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施巴赫的人们对于1945年4月14日都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正午时分，美国人打西边过来了。来了两辆坦克和几队步兵，都是全副武装的样子。他们当时还是孩子，当美国兵到来的时候，他们都在地里帮忙。他们记得，美国军队里有个男人，皮肤颜色很深，还给他们分发了口香糖。
　　阿施巴赫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弗兰肯地区的一个村庄，在那个时候，居民不过数百。这里还有一座城堡，属于贵族伯尔尼茨家族。事实上，这座爬满葡萄藤蔓的城堡，跟附近的一个湖以及数百顷森林，都是伯尔尼茨的家族产业。美国人相信，在这些家族产业之间，藏着被纳粹偷窃掠夺的艺术珍品。
　　美国军队里有个特别小组，专门处理这方面的事务，称之为“古迹卫士”（Monuments Men）。5月，“古迹卫士”在城堡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仓库，里面有大量的画作和雕像，包括汉堡博物馆和卡塞尔一家画廊的藏品；据说，这些艺术品被特地送来这里，是为了让它们避开盟军轰炸。几天之后，他们又发现了好几间屋子，里面满是画作、挂毯、雕塑和珍贵的家具，而根据档案记载，这些东西隶属于两个臭名昭著的德国画商：卡尔·哈勃斯托克和希尔德布兰特·古尔利特。
　　哈勃斯托克本来就在战略服务办公室（OSS，CIA的前身）的通缉名单之上，一开始，美国人对他的兴趣更大。哈勃斯托克抱怨说，美国人严重低估了古尔利特的重要性。他在1949年给某政府官员的信中写道：“我能够证明一切，包括，比如说，我并没有掌握林茨艺术品市场的主要货源。沃斯先生在其短暂的任期之内购买了大约3000件艺术品，还没收了不少收藏家手上的珍品，这些都是跟他的主要买手希尔德布兰特·古尔利特博士一起完成的。”
　　他所说的林茨，是奥地利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希特勒原计划在战争胜利后在这里建立全球最大的艺术博物馆。沃斯先生的全名则是赫尔曼·沃斯，他原本是威斯巴登一个博物馆的馆长，自1943年之后，他是林茨项目的艺术品购买负责人。
　　由沃斯作为中间人，古尔利特开始为希特勒服务。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人将他称为“元首的画商”。

因纳粹失业，因纳粹而复兴

　　古尔利特本来是德国东部城市维茨考的博物馆馆长，他对现代艺术尤其有研究，也因此在1930年被迫下台——希特勒认为现代艺术是堕落的艺术，在第三帝国里是不被接受的。古尔利特随后便去了汉堡，主管该市的艺术博物馆。好景不长，因为他的长相太犹化了，就跟他的犹太人奶奶一样，古尔利特再一次失去了工作。
　　但他选择留在汉堡。他成为了一个画商，随后还开了一间画廊。但是，他不能对现代艺术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所以他开始买卖更多较为古老、传统的画作。他生意越做越大，渐渐地跟收藏家们建立好关系，找到各种方法获得画作。没过多久，他就开始从那些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手中购画。受迫害的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已经没办法再工作了，需要钱财养家糊口；家境较为富有的又急需逃出德国，所以都需要尽快卖画变现。渐渐地，古尔利特的门路越来越广，他甚至开始从盖世太保手里购买那些被他们缴获的画作。
　　“古迹卫士”在阿施巴赫城堡里发现过一幅画，是在古尔利特标记为第36号的箱子里找到的。那是保加利亚画家朱尔斯·帕斯森在1909年的作品，名为《画家格罗斯曼的工作室》。画上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全身赤裸而另一个穿着T恤，另外还有个男人。他们看起来互不相识，视线也并不相交——画家用这样的场景来隐喻人生的荒凉。
　　古尔利特告诉美国人，这幅画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而他父亲买画还是在纳粹上台前的事情。然而事实上，古尔利特买画的时间是在1935年，只花了600马克，明显低于其市场价格。这幅画原先的主人是弗尔迪纳德·沃尔夫，一个非常受尊敬的记者，也是《德累斯顿最新新闻报》的长期主编。由于沃尔夫有犹太血统，他在1933年被迫离职，很快也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这幅画作当然也在被没收的行列。
　　1950年，美国人将这幅画还给了古尔利特，之后虽然没从他那里得到消息，但他肯定是卖掉了这幅画。1969年，该画作由一个法国收藏家家庭借出，参加了若干次画展。1972年，它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了差不多4万美元。后来，这幅画还曾在芝加哥出现过。
　　在犹太人兄弟落难的时候趁火打劫，这是古尔利特的惯用伎俩。1938年12月4日，古尔利特从汉堡的一个犹太医生恩斯特·朱利乌斯·沃尔夫森手上买到了阿道夫·冯·门采尔（德国画家）的作品，9幅画，总共才花了2550马克，远低于市场价格。
　　自从1933年纳粹上台后，沃尔夫森的生活就陷入了困境。他先是没了工作，然后医生执照也被取消了。他一度被送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但因为有重量级的汉堡居民为他说了情，所以他后来又被放了出来。不过，他当时已经没有收入，没有保险，还养着一大家子人，还被勒令缴纳针对自由犹太人的各种高额税费，不得不靠卖手里的画过日子，所以才能让古尔利特占到这样的大便宜。
　　战后，沃尔夫森家族律师曾要求古尔利特归还这些画作，但古尔利特说这些画已经被售出，而且拒绝提供任何买家信息。1993年，其中的两幅作品出现在收藏家赫尔曼·F·利姆茨塔的纪念展上。

为希特勒买卖画作

　　这个时候，古尔利特已经打通了纳粹党的高层关系，并正式成为“堕落艺术”的官方画商。第三帝国已经容不下现代艺术了，但纳粹并不希望将它们白白销毁，而是希望能够将它们卖给外国人，以换取德国急需的硬通货。与此同时，他也会收购画作，以期待填充未来的林茨艺术博物馆。 　　在战争的第一年，借着德国的军事成功，古尔利特将他的生意扩展到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当盟军炸弹毁掉了他在汉堡的画廊之后，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到德累斯顿，跟他的父母一起住。在那里，他跟弗罗茨瓦夫西里西亚博物馆馆长廓尼琉斯·穆勒·霍夫斯蒂德建立了联系，而后者也跟他做着差不多的事情：评估受迫害的犹太人手上的收藏，然后将这些被缴纳的画作卖出去。
　　有一次，穆勒从犹太人家里拿到了几幅画，然后给古尔利特写信，语气颇为低三下四。他想要把这幅画卖给古尔利特，他还提到，他愿意去德雷斯顿将画带给古尔利特亲自评鉴。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希特勒万岁！”
　　在穆勒·霍夫斯蒂德卖给古尔利特的画作中，包括马克斯·利伯曼的画作《沙滩上的两名骑手》。这幅画原本隶属于食糖批发商大卫·弗里德曼，却被盖世太保收缴；弗里德曼本人在1942年去世，而他的女儿在其后一年在集中营中遇难。
　　像穆勒·霍夫斯蒂德一样，沃斯作为林茨特别项目的专员之一，也会评估犹太人的收藏品。不但如此，由于他是“警方顾问专家”，所以他还会亲自去受害者家里，看到中意的画作就直接拿走。
　　1943年，沃斯在汉堡与柏林、巴塞尔和弗罗茨瓦夫这些城市之间做了大量旅行。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记里写道，他在二月的某个晚上，在慕尼黑“元首邸受到了A.H.的接见”——A.H.，很显然，指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还参加了无数次疑似有暗箱操作的拍卖会，并亲自去维也纳跟林茨考察。但他没有去巴黎，因为在那里，已经有古尔利特为他效劳。
　　在巴黎，古尔利特第一次出手是在1941年，也就是德军入侵法国一年之后。当时德国社会认为：从法国过来的艺术品就是特别值钱。很多德国博物馆馆长做梦都想去法国，而古尔利特也不例外。再加上，法国的重要收藏家们也都被盖世太保们抄过家了，偶尔有幸免的，也大多因为生计艰难而被迫低价出手藏品。像古尔利特一样，许多经纪人、消息灵通人士和画商也都闻讯而来，渴望在这乱世里分一杯羹；但古尔利特的底气是最足的，因为他带了几百万马克过来。
　　古尔利特开始定期去巴黎出差，而且必住豪华酒店，要不然就是在情妇的公寓里过夜。后来，沃斯、哈勃斯托克也和他在巴黎见面。这时候，哈勃斯托克已经是沃斯手底下最被看重的画商之一了，在去巴黎之前，他还接受艺术杂志采访宣布自己的行程，并表示自己要寻找传统绘画大师的“一流作品”。
　　巴伦·杰哈德·冯·伯尔尼茨是阿施巴赫那个庄园的主人，当时他是德国空军的军官，驻守在巴黎。在他的闲暇时间，他也为哈勃斯托克和古尔利特牵线搭桥，帮助他们联系画作主人，也充当他们的代表。
　　在法国外交部档案中，有一份法国艺术历史学家米歇尔·马丁写的报告。在被德国占领时期，马丁在卢浮宫的绘画部门工作，专门签批画作出口许可。马丁在报告中写道，古尔利特拥有至高权力，总共从卢浮宫中拿走了价值4亿到5亿法郎的作品。
　　当古尔利特回到德国之后，他会将其挑选的画作拍成照片，给博物馆工作人员看。根据马丁的报告，古尔利特还会在巴黎中饱私囊，填充自己的私人收藏。“他会在没有我们批准的情况下挑选画作，或者从德国大使馆那里得到帮助，”马丁写道，“他无视我们的反对，将重要的画作从这个国家里带走。”

侥幸逃脱罪责

　　当美军攻占阿施巴赫之时，古尔利特正住在伯尔尼茨家族的城堡里，于是亦被记录在案。“古迹卫士”对他进行了盘问，他们注意到，这个人的名声很臭，而且他的供词听上去有些不太对。是的，古尔利特当时编造出了一个新的身份：惨遭纳粹迫害的受害者，小心翼翼地将要被销毁的艺术品拯救出来，一生之中从未做过任何恶毒的事情。他说他如今拥有的藏品都有合法来源，至于其他的那些，则在盟军轰炸时都付之一炬了。
　　古尔利特确实是个惯于伪装的人。在马丁的记录中，古尔利特曾经说过他“并不愿意交易那些从犹太收藏家手上缴获而来的画作”，而且马丁当时还相信了；古尔利特还始终坚持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小兵，只能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
　　美军后来将古尔利特软禁在阿施巴赫，于是为了打发时间，他会给当地的教会组织做小型的艺术讲座，要不然就是写信，试图澄清他在法国的收购。
　　在1947年给负责重建的法国艺术历史学家罗斯·瓦兰德的信里，他写道，他一直是“法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亦是纳粹政权的坚定反对者”，并宣称自己永远认为法国艺术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至于他去法国交易画作，那更是“奇怪的机缘际会”，才让他有机会在法国艺术中得到救赎。当然，他没有提到半句林茨博物馆的事情。
　　一年之后，古尔利特的软禁状态得以解除，他随后便搬家到杜塞尔多夫，成为当地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他宣称在阿施巴赫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虽然他同时表示，那段日子倒是“悠闲平静的好时光”。
　　1950年，随着欧洲的追索努力最终渐渐停止，威斯巴登一家收藏中心的管理人员同意把这些艺术品还给古尔利特。此时他已经逃脱了所有指控。没有人知道，古尔利特还偷偷在一个瀑布下面藏了一部分收藏品，并成功逃脱了美国人的检查，于是这个时候，他又把这些画重新拿了回来。
　　一时之间，古尔利特又成为了社会名流。他获得了杜塞尔多夫企业家们的支持，用他们的收藏品来办画展，抬举他们在艺术世界里的名声。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展示自己的藏品。1953年，在瑞士琉森的一次展览会上，他被指定为监管德国艺术展作的荣誉委员。他自己也有几幅藏品送展，包括恩斯特·路德维格·基尔希纳的《两个沙发上的裸女》跟弗朗茨·马尔克的《蓝色大马》。
　　他宣称将这些收藏品送展的原因是要“找到它们真正的主人”，但事实上，他也在通过这个过程不断打响自己的名声。1956年，他将德国画家马克斯·贝克曼和俄罗斯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的两幅作品送到纽约参展，他在附录上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反抗纳粹的英雄，在战时“拯救了无数濒于险境的艺术珍品”。同年，古尔利特死于车祸。在他的讣告上，他被称为“战后西德艺术世界的指标性人物”。

价值十亿欧元的珍宝

　　古尔利特的遗孀海伦在六十年代早期搬去了慕尼黑，在施瓦宾格，她买下了两间位于施瓦宾格区的豪华公寓。1960年5月，她将丈夫收藏品中的四幅画作交由德国KettererKunst拍卖行卖出，包括贝克曼的《吧台与棕色》（如今收藏在一间美国博物馆中）和鲁道夫·施莱希特所作的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肖像画（作为新即物主义代表作，如今是慕尼黑Lenbachhaus博物馆中最出名的藏品）。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古尔利特的藏品仍在不断流出。包括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奥古斯特·马克的《女人与胡萝卜》，它最近一次出售是在2007年，在柏林的Villa Grisebach拍卖行拍出了200多万欧元。将它送去拍卖场的是古尔利特的女儿贝尼塔，她后来在2012年5月因癌症去世。
　　2012年2月，奥格斯堡公诉人办公室的调查员和官员闯进了古尔利特儿子廓尼琉斯的公寓，花了4天时间，将他公寓里的所有画作进行打包，带走了超过1400幅画作。在整个过程中，廓尼琉斯表现得很安静。在后来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些画是我的生命，我知道他们的大部分来源，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德国警方在2013年11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这些画作，希望公众从中辨认出真正的主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幅的来源得到了明确核实。法国知名画商保罗·罗森堡的孙女玛丽安娜·罗森堡确认，马蒂斯所作的一幅《戴珍珠项链的女子》肖像画是他们家族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