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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中出现了一种情绪化的倾向。前些年风靡一时的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中那种还只存在于青年人之间的、文学式的、带有泛政治化色彩的情绪化，如今似乎在经济学界也开始蔓延起来。
最近，财经界发生的两件事让我们领略了中国经济学家们在面对外来指责时的凛然和气势。
一件是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撰文，指称中国对全球经济通缩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引致全球通货紧缩的因素，随即招致中国经济学界不同学派一致的强烈反驳。最后，罗奇不得不“服软”——“我已经是第五次申明，我一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但我并不认为中国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的因素。我只是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态势下所表现出来的强劲增长率值得我们关注。”
另一件是2002年7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在美国一桩被冤枉的诈骗案中胜诉，获得超过1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事情的曲直有了公断，并且大白于天下，讨个皆大欢喜也就是了。可这一结果在还中银以清白的同时，也好像捅了马蜂窝，各方被压抑许久的“说话欲”迸发了出来，其中尤以金融学者为甚，护犊之声经月不绝。这种“得理不饶人”的劲儿，虽然对美国那些还要继续判案的大法官们形成不了什么影响和压力，但着实在国内调动了一把大家的情绪。
最近一段时间，此类事还真不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说不得了。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这并不能成为中国经济从此就不能说、不能碰的理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中出现了一种情绪化的倾向。在很多问题面前，他们都愿意以主观的情绪取代客观的分析。大摩的首席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不问缘由，一拥而上，欲将对方批得体无完肤而后快体现了这种情绪化；美国法院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审理一桩案件，因为最后查明中国企业被冤枉而引起的鼓噪体现了这种情绪化；在那场中国股市到底是不是大赌场的争论中体现了这种情绪化；香港学者张五常到大陆访问，引起的关于他的各种褒贬同样也体现了这种情绪化……如今情绪化的举动和声音在经济学界随处都可以看到，随处都可以听到。
提起2001年初那场著名的争论，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吴敬琏先生一席“股市十年培育出一个大赌场”的言论，真不愧是振聋发聩之音，而随后以厉以宁先生为首的五大经济学家对吴先生的反驳更是加强了辩论的精彩程度。当时很多人说吴敬琏“情绪化”、“偏激”、“不专业”、“不是股民，没资格谈股市”云云。但现在来看这件事，我们所能说的只是，那其实是一场因“情绪化”的言论引发的一场更加“情绪化”的争论而已。相信像吴敬琏、厉以宁这样的学者，说话总不会是平白无故的，自有他们的道理。但中国经济学界整体的情绪化倾向，的确在这次论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这种情绪化是单纯的，那我们可以说这反映的仅是一个学术界是否成熟的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情绪化是不单纯的，情绪化被加上了条件，成了“有条件的情绪化”。
这样，问题就有些复杂了。因为有条件的情绪化就不能被称为“情绪化”。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表现出的“情绪化”是可怕的。经济学领域有条件的情绪化衍生出的便是“揣测经济学”。揣测经济学，直白地说就是揣测领导层在想什么，同行在干什么，市场欢迎什么。怀着这种目的进行经济学研究，其是非对错已经超出学术能力的问题，而变成了对经济学者良心的检测。某财经媒体在2002年底，曾以“幕后故事”的形式，将从2001年6月至2002年初，关于国有股减持方案的专家讨论情况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描述：
2001年6月下旬，即减持方案正式公布以后，针对市场的过激反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立即召集了部分经济学家，紧急研讨相关事宜。但首次会议的结果出人意外，与会人员中支持“6.12”减持方案的占绝大多数，只有吴晓求教授一人反对。会议演变为多数人与一个人的辩论，最后无果而终。时至2001年8月，由于市场出现连续暴跌的走势，减持工作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止状态，而此时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出现了重大分歧，在与会的9位经济学家中，出现了5对4的格局，即反对这个方案的人达到了4人，赞同的为5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倒重来”论风声骤起。到2001年10月23日，在减持方案叫停后的第三次会议上还有争论，但各方在其减持方案对市场造成的危害方面基本达成共识。随后，2001年12月，陈清泰主持召开了第四次专家讨论会，此次会议也没有在减持问题上讨论出一个最终方案，但学者立场已经趋于一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也许经济学家观点的变化与形势的变化只是达成了一种巧合而已。但愿这只是一种巧合而已。
经济学者的言论在经济工作者和投资者中间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对人们产生积极的、正确的影响也是经济学者的重要责任之一。如果经济学者的言论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客观的基础上，而是把运用“揣测经济学”得出的结论以表达学术思想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把情绪化的东西披上科学化的外衣，那么其消极影响将是破坏性的。在中国，经济学者受到普遍崇拜是事实。这个事实传达出来的意思至少有两点，其一，经济学者应该以此为鼓励和鞭策，使得这种崇拜名副其实；其二，崇拜者应该反躬自省一下，自己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带有些“情绪化”的倾向。如果真有些“情绪化”，那在听学者言论的时候可要多长个心眼了。如果你是个要拿出真金白银进行投资的投资者，则更要切记、切记。
最近，财经界发生的两件事让我们领略了中国经济学家们在面对外来指责时的凛然和气势。
一件是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撰文，指称中国对全球经济通缩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引致全球通货紧缩的因素，随即招致中国经济学界不同学派一致的强烈反驳。最后，罗奇不得不“服软”——“我已经是第五次申明，我一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但我并不认为中国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的因素。我只是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态势下所表现出来的强劲增长率值得我们关注。”
另一件是2002年7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在美国一桩被冤枉的诈骗案中胜诉，获得超过1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事情的曲直有了公断，并且大白于天下，讨个皆大欢喜也就是了。可这一结果在还中银以清白的同时，也好像捅了马蜂窝，各方被压抑许久的“说话欲”迸发了出来，其中尤以金融学者为甚，护犊之声经月不绝。这种“得理不饶人”的劲儿，虽然对美国那些还要继续判案的大法官们形成不了什么影响和压力，但着实在国内调动了一把大家的情绪。
最近一段时间，此类事还真不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说不得了。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这并不能成为中国经济从此就不能说、不能碰的理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中出现了一种情绪化的倾向。在很多问题面前，他们都愿意以主观的情绪取代客观的分析。大摩的首席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不问缘由，一拥而上，欲将对方批得体无完肤而后快体现了这种情绪化；美国法院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审理一桩案件，因为最后查明中国企业被冤枉而引起的鼓噪体现了这种情绪化；在那场中国股市到底是不是大赌场的争论中体现了这种情绪化；香港学者张五常到大陆访问，引起的关于他的各种褒贬同样也体现了这种情绪化……如今情绪化的举动和声音在经济学界随处都可以看到，随处都可以听到。
提起2001年初那场著名的争论，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吴敬琏先生一席“股市十年培育出一个大赌场”的言论，真不愧是振聋发聩之音，而随后以厉以宁先生为首的五大经济学家对吴先生的反驳更是加强了辩论的精彩程度。当时很多人说吴敬琏“情绪化”、“偏激”、“不专业”、“不是股民，没资格谈股市”云云。但现在来看这件事，我们所能说的只是，那其实是一场因“情绪化”的言论引发的一场更加“情绪化”的争论而已。相信像吴敬琏、厉以宁这样的学者，说话总不会是平白无故的，自有他们的道理。但中国经济学界整体的情绪化倾向，的确在这次论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这种情绪化是单纯的，那我们可以说这反映的仅是一个学术界是否成熟的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情绪化是不单纯的，情绪化被加上了条件，成了“有条件的情绪化”。
这样，问题就有些复杂了。因为有条件的情绪化就不能被称为“情绪化”。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表现出的“情绪化”是可怕的。经济学领域有条件的情绪化衍生出的便是“揣测经济学”。揣测经济学，直白地说就是揣测领导层在想什么，同行在干什么，市场欢迎什么。怀着这种目的进行经济学研究，其是非对错已经超出学术能力的问题，而变成了对经济学者良心的检测。某财经媒体在2002年底，曾以“幕后故事”的形式，将从2001年6月至2002年初，关于国有股减持方案的专家讨论情况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描述：
2001年6月下旬，即减持方案正式公布以后，针对市场的过激反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立即召集了部分经济学家，紧急研讨相关事宜。但首次会议的结果出人意外，与会人员中支持“6.12”减持方案的占绝大多数，只有吴晓求教授一人反对。会议演变为多数人与一个人的辩论，最后无果而终。时至2001年8月，由于市场出现连续暴跌的走势，减持工作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止状态，而此时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出现了重大分歧，在与会的9位经济学家中，出现了5对4的格局，即反对这个方案的人达到了4人，赞同的为5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倒重来”论风声骤起。到2001年10月23日，在减持方案叫停后的第三次会议上还有争论，但各方在其减持方案对市场造成的危害方面基本达成共识。随后，2001年12月，陈清泰主持召开了第四次专家讨论会，此次会议也没有在减持问题上讨论出一个最终方案，但学者立场已经趋于一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也许经济学家观点的变化与形势的变化只是达成了一种巧合而已。但愿这只是一种巧合而已。
经济学者的言论在经济工作者和投资者中间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对人们产生积极的、正确的影响也是经济学者的重要责任之一。如果经济学者的言论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客观的基础上，而是把运用“揣测经济学”得出的结论以表达学术思想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把情绪化的东西披上科学化的外衣，那么其消极影响将是破坏性的。在中国，经济学者受到普遍崇拜是事实。这个事实传达出来的意思至少有两点，其一，经济学者应该以此为鼓励和鞭策，使得这种崇拜名副其实；其二，崇拜者应该反躬自省一下，自己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带有些“情绪化”的倾向。如果真有些“情绪化”，那在听学者言论的时候可要多长个心眼了。如果你是个要拿出真金白银进行投资的投资者，则更要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