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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的视角》一书从普罗大众的视角考察国家大型社会工程失败的原因，延续了斯科特一贯的底层政治的关怀。在斯科特看来，国家的简单化和清晰化、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国家、软弱的公民社会正是导致那些具有良好主观愿望的社会工程给民众带来灾难的原因。斯科特在书中过分强调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对立，在分析失败原因时陷入了国家—社会简单的二元对立。尽管如此，斯科特在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对研究中国历史仍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 极端现代主义 底层关怀
一、底层的关怀
作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C.斯科特先生在中国学术界可谓大名鼎鼎。其早期的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弱者的反抗》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必读书目，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从其书中得到启发。斯科特在其著作中所阐发的见解总是令人深思，其真知灼见为我们分析底层政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我们看得更远。斯科特教授的中译本的《国家的视角》在大陆出版，更是好评如潮，一时洛阳纸贵，荣登学术著作畅销榜。此书的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颇为诱人，那些事与愿违的大的项目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从未有一个学者如此集中地关注这个问题，斯科特捷足先得，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的反差吸引大家跟随他去思考、去探讨失败背后的逻辑。
《国家的视角》延续了斯科特一贯的底层政治的关怀。《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部有关农民问题的著作，它真正做到了从农民的视角考察东南亚农民的生存和反叛问题。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地区稳定、一致、冲突、斗争的历史画面。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有着自己的独特思考方式和对各种事件的逻辑处理方式，在他们的生存伦理中，始终遵循两个原则：“安全第一”和“回避风险”。作为“生存在同一共同体中”的农民之间始终遵循着“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对农民来说，生活的选择都是围绕生存而进行的，极力避免外界对其基本生存形成直接威胁的风险，各种有助于弥补家庭资源欠缺的社会风俗和习惯安排，决定农民的生存伦理和行动逻辑。斯科特指出，农民反叛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被剥夺了多少，而在于还剩下多少给他们，农民的反抗是基于一种生存伦理的反抗。在《弱者的反抗》中，斯科特指出，农民的反抗是一种“弱者的反抗”，如怠工、偷盗、说谎、破坏公物等，因为他们不可能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农民的反抗有公开的文本和隐藏的文本两种形式，而且他们有一套测试底线，什么样的剥削需要反抗，什么时候才能够反抗是有着计算的。可见，斯科特关注的是底层阶级的政治表达和地方性知识，其学术研究传达的是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
在《国家的视角》中，斯科特一反以前从农民角度出发而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他关注的不是底层农民的反抗，而是由国家亲自设计的具有良好意愿的大型社会工程为什么会事与愿违走向失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如斯科特在序言中所言：“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占主导地位的问题。”①从这些社会工程的参与者的角度来说，这些具有主观良好意愿的社会工程是失败的，但如果要追寻原因，那么必须从国家的视角出发。斯科特更像是一位冷眼旁观的智者，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评判国家治理的得失并向当政者建言献策，希冀国家制定政策时能够造福于民。在最后，斯科特很谨慎地提出如何避免失败的建议。斯科特尽管是从国家的视角总结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失败的原因的，但其落脚点仍然回到其一贯的底层政治的关怀——尊重地方性知识，实践性知识。
二、失败的逻辑
这些事与愿违的社会工程，为什么会被国家强有力地推行呢？斯科特站在国家的视角从四个方面对其做了解释。
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国家的简单化和清晰化。斯科特指出，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简单化是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国家要加强对统治对象的控制，必须对统治对象了如指掌。固定姓氏的创建，度量衡的标准化，土地调查和人口登记制度的建立，城市规划和运输系统的组织等完全不同的一些过程，其目的都在于清晰化和简单化。对自然世界的组织也是如此。科学林业和农业的设计、种植园的计划、集体农庄、乌贾玛村庄、战略村落等，所有这些目的都在于使它的疆域、产品和劳动力更清晰，因而更容易自上而下地加以控制。国家了解和控制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清晰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更清晰，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在此，斯科特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洞隐烛微，将纷繁复杂的日常现象与国家权力、国家控制联系起来，从一个角度证明了福柯的权力观。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的信心。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②斯科特认为，极端现代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自信，其本质规定是对科学和进步的强烈信念，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
“第三个因素是，国家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③在斯科特看来，如此的国家才有可能违反普通人的意愿实施这些大的社会工程。因为如此国家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作者坦言，在最早的手稿中还包括了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案例研究。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④在社会和国家的博弈中，软弱的公民社会缺乏抵制由国家推行的极端化社会工程计划项目的强大能力。 斯科特概括了这四种因素的结合如何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项目：总之，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国家权力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⑤
三、如何避免失败
斯科特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国家主导的大型社会工程的批评上，而是很谨慎地提出改进建议。“基于经验也可以得出几条法则，如果遵循它们，也可以使发展避免走向灾难。虽然我的目的并非要对发展实践做详细全程的改革，但这些法则肯定会包括与以下几点相似的内容”。⑥斯科特在行动层面提出几点建议：小步走，鼓励可逆性，为意外情况作计划，为意外情况作计划。
在理念层面，斯科特提出“米提斯”这个概念，并用较大篇幅阐释“米提斯”所具有的多层含义。在序言中，斯科特坦言这部著作应被看做对他所说的“米提斯”的赞颂。在此，斯科特借用希腊语的“米提斯”并赋予它新的含义。米提斯在英文中翻译为“狡猾的”或“狡猾的智能”，但是这个翻译无法公正地反映米提斯所包含的知识和技能，更广泛的理解是，米提斯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作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作者坦言，米提斯看来比任何其他的选择，像本土技术知识、民间智慧、实践技能、技术知识等能更好地传达他头脑中实践技能的意思。在斯科特看来，米提斯的深刻含义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通过分析，米提斯大致有这样几层含义：其一是其特殊性或曰地方性，“在具体条件下，了解如何与什么时候用这些经验规律是米提斯的本质”；其二是具有实践性，这种知识并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从实践中直接获得的；其三是具有开放性和变动性，这种知识处于不断发展中；其四是可塑性。斯科特认为，正是因为“米提斯”依赖特定的背景，具有不完整特征，使其具有渗透性，乐于接受新观念；其五是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米提斯”没有严格的逻辑，而是重视实践经验和随机的推理。在斯科特看来，米提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践中的问题。书中，斯科特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米提斯的重要性。忽视米提斯只会导致失败，这也是国家在制订社会工程计划应该考虑的问题。这又回到斯科特一贯的底层政治的关怀——尊重地方性知识，实践性知识。
四、本书的不足
在总结那些具有良好意愿的社会工程何以成为人类的灾难时，斯科特提出国家和软弱的公民社会的关系说。斯科特认为，国家都是一样简单的，基层社会都是一样复杂多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总是处于冲突中。尽管这种分析模式很吸引人，但是不得不说这是将复杂的社会简单化了，在这里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简单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曾经流行一时的学术范式，国家—社会二分法因其弊端重重现在已广受诟病。正如米格代尔认为，国家和社会不是截然分开的，很有可能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况，也许国家组成部分的某些力量会和社会组成部分的某些力量进行结盟，国家的内部组成之间有着很大的分裂，社会的内部有着很大的分裂，这些分裂的要素根据具体的情景形成了各种不同实力的联合，用“国家—社会”的二分法进行区分就显得单薄。本书的翻译者、社科院研究员王晓毅就指出：“我们看到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一些研究正在出现，一些研究发现国家和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是相互影响的，不仅存在着对立，也存在着合作与共谋。在这样的背景下，斯科特所讨论的如何避免项目失败的建议就显得很不够了。”⑦
过于强调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对立。斯科特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阐述米提斯这个概念，极力推崇地方性的、实践性的、技巧性的知识，与理论性的知识相对立，不免有经验主义的嫌疑。当人们要学会开车、驾船等活动时，不是从书本上学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学。把人类知识区分为“是什么”和“怎么做”是能成立的，但他一味强调两种知识的对立，强调米提斯优越于正规科学知识就很难成立。举例来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知识不但对于认识世界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改善人类生活也是有用的。斯科特没有看到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联系，并对二者采取一贬一褒的态度，这就不对了。只能这样理解，斯科特推崇米提斯源于他多年的人类学训练和田野调查强化出的知识偏见，源于他只是为了强调国家在作出一项社会规划时不应再忽视那些蕴藏于民间的多种多样的丰富的地方性实践知识。
五、余论
一部好的学术著作，不仅在于它解决了多少问题，还在于它所引发的对现有认知的富有启迪的思考。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导者的政府的应有作用是什么？如何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现代科学何以导致人类致命的自负？理性的现代化何以走向反面？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用斯科特的观点观照当代中国史，我们会豁然开朗，对历史事件的解读更深刻。斯科特在序言中说道：“我知道，我这里的一些结论也可以被推广到现代中国的一些时期（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和李森科主义的农业进步时期）。我将这些工作留给我的那些有才华的中国读者。”⑧当然，仅全人类历史在不断地演进，斯科特发现的问题却一直没有消除，全球一些国家导演各种巨大社会工程的神话还在不断地上演。如何克服这种理性的狂妄，答案还在探索中。
注释：
①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
②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
③⑧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
④⑤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
⑥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42.
⑦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59.
关键词：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 极端现代主义 底层关怀
一、底层的关怀
作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C.斯科特先生在中国学术界可谓大名鼎鼎。其早期的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弱者的反抗》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必读书目，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从其书中得到启发。斯科特在其著作中所阐发的见解总是令人深思，其真知灼见为我们分析底层政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我们看得更远。斯科特教授的中译本的《国家的视角》在大陆出版，更是好评如潮，一时洛阳纸贵，荣登学术著作畅销榜。此书的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颇为诱人，那些事与愿违的大的项目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从未有一个学者如此集中地关注这个问题，斯科特捷足先得，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的反差吸引大家跟随他去思考、去探讨失败背后的逻辑。
《国家的视角》延续了斯科特一贯的底层政治的关怀。《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部有关农民问题的著作，它真正做到了从农民的视角考察东南亚农民的生存和反叛问题。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地区稳定、一致、冲突、斗争的历史画面。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有着自己的独特思考方式和对各种事件的逻辑处理方式，在他们的生存伦理中，始终遵循两个原则：“安全第一”和“回避风险”。作为“生存在同一共同体中”的农民之间始终遵循着“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对农民来说，生活的选择都是围绕生存而进行的，极力避免外界对其基本生存形成直接威胁的风险，各种有助于弥补家庭资源欠缺的社会风俗和习惯安排，决定农民的生存伦理和行动逻辑。斯科特指出，农民反叛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被剥夺了多少，而在于还剩下多少给他们，农民的反抗是基于一种生存伦理的反抗。在《弱者的反抗》中，斯科特指出，农民的反抗是一种“弱者的反抗”，如怠工、偷盗、说谎、破坏公物等，因为他们不可能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农民的反抗有公开的文本和隐藏的文本两种形式，而且他们有一套测试底线，什么样的剥削需要反抗，什么时候才能够反抗是有着计算的。可见，斯科特关注的是底层阶级的政治表达和地方性知识，其学术研究传达的是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
在《国家的视角》中，斯科特一反以前从农民角度出发而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他关注的不是底层农民的反抗，而是由国家亲自设计的具有良好意愿的大型社会工程为什么会事与愿违走向失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如斯科特在序言中所言：“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占主导地位的问题。”①从这些社会工程的参与者的角度来说，这些具有主观良好意愿的社会工程是失败的，但如果要追寻原因，那么必须从国家的视角出发。斯科特更像是一位冷眼旁观的智者，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评判国家治理的得失并向当政者建言献策，希冀国家制定政策时能够造福于民。在最后，斯科特很谨慎地提出如何避免失败的建议。斯科特尽管是从国家的视角总结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失败的原因的，但其落脚点仍然回到其一贯的底层政治的关怀——尊重地方性知识，实践性知识。
二、失败的逻辑
这些事与愿违的社会工程，为什么会被国家强有力地推行呢？斯科特站在国家的视角从四个方面对其做了解释。
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国家的简单化和清晰化。斯科特指出，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简单化是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国家要加强对统治对象的控制，必须对统治对象了如指掌。固定姓氏的创建，度量衡的标准化，土地调查和人口登记制度的建立，城市规划和运输系统的组织等完全不同的一些过程，其目的都在于清晰化和简单化。对自然世界的组织也是如此。科学林业和农业的设计、种植园的计划、集体农庄、乌贾玛村庄、战略村落等，所有这些目的都在于使它的疆域、产品和劳动力更清晰，因而更容易自上而下地加以控制。国家了解和控制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清晰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更清晰，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在此，斯科特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洞隐烛微，将纷繁复杂的日常现象与国家权力、国家控制联系起来，从一个角度证明了福柯的权力观。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的信心。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②斯科特认为，极端现代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自信，其本质规定是对科学和进步的强烈信念，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
“第三个因素是，国家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③在斯科特看来，如此的国家才有可能违反普通人的意愿实施这些大的社会工程。因为如此国家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作者坦言，在最早的手稿中还包括了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案例研究。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④在社会和国家的博弈中，软弱的公民社会缺乏抵制由国家推行的极端化社会工程计划项目的强大能力。 斯科特概括了这四种因素的结合如何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项目：总之，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国家权力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⑤
三、如何避免失败
斯科特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国家主导的大型社会工程的批评上，而是很谨慎地提出改进建议。“基于经验也可以得出几条法则，如果遵循它们，也可以使发展避免走向灾难。虽然我的目的并非要对发展实践做详细全程的改革，但这些法则肯定会包括与以下几点相似的内容”。⑥斯科特在行动层面提出几点建议：小步走，鼓励可逆性，为意外情况作计划，为意外情况作计划。
在理念层面，斯科特提出“米提斯”这个概念，并用较大篇幅阐释“米提斯”所具有的多层含义。在序言中，斯科特坦言这部著作应被看做对他所说的“米提斯”的赞颂。在此，斯科特借用希腊语的“米提斯”并赋予它新的含义。米提斯在英文中翻译为“狡猾的”或“狡猾的智能”，但是这个翻译无法公正地反映米提斯所包含的知识和技能，更广泛的理解是，米提斯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作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作者坦言，米提斯看来比任何其他的选择，像本土技术知识、民间智慧、实践技能、技术知识等能更好地传达他头脑中实践技能的意思。在斯科特看来，米提斯的深刻含义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通过分析，米提斯大致有这样几层含义：其一是其特殊性或曰地方性，“在具体条件下，了解如何与什么时候用这些经验规律是米提斯的本质”；其二是具有实践性，这种知识并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从实践中直接获得的；其三是具有开放性和变动性，这种知识处于不断发展中；其四是可塑性。斯科特认为，正是因为“米提斯”依赖特定的背景，具有不完整特征，使其具有渗透性，乐于接受新观念；其五是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米提斯”没有严格的逻辑，而是重视实践经验和随机的推理。在斯科特看来，米提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践中的问题。书中，斯科特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米提斯的重要性。忽视米提斯只会导致失败，这也是国家在制订社会工程计划应该考虑的问题。这又回到斯科特一贯的底层政治的关怀——尊重地方性知识，实践性知识。
四、本书的不足
在总结那些具有良好意愿的社会工程何以成为人类的灾难时，斯科特提出国家和软弱的公民社会的关系说。斯科特认为，国家都是一样简单的，基层社会都是一样复杂多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总是处于冲突中。尽管这种分析模式很吸引人，但是不得不说这是将复杂的社会简单化了，在这里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简单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曾经流行一时的学术范式，国家—社会二分法因其弊端重重现在已广受诟病。正如米格代尔认为，国家和社会不是截然分开的，很有可能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况，也许国家组成部分的某些力量会和社会组成部分的某些力量进行结盟，国家的内部组成之间有着很大的分裂，社会的内部有着很大的分裂，这些分裂的要素根据具体的情景形成了各种不同实力的联合，用“国家—社会”的二分法进行区分就显得单薄。本书的翻译者、社科院研究员王晓毅就指出：“我们看到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一些研究正在出现，一些研究发现国家和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是相互影响的，不仅存在着对立，也存在着合作与共谋。在这样的背景下，斯科特所讨论的如何避免项目失败的建议就显得很不够了。”⑦
过于强调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对立。斯科特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阐述米提斯这个概念，极力推崇地方性的、实践性的、技巧性的知识，与理论性的知识相对立，不免有经验主义的嫌疑。当人们要学会开车、驾船等活动时，不是从书本上学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学。把人类知识区分为“是什么”和“怎么做”是能成立的，但他一味强调两种知识的对立，强调米提斯优越于正规科学知识就很难成立。举例来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知识不但对于认识世界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改善人类生活也是有用的。斯科特没有看到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联系，并对二者采取一贬一褒的态度，这就不对了。只能这样理解，斯科特推崇米提斯源于他多年的人类学训练和田野调查强化出的知识偏见，源于他只是为了强调国家在作出一项社会规划时不应再忽视那些蕴藏于民间的多种多样的丰富的地方性实践知识。
五、余论
一部好的学术著作，不仅在于它解决了多少问题，还在于它所引发的对现有认知的富有启迪的思考。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导者的政府的应有作用是什么？如何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现代科学何以导致人类致命的自负？理性的现代化何以走向反面？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用斯科特的观点观照当代中国史，我们会豁然开朗，对历史事件的解读更深刻。斯科特在序言中说道：“我知道，我这里的一些结论也可以被推广到现代中国的一些时期（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和李森科主义的农业进步时期）。我将这些工作留给我的那些有才华的中国读者。”⑧当然，仅全人类历史在不断地演进，斯科特发现的问题却一直没有消除，全球一些国家导演各种巨大社会工程的神话还在不断地上演。如何克服这种理性的狂妄，答案还在探索中。
注释：
①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
②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
③⑧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
④⑤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
⑥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42.
⑦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