗产”存在一些差异。本文的“文化遗产”是一个庞大的概念，而非仅仅指实体，它既包括1973公约中的文化遗产概念的内容，也包括2003年新公约中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同时也注重指向精神与文化。“民族文化遗产”可以被阐释为“一个民族传承下来的实体遗存和精神文化”，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文中出现的两个民族是指美国黑人民族和中华民族，“美国黑人民族”与作者艾丽丝沃克的身份认同相关，而非在政治层面与国家对应的“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是指包含了56个民族的集合体，非单一汉族，与“中国人”的概念更为接近。在《日用家当》中，最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就是“拼花被子”，而“拼花被子”成为美国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因很值得讨论和探究。
二、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隐喻——拼花被子
探究爱丽丝·沃克将拼花被子作为黑人民族文化遗产象征的原因，作者自身和黑人民族发展史两个角度是无法回避的。在《寻找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 s Gardens）中，沃克这样写道：“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里，挂着一条世界上与众不同的被子。它的图案简单明了，但富有灵感，描述的是耶稣殉难的故事。虽然是由零碎的破布做成，但它显示出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厚而崇高的感情。在被子的下端，我看到一条注释，上写此被是由‘阿拉巴馬的一位无名黑人妇女在一百年前’所做”。[2]沃克将拼花被子看作是黑人妇女创造力和情感的表现形式。并且，被子特别是拼花被子贯穿了美国黑人历史发展的始终，在政治、艺术和家庭历史三个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历史遗产地位。
1998年，丹佛大学教授捷克兰· 陶彬（Jacqueline Tobin）根据黑人被子创作者欧泽拉· 威廉姆斯（Ozella Williams）的口述历史出版了《隐藏在图案里：被子的秘密故事和地下铁路》，这本书讲述了黑人奴隶利用被子的帮助，在内战前通过地下铁路实现逃亡的故事。在不能公开交流逃亡计划的情况下，晾晒在院子里图案各异的拼花被子成为了传递消息的工具，不同的图案代表不同的意思，有些只有黑人才能看得懂。同时，美国黑人和民权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缝制被子的黑人妇女争取民权的斗争以“自由被子合作社”组织的活动最为有意义，她们将缝制的被子出售以募集资金，支持民权运动。[3]这种政治遗产背后是美国黑人利用被子密码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不懈努力与坚持。
美国黑人被子在20世纪后半期作为美国艺术的组成部分确定了其历史地位，美国东部诸州的博物馆长期以来都有收藏手工缝制的拼花被子。[4]黑人被子强烈的震撼力和独特的美感逐渐为人所欣赏，设计上条形布块的相互拼接的被面，缝制技术上针脚疏阔，色彩上斑驳陆离，图案上是传统的欧洲式风格。这种艺术遗产是一种美国黑人经验与传统手法的碰撞与融合。
缝制的被子通常被美国黑人妇女当作家庭历史进行传递。一是这种家传的女红技术在家庭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被子就成为了家庭手工技术传承的载体。二是缝制被子是记录家庭历史的重要手段。被子又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其隐含意义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焕发出永久的生命力。这种家庭历史遗产是技术和家庭历史的双重载体。
无论是政治、艺术还是家庭历史，拼花被子在美国黑人的奋斗史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既是争取权利与自由的绝妙方式，也是非洲文化和美国经验交相融合的艺术品，还是美国黑人家庭缝制技术与历史记录的双重载体，那么作为美国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象征，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沃克在情感与写作考量上的绝佳选择。
三、《日用家当》中对文化遗产继承的态度 文中的大女儿迪伊时髦漂亮，她厌恶曾经的名字“迪伊”，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头发像“羊毛一样挺得直直的，边上两根长长的小辫，像两条蜥蜴，盘绕在耳后”，穿着一件色彩耀眼夺目的拖地长裙。无论是发型、名字还是着装，迪伊代表着美国新一代黑人，他们为自己争取权利和自由，要与曾经奴役统治他们的白人画出分明的界线，但在对待本民族文化遗产时，却有些许不足。迪伊无疑是清楚这笔遗产的价值的，“这两条被子都是用外婆的旧衣碎片拼成的，是她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的，多了不起！”，症结在于方式上，当母亲问到她要用这被子来做什么时，迪伊说“把它们挂起来”，她的角度是理性的，唯美的，她是根据经院式的艺术价值标准去衡量而得出的结论。[5]这种经院式的价值考量当然也是一种美的认知和肯定，但不能真正成为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动力。
相比于迪伊，麦姬是深层意义上的民族文化遗产继承者，最终母亲也被子交给了麦姬。麦姬身上留下的伤疤是黑人民族记忆中那场象征着奴隶制的大火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麦姬清楚地记得那根古老的搅乳棒的来历“那是迪伊姨妈的第一个丈夫做的，他的名字叫亨利，但人们总叫他史大西”，她跟着母亲和迪伊姨妈学习缝被子的技术，在姐姐要拿走被子时，她说道：“让她拿去吧，妈妈”“没有那些被子我也能记得迪伊外婆”。被子中承载的技术和家族历史是麦姬真正重视的，而非被子本身，并且被子是麦姬拿来在床上使用的，麦姬看到了以被子作为象征的民族文化遗产背后深层的价值和意义，比姐姐迪伊的认知更上一层楼。
母亲在和迪伊争吵时，迪伊说愚昧的麦姬会把它们当做日常被子来使用，母亲反驳道：“我也觉得她会这样做......我希望她来用”，在迪伊说麦姬会把被子弄破时，母亲说：“破了她会重新缝，麦姬知道怎样缝被子”。“用”和“缝”恰恰体现了母亲的文化遗产观：“用”体现的是文化遗产“日用而不知”的内在特性和外在适用性，“缝”则体现了文化遗产的世代传承问题。[6]这也是母亲选择把象征着民族文化遗产的被子给小女儿麦姬的原因。
在作者艾丽思·沃克看来，非洲籍的美国人的民族记忆既包括曾经非洲的传统，也包括祖先到达美洲后所遭受的一系列痛苦、不公和屈辱，每一段历史都应该被铭记，对任何一段的漠视都是对历史的歪曲，而重塑与继承民族文化不光是表面上的复古，而是真正理解民族文化，亲身去体验和实践民族文化，将这种基因融入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才是真正的继承。
四、相承与互补的两种态度
从表面上看，姐姐迪伊与妹妹麦姬的两种态度水火不容，很容易陷入到姐姐迪伊态度是完全不可取的误区之中，妹妹的确是真正理解民族文化遗产并适合作为合格继承人，但这并不代表姐姐迪伊的态度毫无可取之处。国内针对本文论述相关学者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对姐姐迪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全盘非化”的姐姐迪伊并无资格继承“拼花被子”（季静芬、张峰、赵静等）;另一派则认为姐妹二人侧重点不同，姐姐迪伊并非一无是处（刘英、李荣庆等），其中李荣庆先生在其书中特别提出了姐姐迪伊继承的是政治遗产与艺术遗产，而妹妹麦姬选择继承了文化遗产。两派都承认文中的“我”母亲将拼花被子留给麦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是在姐姐的态度上有分歧。笔者认为，妹妹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最佳继承人，但姐姐态度亦存在一定的价值，姐妹二人的态度是一种相承和互补的关系。
姐姐迪伊是了解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的，否则也不会执意从家里带走那两床拼花被子，而姐姐审美和理性的态度恰恰是一开始大多数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认知，以中国书法为例，中国人赞同书法是一门中国独有的价值珍贵的艺术，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做到像妹妹麦姬那样真正地去理解并将之运用到生活中，书法如何传承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就是，姐姐迪伊的态度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继承的初始态度，能意识到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主动去保护已然很值得褒奖，妹妹的态度则应该是姐姐认知的深化，而从姐姐的态度转变为妹妹态度是民族文化遗产继承必须要经历的由浅入深的过程。另一方面，民族文化遗产是复杂具有多重性质的，应当全面的去看待和评估其在各个方面的价值，文化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不能顾此失彼，忽略了其他方面的价值，姐姐迪伊眼中的拼花被子政治和艺术方面的价值同样很重要，因而两种态度也存在着互补性。
五、“接地气”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继承
在经历了类似迪伊的初步阶段后，中国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也步步深入， 近些年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接地气”方面的探索无疑是令人欣喜的。当下中国对民族文化遗产继承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由国家主导，文化底蕴深厚、制作精心的综艺节目和纪录片，如《海昏侯大墓》、《如果文物会说话》和《国家宝藏》。二是国内博物馆发起的创新尝试，主要以文创产品为主，如河南博物馆推出的让买家自己体验“挖掘”文物过程的盲盒（买家会收到一罐混合着文创产品及泥土的小罐子和若干工具，自己利用这些“考古工具”将罐子中的产品清理出来）。还有一种则是各种公司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在Logo和产品中融入本地区的文化特征，如陕西橙味汽水冰峰的罐子上便印着“陕西八大怪”的形象。无论是哪种方式，这种走向大众的趋势是可喜可贺的，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藏在文物后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文明，在“用”的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缺陷仍然存在。在如上列举的种种方式中，主要是以文物为载体，或以具体的器物为媒介，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在国家的鼓励和扶持之下，固然有了一定的曝光度（2021网络春晚上的将华阴老腔与摇滚结合起来的歌曲《九九八十一》），但这种“活的艺术”的继承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最糟糕的是，一水之隔的韩国人一步步蚕食中国传统服饰和艺术，那些生活中习以为常早已融入生活的民族文化遗产反而一朝成了他人之物，中方通过网络进行的辩论和征讨收效甚微，并无任何强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方法去应对这种境况。民族文化遗产继承中的短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对部分承载着民族文明的技艺的忽视，而造成忽视的原因仅仅是“习焉不察”;其次对外宣传力度的不够，致使作为东亚文化圈中心的中国在被其他文明借鉴之后，反而丧失了自身对文化的所属权;最重要的是国民自身没有从根本上树立传承民族文化的意识。
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也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相信未来中华民族沉淀下来的文化精神和文明记忆会真正一代一代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彻底完成这两种态度的承接和结合，真正将“缝”与“用”做到极致。
六、结语
沃克《日用家当》中所探讨的对于民族文化遗产传承的态度和看法，不僅对美国黑人民族遗产的传承，而且对当下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热爱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对民族记忆的重视和铭记是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必要条件，而对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与自信心是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在推力。只有具备了这三者，民族文化遗产才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才能薪火永燃。
刘先宜（2000—），女，陕西铜川人，汉族，西北大学在读本科生，专业汉语国际教育
参考文献
[1] 李军.什么是文化遗产？——一个对当代观念的知识考古.文艺研究.2005年（04）：125-133+162.
[2] Alice Walker， In Search of Our Mother’ s Gardens ，Ms .（May 1974），P. 70.
[3] 李荣庆.新历史主义批评：《外婆的日用家当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P.48.
[4] 李荣庆.新历史主义批评：《外婆的日用家当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P.47
[5] 刘英.被子与“遗产”——《日用家当》赏析.名作欣赏.2000年（02）：62-65.
[6] 张峰，赵静.“百纳被”与民族文化记忆——艾丽思·沃克短篇小说《日用家当》的文化解读.山东外语教学.2003年（05）：17-20.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