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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7、18世纪中西贸易的展开和“中国风”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国艺术品越来越受到西方人的追逐和青睐。在这些艺术品中，有一种画最为独特，最富神秘感，也最受西方人所喜爱，它因小巧便携、物美价廉，成为西方人士造访中国时必买的礼品之一，它就是通草水彩画。
这种画作上色后，色彩异常亮丽，凹凸有致，效果几近刺绣。其材质不仅尺幅小，通常只有巴掌大小，而且质感强，富有极强的立体感，色白柔软，看上去像是用中国大米做成的，所以长期以来被西方人误称为“米纸”，用这种材料绘制的画作则被误称为“米纸画”。
隐姓埋名近百年
话说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一位英国友人伊凡·威廉斯将自己珍藏的70余幅通草画带到中国，捐赠给通草水彩画的故乡——广州。
这次捐赠标志着一个饶有意义的开始。通草水彩画的故乡终于拥有了第一批通草水彩画藏品，也由此唤起了广州人对自己城市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的记忆。从此，隐姓埋名长达百年的通草水彩画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原来，通草水彩画的兴衰是与西方人的趣味和需求密切相关的。
早在两三百年前，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东方社会风情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和普及之前，到访中国的西方人迫切希望能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完整地带回本国，传递给亲朋好友。正是在这股“中国风”的影响下，广州十三行召集的民间画匠在西洋画风画法的影响下，积极主动地将西方绘画原理引入到本土画作中，创造了这种物美价廉、融东西画风于一体的通草水彩画。
神奇的绘画材料
通脱木，为五加科植物，俗名通草，学科名Medulla Tetrapanacis.，英国又称Rice paper plant pith，别名大通草、通花、方草。这种植物属灌木或小乔木，分布于我国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福建、台湾，主产于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台湾等地。它的茎髓呈圆柱形，长20～40厘米，直径1.2～2.5厘米。表面为白色或淡黄色，有纵纹。体轻，有弹性，易折断，断面白色，有光泽，中部空心或有白色半透明的薄膜，纵剖面呈梯形状排列。
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这种植物。宋人李昉等所编的《太平广记》卷406“通脱木”条即有记载：“通脱木，如蓖麻，生山侧，花上粉主治恶疮，如空，中有瓤，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其名称来源于“有细细孔，两头皆通”之意。
通脱木具有多种用途。其一，可用来治病。《太平广记》和《本草纲目》均有记载。其二，可用来制作人造花。《建康实录》记载：晋惠帝“令宫人插五色通草花”。唐代诗人王 《迎神》诗写道：“蓪草头花椰叶裙，蒲葵树下舞蛮云。引领望江遥滴酒，白蘋风起水生文。”这些文字中提到的都是人造通草花。其三，通草茎秆是学生上手工艺课的材料。其四，用来绘画。其中，最后一种用途影响最大。
通草水彩画与纸本水彩画的根本不同就在于载体。这种材料似纸而非人造纸张，是直接采自通脱木的茎髓。手工艺人通过熟练的双手将通脱木的茎髓切割成一片片，画家们就在通草片上创作、描绘、上色。
批量生产存世多
虽然通草水彩画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喜爱，但历史上，这些画作很少留有年款和画家姓名，除极少画作偶然印有画家的英文姓名或店号外。根据研究推断，通草水彩画有可能兴起于18世纪末，但到目前为止，能见到的最早作品画于1825年。从那时起，一直到19世纪晚期，都有通草水彩画从广州外销出去。19世纪末，当时的《海关出口税则》规定：“蓪纸画，Rice paper pictures，每百张，交税一钱。”这条规定一直沿用到1918年12月20日修正的《海关出口货税则表》中。1933年修正的《海关出口货税则表》中则没有了“蓪纸画”这一出口货物名。研究人员由此推断，目前虽然尚未见到绘制于20世纪初的通草水彩画，但从上述海关出口货税记载中可推知，20世纪20年代，我国仍有通草水彩画的生产，但在10年后就不再生产了。可见，通草水彩画兴起于18世纪末，盛行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么，通草水彩画是怎样完成的呢？
通草水彩画的创作属流水作业。1848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到访广州时，看到了通草水彩画的绘制全过程：“首先将印摹弄湿，然后将其印在纸上，等印迹干后，让画匠将印迹填清楚，一个印摹可做出几个复本，由不同的画匠填写不同的色彩。”因此，不同画师画同一图样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画师们多为流水作业，某一位画匠一生都在画树，另一位画匠则负责画人物；这位在画手和脚，另一位在画房子。因此，每一位画匠在自己的岗位上均能出色完成任务，但无一人能单独完成绘画的全过程。
也正因为是流水作业，通草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艺术家和研究者们的关注。不过，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画作虽然出自画匠之手，但是画作的色彩异常光鲜亮丽，层次分明，立体感、艺术性和写实性都很强，是典型的中西合璧之作品，也是我国民间较早学习西洋绘画的实例。
通草水彩画的题材极为广泛，反映的社会文化内容也非常丰富，其图像内容既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个人肖像，又有黎民百姓的劳动场景；既有社会市井风情、戏剧表演，又有严刑酷法；既有珠江上航行的各类船舶，又有港口风情、名胜古迹、商行里的生活场景；既有各类科学标本，又有花鸟虫鱼等等。这些图像内容写实性强，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走出国门成佳品
当时时兴将画好的通草水彩画装订成册出售。一般来说，每册均由12幅内容成系列的图像组成，并用锦缎包纸板作封面；每幅作品又用浅蓝色丝带镶边，固定在棉林纸上。这种包装形式是受画作材质决定的。
通草水彩画在广州的销售店家是非常多的。1835年的一份资料记载，广州商行附近有约30家商店在出售通草水彩画。1883年7月22日，美国“帕洛斯”号船军需文书助理科尔在从香港写给父母的一封信里提到，他在广州看到一家通草水彩画店，并从那里购买了一套通草水彩画。
广州博物馆现藏有一幅通草水彩画，约绘于1875年，表现的是“永泰兴蓪画”店的画匠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画画，并努力向外国人推销通草水彩画的生动场景。在这幅画的背面，还保留有当年书写的英文说明。这幅通草水彩画画面显示的店名是“永泰兴蓪画”，店铺门面悬挂一幅对联：“永开骏业，泰通兴隆。”据相关资料介绍，“永泰兴蓪画”店位于广州商馆区附近的西关十八甫怀远驿。
科尔在其所著《广州城市和郊区指南》一书中写到：“在怀远驿这条街上，你将会发现有许多店铺在画所谓的‘米纸’画。‘米纸’根本不是由稻米生产的，而是来自通脱木的茎髓。”
19世纪从广州外销至西方的通草水彩画，其数量虽然没有详细的记录，但是可以断定应该是巨大的，以至于在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里都有通草画从中国出口的记载。如1847年3月20日，耆英与瑞典代表李利华在广州签订的《瑞典国挪威国条约》英文、瑞典文版附录“关税·出口”第四类“杂项”条标明有“米纸画”一项，表明当年广州生产的通草水彩画大量销往瑞典。
通草水彩画也是西方各国皇亲贵族喜爱的珍贵礼物。如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1890年10月23日到次年8月4日开始了一次伟大的东方之旅，走访了希腊、埃及、印度、锡兰、新加坡、爪哇、暹罗、中国、日本等国。在中国期间，他经香港、长江、杭州到达南京，并在杭州收到驻杭州的一家俄罗斯茶行赠送的12套通草水彩画，他将其带回了俄罗斯。不少国外的买者都认为，这些画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们是中国人画的。
通草水彩画作为形象记录的形式，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社会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反映口岸风情和市井风情的珍贵历史记录，为研究19世纪的广州乃至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地域文化提供了罕见的图像资料，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和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也是关于中国社会鲜活的视觉记忆。
本文配图见中插
【责任编辑】赵 菲
这种画作上色后，色彩异常亮丽，凹凸有致，效果几近刺绣。其材质不仅尺幅小，通常只有巴掌大小，而且质感强，富有极强的立体感，色白柔软，看上去像是用中国大米做成的，所以长期以来被西方人误称为“米纸”，用这种材料绘制的画作则被误称为“米纸画”。
隐姓埋名近百年
话说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一位英国友人伊凡·威廉斯将自己珍藏的70余幅通草画带到中国，捐赠给通草水彩画的故乡——广州。
这次捐赠标志着一个饶有意义的开始。通草水彩画的故乡终于拥有了第一批通草水彩画藏品，也由此唤起了广州人对自己城市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的记忆。从此，隐姓埋名长达百年的通草水彩画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原来，通草水彩画的兴衰是与西方人的趣味和需求密切相关的。
早在两三百年前，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东方社会风情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和普及之前，到访中国的西方人迫切希望能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完整地带回本国，传递给亲朋好友。正是在这股“中国风”的影响下，广州十三行召集的民间画匠在西洋画风画法的影响下，积极主动地将西方绘画原理引入到本土画作中，创造了这种物美价廉、融东西画风于一体的通草水彩画。
神奇的绘画材料
通脱木，为五加科植物，俗名通草，学科名Medulla Tetrapanacis.，英国又称Rice paper plant pith，别名大通草、通花、方草。这种植物属灌木或小乔木，分布于我国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福建、台湾，主产于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台湾等地。它的茎髓呈圆柱形，长20～40厘米，直径1.2～2.5厘米。表面为白色或淡黄色，有纵纹。体轻，有弹性，易折断，断面白色，有光泽，中部空心或有白色半透明的薄膜，纵剖面呈梯形状排列。
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这种植物。宋人李昉等所编的《太平广记》卷406“通脱木”条即有记载：“通脱木，如蓖麻，生山侧，花上粉主治恶疮，如空，中有瓤，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其名称来源于“有细细孔，两头皆通”之意。
通脱木具有多种用途。其一，可用来治病。《太平广记》和《本草纲目》均有记载。其二，可用来制作人造花。《建康实录》记载：晋惠帝“令宫人插五色通草花”。唐代诗人王 《迎神》诗写道：“蓪草头花椰叶裙，蒲葵树下舞蛮云。引领望江遥滴酒，白蘋风起水生文。”这些文字中提到的都是人造通草花。其三，通草茎秆是学生上手工艺课的材料。其四，用来绘画。其中，最后一种用途影响最大。
通草水彩画与纸本水彩画的根本不同就在于载体。这种材料似纸而非人造纸张，是直接采自通脱木的茎髓。手工艺人通过熟练的双手将通脱木的茎髓切割成一片片，画家们就在通草片上创作、描绘、上色。
批量生产存世多
虽然通草水彩画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喜爱，但历史上，这些画作很少留有年款和画家姓名，除极少画作偶然印有画家的英文姓名或店号外。根据研究推断，通草水彩画有可能兴起于18世纪末，但到目前为止，能见到的最早作品画于1825年。从那时起，一直到19世纪晚期，都有通草水彩画从广州外销出去。19世纪末，当时的《海关出口税则》规定：“蓪纸画，Rice paper pictures，每百张，交税一钱。”这条规定一直沿用到1918年12月20日修正的《海关出口货税则表》中。1933年修正的《海关出口货税则表》中则没有了“蓪纸画”这一出口货物名。研究人员由此推断，目前虽然尚未见到绘制于20世纪初的通草水彩画，但从上述海关出口货税记载中可推知，20世纪20年代，我国仍有通草水彩画的生产，但在10年后就不再生产了。可见，通草水彩画兴起于18世纪末，盛行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么，通草水彩画是怎样完成的呢？
通草水彩画的创作属流水作业。1848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到访广州时，看到了通草水彩画的绘制全过程：“首先将印摹弄湿，然后将其印在纸上，等印迹干后，让画匠将印迹填清楚，一个印摹可做出几个复本，由不同的画匠填写不同的色彩。”因此，不同画师画同一图样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画师们多为流水作业，某一位画匠一生都在画树，另一位画匠则负责画人物；这位在画手和脚，另一位在画房子。因此，每一位画匠在自己的岗位上均能出色完成任务，但无一人能单独完成绘画的全过程。
也正因为是流水作业，通草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艺术家和研究者们的关注。不过，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画作虽然出自画匠之手，但是画作的色彩异常光鲜亮丽，层次分明，立体感、艺术性和写实性都很强，是典型的中西合璧之作品，也是我国民间较早学习西洋绘画的实例。
通草水彩画的题材极为广泛，反映的社会文化内容也非常丰富，其图像内容既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个人肖像，又有黎民百姓的劳动场景；既有社会市井风情、戏剧表演，又有严刑酷法；既有珠江上航行的各类船舶，又有港口风情、名胜古迹、商行里的生活场景；既有各类科学标本，又有花鸟虫鱼等等。这些图像内容写实性强，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走出国门成佳品
当时时兴将画好的通草水彩画装订成册出售。一般来说，每册均由12幅内容成系列的图像组成，并用锦缎包纸板作封面；每幅作品又用浅蓝色丝带镶边，固定在棉林纸上。这种包装形式是受画作材质决定的。
通草水彩画在广州的销售店家是非常多的。1835年的一份资料记载，广州商行附近有约30家商店在出售通草水彩画。1883年7月22日，美国“帕洛斯”号船军需文书助理科尔在从香港写给父母的一封信里提到，他在广州看到一家通草水彩画店，并从那里购买了一套通草水彩画。
广州博物馆现藏有一幅通草水彩画，约绘于1875年，表现的是“永泰兴蓪画”店的画匠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画画，并努力向外国人推销通草水彩画的生动场景。在这幅画的背面，还保留有当年书写的英文说明。这幅通草水彩画画面显示的店名是“永泰兴蓪画”，店铺门面悬挂一幅对联：“永开骏业，泰通兴隆。”据相关资料介绍，“永泰兴蓪画”店位于广州商馆区附近的西关十八甫怀远驿。
科尔在其所著《广州城市和郊区指南》一书中写到：“在怀远驿这条街上，你将会发现有许多店铺在画所谓的‘米纸’画。‘米纸’根本不是由稻米生产的，而是来自通脱木的茎髓。”
19世纪从广州外销至西方的通草水彩画，其数量虽然没有详细的记录，但是可以断定应该是巨大的，以至于在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里都有通草画从中国出口的记载。如1847年3月20日，耆英与瑞典代表李利华在广州签订的《瑞典国挪威国条约》英文、瑞典文版附录“关税·出口”第四类“杂项”条标明有“米纸画”一项，表明当年广州生产的通草水彩画大量销往瑞典。
通草水彩画也是西方各国皇亲贵族喜爱的珍贵礼物。如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1890年10月23日到次年8月4日开始了一次伟大的东方之旅，走访了希腊、埃及、印度、锡兰、新加坡、爪哇、暹罗、中国、日本等国。在中国期间，他经香港、长江、杭州到达南京，并在杭州收到驻杭州的一家俄罗斯茶行赠送的12套通草水彩画，他将其带回了俄罗斯。不少国外的买者都认为，这些画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们是中国人画的。
通草水彩画作为形象记录的形式，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社会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反映口岸风情和市井风情的珍贵历史记录，为研究19世纪的广州乃至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地域文化提供了罕见的图像资料，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和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也是关于中国社会鲜活的视觉记忆。
本文配图见中插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