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视线总是会被最戏剧化的事件所吸引。正如当下，人们津津乐道于大大小小官员们的沉浮悲喜剧，媒体也花费了不少精力和篇幅来传播各种各样的猜测。的确，这场反腐败战斗的剧烈程度远远超过想象，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惊讶。然而，这只是这个国家需要面对的众多问题中最为表面的一个，就连当政者也坦言反腐仅仅只是治标的举措。从长远来看，那些从顶层设计出发的、力度空前的改革措施更值得我们琢磨和探究。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了司法、财税、医疗、户籍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以及雷厉风行的破除垄断、废除劳教，政策的力度甚至超过了最大胆的评论员的预计。对于此前人们顾虑重重的所谓利益集团，政策的制定者们似乎采取了令人惊异的蔑视态度。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此前不久以维稳为核心的治理体制，就会发现这是多么巨大的转变。在短短几个月以前，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让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达到了令人忧虑的程度。面对这些群体性事件，当政者们总是以迅速平息事态为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事情本身的是非对错，往往既不是处置的出发点，也不是结果。处理事情的人会尽力地顺应时势，而不是致力于追求公正的结果。其造成的后果众所周知：对于弱者而言，就是提高自己制造麻烦的能力，爆炸、杀人、闹事、不断上访扩大事态，对于强者而言，就是利用关系，超越规则的束缚，或者动用暴力机器，维护秩序。在没有普遍权利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在寻求特权，从没有人在意这种秩序的正当性是否受到损害。也很少有人会主动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界止步。人们总是遵循自己的本能，无限度扩张自己的边界，直到遇到更为强大的阻力。
　　我们还很难预估新政策的实施情况，甚至对新政策的总体意图和努力方向做出评判也显得过于幼稚和轻率。但新政策所传达出的一些信息，却也还是有迹可循。只是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并不微弱的信息。很显然，这些新政策试图重新让政府“强硬’’起来，让它有所作为。这种强硬并不仅仅是力量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它打算公开宣示自己的好恶和是非态度。事实上，它已经宣示了一些明确的原则，并声称坚定地捍卫这些原则，而不再迁就强弱时势，也不打算向各种关系和特权轻易屈服。它试图重新制定国家的法律、道德标准，并不惜为这些标准付出代价。
　　就此而言，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可谓巨大，恰好这件事又发生在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时期，这本应更值得人们重视。它值得我们从官场大戏中稍稍转过头来。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4年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