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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必须真诚面对“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老人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专门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钱老指出,“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有了这次心系国家大师级人才培养的谈话,也就有了“钱学森之问”。最近被很多人谈论的这个“钱学森之问”,简单地说,就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今年,中国科学家再次无缘诺贝尔奖,不能不说又一次刺痛了国人的心。尽管早在五十年代杨振宁教授就曾经预言中国在二十年内便可以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得主。但从新中国60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近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的一番话,更令人对中国的学术前景增添了一份担忧,他批评内地大学缺乏“解放人的个性、培养人的独立精神”的特点,教育机构“计划学术,更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一番言词激烈的话,对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界无疑是一盆冷水。中国教育何去何从,似乎走到了十字路口。
“钱学森之问”为何潜藏
60年而无“实解”
1.中国教育始终存在过度规划现象
建国后,教育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运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教育研究依然是统一的计划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教育,过于感性,准确地说,是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人为的操作过多。也可以说,教育越来越被神话而显得软弱无力、不能自拔。无休止地向教育提不切实际的要求早已成为一种常态。教育这驾马车好像永远也不会超载,也没有权利拒载,好像什么要求都可以抛进去,什么人都可以往里面扔点儿东西。假如梳理一番,里面装载得最多的便是高分和高能。确切地说,高分和高能是被捆绑着扔进去的——高分高能高素质,十全十美育全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素质教育,有效教学成为共识的今天,不少官员、校长、家长习惯于以想象替代现实,彻底抛弃了思维的矛盾律。于是,一切可以融合的浪漫观念占了上风,狂妄地以为:在教育上完全可以做到鱼和熊掌兼得。教育真是可以任意索取的富矿吗?真的可以层层加码而没有极限吗?
2.中国教育始终有“恋分”情结
早在1981年,杰出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就认为,是培育人还是追求高分是教育目的的分野。她还指出因材施教培育人和一味追求高分是互相排斥的。也就是说,高素质和高分数是冲突的,是不可兼容的。二者只能选其一,不可兼得。吴教授的观点其实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爱因斯坦的父亲问小学老师:“孩子的学习怎么样?”回答是:“这孩子将来做什么都不会有出息。”原来爱因斯坦从自己的兴趣出发,醉心于数学和物理,对其他功程敷衍了事。难怪他第一次报考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就因生物学、化学和法文不及格而名落孙山。看来,在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巨匠身上高能力和高分数是背离的,互斥的。没有像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完美的统一,大概会令他们感到失望。
上面的事实可能特殊了点,我们再看个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例子。几年前,上海某著名中学的副校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被家长逼着做了上万道数学题,获得数学奥林匹克奖后,他发誓从此再也不碰数学了。你看,数学奥林匹克奖本是为提倡青少年热爱数学而设立的,唯奖是求的结果竟是“发誓从此再也不碰数学了”,两者的排斥表现得淋漓尽致。现代教育已成为永远的心痛,难解的方程。
过于急切地想从教育中获取什么,对教育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我们就有可能失去整个教育。教育不是可完全规划的商业或生产企业。当手段成为目的,就走向了教育的反面,这也许是“钱学森之问”潜藏了60年并始终无实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3.中国教育制造了最大化的“教育互斥力”
朱清时先生曾用过度施肥来形象地解释靠机械练习、题海战术而让学生多得的一二十分。他说自己小时候,农民种地不施化肥,亩产四五百斤。后来施化肥,亩产提高到五六百斤。施过两三遍化肥后,田地的亩产就很难再提高上去了。而且,因为过度施肥,土壤板结,也不能种稻子了。四川最好的水稻亩产五百斤就差不多了,施化肥短期可以增产一二百斤,但是长期下来,土壤就要弄坏了。而我们加班加点,超前学习,就是在原生态的土地上胡乱施肥。越是获得短期的高产量(所谓的高分),土壤越是加速退化(学生的头脑被摧残了,天才被扼杀了);一味追求高分,自然就要耗损学生的创造性学力。
非一流的问题解不出一流的能力。“菲尔兹奖”得主、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说,出奥数题目的人很可能不是一流的数学家,因为第一流的数学家很少参与这样的事情。既然如此,奥数比赛分数的高低与能力无关。参加奥数比赛得奖,对学生来说,只是表明他有能力解决非一流数学家的问题。
智慧能源总量恒定,高分教育挤占总体教育能量。想要获得高分,势必就要进行海量的练习。但每个人的智慧能源的总量是恒定的。学生在教师和家长的诱导、误导下“倾其所有”追求高分,发展智能的能量就被占用了、挥霍了。高分和高能之间就是一涨一落、此起彼伏的关系。再加上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其兴奋点、凝聚点也不可能太多,常会顾此失彼。教育的互斥现象也就会出现了。
重复过度就是折磨、戕害,从而导致背离。中国人好大喜功,喜欢多多益善,什么“麦子锄三遍,皮薄多出面”了,“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了,相信“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就是像《天鹅湖》这样的芭蕾经典,就算是一个外交官,在莫斯科十多年看它个三百遍,也会吃不消。直至木木痴痴,一片虚空,彻底被魇住。再伟大的经典阅读过度,再好的题目重复过多,就会发生由欣赏、陶醉向折磨、恐惧的逆转。我们应该经常想起,咱们中国还有另一句话:“狮舞三堂没人看,话讲三遍没人听。”知了的吟唱为何使人厌烦?因为它只会重复自己的名字。外物之味,久则可厌。当我们为了获得高分而进行大批量机械训练的时候,美感就会消退,乐趣就会丢失,学习便没有了乐趣。人最不能忍受的便是过度的简单重复。那些奥数获奖者对奥数由爱生恨也就不奇怪了。
古老的故事“南辕北辙”,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寓言。我们的学生看起来潜入了海洋的深处,实际上耗尽了氧气漂上了海平面;好像登上了山巅,实际上已坠入了万丈深渊。为了走进,却已永远地远离;看似爱好,却已彻底地痛恨。这不能不说走向了教育的反面,离教育的原点越来越远。所以,教育确实存在一种“互斥定律”:你对它要求越多,所得就会越少;你与它贴得太近,离得就会越远;你撞入的温度越高,冷却得就会越快;得到高分,就会失去高能。你扯下了一根虎骨,一片龙鳞,失去的却是整个生龙活虎。教育有它内在的规律,不是可以任意规划的项目。任何人不可狂妄自大,将教育视为俯首帖耳的走卒而吆三喝四。如果互斥定律能够成立,我们是否应该对教育要保持一种虔诚与尊敬呢!
以“丹麦思维”消解教育互斥力,
破解“钱学森之问”
1.以明醒的教育去消减教育互斥力,对核心目标作出符合道理的选择
教育永远是有缺陷与遗憾的事业,不可能尽如人意,往往得此失彼。我们要加以审慎的权衡,教育终归是选择的艺术。买椟还珠,舍本逐末,注定聪明做蠢事。让孩子吃副作用大的补药,注定会伤及学生的身体,终身忍受疾病的折磨。究竟什么是最有用的知识?什么是最该拥有的能力,带得走的能力?高分又高能也许是痴人说梦。在高分与高能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应该洞悉:扎实的知识只是孩子们在学校学的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学生必须兼具社会能力,擅长合作,能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能够独立思考、自信的孩子。对于教育,我们更需要一种谦逊。我们只能取最重者而培养之,决不可轻易操盘,输掉学生的一生。教育从来就没有什么草图。教育可以是全人教育,但不可能是“双高教育”。“双高教育”并非全人教育的内在之意,至少是一种误读。
2.以安全的教育去消减教育互斥力,鼓励学生去获取追求天赋的快乐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没有人想卷入追求高分的教育。我们定量化的教育评价体制和逐段淘汰性的升学机制注定了中国所有的考试都是一场灾难。我们的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制造恐惧的教育。而人道主义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提供安全支持和弱势保护的教育。在这个方面,丹麦的教育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样板。丹麦的教学方式让孩子们养成主动、好奇的精神,并且喜爱学习。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针对15岁学生所做的国际学生评鉴计划中,当被问到“我做数学因为我喜欢它”这样的问题时,有59%的丹麦学生表示赞同,高于OECD成员国38%的平均水平。这种超高的喜欢指数强有力地表明了丹麦的学生是有安全感的,学校所提供的是一种安全的教育。每个学生都是特别的,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不能怂恿学生跟别人比较,只有权利和义务去鼓励他们去追求自己的天赋。为此,我们要“忍痛割爱”,放弃对“考试状元”的热捧,对优秀生、三好生的炒作,放弃“树标兵”的思维模式。最需要我们关心的是那些落后的人。我们这个“分数敏感”的国家,不需要“状元”,需要的是快乐学习,综合学力,需要的是追求自己天赋的文化。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才会有安全感且自信,懂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3.以真性的教育去消减教育互斥力,追寻浪漫主义的自然教育
教育还是要恢复到自然的状态。我们依旧要尊崇卢梭的自然教育理念,尽力降低知识的学习要求,提高知识学习的年龄门槛。不要再做揠苗助长的傻事。教育本是慢的艺术,为什么还要强求速成呢?为什么无限度地追求有害无益的高分呢?不自然的教育就是不正常的教育,就是病态的教育,甚至是毁人的教育。自然而然的教育,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喜欢上所学的课程,这才是最好的教育,高能教育。丹麦的学校不追求高分,却有六成学生热爱数学。这足以证明学习,同样需要“自由恋爱”,需要自然的感觉,一切学习无需“强求”。在丹麦,如果某个星期的学习主题是“非洲”,老师也许会带着学生玩各种非洲游戏,讨论非洲有什么动物、什么语言、跳什么舞、睡什么床等等。孩子们在学校玩一整天,所有游戏设计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学习。我们也可以设计出“怪兽”计划、“如何活出好生活”的科学计划、“友情”计划等,加强学生的社会化能力。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喜欢学习,“自然而然”地生长出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学习的自信与快乐。
4.以适度的教育消减教育互斥力,调控好分寸的拿捏
教育就是度的把握的艺术。“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的古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任何极端的教育都是反教育,只能是教育的堕落。它就像一剂药,用轻了无效,下重了有毒。超越教育的限度,只能是毒药。只有恰到好处才是好的教育。地球之所以会有生命的奇迹,原因之一便是它与太阳的位置恰到好处。过近,温度过高,引力过大,不是烤化了,就是挤扁了。烤饼的时候,要是温度适中,便会油黄香脆,让人垂涎欲滴;若是温度过高,则会焦黑,令人难以下咽。奥数过热,我们的学生就有可能被灼伤。应试教育过热,学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我们这些教育者也会跟着遭殃。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适度的教育,适度的知识教育,适度的学力教育,在知识和能力之间求得一种平衡。这也许是一种两全其美的“丹麦式旋调”。
5.以散文的教育消减教育互斥力,努力聚焦教育教学核心
教育是诗,更是舒缓的散文。高分高能兼得是不现实的。分数教育的后果必定是知识的割裂。高分教育将是毁灭人才的教育。每一个教育人对过度追求高分的危害要有高度的忧虑感。已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给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追求考高分的教育其实最不利于出人才。高分压力已经或正在扼杀很多的优秀人才。学生学习功课,只要掌握精髓要义,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考100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要为学生的能力发展留下足够的人生空间和智慧能源。我们的小学也需要丹麦式的没有“成绩”的“四格成绩单”,上面没有语文、数学、社会、自然的分数,也没有老师的评语,更没有排名。学期或学年的成绩单完全可以由孩子自己或写或画完成,上面只要有四个格子:“最喜欢的事情”“最讨厌的事情”“最擅长的事情”以及“最希望学习的事情”。重点不是成绩,而是孩子的发展、个性以及与同学的相处。我们的儿童教育应该效仿丹麦,从“人”出发,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重点。幼儿时期,重点在孩子适应力和社群能力的培养;年纪稍长,重心逐渐转移到好奇心的激发,训练孩子跨领域的知识运用,探索兴趣,多元地认识自己。
教育互斥定律,不可忽略。真正负责任的教育绝对要避免“教育互斥现象”的发生。我们应该记住朱小蔓教授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基础教育的“水平”要低一点。学习知识固然重要,若一个人无法通过各种方式去思考和体验人生的重要,那么所有的知识便都没有力量。每个孩子都应该是天使,应该得到最自然的发展。高分教育的大旗应该砍倒,我们不再需要“失重”的教育。偏于一端的分数教育、高分高能的梦想教育,都是对学生智能的过度开发与严重伤害,终将导致学生无法持续的发展。我们不需要梦想中的天才,更不需要以高分的名义摧毁学生的高能。
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用人制度与环境,缺一不可。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的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所长。当我们的教育打整体战的时候,团结一致消解教育互斥力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找到“钱学森之问”的真正答案。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钱学森老人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专门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钱老指出,“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有了这次心系国家大师级人才培养的谈话,也就有了“钱学森之问”。最近被很多人谈论的这个“钱学森之问”,简单地说,就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今年,中国科学家再次无缘诺贝尔奖,不能不说又一次刺痛了国人的心。尽管早在五十年代杨振宁教授就曾经预言中国在二十年内便可以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得主。但从新中国60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近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的一番话,更令人对中国的学术前景增添了一份担忧,他批评内地大学缺乏“解放人的个性、培养人的独立精神”的特点,教育机构“计划学术,更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一番言词激烈的话,对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界无疑是一盆冷水。中国教育何去何从,似乎走到了十字路口。
“钱学森之问”为何潜藏
60年而无“实解”
1.中国教育始终存在过度规划现象
建国后,教育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运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教育研究依然是统一的计划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教育,过于感性,准确地说,是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人为的操作过多。也可以说,教育越来越被神话而显得软弱无力、不能自拔。无休止地向教育提不切实际的要求早已成为一种常态。教育这驾马车好像永远也不会超载,也没有权利拒载,好像什么要求都可以抛进去,什么人都可以往里面扔点儿东西。假如梳理一番,里面装载得最多的便是高分和高能。确切地说,高分和高能是被捆绑着扔进去的——高分高能高素质,十全十美育全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素质教育,有效教学成为共识的今天,不少官员、校长、家长习惯于以想象替代现实,彻底抛弃了思维的矛盾律。于是,一切可以融合的浪漫观念占了上风,狂妄地以为:在教育上完全可以做到鱼和熊掌兼得。教育真是可以任意索取的富矿吗?真的可以层层加码而没有极限吗?
2.中国教育始终有“恋分”情结
早在1981年,杰出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就认为,是培育人还是追求高分是教育目的的分野。她还指出因材施教培育人和一味追求高分是互相排斥的。也就是说,高素质和高分数是冲突的,是不可兼容的。二者只能选其一,不可兼得。吴教授的观点其实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爱因斯坦的父亲问小学老师:“孩子的学习怎么样?”回答是:“这孩子将来做什么都不会有出息。”原来爱因斯坦从自己的兴趣出发,醉心于数学和物理,对其他功程敷衍了事。难怪他第一次报考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就因生物学、化学和法文不及格而名落孙山。看来,在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巨匠身上高能力和高分数是背离的,互斥的。没有像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完美的统一,大概会令他们感到失望。
上面的事实可能特殊了点,我们再看个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例子。几年前,上海某著名中学的副校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被家长逼着做了上万道数学题,获得数学奥林匹克奖后,他发誓从此再也不碰数学了。你看,数学奥林匹克奖本是为提倡青少年热爱数学而设立的,唯奖是求的结果竟是“发誓从此再也不碰数学了”,两者的排斥表现得淋漓尽致。现代教育已成为永远的心痛,难解的方程。
过于急切地想从教育中获取什么,对教育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我们就有可能失去整个教育。教育不是可完全规划的商业或生产企业。当手段成为目的,就走向了教育的反面,这也许是“钱学森之问”潜藏了60年并始终无实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3.中国教育制造了最大化的“教育互斥力”
朱清时先生曾用过度施肥来形象地解释靠机械练习、题海战术而让学生多得的一二十分。他说自己小时候,农民种地不施化肥,亩产四五百斤。后来施化肥,亩产提高到五六百斤。施过两三遍化肥后,田地的亩产就很难再提高上去了。而且,因为过度施肥,土壤板结,也不能种稻子了。四川最好的水稻亩产五百斤就差不多了,施化肥短期可以增产一二百斤,但是长期下来,土壤就要弄坏了。而我们加班加点,超前学习,就是在原生态的土地上胡乱施肥。越是获得短期的高产量(所谓的高分),土壤越是加速退化(学生的头脑被摧残了,天才被扼杀了);一味追求高分,自然就要耗损学生的创造性学力。
非一流的问题解不出一流的能力。“菲尔兹奖”得主、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说,出奥数题目的人很可能不是一流的数学家,因为第一流的数学家很少参与这样的事情。既然如此,奥数比赛分数的高低与能力无关。参加奥数比赛得奖,对学生来说,只是表明他有能力解决非一流数学家的问题。
智慧能源总量恒定,高分教育挤占总体教育能量。想要获得高分,势必就要进行海量的练习。但每个人的智慧能源的总量是恒定的。学生在教师和家长的诱导、误导下“倾其所有”追求高分,发展智能的能量就被占用了、挥霍了。高分和高能之间就是一涨一落、此起彼伏的关系。再加上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其兴奋点、凝聚点也不可能太多,常会顾此失彼。教育的互斥现象也就会出现了。
重复过度就是折磨、戕害,从而导致背离。中国人好大喜功,喜欢多多益善,什么“麦子锄三遍,皮薄多出面”了,“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了,相信“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就是像《天鹅湖》这样的芭蕾经典,就算是一个外交官,在莫斯科十多年看它个三百遍,也会吃不消。直至木木痴痴,一片虚空,彻底被魇住。再伟大的经典阅读过度,再好的题目重复过多,就会发生由欣赏、陶醉向折磨、恐惧的逆转。我们应该经常想起,咱们中国还有另一句话:“狮舞三堂没人看,话讲三遍没人听。”知了的吟唱为何使人厌烦?因为它只会重复自己的名字。外物之味,久则可厌。当我们为了获得高分而进行大批量机械训练的时候,美感就会消退,乐趣就会丢失,学习便没有了乐趣。人最不能忍受的便是过度的简单重复。那些奥数获奖者对奥数由爱生恨也就不奇怪了。
古老的故事“南辕北辙”,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寓言。我们的学生看起来潜入了海洋的深处,实际上耗尽了氧气漂上了海平面;好像登上了山巅,实际上已坠入了万丈深渊。为了走进,却已永远地远离;看似爱好,却已彻底地痛恨。这不能不说走向了教育的反面,离教育的原点越来越远。所以,教育确实存在一种“互斥定律”:你对它要求越多,所得就会越少;你与它贴得太近,离得就会越远;你撞入的温度越高,冷却得就会越快;得到高分,就会失去高能。你扯下了一根虎骨,一片龙鳞,失去的却是整个生龙活虎。教育有它内在的规律,不是可以任意规划的项目。任何人不可狂妄自大,将教育视为俯首帖耳的走卒而吆三喝四。如果互斥定律能够成立,我们是否应该对教育要保持一种虔诚与尊敬呢!
以“丹麦思维”消解教育互斥力,
破解“钱学森之问”
1.以明醒的教育去消减教育互斥力,对核心目标作出符合道理的选择
教育永远是有缺陷与遗憾的事业,不可能尽如人意,往往得此失彼。我们要加以审慎的权衡,教育终归是选择的艺术。买椟还珠,舍本逐末,注定聪明做蠢事。让孩子吃副作用大的补药,注定会伤及学生的身体,终身忍受疾病的折磨。究竟什么是最有用的知识?什么是最该拥有的能力,带得走的能力?高分又高能也许是痴人说梦。在高分与高能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应该洞悉:扎实的知识只是孩子们在学校学的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学生必须兼具社会能力,擅长合作,能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能够独立思考、自信的孩子。对于教育,我们更需要一种谦逊。我们只能取最重者而培养之,决不可轻易操盘,输掉学生的一生。教育从来就没有什么草图。教育可以是全人教育,但不可能是“双高教育”。“双高教育”并非全人教育的内在之意,至少是一种误读。
2.以安全的教育去消减教育互斥力,鼓励学生去获取追求天赋的快乐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没有人想卷入追求高分的教育。我们定量化的教育评价体制和逐段淘汰性的升学机制注定了中国所有的考试都是一场灾难。我们的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制造恐惧的教育。而人道主义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提供安全支持和弱势保护的教育。在这个方面,丹麦的教育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样板。丹麦的教学方式让孩子们养成主动、好奇的精神,并且喜爱学习。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针对15岁学生所做的国际学生评鉴计划中,当被问到“我做数学因为我喜欢它”这样的问题时,有59%的丹麦学生表示赞同,高于OECD成员国38%的平均水平。这种超高的喜欢指数强有力地表明了丹麦的学生是有安全感的,学校所提供的是一种安全的教育。每个学生都是特别的,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不能怂恿学生跟别人比较,只有权利和义务去鼓励他们去追求自己的天赋。为此,我们要“忍痛割爱”,放弃对“考试状元”的热捧,对优秀生、三好生的炒作,放弃“树标兵”的思维模式。最需要我们关心的是那些落后的人。我们这个“分数敏感”的国家,不需要“状元”,需要的是快乐学习,综合学力,需要的是追求自己天赋的文化。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才会有安全感且自信,懂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3.以真性的教育去消减教育互斥力,追寻浪漫主义的自然教育
教育还是要恢复到自然的状态。我们依旧要尊崇卢梭的自然教育理念,尽力降低知识的学习要求,提高知识学习的年龄门槛。不要再做揠苗助长的傻事。教育本是慢的艺术,为什么还要强求速成呢?为什么无限度地追求有害无益的高分呢?不自然的教育就是不正常的教育,就是病态的教育,甚至是毁人的教育。自然而然的教育,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喜欢上所学的课程,这才是最好的教育,高能教育。丹麦的学校不追求高分,却有六成学生热爱数学。这足以证明学习,同样需要“自由恋爱”,需要自然的感觉,一切学习无需“强求”。在丹麦,如果某个星期的学习主题是“非洲”,老师也许会带着学生玩各种非洲游戏,讨论非洲有什么动物、什么语言、跳什么舞、睡什么床等等。孩子们在学校玩一整天,所有游戏设计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学习。我们也可以设计出“怪兽”计划、“如何活出好生活”的科学计划、“友情”计划等,加强学生的社会化能力。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喜欢学习,“自然而然”地生长出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学习的自信与快乐。
4.以适度的教育消减教育互斥力,调控好分寸的拿捏
教育就是度的把握的艺术。“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的古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任何极端的教育都是反教育,只能是教育的堕落。它就像一剂药,用轻了无效,下重了有毒。超越教育的限度,只能是毒药。只有恰到好处才是好的教育。地球之所以会有生命的奇迹,原因之一便是它与太阳的位置恰到好处。过近,温度过高,引力过大,不是烤化了,就是挤扁了。烤饼的时候,要是温度适中,便会油黄香脆,让人垂涎欲滴;若是温度过高,则会焦黑,令人难以下咽。奥数过热,我们的学生就有可能被灼伤。应试教育过热,学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我们这些教育者也会跟着遭殃。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适度的教育,适度的知识教育,适度的学力教育,在知识和能力之间求得一种平衡。这也许是一种两全其美的“丹麦式旋调”。
5.以散文的教育消减教育互斥力,努力聚焦教育教学核心
教育是诗,更是舒缓的散文。高分高能兼得是不现实的。分数教育的后果必定是知识的割裂。高分教育将是毁灭人才的教育。每一个教育人对过度追求高分的危害要有高度的忧虑感。已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给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追求考高分的教育其实最不利于出人才。高分压力已经或正在扼杀很多的优秀人才。学生学习功课,只要掌握精髓要义,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考100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要为学生的能力发展留下足够的人生空间和智慧能源。我们的小学也需要丹麦式的没有“成绩”的“四格成绩单”,上面没有语文、数学、社会、自然的分数,也没有老师的评语,更没有排名。学期或学年的成绩单完全可以由孩子自己或写或画完成,上面只要有四个格子:“最喜欢的事情”“最讨厌的事情”“最擅长的事情”以及“最希望学习的事情”。重点不是成绩,而是孩子的发展、个性以及与同学的相处。我们的儿童教育应该效仿丹麦,从“人”出发,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重点。幼儿时期,重点在孩子适应力和社群能力的培养;年纪稍长,重心逐渐转移到好奇心的激发,训练孩子跨领域的知识运用,探索兴趣,多元地认识自己。
教育互斥定律,不可忽略。真正负责任的教育绝对要避免“教育互斥现象”的发生。我们应该记住朱小蔓教授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基础教育的“水平”要低一点。学习知识固然重要,若一个人无法通过各种方式去思考和体验人生的重要,那么所有的知识便都没有力量。每个孩子都应该是天使,应该得到最自然的发展。高分教育的大旗应该砍倒,我们不再需要“失重”的教育。偏于一端的分数教育、高分高能的梦想教育,都是对学生智能的过度开发与严重伤害,终将导致学生无法持续的发展。我们不需要梦想中的天才,更不需要以高分的名义摧毁学生的高能。
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用人制度与环境,缺一不可。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的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所长。当我们的教育打整体战的时候,团结一致消解教育互斥力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找到“钱学森之问”的真正答案。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