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穷而后工"是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之一,其发展过程充满了争议.随着清人对诗人主体讨论的深化,人们开始关注个人体验与诗歌价值的深层关联.个人体验与盛世情怀产生矛盾的清初诗人,尝试用"诗可以怨"平衡"穷而后工"与"温柔敦厚";沈德潜提出"心中有主,境不为累",以超越"穷而后工";袁枚则指明诗歌是处穷之人最重要的抒怀方式,更接近欧阳修的原义.
【机 构】
：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基金项目】
：
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与逻辑进程"(17XZW019)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穷而后工"是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之一,其发展过程充满了争议.随着清人对诗人主体讨论的深化,人们开始关注个人体验与诗歌价值的深层关联.个人体验与盛世情怀产生矛盾的清初诗人,尝试用"诗可以怨"平衡"穷而后工"与"温柔敦厚";沈德潜提出"心中有主,境不为累",以超越"穷而后工";袁枚则指明诗歌是处穷之人最重要的抒怀方式,更接近欧阳修的原义.
其他文献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与使命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是什么?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总体初心与使命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通过探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总体初心与使命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深刻原因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心与使命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民族国家建设、民主共和建构、人民中心确立、主权独立实
从接受伦理的角度看,明代历史小说中的插图是商业伦理的产物,商业伦理将经济利益和伦理教化联系在一起.插图设计本身有较强的伦理意蕴,以方便读者接受,这些伦理意蕴通过图题、主副图、边栏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同一种小说不同版本插图形式的演变,既与刊刻者的伦理取向、接受者的阅读体验、地域的伦理氛围有关,也与不同版本宣传自己的意图有关.
发展主义人权理论将人权视为市场经济全球化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主体间达成的一种交往共识.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协调发展应当作为人权结构中的目的性权利,生存权是实现人的发展权的基础性权利,参与权是手段性权利,自主原则和自由权是主体性权利,平等原则和平等权则是约束性权利.发展主义人权理论吸纳了自由主义和生存主义人权理论的合理因素,同时也拓宽了其理论视域,具有更强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应用价值.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策略》作过一次实质性的修改.这次修改主要反映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明确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策略、表述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发展;突出强调了国际援助尤其是苏联援助在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中的首要地位.它的修改,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实践的基本经验总结和现实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思考,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2010年起,欧洲多国政府首脑接连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但作为政策起源地的加拿大却并不这么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和加拿大的不同命运源自它们各自所理解和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存在较大差别.相比于欧洲,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覆盖面更为广泛,其不仅需要处理移民带来的多样性问题,也要处理建国人民已有的多样性问题.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包含一体化或融合这一目标,使得欧洲普通民众甚至政治精英误以为区隔社会源自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则不仅鼓励文化多元,更鼓励各个文化群体充分参与到加拿大社会以及相互之间
陈亮与朱熹在宋金对峙时代背景下皆力主抗金救国,然思想立场的根本差异决定了其政治主张亦呈现巨大分歧.作为吕祖谦之共同好友,陈亮与朱熹在吕氏生前并未谋面.然经吕氏介绍,二人已有一定程度的互相了解,并于淳熙八年在浙东明招山吕祖谦墓旁初会.淳熙十年朱熹蛰伏武夷山中时,对陈亮时文中表达的观点提出批评,昭示二人思想论战已然萌芽.淳熙十一年春至淳熙十三年秋,陈亮与朱熹展开激烈的王霸义利之辩.思想立场的差异不仅使论辩无果而终,亦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二人之私谊.追根溯源,陈亮朱熹思想差异之根源,不仅在于家学背景不同,二人性格
玄言诗是魏晋时代一种诗歌类型.但它的形成却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的老庄与屈骚文学中,即已奠定了它的人文基础.思玄情结是古代士人的传统,而到了魏晋时代,这种情结通过玄言诗的形态获得体现.玄言诗的衍化过程,是汉魏以来士人生命精神的演变所致,那些表面上的谈玄说理,并不能代表玄言诗的精髓.对于玄言诗的内在精神结构以及衍化问题,应当重新加以考量与研究.
根据海德格尔本人在1969年勒·托尔讨论班中的规定,其思想道路上的三个核心路标为“意义”“真理”“地方”.有鉴于此,其思想实际上发生过两次“转向”,即从早期“存在的意义”转向中期“存在的真理”继而转向晚期“存在的地方”.与之相应,其情态思想并非局限于某一时期,而是贯穿始终并依据三个时期的思想主题而各具特色.这主要体现为早期的“畏惧”、中期的“压抑”与晚期的“痛苦”.海德格尔超出价值判断的积极—消极与形而上学的理性—感性之二元论框架,在开端性的“存在”处为情态奠立根基.然而,其在试图走向情态自身时亦显现出对
在轻罪案件于刑事案件大幅占比的情势下,速裁程序的适用率偏低,未能充分发挥出轻罪案件的处理优势.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的合理划定关涉审判程序体系内部结构的科学化以及轻罪案件的分流效果.程序简化的正当性根据是构建速裁程序的基础,亦是速裁程序适用范围得以精密设计的关键.现行立法关于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的设置缺乏合理的逻辑,这不仅导致速裁程序偏离预期的制度定位与功能定位,还不当侵犯被追诉人的速裁程序适用权.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的规范化改革进路是,塑造速裁程序的独立品格、严格程序间的转化条件,厘清"认罚"条件的基本内涵、矫正速裁
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仍然遵循当事人主义诉讼机理,与简易程序差异不大,对小额简单案件难以充分发挥效率优势,小额争议案件审理效果也不佳,因此导致立法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被刻意"闲置".域外小额诉讼本质上是对诉讼机理的极度简化,但这一方案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基于小额纠纷解决的社会福利性质,有必要在小额纠纷解决程序中适用非讼法理,适用职权探知主义、职权进行主义以及自由证明原则裁判,提高法官在小额纠纷中查明事实的质量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