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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父亲这一经典形象贯穿帕特·巴克《重生三部曲》，但小说中以里弗斯为代表的父亲形象并不是以一种实在的生物意义的父亲出现，而是以代理父亲的形象通过“父亲之名”的形式贯穿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父亲的法律、情感、榜样和规训等作用。本文以拉康的“父亲之名”理论解读帕特·巴克的小说《重生三部曲》中的父亲形象，并着力通过生理父亲、代理父亲和象征父亲这三个层次说明小说中“父亲之名”所体现的父亲的象征作用。
关键词： 《重生三部曲》 “父亲之名” 象征作用
著名英国当代女作家帕特·巴克的《重生三部曲》是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由《重生》（Regeneration）、《门眼》（The Eye in The Door）和《鬼路》（The Ghost Road）三部分组成。小说主要讲述了在一战中罹患弹震症（shell-shock）的英国军人在后方军事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在小说中，生理上的父亲极少作为主要人物出现，但父亲的作用却一直存在并以“父亲之名”的形式通过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得到体现。如治疗医师里弗斯通过对弹震症患者普莱尔等人的治疗，逐渐将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意识渗透进这些军人的思想中，以“父亲之名”的代理者这一角色最终将普莱尔等弹震症军人再次送返战场。“父亲之名”①理论是拉康基于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关系结构理论提出的，其中“父亲”并不单纯指生理意义上的父亲，还能通过“父亲之名”以象征社会法律和家庭秩序的形式呈现。三部曲中的治疗师里弗斯虽然不是普莱尔等人的生理父亲，但在社会法律层面和精神层面对他们产生不可抗拒的同父亲一样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个家庭中，当作为生物个体的父亲不再存在，父亲的作用仍可以通过“父亲之名”的形式存在，“父亲之名”可以由一个人（如教师和校长）、一个物件（如父亲的勋章）或一个组织（如警察或宗教组织）承载，向孩子灌输服从社会规范的意识。里弗斯正是“父亲之名”的代理者，同时也是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的载体。
一、父亲的缺席与“父亲之名”
《重生三部曲》中父亲的缺失常常以两种形式呈现：身体的缺席和精神的缺席。父亲身体的缺席主要指生物意义上的“父亲”因工作、夫妻双方关系破裂或死亡而离开所造成的多数情况不在场，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萨松的父亲。而父亲精神的缺席则主要指生理父亲在场但未履行父亲对孩子的理性引导义和规范义务，或是生理父亲不在场所导致的父亲的功能的缺失，如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普莱尔的父亲。当生物意义上的父亲在身体或精神上不再对孩子具有引导和规训作用时，孩子便会将目光投向其他具有父亲功能和力量的人，将他们视为父亲，这些代理父亲者便成为“父亲之名”这一符号的承担者。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萨松和普莱尔在向生物意义上的父亲寻求引导和力量失败后遇见治疗师里弗斯，随着治疗的深入，二人逐渐将寻父的目光聚焦在里弗斯身上并最终将其确立为自己的代理父亲，即“父亲之名”的实在载体。
1.生物父亲的缺席与“父亲之名”
小说中患有弹震症的军官萨松是作者根据一战时期诗人军官西格弗里德·萨松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人物。萨松的父亲在他5岁时与其母亲分居后离开家庭，此次离开是萨松生物父亲的第一次缺失。待到萨松8岁时，萨松父亲的死亡则彻底宣告了其生物父亲的丧失。因此，当里弗斯问及萨松父亲时，萨松坦承他感到曾两度失去自己的父亲。两度失去的双重疼痛既指代生物父亲的前后两次离开，又暗示生物父亲的离开引发的精神父亲的缺失。在英国爱丁堡克莱格洛哈特医院，萨松接受军医里弗斯的治疗。通过在治疗过程中与里弗斯的谈话倾诉等方式，萨松逐步向里弗斯坦诚自我，这一过程也让萨松对里弗斯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信任依赖甚至是顺从，这也表明里弗斯以“父亲之名”逐渐弥补萨松生物的父亲的缺失。
普莱尔是贯穿《重生三部曲》的另一个主要角色，他的父亲虽未与其母离异，或死亡，但实质上却已缺失。由于英国工业化潮流，普莱尔的父亲离开田园和众多男性一样进入工厂劳作，大量时间都待在工厂。普莱尔的父亲离开家庭走进工厂这一举动，致使他从享有较大主导权及自由的场所进入另一主导权较小、束缚更大的场所，同时直接减少了他参与普莱尔成长的时间和频率。同时，其在家中的“父亲”地位逐渐被长期待在家里的妻子取代，他在家中的话语权逐渐被妻子剥夺。普莱尔受其母亲影响对其父亲的认同感也日渐降低，这些都促使普莱尔生物父亲的缺失。
2.精神父亲的缺席与“父亲之名”
无论是因夫妻关系、工作还是死亡所导致的生物意义的父亲的缺失都会一定程度上导致精神父亲的缺失。父亲在榜样引导作用方面的缺失则是其精神层面缺失的主要表现。贯穿普莱尔整个童年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父母之间尖锐的、难以调和的、无休止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漫长的冲突与撕扯中，使普莱尔不仅遭受了身体的暴力，还遭遇了父亲的精神抛弃。普莱尔的父亲有着看似完全符合一个西方男权社会中孩子理想父亲的形象，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极具力量和攻击性的雄性气息。可实际上普莱尔的父亲在家中的影响力远没有母亲的大，在普莱尔眼中，父亲更是一个脾气暴戾、个性蛮横、生活放荡、酗酒成瘾且有家庭暴力倾向的工人阶级男性。他在家中扮演的是一个看似强势的欺凌者形象，实则却是家庭中的“沉默者”。普莱尔的母亲看似是一个软弱、无力、逆来顺受的工人阶级妇女，曾多次遭受到丈夫的暴力殴打，甚至被“像皮球一样踢打”，但她实际上却是家庭中真正对普莱尔精神层面有较大影响的人。她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无形之中影响了普莱尔对作为男性的父亲的看法，作为母亲，她带领着普莱尔共同鄙视父亲。普莱尔回忆他曾被父亲带去约见情人，当时他母亲臥病在床，事后他仅因为怕失去再次出游的机会而向母亲隐瞒了事实。面对父亲的暴戾、母亲的软弱，他一方面憎恨父亲，对他充满隔阂和敌意，另一方面同情怜悯母亲，但又怨恨她的软弱无能，同时痛恨自己的懦弱无力。不融洽的家庭关系和压抑的家庭氛围直接斩断了普莱尔对父亲的权力依赖和精神向往，也破灭了父亲在孩子心中的榜样形象。 根据拉康认为父亲在家庭中的法律和经济力量是父亲真正发挥父亲作用，并取得父亲地位的重要因素。如果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不能发挥这种作用，就不能称之为“父亲”，是本质上的父亲的缺失。当里弗斯问：“假如你不是幼年丧父，人生会有什么不同？”萨松回答：“受更好的教育。”由此可见，父亲在法律和经济力量上对孩子具有重要影响。普莱尔的父亲走出田园，继而走进工厂，使他不能够再在家中直接行使父亲的权力，其家庭地位和权力也随之削弱，传统的父子关系开始消解。然而父亲们虽然双脚已经踏进现代化工厂，变成现代化的一个零件，头脑却深深扎在父权制的幻想中。他们并没有放弃在家庭中的统治权。因此，老普莱尔不断采取暴力等手段在妻子和儿子面前展示并维护自己的权威，试图恢复家庭中传统的父权。（Luigi Zoja）然而当他在妻子面前展示他的权威时，家庭中本应服从的儿子却对他充满了敌视和反抗，这使他感到了潜藏的威胁，而当普莱尔长大后不断证明“我与你不同”则是他对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进行公开挑战。感受到这种巨大威胁的父亲对普莱尔表现出复杂的情感，既有否定又饱含嫉妒和对抗。作为领导并管理船工的工头，普莱尔父亲与其子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儿子和其他男性怀有的统治和管理欲望。这种控制欲一旦不能实现，三方关系（父亲母亲儿子）就会处于紧张和矛盾中。对于普莱尔，此时生物的父亲虽然存在，但早已因其榜样力量的丧失和经济力量的削弱失去了“父亲”的地位。
二、“父亲之名”的转移和代理父亲的诞生
拉康的“父亲之名”理论认为，当生理父亲不能在孩子的成长中起到父亲应有的榜样作用和引导作用时，他所代表精神力量便可以被赋予“父亲之名”由“父亲之名”的载体来完成。《重生三部曲》中萨松和普莱尔在生物学层面及精神层面上的父亲的缺失在与里弗斯的相遇后得到弥补，里弗斯以一名“忏悔神父”（father confessor）（Regeneration， P145）或男性母亲（male mother）（Regeneration， P107）的角色，通过施加援助和心理咨询的方式，逐渐取得代理父亲的地位，成为“父亲之名”的承担者。
1.生物学层面的“父亲之名”
在生物学父亲层面，里弗斯通过一种物质层面的在场，落实了“父亲之名”的职能。首先，在医院这个场所里，里弗斯作为一名医师，多数时候总能陪伴在病人身边，在普莱尔和萨松向他寻求帮助或者需要同他交流时，里弗斯总能尽可能满足他们，这实际上相当于履行了父亲的“在场”功能，这一功能的实现为其他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和保证。同时，在医院的生活中，里弗斯还以实际的行动为萨松和普莱尔提供了物质层面的援助。当萨松因为受不了和室友住在同一个房间，希望里弗斯帮他换房间时，里弗斯最后满足了他这一要求，对于普莱尔，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除此之外，里弗斯作为医院董事会的成员，有权影响甚至决定病人们的去留，普莱尔认识了这一点，多次希望里弗斯让他通过评议，返回战场。上述内容实际上都在接连不断地显示出里弗斯“父亲”式的关切和权威，这种关切和权威又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醒普莱尔和萨松他作为“父亲之名”承担者和执行者的在场，同时也让里弗斯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成为他实行精神层面“代理父亲”职能的前提和保证。
2.精神层面的“父亲之名”
在精神层面，里弗斯也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以引导者和倾听者的角色，实现了“代理父亲”的职能。在萨松与里弗斯的谈话中，我们得知萨松出于反战情绪，不愿重回战场，里弗斯出于治疗的目的，引导了萨松思考那些在战场上生死未卜的战友兄弟们，最后萨松也在思念与自责的复杂情绪下，承认了自己无法不重回战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里弗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引导萨松思考自己的责任，还倾听萨松的自责与忏悔。正如萨松所说，里弗斯便是他的“忏悔神父”（father confessor），如同一名父亲，引导着他找回了自己的责任所在。里弗斯的“父亲”职能同样也体现在对普莱尔的治疗过程中，作为一名医师，他认为治疗的最好方式是引导病人们回想创伤性事件，然后勇敢地直面恐惧与崩溃，并相信这不会有损“男子气概”，随着他以普莱尔的生父所没有的耐心和尊重，逐渐取得普莱尔的信任，后者逐渐向他袒露自己在战场上的可怕遭遇，甚至撞到里弗斯怀里痛哭，正如里弗斯自己所认为的，他就像是普莱尔的男性母亲（male mother），不仅体现出一种亲人式的关爱，还在理性的作用下，使这种亲人式的关爱具体化成一名父亲对儿子的精神引导。
三、“父亲之名”与孩子关系的实质
里弗斯作为代理父亲对他的病人既有身体上的关照又有精神上的关怀，然而，事实上，这一代理父亲的角色却是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的载体。他通过对病人的日常治疗活动不仅逐渐了解到病人的身体状况，而且深入窥视病人的心理和精神活动，进而通过谈话疗法不断引导病人使他们走上那条政府和国家早已为他们编程好的死亡之路。虽然医生与个人良知驱使下的里弗斯希望他的病人健康地活着，但军人的职责却要求并迫使他在明知将病人送回战场只有死路一条的情况下依然将一个人又一个的病人送回战场。因此，作为弹震症病人的“代理父亲”的里弗斯对他的病人不只有无微不至的身体关照和精神引导，更多的是对病人无孔不入的监视、控制和统治。里弗斯与普莱尔，萨松，伯恩兹等病人之间的父子关系的实质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统治主要表现在统治场所及方式两方面。
1.无孔不入的监视
里弗斯所在奎葛洛卡军事医院实际上是一个封闭、隔绝而布满监控的巨大的禁闭场所。首先，奎葛洛卡医院所有的病房甚至于洗澡间都无锁，病人24小时处于医生和护士的“保护”中，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都有医生和护士巡查，因此，在奎葛洛卡医院的病人几乎毫无隐私可言。不仅如此，里弗斯更深入到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深处进行监视，他走进他们的记忆中，窥探、挖掘、监视并且记录。他们的恐惧、懦弱、逃避、哭泣、歇斯底里和绝望通通逃不过他的眼睛。看似处在保护中的弹震症病人，实际却无时无刻不被无数双来自医生和护士的活着的眼睛监视着。其次，在奎葛洛卡医院的病人没有真正的自由。病人出入医院必须佩戴蓝章且外出时间有严格的规定限制，病人晚归需向指挥官交代并且接受一定时间的禁足。病人有病与否并不取决于病情本身，更多的是由里弗斯和医评会决定。患有严重哮喘病的普莱尔可以被视为健康而送返战场，而身体健康但因宗教因素反战的士兵却被一直留在医院“治疗”，直到最终被“查出”精神病才停止。看似救死扶伤的奎葛洛卡医院，实际却是17和18世纪法国的总医院及英國和德国的第一批疗养院的复活。（福柯，1960：60）在奎葛洛卡正如在那些疗养院里，来者究竟是病人、逃兵、疯子还是英雄不过是称呼而没有严格的语意差异，里弗斯及其代表的政府和国家并不会对此做精确的区分。对他们而言，奎葛洛卡的病人不过是英国战争机器里的一个零件。病人终究只是被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里弗斯这一代理父亲控制和左右的他者，而不是自由独立的主体。 2.无所不至的控制
早在古典时代，人就发现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身体是可以被操控、塑造、规训、驾驭、使用和改造的。这种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解剖学和政治，前者涉及功能与解释，后者涉及服从与使用（福柯，1979：154）。对于里弗斯这一隐喻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的“父亲之名”的代理者而言，奎葛洛卡医院里没有自由和隐私可言的病人就是服从者和被使用者。里弗斯在通过谈话疗法使萨松回忆起死去的战友而后产生看到战友出现在自己病床边的幻觉并心生极大的愧疚而决意重返战场。普莱尔则在里弗斯的谈话治疗中从缄默到发声，从抗拒到最终回忆起战场上经历的所有痛苦直至最终感到绝望并执意返回战场。里弗斯通过疗法不断深入萨松和普莱尔的内心世界并潜移默化中对他们二人产生来自“父亲之名”的无法抗拒的影响和控制而达到最终的统治目的，完成了亚伯拉罕弑子献神的壮举。事实上，上帝已死。普莱尔的死为全书画上句号的同时揭露了这场权力的游戏中，亚伯拉罕的不露痕迹并不是统治的终结，祭台上以撒的假笑预示着抗争才刚刚开始。
四、对“父亲之名”的抗争与可能性
父与子的追寻过程也是权力的对抗和博弈，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以里弗斯为“父亲之名”的承担者和以普莱尔为代表的弹震症“儿子”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既存在管理与服从，又存在矛盾和抗争。抗争主要集中在话语的抗争和身体的抗争上。话语的抗争主要通过以普莱尔为代表的士兵以无意识的消声形式进行的抗争，口吃、失忆和失语症状以一种无声的姿态痛斥着战争的残酷无情和人类暴行的狂虐。但无声和缄默并非没有话语意义存在，而是另一种话语的体现。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所谓无意识，就是先于语言表述或被剥夺了语言表述的思想内容”（拉康，1964）。弹震症病人的无意识实际上正是拉康总结的：“无意识就是语言，就是话语。”（拉康，1964）士兵以恶梦中的呓语，幻想中的幽灵语和痛苦扭曲的肢体语言提供了通向无意识途径，我们可以运用语言学的规则而循着能指连环达到隐藏在后的抗争。拉康进一步指出：“无意识是他人的话语。主体是分裂的；无意识是有语言结构的；主体中包含着他人；主体与语言都是由差异构成的。”士兵不是没有发声，而是通过主体中分裂的自我发声来表达抗议（拉康，1964）。身体的抗争则主要体现在战时的受伤士兵扭曲、丑陋而畸形的身体上——弯腰呕吐的博恩兹，伊兰德医院里只能臀部向上坐着的畸形士兵，看见血后蜷缩着尿裤子的安德森，奎葛洛卡后院温室里不完整的男人们，以及患有弹震症士兵不能自控的一系列反应——口吃、噩梦、幻觉、失忆、失语、恐血、呕吐、哭泣、歇斯底里。士兵虽不能诉说、指责和正面反抗，身体却无比诚实地对所有的暴力和暴行做出了反抗。他们并未大声疾呼，却正如挂在里弗斯的保守俱乐部里的亚伯拉罕弑子献神图描绘的那样：亚伯拉罕即使心中有所悔恨，但也掩饰得不露痕迹，而祭坛上的以撒则在假笑。以撒的假笑正暗示了无数个法国战场上“以撒”对战争和权力者的冷嘲、讥讽和反抗。
萨松和普莱尔等弹震症军人在工业化进程加速和战争爆发的社会背景下不约而同地失去了父亲，由此踏上寻父之旅，实际上这就已经意味着对父子等级秩序的重新认可。在军医院接受精神治疗的过程中，在与主治医师里弗斯的交流与较量中，他们不自觉卷入了国家权力体制，被缄默、束缚、压制，而身体却无法遏制地表达了反抗，但在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面前，这一切都徒劳无功，所以以萨松和普莱尔为代表的军人的寻父以己方的抗争失败而告终。全书以最终普莱尔为代表的士兵的牺牲为父子关系画上了句号，这也象征着在权力的较量中，英国士兵最终成了牺牲者。父权统治了几个世纪的西方社会，儿子终究战胜不了父亲，要么成为父亲的继承者，成长为新的父亲，要么被吞噬消解。因此，抗争并不彻底，但并不能否认其中的抗争。因为其不可否认地表明了人类文明将不断与落后体制斗争的历史发展趋势。
注释：
①拉康在1957年到1958年开设的以研究生课程中，专门有章节重点阐述了父亲和父亲的作用问题。这一期的讲稿总题目为：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无意识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Unconscious）。本文有关父亲的观点与术语主要参考法国著名拉康研究学者若埃尔·多尔（JoёlDor）教授的著作《精神分析中的父亲及其作用》（Le Père ets a fonction en psychanalyse）一书。该书多处引用了拉康该期讲课原稿。
参考文献：
[1]Pat Barker. Regeneration[M].London：Penguin Books Ltd，2008.
[2]Pat Barker. The Eye in the Door[M].London： Penguin Books Ltd，2008.
[3]Pat Barker. The Ghost Road[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2008.
[4][意]Luigi Zoja，著.张敏，王锦霞，米卫文，译.申荷永，审校.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
[5][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
[6][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5.
[7][法]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Lacan.J.M.）選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
本论文资助项目为：华中农业大学2017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之创新训练项目课题“被捆绑的男性气质：战时男性身份危机和男同性恋现象的探讨——以帕特·巴克小说《重生三部曲》为例”，项目编号：201710504112。
关键词： 《重生三部曲》 “父亲之名” 象征作用
著名英国当代女作家帕特·巴克的《重生三部曲》是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由《重生》（Regeneration）、《门眼》（The Eye in The Door）和《鬼路》（The Ghost Road）三部分组成。小说主要讲述了在一战中罹患弹震症（shell-shock）的英国军人在后方军事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在小说中，生理上的父亲极少作为主要人物出现，但父亲的作用却一直存在并以“父亲之名”的形式通过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得到体现。如治疗医师里弗斯通过对弹震症患者普莱尔等人的治疗，逐渐将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意识渗透进这些军人的思想中，以“父亲之名”的代理者这一角色最终将普莱尔等弹震症军人再次送返战场。“父亲之名”①理论是拉康基于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关系结构理论提出的，其中“父亲”并不单纯指生理意义上的父亲，还能通过“父亲之名”以象征社会法律和家庭秩序的形式呈现。三部曲中的治疗师里弗斯虽然不是普莱尔等人的生理父亲，但在社会法律层面和精神层面对他们产生不可抗拒的同父亲一样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个家庭中，当作为生物个体的父亲不再存在，父亲的作用仍可以通过“父亲之名”的形式存在，“父亲之名”可以由一个人（如教师和校长）、一个物件（如父亲的勋章）或一个组织（如警察或宗教组织）承载，向孩子灌输服从社会规范的意识。里弗斯正是“父亲之名”的代理者，同时也是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的载体。
一、父亲的缺席与“父亲之名”
《重生三部曲》中父亲的缺失常常以两种形式呈现：身体的缺席和精神的缺席。父亲身体的缺席主要指生物意义上的“父亲”因工作、夫妻双方关系破裂或死亡而离开所造成的多数情况不在场，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萨松的父亲。而父亲精神的缺席则主要指生理父亲在场但未履行父亲对孩子的理性引导义和规范义务，或是生理父亲不在场所导致的父亲的功能的缺失，如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普莱尔的父亲。当生物意义上的父亲在身体或精神上不再对孩子具有引导和规训作用时，孩子便会将目光投向其他具有父亲功能和力量的人，将他们视为父亲，这些代理父亲者便成为“父亲之名”这一符号的承担者。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萨松和普莱尔在向生物意义上的父亲寻求引导和力量失败后遇见治疗师里弗斯，随着治疗的深入，二人逐渐将寻父的目光聚焦在里弗斯身上并最终将其确立为自己的代理父亲，即“父亲之名”的实在载体。
1.生物父亲的缺席与“父亲之名”
小说中患有弹震症的军官萨松是作者根据一战时期诗人军官西格弗里德·萨松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人物。萨松的父亲在他5岁时与其母亲分居后离开家庭，此次离开是萨松生物父亲的第一次缺失。待到萨松8岁时，萨松父亲的死亡则彻底宣告了其生物父亲的丧失。因此，当里弗斯问及萨松父亲时，萨松坦承他感到曾两度失去自己的父亲。两度失去的双重疼痛既指代生物父亲的前后两次离开，又暗示生物父亲的离开引发的精神父亲的缺失。在英国爱丁堡克莱格洛哈特医院，萨松接受军医里弗斯的治疗。通过在治疗过程中与里弗斯的谈话倾诉等方式，萨松逐步向里弗斯坦诚自我，这一过程也让萨松对里弗斯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信任依赖甚至是顺从，这也表明里弗斯以“父亲之名”逐渐弥补萨松生物的父亲的缺失。
普莱尔是贯穿《重生三部曲》的另一个主要角色，他的父亲虽未与其母离异，或死亡，但实质上却已缺失。由于英国工业化潮流，普莱尔的父亲离开田园和众多男性一样进入工厂劳作，大量时间都待在工厂。普莱尔的父亲离开家庭走进工厂这一举动，致使他从享有较大主导权及自由的场所进入另一主导权较小、束缚更大的场所，同时直接减少了他参与普莱尔成长的时间和频率。同时，其在家中的“父亲”地位逐渐被长期待在家里的妻子取代，他在家中的话语权逐渐被妻子剥夺。普莱尔受其母亲影响对其父亲的认同感也日渐降低，这些都促使普莱尔生物父亲的缺失。
2.精神父亲的缺席与“父亲之名”
无论是因夫妻关系、工作还是死亡所导致的生物意义的父亲的缺失都会一定程度上导致精神父亲的缺失。父亲在榜样引导作用方面的缺失则是其精神层面缺失的主要表现。贯穿普莱尔整个童年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父母之间尖锐的、难以调和的、无休止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漫长的冲突与撕扯中，使普莱尔不仅遭受了身体的暴力，还遭遇了父亲的精神抛弃。普莱尔的父亲有着看似完全符合一个西方男权社会中孩子理想父亲的形象，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极具力量和攻击性的雄性气息。可实际上普莱尔的父亲在家中的影响力远没有母亲的大，在普莱尔眼中，父亲更是一个脾气暴戾、个性蛮横、生活放荡、酗酒成瘾且有家庭暴力倾向的工人阶级男性。他在家中扮演的是一个看似强势的欺凌者形象，实则却是家庭中的“沉默者”。普莱尔的母亲看似是一个软弱、无力、逆来顺受的工人阶级妇女，曾多次遭受到丈夫的暴力殴打，甚至被“像皮球一样踢打”，但她实际上却是家庭中真正对普莱尔精神层面有较大影响的人。她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无形之中影响了普莱尔对作为男性的父亲的看法，作为母亲，她带领着普莱尔共同鄙视父亲。普莱尔回忆他曾被父亲带去约见情人，当时他母亲臥病在床，事后他仅因为怕失去再次出游的机会而向母亲隐瞒了事实。面对父亲的暴戾、母亲的软弱，他一方面憎恨父亲，对他充满隔阂和敌意，另一方面同情怜悯母亲，但又怨恨她的软弱无能，同时痛恨自己的懦弱无力。不融洽的家庭关系和压抑的家庭氛围直接斩断了普莱尔对父亲的权力依赖和精神向往，也破灭了父亲在孩子心中的榜样形象。 根据拉康认为父亲在家庭中的法律和经济力量是父亲真正发挥父亲作用，并取得父亲地位的重要因素。如果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不能发挥这种作用，就不能称之为“父亲”，是本质上的父亲的缺失。当里弗斯问：“假如你不是幼年丧父，人生会有什么不同？”萨松回答：“受更好的教育。”由此可见，父亲在法律和经济力量上对孩子具有重要影响。普莱尔的父亲走出田园，继而走进工厂，使他不能够再在家中直接行使父亲的权力，其家庭地位和权力也随之削弱，传统的父子关系开始消解。然而父亲们虽然双脚已经踏进现代化工厂，变成现代化的一个零件，头脑却深深扎在父权制的幻想中。他们并没有放弃在家庭中的统治权。因此，老普莱尔不断采取暴力等手段在妻子和儿子面前展示并维护自己的权威，试图恢复家庭中传统的父权。（Luigi Zoja）然而当他在妻子面前展示他的权威时，家庭中本应服从的儿子却对他充满了敌视和反抗，这使他感到了潜藏的威胁，而当普莱尔长大后不断证明“我与你不同”则是他对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进行公开挑战。感受到这种巨大威胁的父亲对普莱尔表现出复杂的情感，既有否定又饱含嫉妒和对抗。作为领导并管理船工的工头，普莱尔父亲与其子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儿子和其他男性怀有的统治和管理欲望。这种控制欲一旦不能实现，三方关系（父亲母亲儿子）就会处于紧张和矛盾中。对于普莱尔，此时生物的父亲虽然存在，但早已因其榜样力量的丧失和经济力量的削弱失去了“父亲”的地位。
二、“父亲之名”的转移和代理父亲的诞生
拉康的“父亲之名”理论认为，当生理父亲不能在孩子的成长中起到父亲应有的榜样作用和引导作用时，他所代表精神力量便可以被赋予“父亲之名”由“父亲之名”的载体来完成。《重生三部曲》中萨松和普莱尔在生物学层面及精神层面上的父亲的缺失在与里弗斯的相遇后得到弥补，里弗斯以一名“忏悔神父”（father confessor）（Regeneration， P145）或男性母亲（male mother）（Regeneration， P107）的角色，通过施加援助和心理咨询的方式，逐渐取得代理父亲的地位，成为“父亲之名”的承担者。
1.生物学层面的“父亲之名”
在生物学父亲层面，里弗斯通过一种物质层面的在场，落实了“父亲之名”的职能。首先，在医院这个场所里，里弗斯作为一名医师，多数时候总能陪伴在病人身边，在普莱尔和萨松向他寻求帮助或者需要同他交流时，里弗斯总能尽可能满足他们，这实际上相当于履行了父亲的“在场”功能，这一功能的实现为其他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和保证。同时，在医院的生活中，里弗斯还以实际的行动为萨松和普莱尔提供了物质层面的援助。当萨松因为受不了和室友住在同一个房间，希望里弗斯帮他换房间时，里弗斯最后满足了他这一要求，对于普莱尔，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除此之外，里弗斯作为医院董事会的成员，有权影响甚至决定病人们的去留，普莱尔认识了这一点，多次希望里弗斯让他通过评议，返回战场。上述内容实际上都在接连不断地显示出里弗斯“父亲”式的关切和权威，这种关切和权威又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醒普莱尔和萨松他作为“父亲之名”承担者和执行者的在场，同时也让里弗斯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成为他实行精神层面“代理父亲”职能的前提和保证。
2.精神层面的“父亲之名”
在精神层面，里弗斯也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以引导者和倾听者的角色，实现了“代理父亲”的职能。在萨松与里弗斯的谈话中，我们得知萨松出于反战情绪，不愿重回战场，里弗斯出于治疗的目的，引导了萨松思考那些在战场上生死未卜的战友兄弟们，最后萨松也在思念与自责的复杂情绪下，承认了自己无法不重回战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里弗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引导萨松思考自己的责任，还倾听萨松的自责与忏悔。正如萨松所说，里弗斯便是他的“忏悔神父”（father confessor），如同一名父亲，引导着他找回了自己的责任所在。里弗斯的“父亲”职能同样也体现在对普莱尔的治疗过程中，作为一名医师，他认为治疗的最好方式是引导病人们回想创伤性事件，然后勇敢地直面恐惧与崩溃，并相信这不会有损“男子气概”，随着他以普莱尔的生父所没有的耐心和尊重，逐渐取得普莱尔的信任，后者逐渐向他袒露自己在战场上的可怕遭遇，甚至撞到里弗斯怀里痛哭，正如里弗斯自己所认为的，他就像是普莱尔的男性母亲（male mother），不仅体现出一种亲人式的关爱，还在理性的作用下，使这种亲人式的关爱具体化成一名父亲对儿子的精神引导。
三、“父亲之名”与孩子关系的实质
里弗斯作为代理父亲对他的病人既有身体上的关照又有精神上的关怀，然而，事实上，这一代理父亲的角色却是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的载体。他通过对病人的日常治疗活动不仅逐渐了解到病人的身体状况，而且深入窥视病人的心理和精神活动，进而通过谈话疗法不断引导病人使他们走上那条政府和国家早已为他们编程好的死亡之路。虽然医生与个人良知驱使下的里弗斯希望他的病人健康地活着，但军人的职责却要求并迫使他在明知将病人送回战场只有死路一条的情况下依然将一个人又一个的病人送回战场。因此，作为弹震症病人的“代理父亲”的里弗斯对他的病人不只有无微不至的身体关照和精神引导，更多的是对病人无孔不入的监视、控制和统治。里弗斯与普莱尔，萨松，伯恩兹等病人之间的父子关系的实质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统治主要表现在统治场所及方式两方面。
1.无孔不入的监视
里弗斯所在奎葛洛卡军事医院实际上是一个封闭、隔绝而布满监控的巨大的禁闭场所。首先，奎葛洛卡医院所有的病房甚至于洗澡间都无锁，病人24小时处于医生和护士的“保护”中，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都有医生和护士巡查，因此，在奎葛洛卡医院的病人几乎毫无隐私可言。不仅如此，里弗斯更深入到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深处进行监视，他走进他们的记忆中，窥探、挖掘、监视并且记录。他们的恐惧、懦弱、逃避、哭泣、歇斯底里和绝望通通逃不过他的眼睛。看似处在保护中的弹震症病人，实际却无时无刻不被无数双来自医生和护士的活着的眼睛监视着。其次，在奎葛洛卡医院的病人没有真正的自由。病人出入医院必须佩戴蓝章且外出时间有严格的规定限制，病人晚归需向指挥官交代并且接受一定时间的禁足。病人有病与否并不取决于病情本身，更多的是由里弗斯和医评会决定。患有严重哮喘病的普莱尔可以被视为健康而送返战场，而身体健康但因宗教因素反战的士兵却被一直留在医院“治疗”，直到最终被“查出”精神病才停止。看似救死扶伤的奎葛洛卡医院，实际却是17和18世纪法国的总医院及英國和德国的第一批疗养院的复活。（福柯，1960：60）在奎葛洛卡正如在那些疗养院里，来者究竟是病人、逃兵、疯子还是英雄不过是称呼而没有严格的语意差异，里弗斯及其代表的政府和国家并不会对此做精确的区分。对他们而言，奎葛洛卡的病人不过是英国战争机器里的一个零件。病人终究只是被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里弗斯这一代理父亲控制和左右的他者，而不是自由独立的主体。 2.无所不至的控制
早在古典时代，人就发现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身体是可以被操控、塑造、规训、驾驭、使用和改造的。这种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解剖学和政治，前者涉及功能与解释，后者涉及服从与使用（福柯，1979：154）。对于里弗斯这一隐喻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的“父亲之名”的代理者而言，奎葛洛卡医院里没有自由和隐私可言的病人就是服从者和被使用者。里弗斯在通过谈话疗法使萨松回忆起死去的战友而后产生看到战友出现在自己病床边的幻觉并心生极大的愧疚而决意重返战场。普莱尔则在里弗斯的谈话治疗中从缄默到发声，从抗拒到最终回忆起战场上经历的所有痛苦直至最终感到绝望并执意返回战场。里弗斯通过疗法不断深入萨松和普莱尔的内心世界并潜移默化中对他们二人产生来自“父亲之名”的无法抗拒的影响和控制而达到最终的统治目的，完成了亚伯拉罕弑子献神的壮举。事实上，上帝已死。普莱尔的死为全书画上句号的同时揭露了这场权力的游戏中，亚伯拉罕的不露痕迹并不是统治的终结，祭台上以撒的假笑预示着抗争才刚刚开始。
四、对“父亲之名”的抗争与可能性
父与子的追寻过程也是权力的对抗和博弈，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以里弗斯为“父亲之名”的承担者和以普莱尔为代表的弹震症“儿子”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既存在管理与服从，又存在矛盾和抗争。抗争主要集中在话语的抗争和身体的抗争上。话语的抗争主要通过以普莱尔为代表的士兵以无意识的消声形式进行的抗争，口吃、失忆和失语症状以一种无声的姿态痛斥着战争的残酷无情和人类暴行的狂虐。但无声和缄默并非没有话语意义存在，而是另一种话语的体现。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所谓无意识，就是先于语言表述或被剥夺了语言表述的思想内容”（拉康，1964）。弹震症病人的无意识实际上正是拉康总结的：“无意识就是语言，就是话语。”（拉康，1964）士兵以恶梦中的呓语，幻想中的幽灵语和痛苦扭曲的肢体语言提供了通向无意识途径，我们可以运用语言学的规则而循着能指连环达到隐藏在后的抗争。拉康进一步指出：“无意识是他人的话语。主体是分裂的；无意识是有语言结构的；主体中包含着他人；主体与语言都是由差异构成的。”士兵不是没有发声，而是通过主体中分裂的自我发声来表达抗议（拉康，1964）。身体的抗争则主要体现在战时的受伤士兵扭曲、丑陋而畸形的身体上——弯腰呕吐的博恩兹，伊兰德医院里只能臀部向上坐着的畸形士兵，看见血后蜷缩着尿裤子的安德森，奎葛洛卡后院温室里不完整的男人们，以及患有弹震症士兵不能自控的一系列反应——口吃、噩梦、幻觉、失忆、失语、恐血、呕吐、哭泣、歇斯底里。士兵虽不能诉说、指责和正面反抗，身体却无比诚实地对所有的暴力和暴行做出了反抗。他们并未大声疾呼，却正如挂在里弗斯的保守俱乐部里的亚伯拉罕弑子献神图描绘的那样：亚伯拉罕即使心中有所悔恨，但也掩饰得不露痕迹，而祭坛上的以撒则在假笑。以撒的假笑正暗示了无数个法国战场上“以撒”对战争和权力者的冷嘲、讥讽和反抗。
萨松和普莱尔等弹震症军人在工业化进程加速和战争爆发的社会背景下不约而同地失去了父亲，由此踏上寻父之旅，实际上这就已经意味着对父子等级秩序的重新认可。在军医院接受精神治疗的过程中，在与主治医师里弗斯的交流与较量中，他们不自觉卷入了国家权力体制，被缄默、束缚、压制，而身体却无法遏制地表达了反抗，但在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面前，这一切都徒劳无功，所以以萨松和普莱尔为代表的军人的寻父以己方的抗争失败而告终。全书以最终普莱尔为代表的士兵的牺牲为父子关系画上了句号，这也象征着在权力的较量中，英国士兵最终成了牺牲者。父权统治了几个世纪的西方社会，儿子终究战胜不了父亲，要么成为父亲的继承者，成长为新的父亲，要么被吞噬消解。因此，抗争并不彻底，但并不能否认其中的抗争。因为其不可否认地表明了人类文明将不断与落后体制斗争的历史发展趋势。
注释：
①拉康在1957年到1958年开设的以研究生课程中，专门有章节重点阐述了父亲和父亲的作用问题。这一期的讲稿总题目为：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无意识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Unconscious）。本文有关父亲的观点与术语主要参考法国著名拉康研究学者若埃尔·多尔（JoёlDor）教授的著作《精神分析中的父亲及其作用》（Le Père ets a fonction en psychanalyse）一书。该书多处引用了拉康该期讲课原稿。
参考文献：
[1]Pat Barker. Regeneration[M].London：Penguin Books Ltd，2008.
[2]Pat Barker. The Eye in the Door[M].London： Penguin Books Ltd，2008.
[3]Pat Barker. The Ghost Road[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2008.
[4][意]Luigi Zoja，著.张敏，王锦霞，米卫文，译.申荷永，审校.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
[5][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
[6][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5.
[7][法]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Lacan.J.M.）選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
本论文资助项目为：华中农业大学2017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之创新训练项目课题“被捆绑的男性气质：战时男性身份危机和男同性恋现象的探讨——以帕特·巴克小说《重生三部曲》为例”，项目编号：2017105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