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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乒乓球赛事中,我们常常看到中国乒乓球队所向披靡,囊括金牌,这当然令全体国人自豪。但是,当我们看到偌大一个体育馆稀稀落落地坐着很少的观众时,又替乒乓球运动的前途捏一把汗。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曾诚恳地提出,中国在高奏凯歌的同时,还有责任打开大门,输出优秀的教练和队员,帮助其他国家发展乒乓球运动。只有培育出一批能与中国队抗衡的优秀选手,营造一个百舸竞流的局面,才能更好地促进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也才能促使中国乒乓球队避免陷入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泥沼。
从体育运动联想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类似乒乓球运动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当然,政治与体育不能比拟,但倘能参考体育竞技发展的法则,对我们的政党建设无疑大有裨益。
想起了“鲶鱼效应”
众所周知,我国当前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这种制度的根本特征,江泽民同志曾用20个字作了精辟的概括,即“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句话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执政地位,强调了以共产党为首的多党派合作关系和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实质,“多党派合作”是“共产党领导”的基础,“多党派参政”是“共产党执政”的补充。
关于“多党派合作”,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长期共存”、其前提是“互相监督”,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必然导致事物走向衰亡。自然界有着与人类社会极为相似的一面。在美国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区,人们为了保护鹿把狼消灭了。鹿没有了天敌,无忧无虑,饱食终日。十几年后数量大增,但由于食物紧缺和安逸少动带来的体质羸弱而大批死亡。人们只好把狼再请进来,生存的需要使鹿不得不 “与狼共舞”,在与饿狼比体力、比意志的较量中日趋矫健灵活,恢复了勃勃生机。日本北海道的渔民捕鱼回来,靠岸时鱼却难以存活。后来有人在鱼仓中放进一两条凶猛的鲶鱼,鱼仓里的鱼为避免被凶猛的鲶鱼吃掉,不停地游动,大部分存活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
警醒作用使物种不断强化自身蓬勃向上的机能,从而避免堕落、不断进化。在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监督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激励机制。但必须看到,倘若监督主体不具备监督能力,监督机制就缺乏有效性。历史上不少封建帝王也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鼓励臣民勇于谏言,但由于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氛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殍”,谏言成了佞言,这样的史例比比皆是。各民主党派一天不成为敢于监督、能够监督的主体,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独角戏”的局面就一天不会改变。这不仅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
从“匠石运斤”的故事说起
有个“匠石运斤”的故事,说的是古代有两个要好的朋友,常在众人面前表演 “鼻尖削垩”的技艺:甲凭着超常的斧头功夫,操起锋利的斧头,手起斧落,削去乙鼻尖上那一块薄薄的白土。一个运斧如神,去白土而不伤毛发;一个镇定自若,闻斧声而不闪让。甲乙两人的成功合作,就是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更需要相互充分信任。
但光有互信远远不够,还必须存在一个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让各民主党派敢“诤”和能“诤”。
2000年12月召开的第19次全国统战会议明确提出,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是多党合作的一条重要原则。试想延安时代的李鼎铭先生,假如面对的不是宽松宽容的环境,他能向中共提出“精兵简政”的诤言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过巨大成绩,也走过弯路,今天党内仍然存在腐败现象,不能不说与缺乏良好的监督氛围有关。
敢“诤”之外还要能“诤”。目前各民主党派还相当不成熟,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与中共相提并论,作为参政党和党派监督的主体,其作用尚难以发挥,参政议政能力不能令人满意,在政治体制改革建言和党派监督方面还停留在低水平上,难有大的建树。如何让各民主党派高水平地参政、高质量地监督,成为执政党高水平的“诤友”,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针对当前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热情高涨但水平不高的状况,笔者认为,关键是让他们有知情权。对各民主党派具有专业水平的成员来说,知情才能更好地建言议政。现在不少民主党派人士感到参政议政的路子越走越窄,原因之一是不知情。建国初期,不少民主党派人士在国家一级政府机关身居正职、要职,这种现象已凤毛麟角。许多地方在配备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位时,往往有两个倾向:一是只能担任副职、闲职;二是喜欢“无(党派)知(知识分子)少(少数民族)妇(妇女)”,而对安排民主党派人士不感兴趣。必须看到,民主党派人士是代表政党参政而非代表个人,他们肩负着政党的重任,在政权中履行参政党的义务,体现“多党合作”的精神。这种高层次的参政,其参政和监督的力度,比只代表个人参政的行为要强得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一个“参加”(参加国家政权)三个“参与”(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度执行)。“参加”是“参与”的前提,缺少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就难以奏效。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多次提出,要坚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多让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这不啻是让更多具有高水平的“诤友”涌现的方略之一。有了这样的“诤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方针才能真正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党外监督机制才更完善更有效。有了与执政党真诚合作敢“诤”能“诤”的参政党,才会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执政党和令人不敢小觑的强大的中国。
(作者系民进广东省委员会教育工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