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于即将满100岁了。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百年歌声》節目的录制现场，当她出现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时，散发着一种气场——充满斗志的、呈现出旺盛生命力的气场。她双眼中的神采并不因岁月而黯淡，似乎有种穿越时空的力量传递着战士特有的敏锐与坚定。这气场贯穿采访始终，某些瞬间甚至令记者分不清谁更年轻。
　　唯一让人想起孟于年纪的，是她有些耳背，但思维和记忆力足以弥补这个小小的障碍。她回忆着延安、鲁艺，回忆着毛主席、冼星海，于是一些教科书上的名词变得生动起来。而更加生动的是她的歌声，仿佛是她语言的延伸，是生命的一部分，每当说到动情处，语言不足以表达感受时，她就要唱出来。
　　青春时代的烙印可能转瞬即逝，也可能永不磨灭。作为最早扮演“白毛女”的演员之一，孟于心中的火种是在延安种下的。

“曲线救国”去延安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孟于只有15岁，还是四川成都的一名中学生。本来不知道战争是什么的中国年轻人，被日本侵略者的炮声震醒了。
　　“自从日本鬼子打了进来，学校里就开始组织救亡宣传队。我和同学们学唱救亡歌曲、学演救亡戏剧，然后到茶馆里、公园里给老百姓做动员和宣传。”孟于对记者回忆道。当时成都大部分学校组建了宣传队，街头随处可见聚集的人群。每一次活动，都由老师、同学先进行演讲动员，然后表演节目、鼓舞大众。
　　在这种大环境中，抗日救国的思想深深扎根在孟于的内心。1938年底，班里七八个同学组织了一次读书会，秘密邀请了一位从延安来的青年，给大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
　　“我们得知延安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大家都积极学习，全力以赴地抗日，心中很是向往。”孟于说。在那次读书会上，她第一次听到了《延安颂》这首歌。
　　当时国统区的人如果接触、学习马列主义，是要被抓起来的，很多救亡团体因为政治原因被国民党政府取缔了。孟于想找一个既能学习又能抗日的地方，延安成了她最想去的革命圣地，但是家里人不同意，甚至限制她的自由，这激起了孟于的反抗心理，也更加坚定了她去延安的决心。
　　1939年，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成都招生。这所学校是阎锡山建立的，地点在宜川，离延安非常近。孟于决定“曲线救国”，先报考民族革命大学，到宜川再想办法去延安。
　　就这样，孟于考上了民族革命大学。在学校里短暂地待了一段时间后，她身边的同学已经有18人去了延安。这让孟于更按捺不住了，在和另外两名同学商量后，三人决定一起走。
　　“我们买了一个大锅盔做干粮，还买了一大块咸菜、一个指南针、一盒火柴。带着这四样东西，我们就从学校后山出发了。”孟于回忆道。
　　在途中，一个打柴的老乡给三人指了路。“老乡说，我知道你们是到那边（延安）去的。他还折了几根棍子给我们防身，叮嘱说，如果有东西趴在你们背上，千万不要回头，那是狼，一回头它就咬在你们咽喉上。”
　　三人一听有点害怕，于是互相鼓励说，参加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狼吗？结果真的在路上两次碰见了狼，幸好都离得比较远，三人原地不动，眼看着狼走过去了。等翻过山后，延安已经近在咫尺了。

震撼的500人《黄河大合唱》

　　一到延安，气氛就截然不同了。路旁到处贴着标语——“欢迎同志们”“欢迎到延安来”“有什么需求请到×旅社”……孟于和同学顺着标语找到了地方，发现旅社里住着很多年轻人，都是刚到延安还没分配去处的。
　　“负责接待的同志问我们，你们都想去哪里学习啊？我们三个人想法各不相同：一个想学马列主义，于是去了陕北公学;一个想上前线，于是进了抗大;我则上了中国女子大学。”孟于说。

　　延安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每天有老师讲课，孟于学习到了最先进的思想，包括如何像苏联一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相对的，是延安的艰苦条件：早晨没有洗脸水、漱口水，连白开水都很少，要到延河边去洗漱。冬天的时候，大家就在河面上凿一个洞，从洞里舀水用，洗漱完了就开始唱歌。
　　“延安的早晨是歌声的海洋。我们几十个人在河边，那边的人唱‘风在吼，马在叫’，这边的人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孟于沉浸在回忆中，“大家一直唱啊唱，直到早上7点半，集合号响了，要吃饭了，这才散去。”
　　吃饭基本上是有什么吃什么，玉米面比较多，土豆都很少，肉、蛋就更别提了。但孟于觉得精神上很愉快。延安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有人都是积极向上的，人情味很浓。这种革命大家庭的感觉是她之前在大后方感受不到的，也令她特别感动。 　　“我每天都有收获，能知道很多事情。老师讲课都很好，懂很多道理，告诉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与国民党的区别、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等等。”
　　孟于在延安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就是500人齐唱《黄河大合唱》，由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出地点是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
　　演出之前的第一次集体排练给孟于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唱到《黄水谣》的“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时，有个年轻同志笑着唱“一片凄凉”。冼星海马上中止了排练，说：“小同志，你刚才怎么还笑呢？这歌词的意思你懂不懂？”
　　小同志一下子傻了，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冼星海解释道：“这四句讲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打日本，为什么要把日本赶出去。它欺负我们中国人，占领我们的土地、杀我们的人，你应该带着国仇家恨去唱。作为文艺工作者，歌曲不仅仅要唱出来，更要反映我们内心要表达的思想，要把情感融入你的演唱中。”
　　孟于听了深受震撼，她以前唱歌时从来没有想得这么深。“这是音乐给我的启示，也是星海同志给我的启示。”
　　演出当天，堪称延安的一大盛事。500人一起上台，因为没有一层层的站台，所有人只能挤着站，分成四个声部。后来舞台上站不下了，有些同志就站在礼堂外，把窗户打开，看着指挥唱。
　　冼星海在台下搭了两张桌子，自己站在桌子上指挥。乐队只有几把小提琴以及笛子、三弦、二胡，一件低音乐器都没有，于是就把一个汽油铁桶改造了一下，安上长把，再安上两根弦，终于拉出了低音。
　　条件简陋，效果却极其震撼。500人的歌声响彻夜空，在山谷里回响。演出完毕，台下掌声雷动。一些同志跑上台，抱着冼星海高喊：“太感人了！”“伟大的作品！”
　　孟于当时就站在台上第一排，这个场面深深镌刻在她的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

“你们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到大鲁艺去”

　　冼星海对孟于的影响不止于《黄河大合唱》。在发现了孟于的歌唱天赋后，他鼓励她报考了鲁迅艺术学院。孟于不负所望，不仅成为鲁艺的优秀学员，还成为歌剧《白毛女》最早的演唱者之一。
　　孟于对记者回忆，1942年，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阐明了革命文艺要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文艺座谈会之前，我们在鲁艺主要是学习音乐理论。毛主席在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后，专程到鲁艺来讲课。他说：‘你们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到大鲁艺去，大鲁艺就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
　　之后，鲁艺的学员们开始深入群众生活，学习陕北民歌、秦腔、秧歌、腰鼓等民间艺术。那段时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很多优秀作品，《白毛女》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中诞生的。

　　这部歌剧的主角“喜儿”，最初的扮演者一共有三位，分别是林白、王昆和孟于，演出时间是1945年。孟于回忆：“当时抗战已经胜利了，鲁艺成立了两个文艺工作团，一个去东北演出，一个去华北演出。我是华北文艺工作团的成员，由艾青同志率领。就是这期间，上级通知我出演《白毛女》。”
　　起初，孟于觉得这么大的戏，以自己的能力演不了。领导鼓励她说：“你能行，绝对没问题。”
　　在鲁艺，孟于的高音很出色，每天练声到高音C、高音D，全是美声唱法。但另一方面，《白毛女》讲的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深仇大恨，如何将美声唱法与中国本土文化、本土语言相结合，是非常考验表演者水平的一件事。
　　“我没体验过农村生活，刚开始演喜儿时，总觉得吃力。”孟于说，直到她在基层参加了一次诉苦大会，听到一位大嫂讲述了自己在给地主家送东西的时候，被地主儿子强奸的悲惨经历。
　　“她在会上诉苦，我也流下了眼泪。后来每次参加土改，都会听到这样的事情。我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再演《白毛女》就哭得出来，也恨得起来了。”
　　采访中，孟于给记者清唱了喜儿伤心欲绝的一段词：“大叔大婶救救我，死也不进黄家门，死跟爹爹一块死，活跟大婶在一起，大叔大婶救救我，雷打火烧不分离。”饱满的情绪、融合了民族风格的唱腔，字字血泪，即使时隔70多年，依然有着令人潸然泪下的感染力。
　　“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我学了几十首陕北民歌。喜儿的唱腔就融入了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秦腔等民间戏曲。唱歌不是光有嗓子就行的，如果没有内在感情，是打动不了观众的。”孟于说，一次部队打了胜仗后，演出团的领导给演员们读上级发来的贺信，表扬《白毛女》啟发了战士们的阶级觉悟，“让刺刀尖上带着文化”。

“《北风那个吹》是在我油灯下写出来的”

　　在延安，孟于见过毛主席两次。一次是“三八”妇女节，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国女子大学来慰问。“毛主席在观看完我们的表演后说，妇女是抗战的主力之一，你们要好好学习，为抗战服务。”
　　第二次见面是在鲁艺的时候，爱国华侨陈嘉庚到延安访问，毛主席作陪，孟于和同学们再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我们唱完后，毛主席连说了三个好。陈嘉庚也很感动，说他从未听过这么鼓舞人心的合唱。”
　　回想当年的一幕幕，孟于感慨万千。无论是《黄河大合唱》还是《白毛女》，都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没有受到任何物质利益的影响，却成为不朽的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延安那时没有电灯。有一天晚上，《白毛女》的创作者之一、作曲家张鲁来找我，说他正在为《白毛女》写曲子，刚有点灵感，油灯就没油了，‘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油？’”
　　孟于就让张鲁在自己的住处点着油灯写，等了一个多小时，张鲁终于写完了。两人马上开始试唱，这段曲子就是传唱至今的《北风那个吹》。
　　“大家今天非常熟悉的一些唱段，创作者当年前前后后写了20多稿，反反复复地打磨。”孟于说，“我希望今天的文艺工作者能继承这种精神。现在很多演唱者嗓子好、有技巧，但往往缺乏感情，一些内在的东西表达不出来。艺术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是要与群众相结合的，这需要创作者深入地体验生活。”
　　孟于
　　1922年出生，四川成都人。1939年赴延安，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毕业于鲁艺音乐系，曾出演《白毛女》《血泪仇》等歌剧。历任中央歌舞团独唱演员、副团长等职，198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