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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的恢复是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提出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成立，共有中央纪委委员100名。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第一副书记王鹤寿。
这么多老同志进入中纪委
还是第一次
当选的100名中央纪委委员中，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第一书记陈云，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担任中央副主席。
第二书记邓颖超，1925年入党，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三书记胡耀邦，1933年入党，党的八届中央委员，1977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转任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常务书记黄克诚，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将军衔，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第一副书记王鹤寿，长期在白区工作，有着丰富的党的纪检工作经验，“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副书记中，还有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建国初期即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王从吾;1925年入党、建国初期任中共中央妇委第三书记的章蕴;参加过秋收起义、建国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张启龙等。
在常委和委员中，还有不少人引人注目。如帅孟奇，“文化大革命”前即为中央监委常委，当时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时，所谓的“叛徒”问题尚未正式改正;多吉才让，时年39岁，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李之琏，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这批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肩负历史重任的中央纪委委员，都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陈云力荐胡耀邦、王鹤寿
陈云担任恢复成立后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曾经在陈云领导下工作过的宋平说，陈云同志在党内可以说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很严，该开除的毫不含糊，犯了错误，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跟随陈云13年的秘书周太和说，有事情敢负责任，不犹豫，不推诿，更不顾及个人得失，这是陈云同志崇高党性的表现。
历史上，陈云就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33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成立时，陈云就是党务委员会的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期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新党员刘力功不服从党的分配，害怕艰苦的工作，受到了陈云的严厉批评。当刘力功达不到目的提出要退党时，陈云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开除了刘力功的党籍。此事在延安轰动一时。
对中央纪委的组成人选，陈云倾注了巨大心血。早在1978年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就中央纪委组成人选向华国锋和几位副主席报告后，就征求陈云的意见，并根据陈云的意见，对候选人名单作了调整。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王鹤寿担任中央纪委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也是陈云鼎力推荐的结果。陈云与胡耀邦以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等商量中央纪委委员人选时，反复提出要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最初表示，有什么工作交给他，他就办，不必兼任这个职务。但陈云一再提出，并要中央组织部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考虑决定。胡耀邦再向中央请求，不要兼任这个职务，也不赞成干部兼职过多，但最后胡耀邦还是服从中央决定，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陈云多次提出，王鹤寿有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原则性强。他6次被捕，对敌斗争坚决，由他担任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一建议得到胡耀邦的赞同。
当时，中央纪委办理信访的机构尚未建立，经与中组部协商，从1979年1月12日起，暂由中组部办公厅信访处指定几名同志和中央纪委两位同志负责专门处理写给中央纪委的来信。当时因为人手紧，加班加点看信都看不过来，无法普遍开展正式处理信件的工作，只能分别给来信人复个信，并处理一些重要信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纪委加快了选人调人的工作。第一次全会还在进行中，中央纪委就着手选人调人，1979年1月份开始，从中央机关80多个部、委、局和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机关及北京市机关推荐的干部名单中选借、选调，一些参加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的委员也被要求留在中央纪委工作，如刘丽英和汪文风。最初，他们都有顾虑，经过中央纪委领导做工作，最后他们都服从党组织决定，留在中央纪委做了专职委员。1月26日，中央纪委通过了《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根据规定，中央纪委当时设置了办公厅、研究室、纪律检查室、案件审理室、来信来访室几个办事机构。《规定》同时说明“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其他的室或小组”。中央纪委最初设立了三个组，由王鹤寿总负责。一组负责审查林彪集团罪行，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顺元负责。二组负责审查江青集团罪行，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启龙负责。三组负责审查康生、谢富治的罪行，由中央纪委副书记章蕴负责。
此时，中央纪委还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地点，中组部就把自己的办公楼腾出一部分作为中央纪委的办公地点。由于中央纪委大量调人，中组部办公楼三层放不下，中央纪委的一些机构就搬到其他地方租房子办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纪委的工作起步了。
这么多老同志进入中纪委
还是第一次
当选的100名中央纪委委员中，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第一书记陈云，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担任中央副主席。
第二书记邓颖超，1925年入党，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三书记胡耀邦，1933年入党，党的八届中央委员，1977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转任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常务书记黄克诚，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将军衔，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第一副书记王鹤寿，长期在白区工作，有着丰富的党的纪检工作经验，“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副书记中，还有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建国初期即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王从吾;1925年入党、建国初期任中共中央妇委第三书记的章蕴;参加过秋收起义、建国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张启龙等。
在常委和委员中，还有不少人引人注目。如帅孟奇，“文化大革命”前即为中央监委常委，当时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时，所谓的“叛徒”问题尚未正式改正;多吉才让，时年39岁，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李之琏，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这批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肩负历史重任的中央纪委委员，都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陈云力荐胡耀邦、王鹤寿
陈云担任恢复成立后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曾经在陈云领导下工作过的宋平说，陈云同志在党内可以说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很严，该开除的毫不含糊，犯了错误，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跟随陈云13年的秘书周太和说，有事情敢负责任，不犹豫，不推诿，更不顾及个人得失，这是陈云同志崇高党性的表现。
历史上，陈云就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33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成立时，陈云就是党务委员会的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期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新党员刘力功不服从党的分配，害怕艰苦的工作，受到了陈云的严厉批评。当刘力功达不到目的提出要退党时，陈云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开除了刘力功的党籍。此事在延安轰动一时。
对中央纪委的组成人选，陈云倾注了巨大心血。早在1978年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就中央纪委组成人选向华国锋和几位副主席报告后，就征求陈云的意见，并根据陈云的意见，对候选人名单作了调整。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王鹤寿担任中央纪委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也是陈云鼎力推荐的结果。陈云与胡耀邦以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等商量中央纪委委员人选时，反复提出要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最初表示，有什么工作交给他，他就办，不必兼任这个职务。但陈云一再提出，并要中央组织部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考虑决定。胡耀邦再向中央请求，不要兼任这个职务，也不赞成干部兼职过多，但最后胡耀邦还是服从中央决定，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陈云多次提出，王鹤寿有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原则性强。他6次被捕，对敌斗争坚决，由他担任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一建议得到胡耀邦的赞同。
当时，中央纪委办理信访的机构尚未建立，经与中组部协商，从1979年1月12日起，暂由中组部办公厅信访处指定几名同志和中央纪委两位同志负责专门处理写给中央纪委的来信。当时因为人手紧，加班加点看信都看不过来，无法普遍开展正式处理信件的工作，只能分别给来信人复个信，并处理一些重要信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纪委加快了选人调人的工作。第一次全会还在进行中，中央纪委就着手选人调人，1979年1月份开始，从中央机关80多个部、委、局和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机关及北京市机关推荐的干部名单中选借、选调，一些参加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的委员也被要求留在中央纪委工作，如刘丽英和汪文风。最初，他们都有顾虑，经过中央纪委领导做工作，最后他们都服从党组织决定，留在中央纪委做了专职委员。1月26日，中央纪委通过了《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根据规定，中央纪委当时设置了办公厅、研究室、纪律检查室、案件审理室、来信来访室几个办事机构。《规定》同时说明“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其他的室或小组”。中央纪委最初设立了三个组，由王鹤寿总负责。一组负责审查林彪集团罪行，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顺元负责。二组负责审查江青集团罪行，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启龙负责。三组负责审查康生、谢富治的罪行，由中央纪委副书记章蕴负责。
此时，中央纪委还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地点，中组部就把自己的办公楼腾出一部分作为中央纪委的办公地点。由于中央纪委大量调人，中组部办公楼三层放不下，中央纪委的一些机构就搬到其他地方租房子办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纪委的工作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