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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太一：198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中学就读于杭州外国语学校。2003年留学美国，曾获“美国杰出华人青年”称号。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讲师，波士顿城市交响乐团第一小提琴手。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为本刊撰稿。
算起来，我在波士顿大学当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的讲师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其实像我这样博士读到第二年就开始教课的不算太多。当时恰好学校的一位年轻女教授休产假，临时找不到其他人顶替，系主任就直接派我去教这门“太平洋地区的挑战”的国际关系课。没想到学期结束，学生给我的评价出奇的好，从此一“教”不可收拾，不仅连续教了4年，还不断尝试新的领域。这学期新开的课，就是我自己从头到尾研发的“公共政策的未来”。在美国教书的这几年，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到了美国学生的状态，也有不少有意思的小故事。
在美国的课堂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背景的学生都会出现，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映射了一个微型的国际社会。记得有一次上课，讲东亚二战时期的历史，我自然而然就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坐在后排的一个日本学生忍不住站起来说：“孙教授，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是虚构的，而且这不是日本政府或者军队的行为，仅仅因为少数日本士兵没有守规矩，犯下了一些罪行，结果大家反倒都来怪日本了……”日本学生反映的恰恰是日本国内关于这段历史是如何阐述的。如果在平时，我肯定会据理力争，可这是在课堂上，一个老师去和一个学生争论，把其他同学晾在一边，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于是，我让班上的韩国学生来评论，韩国同样有过被日本侵略的历史，所以四个韩国学生滔滔不绝地对日本学生进行了轮番“轰炸”，后来班上的其他学生也开始或“批判”或“劝架”（基本都是站在中韩一边）的时候，我以教授的身份平息了这场争论。日本学生事后虽然不是很服，但也很感激，因为我在课堂上没有以教授的身份压制他。
根据我教学多年的经验，班里的国际学生往往都是比较用功的，而美国学生则相对更会去“寻找生活与学习的平衡点”。经常会有美国学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跑来请假，比如，恰逢某个民族或宗教节日，参加的运动队出去比赛……这些“假”都是有学校的规章制度保障的。我甚至还碰到过一个学生，因为和女朋友异地恋闹分手，特地请了假赶去挽回恋情的。
有时候，学生请假不光有学校制度的保障，还有国家法律的保障。就在两周前，我的一个学生因为法院传唤，被召去当一个谋杀案的陪审，因此向我请假。美国的陪审制度规定陪审团成员在陪审期间不能看报看电视，以免受外界对此案评论的影响，几乎是被关在屋里，很久不能与外界联系，自然不能来上课了。波士顿当地的法官还特地给我发来邮件，向我阐述了美国法律第234 A章第61节的规定，学校不能因为去参加陪审的学生缺课而惩罚她。由于我教公共政策的课，也涉及到了法律和政府的关系，所以学生的缺课并没有什么影响，反倒在分享了她作为陪审的经历和感悟之后，给班里其他学生（也包括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
美国接受教育的途径比较多，因此学生里有各种各样背景的，平时他们坐在下面，听我在上面讲，感觉我比他们懂得多，其实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更不乏超越我的。比如，在我教课的第一个学期，班里就有一个学生是附近一所中学的老师，同时还负责一些残障儿童的培训。每次在我这里听完课，她就得回到自己的学校去教课。有时她因为临时要代课，只能向我请假，我也欣然批准，毕竟她一个人缺课，换来的是几十个小朋友不缺课。我想她在教学经验方面，多半比我强。
每年暑假的课，都是向波士顿本地社区的老人们开放的，我们叫它“长春项目”。这个项目本身就是针对退休后的老人开设的，只要有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就可以花很少的钱，坐到大学课堂里来上课。这些老人的生活阅历极其丰富，有在战场上打过仗的老兵，也有在大公司历练过的高管。我的暑期班上就有个老兵，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和中国人打过仗，现在要听一个中国青年给他授课，想必需要很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过学习的热情超越了一切，他经常会跟班里的其他同学分享自己的经历，还掏钱印一些延伸阅读材料发给大家，也会虚心地向我请教问题。从这些老人们身上，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不太喜欢中国传统式的教课方法，老师在上面讲，所有学生在下面听。我会经常引入一些互动，比如抛出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多学生都在评语里写道，非常喜欢这样的课堂讨论，而且觉得讨论的时间还可以增加。
我的博士导师每年假期都会飞到中国的大学教课，他对中美教学方式的不同也深有感触。他说如果在中国上课时展开太多的讨论，让学生畅所欲言，学生和家长都会觉得不划算，花了那么多钱，老师你不讲自己的东西，老让学生在那里讲，这算什么呢？所以他每次去中国讲课，虽然很不习惯，但也会入乡随俗，尽量少安排课堂讨论，多一些讲课的时间。但是在美国，学生们特别喜欢能有机会自己去探索，以小组的形式去做一些课件，只要老师有适当的引导和点拨，同时配上一些辅助的文献，这样他们是最满意的。一旦老师讲得太多，美国学生会觉得自己没有参与感，都只是老师的一家之言，不够全面和多元。所以，我每次教课都会设计很多能够让学生充分发挥的互动环节。
美国的课堂相对松散，迟到、上课吃东西等都是挺正常的现象。所以，我在教课之初往往先让班里的学生自己制定一些规则，同时商定好假如违反了该怎么办。这个方法还是从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一个老教授那里学来的。结果，“不能迟到”之类的自然而然会被学生提出来，而违反规则的“纠正方案”就五花八门了，最常见的有“如果迟到，下一次课就得给全班同学带小点心”“要给全班同学唱一首歌”“要公开向全班同学道歉”，等等。美国学生非常喜欢这样讨论出来的方案，那些违反规则的同学也不会抗拒或产生不满情绪。有些人还曾私下向我表示，能为大家制作一些小点心，这种分享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像中国学生那么在乎自己的分数。有时候我给B以下的分数都会觉得很难下手，因为在私立大学读书，学生付的是昂贵的学费，如果拿一个C回家，父母会不会很伤心呢？其实并不是这样。有一次我给了一个C ，这个同学还专门来感谢我，说在我的课堂上学到了很多，他的其他学科也都不太好，但在我的课上却有了进步，告诉父母以后，父母也很开心。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在我看来，美国学生可能更多的是和自己比，他们不会因为其他同学比自己成绩好，或因为拿不到A而闷闷不乐，只要自己有进步就是成功。
美国学生经常会找自己信赖的老师写推荐信，这些年来我也写了不少，有推荐去白宫实习，也有推荐去商务部工作的。记得有次给商务部寄去了学生的推荐信，几个星期之后他们给我寄来背景调查（美国政府在任用官员之前都要进行这样的调查），问了我好多问题。当然，我很认真地写了回信，最终商务部录用了这个学生。
和中国一样，我在美国教过的学生，不管已经离开多久了，都会继续和我保持联系。就在上个星期，一个我4年前教过的香港籍女生就来跟我分享香港的局势，同时想听听我的分析。他们已经把我当作值得信任的朋友，愿意将自己的想法和境遇告诉我。能有这样一群“小伙伴”“忘年交”，确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
算起来，我在波士顿大学当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的讲师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其实像我这样博士读到第二年就开始教课的不算太多。当时恰好学校的一位年轻女教授休产假，临时找不到其他人顶替，系主任就直接派我去教这门“太平洋地区的挑战”的国际关系课。没想到学期结束，学生给我的评价出奇的好，从此一“教”不可收拾，不仅连续教了4年，还不断尝试新的领域。这学期新开的课，就是我自己从头到尾研发的“公共政策的未来”。在美国教书的这几年，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到了美国学生的状态，也有不少有意思的小故事。
在美国的课堂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背景的学生都会出现，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映射了一个微型的国际社会。记得有一次上课，讲东亚二战时期的历史，我自然而然就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坐在后排的一个日本学生忍不住站起来说：“孙教授，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是虚构的，而且这不是日本政府或者军队的行为，仅仅因为少数日本士兵没有守规矩，犯下了一些罪行，结果大家反倒都来怪日本了……”日本学生反映的恰恰是日本国内关于这段历史是如何阐述的。如果在平时，我肯定会据理力争，可这是在课堂上，一个老师去和一个学生争论，把其他同学晾在一边，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于是，我让班上的韩国学生来评论，韩国同样有过被日本侵略的历史，所以四个韩国学生滔滔不绝地对日本学生进行了轮番“轰炸”，后来班上的其他学生也开始或“批判”或“劝架”（基本都是站在中韩一边）的时候，我以教授的身份平息了这场争论。日本学生事后虽然不是很服，但也很感激，因为我在课堂上没有以教授的身份压制他。
根据我教学多年的经验，班里的国际学生往往都是比较用功的，而美国学生则相对更会去“寻找生活与学习的平衡点”。经常会有美国学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跑来请假，比如，恰逢某个民族或宗教节日，参加的运动队出去比赛……这些“假”都是有学校的规章制度保障的。我甚至还碰到过一个学生，因为和女朋友异地恋闹分手，特地请了假赶去挽回恋情的。
有时候，学生请假不光有学校制度的保障，还有国家法律的保障。就在两周前，我的一个学生因为法院传唤，被召去当一个谋杀案的陪审，因此向我请假。美国的陪审制度规定陪审团成员在陪审期间不能看报看电视，以免受外界对此案评论的影响，几乎是被关在屋里，很久不能与外界联系，自然不能来上课了。波士顿当地的法官还特地给我发来邮件，向我阐述了美国法律第234 A章第61节的规定，学校不能因为去参加陪审的学生缺课而惩罚她。由于我教公共政策的课，也涉及到了法律和政府的关系，所以学生的缺课并没有什么影响，反倒在分享了她作为陪审的经历和感悟之后，给班里其他学生（也包括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
美国接受教育的途径比较多，因此学生里有各种各样背景的，平时他们坐在下面，听我在上面讲，感觉我比他们懂得多，其实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更不乏超越我的。比如，在我教课的第一个学期，班里就有一个学生是附近一所中学的老师，同时还负责一些残障儿童的培训。每次在我这里听完课，她就得回到自己的学校去教课。有时她因为临时要代课，只能向我请假，我也欣然批准，毕竟她一个人缺课，换来的是几十个小朋友不缺课。我想她在教学经验方面，多半比我强。
每年暑假的课，都是向波士顿本地社区的老人们开放的，我们叫它“长春项目”。这个项目本身就是针对退休后的老人开设的，只要有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就可以花很少的钱，坐到大学课堂里来上课。这些老人的生活阅历极其丰富，有在战场上打过仗的老兵，也有在大公司历练过的高管。我的暑期班上就有个老兵，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和中国人打过仗，现在要听一个中国青年给他授课，想必需要很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过学习的热情超越了一切，他经常会跟班里的其他同学分享自己的经历，还掏钱印一些延伸阅读材料发给大家，也会虚心地向我请教问题。从这些老人们身上，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不太喜欢中国传统式的教课方法，老师在上面讲，所有学生在下面听。我会经常引入一些互动，比如抛出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多学生都在评语里写道，非常喜欢这样的课堂讨论，而且觉得讨论的时间还可以增加。
我的博士导师每年假期都会飞到中国的大学教课，他对中美教学方式的不同也深有感触。他说如果在中国上课时展开太多的讨论，让学生畅所欲言，学生和家长都会觉得不划算，花了那么多钱，老师你不讲自己的东西，老让学生在那里讲，这算什么呢？所以他每次去中国讲课，虽然很不习惯，但也会入乡随俗，尽量少安排课堂讨论，多一些讲课的时间。但是在美国，学生们特别喜欢能有机会自己去探索，以小组的形式去做一些课件，只要老师有适当的引导和点拨，同时配上一些辅助的文献，这样他们是最满意的。一旦老师讲得太多，美国学生会觉得自己没有参与感，都只是老师的一家之言，不够全面和多元。所以，我每次教课都会设计很多能够让学生充分发挥的互动环节。
美国的课堂相对松散，迟到、上课吃东西等都是挺正常的现象。所以，我在教课之初往往先让班里的学生自己制定一些规则，同时商定好假如违反了该怎么办。这个方法还是从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一个老教授那里学来的。结果，“不能迟到”之类的自然而然会被学生提出来，而违反规则的“纠正方案”就五花八门了，最常见的有“如果迟到，下一次课就得给全班同学带小点心”“要给全班同学唱一首歌”“要公开向全班同学道歉”，等等。美国学生非常喜欢这样讨论出来的方案，那些违反规则的同学也不会抗拒或产生不满情绪。有些人还曾私下向我表示，能为大家制作一些小点心，这种分享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像中国学生那么在乎自己的分数。有时候我给B以下的分数都会觉得很难下手，因为在私立大学读书，学生付的是昂贵的学费，如果拿一个C回家，父母会不会很伤心呢？其实并不是这样。有一次我给了一个C ，这个同学还专门来感谢我，说在我的课堂上学到了很多，他的其他学科也都不太好，但在我的课上却有了进步，告诉父母以后，父母也很开心。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在我看来，美国学生可能更多的是和自己比，他们不会因为其他同学比自己成绩好，或因为拿不到A而闷闷不乐，只要自己有进步就是成功。
美国学生经常会找自己信赖的老师写推荐信，这些年来我也写了不少，有推荐去白宫实习，也有推荐去商务部工作的。记得有次给商务部寄去了学生的推荐信，几个星期之后他们给我寄来背景调查（美国政府在任用官员之前都要进行这样的调查），问了我好多问题。当然，我很认真地写了回信，最终商务部录用了这个学生。
和中国一样，我在美国教过的学生，不管已经离开多久了，都会继续和我保持联系。就在上个星期，一个我4年前教过的香港籍女生就来跟我分享香港的局势，同时想听听我的分析。他们已经把我当作值得信任的朋友，愿意将自己的想法和境遇告诉我。能有这样一群“小伙伴”“忘年交”，确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