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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传统产业的国企高杠杆举债经营，出现大面积付息逾期，才造成金融泡沫的不断增加，培养了商业银行“拆东墙，补西墙”的经营惯例。如果不加以遏制，风险近在眼前
“浦发银行对于成都分行发生的违规发放贷款案件深感愧疚；对于监管部门的查处表示坚决支持和接受。”1月29日，浦发银行总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此前，1月1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银监会”） 公告披露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掩盖不良贷款，通过编造虚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權审批等手法，违规办理信贷、同业、理财、信用证等业务，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不良贷款。
为此，银监会开出的罚单是：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罚款4.62亿元；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原行长、2名副行长、1名部门负责人和1名支行行长分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警告及罚款；给予成都分行原行长开除、2位原副行长分别降级和记大过处分；对195名分行中层及以下责任人员内部问责。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论称，“浦发案完全违背了银行信贷业务规章制度和关于审慎经营、内部控制的监管规则，情节严重，行为恶劣，前所未有。”
对于浦发案的处理结果，有舆论质疑：相关责任人为何只受行政处罚？其背后是否还隐藏了腐败行为？
银监会开出的处罚文件历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三宗罪：“其一，内控严重失效。该分行多年来采用违规手段发放贷款，银行内控体系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其二，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的超高速发展。该分行采取弄虚作假、炮制业绩的不当手段，粉饰报表、虚增利润，过度追求分行业绩考核在总行的排名；其三，合规意识淡薄。为达到绕开总行授权限制、规避监管的目的，该分行化整为零，批量造假，以表面形式的合规掩盖重大违规。”
由此，银监会将此案定性为：“这是一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的造假案件，银监会涉案金额巨大，手段隐蔽，性质恶劣，教训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曾遭到过处罚。2015年10月，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因贷款风险分类不及时、不准确，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四川省银监局责令成都分行立即改正，并处以40万元罚款。
2016年下半年，浦发银行重新调整成都分行高层，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王兵卸任，转任高级专家，成都分行行长一职由原昆明分行行长李卫星接任。
2017年4月5日，有媒体报道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唐铭杨、罗山东、何文军、杨凤鸣四人实际控制的七个企业集团注册的2010个壳公司违规授信1655笔，合计1600亿元，并显现风险865 亿元，严重违反银行从业规范，掩盖不良贷款事实。4月7日，浦发银行总行公布人事任免信息：因到龄退休，免去王兵高级专家职务，同时空降多位总行干部至成都分行任职。
10个月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才受到了银监会的处罚。
针对此次成都分行的违规行为，浦发银行总行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做出反思称：“暴露出成都分行此前内控严重失效、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的超高速发展、合规意识淡薄。同时也反映出我行在内部控制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方面还存在漏洞和不足，对分行长期不良贷款为零等异常情况失察、考核激励机制不当、轮岗制度执行不力、对监管部门提示的风险重视不够等问题。”
作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前行长，王兵被视为“浦发案”的始作俑者，在银监会公开的违规处罚文件中，王兵作为直接责任人被“终身禁业”。
王兵自24岁进入银行业以来，从业37年，从普通干部做到中国工商银行四川分行副行长，并于2002年3月出任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从零开始组建分行新一任领导班子。
从工商银行到浦发银行仅一年多时间，在这位“有激情、有野心、为人低调、嗜好抽烟、爱读毛选”的分行行长带领下，成都分行实现存款余额近70亿元，利润近8000万元，人均创利约100万元，没有出现一笔“关注及以下”级别的不良贷款。
不仅如此，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连续四年被四川省银监局评为内控监管“优秀”单位，并创造连续六年无欠息、无逾期、无垫款的佳绩，该项业绩在总行和监管部门综合考评中，长期名列前茅，为此王兵被邀请在四川省政府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作为股份制银行代表进行发言。
2009年，王兵当选为第九届四川十大财经风云人物。
据知情人士分析，王兵治下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此前之所以有如此耀眼的成绩，很大程度来源于对传统产业的扶持。
以钢铁业为例，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成立后不久，由于钢铁产业处于衰退期，大量商业银行纷纷降低钢铁板块所属公司的信用估值。但是，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反其道行之，一口气向四川境内钢铁企业贷款近6亿元，这使成都分行一度成为四川省境内最大的钢铁业债主。
贷款信息一经披露，诸多银行从业者均认为成都分行“过于激进”的行为会导致不良贷款率直线攀升。但出人意料的是，不到半年时间，钢铁价格迅速反弹，成都分行获得了巨额收益。
浦发银行市场部经理赵诚（化名）对王兵的经营手段进行了总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兵在任期间，有两方面的工作极为出色，一是王兵敢于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预判。在王兵精准的分析下，成都分行成功赶上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一波形势，赚得盆满钵满；二是王兵对市场行情信息的把控极为严苛和精准。据传，王兵曾经深入矿井，测量铁矿矿藏的厚度和深度，以此获得第一手精准的产业信息。 截至2009年12月，也就是王兵上任第六年，浦发银行公开数据显示，成都分行的存、贷款余额分别为521亿元、379亿元，贷款利息回收率100%，总利润8.06亿元，分行人均利润232万元；截至2012年末，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资产总额为1072.49亿元，其中存、贷款余额分别为959.51亿元和604.28亿元，超过了彼时的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和民生银行。
王兵选择贷款项目具备长线思维，为了控制非系统性风险，成都分行进一步将水电、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设定为支柱和基础项目，目的是实现投资产业的固定资产保值增值，同时维持现金流稳定。
“王兵的投资思路独辟蹊径且卓有成效，但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同地区宏观形势紧密相关。通过银行家操盘，最多能够将非系统性风险降至最低，但是受宏观形势影响的系统性风险是无法排除的，这是成都地区呆账、坏账泛滥的根本原因。”赵诚分析认为，受宏观经济影响，若地域经济发展受阻，传统产能过剩，不良贷款率自然会快速攀升。
四川省所属的西部地区是不良贷款重灾区。浦发银行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西部地区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大增133%至89.34亿元，该地区营业利润则下滑199%至-30亿元，是浦发银行唯一一个营业利润为负数的地区分部。
以传统产业为例，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曾对2016年之前的传统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描述，“受实体经济去产能、房地产去泡沫等因素影响，各类隐性的风险正在加速暴露，在此背景下，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的投资回报降低甚至出现大规模亏损，企业偿债压力加大，债务违约风险上升。”
在2015年财报中，中国工商银行披露了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批发业等传统产业带来的巨大风险；同年，中国农业银行大幅减少对钢铁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贷款额度，中国银行也同时将原有准备投资于传统产业的资金转移到医疗和高科技电子行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发放贷款的时候，这些企业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前几年经济形势调整，一些钢铁、煤炭企业出现了还款上的困难，如果逾期，这些贷款就要被归入到‘关注类’，成为不良贷款。这样会影响分行的考核，如果不良率高于某个水平，业绩排位就靠后，绩效考核就会不达标。”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专注于传统产业的投资套路最终带来了债务风险压力，巨额呆账、坏账出现。为了粉饰急速增加的不良贷款，成都分行走上了依靠技术掩盖不良贷款的道路。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通过是发放新贷款，把旧贷款还上。但是，旧企业信用不达标，达不到准入门槛，成都分行就使用一种迂回的办法，通过注册大量空壳公司，后为空壳公司贷款，再迂回地把贷款还上，从而把不良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曾刚如此分析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套路。
赵诚对商业银行掩盖不良贷款常用的三种技术手段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一种方式是，如果A企业上期利息没有按时归还，银行将在当期继续向A企业贷款，之后收回该款项，以冲销A企业的上期不良贷款。
第二种方式是：如果A企业上期利息没有按时归还，银行将私自向没有任何资产和主营业务的空壳公司贷款，同时指示该空壳公司贷款给A企业，之后从A企业收回该笔款项，以冲销A企业的上期不良贷款。
第三种方式是：A企业欠息后，银行撮合B企业收购A企业，股权过户后，A企业的债务由B企业承担。之后，银行向B企业贷款，然后收回，以冲销A企业的上期不良贷款。
“这三种冲销不良贷款的方式，尤其以第二种最为普遍。而浦发银行就是因为使用第二种方式，向没有权限的空壳公司违规授信，最终因数额巨大而遭受处罚。”赵诚透露，诸多商业银行地方分行每隔三个月均会调派各部门工作人员参与为期一个月的“倒贷”工作。所谓的“倒贷”，就是通过前述技术手段冲销不良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逾期三个月的贷款，就会被归入不良贷款，因此这样的“倒贷”工作，每三个月就要进行一次。
一位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倒贷’是银行惯例，和‘飞单’一样普遍，大量的违规操作在商业银行内部不断被重复，就像学生作弊一样。而所有的监考老师都知道学生作弊，但是只有风声紧的时候会抓几个典型。一般学生考试作弊，往往是本人只有40分的水平，抄个60分勉强及格万岁。王兵的成都分行后期只能打个20分，还每次非要作弊得满分。常年不良贷款为零，这可能吗？因此也得罪了大量的同行，不抓他当典型都难。”
除此以外，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还私自将授信额度进行分拆，以逃避总行的管理。曾刚分析指出，“浦发银行总行对授信额度是控制的，超过一定限额要报总行审批。为了逃避管理，成都分行私拆授信，将授信控制在分行权限当中。”
前述业内知情人士也分析认为，李卫星接任成都分行行长一职，见到了上百亿的不良贷款、欺上瞒下的经营风格后，必须做出选择，到底是继续“背锅”，帮助王兵掩盖大量的不良贷款，还是直接告发，重新开始？
“这个选择并不难，因为王兵连年保持账面上的不良贷款为零，如果李卫星上任后，成都分行出现了不良贷款，一定会因工作不力受到总行批评甚至处罚。最重要的一点是，几百亿的不良资产总行内部人士并非不知情，与其让不良贷款的雪球越滚越大，不如就此打住。”这位知情人士说。
他还分析认为，浦发银行违规授信775亿元被曝光极有可能源于空降高管们的主动“告密”。这些高管人员并未融入王兵利益圈中，同地方各大企业均无利益往来，通过将成都分行千万元不良贷款公之于众，一来不受到关联处罚，二来避免了背负前任黑锅的风险。
浦发案发生后，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如此巨大的不良贷款，总行的内部审计部门为何完全失控？为何浦发案潜伏期如此漫长？为何浦发案在积累了上百亿的不良贷款后才案发？银行业监管部门、浦发银行总行审计部门、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是否合规履职？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倒贷”早年是商业银行各总行和地方银监局默许的行为，在监管相对宽松的时候，即使发现违规行为，也只给予宽松处罚，目的是起到风险提示作用，比如2015年四川银监局针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处罚，实质就是一种警告。
“除了各个商业银行总行和地方银监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外，如果不良贷款涉及中央企业或者地方大型国企，地方政府会直接要求银行将不良贷款冲销，从而为地方政府保全脸面。”这位业内人士说，正是因为有商业银行总行、地方银监局和地方政府的默许，大量的不良资产才被掩盖。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4%，连续第四个季度环比持平，资产压力得到控制。
赵诚认为，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被无形压低是银行业内公认的事实，“中国的不良贷款率现在连2%都不到，这是不正常的，如果只有2%，还用大张旗鼓降杠杆？事实上，正因为涉及传统产业的国企高杠杆举债经营，出现大面积付息逾期，才造成金融泡沫的不断增加，培养了商业银行‘拆东墙，补西墙’的经营惯例。如果不加以遏制，危机近在眼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中国银行业监管总体不断趋严。从中央政府层面看，从2017年开始，中央召开了诸多涉及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控方面的会议，从宏观层面进行指导。从微观层面看，罚单数量和罚款金额在不断增加。“2017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新的监管措施，过去有些活动缺失监管的，现在被列入了监管范畴，过去有些行为的处罚相对较轻的，现在的处罚加重了。最近大量的文件出台，就是针对当前金融风险事件和违法违规乱象的一种纠正。”
赵锡军認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作为第一责任人，应当接受处罚，但是问责对象不应当仅限于成都分行。“金融机构是第一责任人，所谓的合规经营，一方面应当安排专业人员开展业务，同时还应当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在浦发案中，金融机构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底下的分支机构多年违规违法开展业务、提供违规信贷，而它的风险控制、内部控制形同虚设，因此如果出现了违法违规行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应当作为第一责任人予以追究。与此同时，还应当追查第三方审计机构的责任，他们知情不报，也应当承担责任。”
“浦发银行对于成都分行发生的违规发放贷款案件深感愧疚；对于监管部门的查处表示坚决支持和接受。”1月29日，浦发银行总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此前，1月1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银监会”） 公告披露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掩盖不良贷款，通过编造虚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權审批等手法，违规办理信贷、同业、理财、信用证等业务，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不良贷款。
为此，银监会开出的罚单是：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罚款4.62亿元；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原行长、2名副行长、1名部门负责人和1名支行行长分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警告及罚款；给予成都分行原行长开除、2位原副行长分别降级和记大过处分；对195名分行中层及以下责任人员内部问责。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论称，“浦发案完全违背了银行信贷业务规章制度和关于审慎经营、内部控制的监管规则，情节严重，行为恶劣，前所未有。”
对于浦发案的处理结果，有舆论质疑：相关责任人为何只受行政处罚？其背后是否还隐藏了腐败行为？
曾遭处罚
银监会开出的处罚文件历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三宗罪：“其一，内控严重失效。该分行多年来采用违规手段发放贷款，银行内控体系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其二，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的超高速发展。该分行采取弄虚作假、炮制业绩的不当手段，粉饰报表、虚增利润，过度追求分行业绩考核在总行的排名；其三，合规意识淡薄。为达到绕开总行授权限制、规避监管的目的，该分行化整为零，批量造假，以表面形式的合规掩盖重大违规。”
由此，银监会将此案定性为：“这是一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的造假案件，银监会涉案金额巨大，手段隐蔽，性质恶劣，教训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曾遭到过处罚。2015年10月，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因贷款风险分类不及时、不准确，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四川省银监局责令成都分行立即改正，并处以40万元罚款。
2016年下半年，浦发银行重新调整成都分行高层，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王兵卸任，转任高级专家，成都分行行长一职由原昆明分行行长李卫星接任。
2017年4月5日，有媒体报道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唐铭杨、罗山东、何文军、杨凤鸣四人实际控制的七个企业集团注册的2010个壳公司违规授信1655笔，合计1600亿元，并显现风险865 亿元，严重违反银行从业规范，掩盖不良贷款事实。4月7日，浦发银行总行公布人事任免信息：因到龄退休，免去王兵高级专家职务，同时空降多位总行干部至成都分行任职。
10个月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才受到了银监会的处罚。
针对此次成都分行的违规行为，浦发银行总行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做出反思称：“暴露出成都分行此前内控严重失效、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的超高速发展、合规意识淡薄。同时也反映出我行在内部控制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方面还存在漏洞和不足，对分行长期不良贷款为零等异常情况失察、考核激励机制不当、轮岗制度执行不力、对监管部门提示的风险重视不够等问题。”
以新贷还旧贷
作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前行长，王兵被视为“浦发案”的始作俑者，在银监会公开的违规处罚文件中，王兵作为直接责任人被“终身禁业”。
王兵自24岁进入银行业以来，从业37年，从普通干部做到中国工商银行四川分行副行长，并于2002年3月出任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从零开始组建分行新一任领导班子。
从工商银行到浦发银行仅一年多时间，在这位“有激情、有野心、为人低调、嗜好抽烟、爱读毛选”的分行行长带领下，成都分行实现存款余额近70亿元，利润近8000万元，人均创利约100万元，没有出现一笔“关注及以下”级别的不良贷款。
不仅如此，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连续四年被四川省银监局评为内控监管“优秀”单位，并创造连续六年无欠息、无逾期、无垫款的佳绩，该项业绩在总行和监管部门综合考评中，长期名列前茅，为此王兵被邀请在四川省政府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作为股份制银行代表进行发言。
2009年，王兵当选为第九届四川十大财经风云人物。
据知情人士分析，王兵治下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此前之所以有如此耀眼的成绩，很大程度来源于对传统产业的扶持。
以钢铁业为例，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成立后不久，由于钢铁产业处于衰退期，大量商业银行纷纷降低钢铁板块所属公司的信用估值。但是，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反其道行之，一口气向四川境内钢铁企业贷款近6亿元，这使成都分行一度成为四川省境内最大的钢铁业债主。
贷款信息一经披露，诸多银行从业者均认为成都分行“过于激进”的行为会导致不良贷款率直线攀升。但出人意料的是，不到半年时间，钢铁价格迅速反弹，成都分行获得了巨额收益。
浦发银行市场部经理赵诚（化名）对王兵的经营手段进行了总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兵在任期间，有两方面的工作极为出色，一是王兵敢于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预判。在王兵精准的分析下，成都分行成功赶上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一波形势，赚得盆满钵满；二是王兵对市场行情信息的把控极为严苛和精准。据传，王兵曾经深入矿井，测量铁矿矿藏的厚度和深度，以此获得第一手精准的产业信息。 截至2009年12月，也就是王兵上任第六年，浦发银行公开数据显示，成都分行的存、贷款余额分别为521亿元、379亿元，贷款利息回收率100%，总利润8.06亿元，分行人均利润232万元；截至2012年末，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资产总额为1072.49亿元，其中存、贷款余额分别为959.51亿元和604.28亿元，超过了彼时的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和民生银行。
王兵选择贷款项目具备长线思维，为了控制非系统性风险，成都分行进一步将水电、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设定为支柱和基础项目，目的是实现投资产业的固定资产保值增值，同时维持现金流稳定。
“王兵的投资思路独辟蹊径且卓有成效，但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同地区宏观形势紧密相关。通过银行家操盘，最多能够将非系统性风险降至最低，但是受宏观形势影响的系统性风险是无法排除的，这是成都地区呆账、坏账泛滥的根本原因。”赵诚分析认为，受宏观经济影响，若地域经济发展受阻，传统产能过剩，不良贷款率自然会快速攀升。
四川省所属的西部地区是不良贷款重灾区。浦发银行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西部地区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大增133%至89.34亿元，该地区营业利润则下滑199%至-30亿元，是浦发银行唯一一个营业利润为负数的地区分部。
以传统产业为例，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曾对2016年之前的传统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描述，“受实体经济去产能、房地产去泡沫等因素影响，各类隐性的风险正在加速暴露，在此背景下，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的投资回报降低甚至出现大规模亏损，企业偿债压力加大，债务违约风险上升。”
在2015年财报中，中国工商银行披露了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批发业等传统产业带来的巨大风险；同年，中国农业银行大幅减少对钢铁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贷款额度，中国银行也同时将原有准备投资于传统产业的资金转移到医疗和高科技电子行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发放贷款的时候，这些企业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前几年经济形势调整，一些钢铁、煤炭企业出现了还款上的困难，如果逾期，这些贷款就要被归入到‘关注类’，成为不良贷款。这样会影响分行的考核，如果不良率高于某个水平，业绩排位就靠后，绩效考核就会不达标。”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专注于传统产业的投资套路最终带来了债务风险压力，巨额呆账、坏账出现。为了粉饰急速增加的不良贷款，成都分行走上了依靠技术掩盖不良贷款的道路。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通过是发放新贷款，把旧贷款还上。但是，旧企业信用不达标，达不到准入门槛，成都分行就使用一种迂回的办法，通过注册大量空壳公司，后为空壳公司贷款，再迂回地把贷款还上，从而把不良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曾刚如此分析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套路。
违规授信
赵诚对商业银行掩盖不良贷款常用的三种技术手段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一种方式是，如果A企业上期利息没有按时归还，银行将在当期继续向A企业贷款，之后收回该款项，以冲销A企业的上期不良贷款。
第二种方式是：如果A企业上期利息没有按时归还，银行将私自向没有任何资产和主营业务的空壳公司贷款，同时指示该空壳公司贷款给A企业，之后从A企业收回该笔款项，以冲销A企业的上期不良贷款。
第三种方式是：A企业欠息后，银行撮合B企业收购A企业，股权过户后，A企业的债务由B企业承担。之后，银行向B企业贷款，然后收回，以冲销A企业的上期不良贷款。
“这三种冲销不良贷款的方式，尤其以第二种最为普遍。而浦发银行就是因为使用第二种方式，向没有权限的空壳公司违规授信，最终因数额巨大而遭受处罚。”赵诚透露，诸多商业银行地方分行每隔三个月均会调派各部门工作人员参与为期一个月的“倒贷”工作。所谓的“倒贷”，就是通过前述技术手段冲销不良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逾期三个月的贷款，就会被归入不良贷款，因此这样的“倒贷”工作，每三个月就要进行一次。
一位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倒贷’是银行惯例，和‘飞单’一样普遍，大量的违规操作在商业银行内部不断被重复，就像学生作弊一样。而所有的监考老师都知道学生作弊，但是只有风声紧的时候会抓几个典型。一般学生考试作弊，往往是本人只有40分的水平，抄个60分勉强及格万岁。王兵的成都分行后期只能打个20分，还每次非要作弊得满分。常年不良贷款为零，这可能吗？因此也得罪了大量的同行，不抓他当典型都难。”
除此以外，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还私自将授信额度进行分拆，以逃避总行的管理。曾刚分析指出，“浦发银行总行对授信额度是控制的，超过一定限额要报总行审批。为了逃避管理，成都分行私拆授信，将授信控制在分行权限当中。”
前述业内知情人士也分析认为，李卫星接任成都分行行长一职，见到了上百亿的不良贷款、欺上瞒下的经营风格后，必须做出选择，到底是继续“背锅”，帮助王兵掩盖大量的不良贷款，还是直接告发，重新开始？
“这个选择并不难，因为王兵连年保持账面上的不良贷款为零，如果李卫星上任后，成都分行出现了不良贷款，一定会因工作不力受到总行批评甚至处罚。最重要的一点是，几百亿的不良资产总行内部人士并非不知情，与其让不良贷款的雪球越滚越大，不如就此打住。”这位知情人士说。
他还分析认为，浦发银行违规授信775亿元被曝光极有可能源于空降高管们的主动“告密”。这些高管人员并未融入王兵利益圈中，同地方各大企业均无利益往来，通过将成都分行千万元不良贷款公之于众，一来不受到关联处罚，二来避免了背负前任黑锅的风险。
背后的风险
浦发案发生后，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如此巨大的不良贷款，总行的内部审计部门为何完全失控？为何浦发案潜伏期如此漫长？为何浦发案在积累了上百亿的不良贷款后才案发？银行业监管部门、浦发银行总行审计部门、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是否合规履职？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倒贷”早年是商业银行各总行和地方银监局默许的行为，在监管相对宽松的时候，即使发现违规行为，也只给予宽松处罚，目的是起到风险提示作用，比如2015年四川银监局针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处罚，实质就是一种警告。
“除了各个商业银行总行和地方银监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外，如果不良贷款涉及中央企业或者地方大型国企，地方政府会直接要求银行将不良贷款冲销，从而为地方政府保全脸面。”这位业内人士说，正是因为有商业银行总行、地方银监局和地方政府的默许，大量的不良资产才被掩盖。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4%，连续第四个季度环比持平，资产压力得到控制。
赵诚认为，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被无形压低是银行业内公认的事实，“中国的不良贷款率现在连2%都不到，这是不正常的，如果只有2%，还用大张旗鼓降杠杆？事实上，正因为涉及传统产业的国企高杠杆举债经营，出现大面积付息逾期，才造成金融泡沫的不断增加，培养了商业银行‘拆东墙，补西墙’的经营惯例。如果不加以遏制，危机近在眼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中国银行业监管总体不断趋严。从中央政府层面看，从2017年开始，中央召开了诸多涉及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控方面的会议，从宏观层面进行指导。从微观层面看，罚单数量和罚款金额在不断增加。“2017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新的监管措施，过去有些活动缺失监管的，现在被列入了监管范畴，过去有些行为的处罚相对较轻的，现在的处罚加重了。最近大量的文件出台，就是针对当前金融风险事件和违法违规乱象的一种纠正。”
赵锡军認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作为第一责任人，应当接受处罚，但是问责对象不应当仅限于成都分行。“金融机构是第一责任人，所谓的合规经营，一方面应当安排专业人员开展业务，同时还应当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在浦发案中，金融机构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底下的分支机构多年违规违法开展业务、提供违规信贷，而它的风险控制、内部控制形同虚设，因此如果出现了违法违规行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应当作为第一责任人予以追究。与此同时，还应当追查第三方审计机构的责任，他们知情不报，也应当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