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法医人类学家威廉姆.R.美普斯博士自传暨案例集，就其法医生涯中最奇异、最引人兴趣的16大主题展开，讲述了作者在法医科学道路上的探索历程，介绍了在美国有重大影响的十几起刑事案件以及与西班牙远征者、美国前总统泰勒、英国“象人”、俄国末代沙皇家族等历史谜案。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是亚马逊五星评价最多的法医普及图书之一，也是美国MIT等多所高校法医学、人类学等经典推荐读物。
　　
　　我很少做噩梦。偶尔梦到的也是一些日常工作中所见的画面：碎裂、洞穿的头骨；被砍掉的残肢和严重损坏的头颅；烧焦或者腐烂的尸身；簇簇毛发，森森白骨……在我工作的地方——佛罗里达大学自然博物馆下属的C.A.庞德人类鉴定实验室里，每天都会看到这些。最近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一个遥远的乡间试穿一双皮鞋。那双鞋的皮子没有经过正确的处理，以至于鞋带和鞋面上都爬满了蛆虫。不过，对于这个奇异的梦境，我有一个很自然的解释：作为研究课题的一部分，一名接受我指导的学生，正在养蛆。
　　我曾千万次地凝视死亡的面孔，见证过它各种各样残酷的形态。死亡并没有让我毛骨悚然的力量，它不能刺激我的神经，或者左右我的判断力。死亡于我，并不是夜晚来袭的恶灵，而是日间相处的伙伴，它是熟悉的情景，且存在于一个服从科学法则并应对科学询问的过程之中。
　　对我来说，每天都是万圣节。想想你这辈子看过的每一部恐怖电影吧，它们加起来，也不过是我每天所经历着的工作中，微不足道、毫不新奇的寻常一瞬。我们的实验室主要是为了向佛罗里达州大学的研究生讲授体质人类学而设置的，同时也隶属于佛州自然历史博物馆。但是，拜1917年博物馆成立时的法律所赐，我们经常参与非正常死亡案件的调查，去尝试拨开围绕在谋杀和自杀案件周围的重重迷雾。在过去旧有的尸检系统下，有太多无辜死者的冤屈并没有得到昭雪，而作恶者则逍遥法外。那是因为，调查者缺乏勇气、知识、经验和毅力；他们没有把双手深深埋入那些可怕罪行残留的腐烂遗迹中去仔细摸索搜查，从遗骸中抓住那微微闪耀的真相之光。
　　真相是可以被发现的，真相也希望被发现：1918年谋杀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全家的凶手们以为他们的罪行将永远长埋地下，但是仅仅60年之后，遇难者的遗骸在重见天日之际，就成了那些布尔什维克杀手们罪恶的见证；我曾见过细小纤薄的婴儿遗骨，在法庭上作为证据，让一个粗壮硬朗的中年杀手面色苍白，在悔恨中被送上电椅；我还见过一块偶然在河底发现的女性头骨残片，它带着鳄鱼噬咬过的痕迹，却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在事发两年之后，把杀害她的“斧头杀手”绳之以法……
　　一旦运用得法，法医人类学还可以解开历史谜团，赶走百年来困扰着学术界的梦魇：我曾经勉为其难地仔细检查过查克瑞·泰勒总统的遗骨，他死于1850年，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他是美国第一个被暗杀的总统，我的检查结论帮助他们消除了怀疑；我也曾检查过被残杀的16世纪西班牙远征者佛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头骨——这块球状的骨骼，这曾经盛载着黄金、鲜血和王朝梦想的头颅——如今被我举在手上，那上面剑刺的伤痕清晰可见；经我检查的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象人”，那怪兽状的骨架，给了我既深刻又生动的印象，就好像在与他本人交谈一样。
　　但是我从不为了扬名立万而刻意去调查那些著名的死亡案件。对我来说，那些无名氏的骨骸已经足以让人惊叹。
　　我经手过一个最奇特的案件，主人公是一对曾经热恋痴缠的男女，他们有着很普通的名字：米克和詹宁斯。我的工作是把他俩经焚烧、碾压再混杂到一起的上千块碎骨，从一个尸袋里倒出来，尽我所能去拼回原状。一年半之后，当我最终完成这项工作时，得到的，是深深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体最中心的，在我们经过切割、焚烧、解体或腐化之后最终留存的，我们身上最强壮、最坚强和最不易被毁坏的，我们最稳固的同盟、最可信的伙伴，我们死后仍然长期延续的存在：那就是我们的骨骼。
　　我经常思忖自己是否有性格缺陷，让我对和死亡有关的事着迷。我总是期望看到人类存在的事实真相，不管那是多么丑陋。从年少时开始，我就想看到生命本身的样子。我并不想通过被渲染过的报纸专栏报道或者电影胶片上忽隐忽现的画面去看，我想看到未经处理过的现实版本。这不是说我想从打印整齐的验尸报告里，或者丧葬现场不锈钢棺材里面被鲜花环绕的尸体上了解死亡，我毕生所感到好奇的，是死亡本身，和它实际发生的过程。
　　1937年8月7日，我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我的祖父是卫理公会派的牧师，外祖父是鞍马匠。我爸爸是个银行家，他40岁的时候死于癌症，当时我才11岁。爸爸是一个有着很高的道德标准，并且重视教育的人。我生长的环境里充满了各种图书和《柯里尔周刊》、《周六晚邮报》这类报刊杂志。在我们家的图书馆里，字典是最常被用到的一种书，阅读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爸爸去世9个月前，我就知道他不会康复了，谁也无力回天。这带给我莫大的悲痛。但是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留下的话又让我充满自豪。那次，他正在跟我妈妈交待一些后事，他嘱咐她一定要让我那运动健将的哥哥考上大学。但他没有提到我。
　　“那比利呢?”我妈妈问他。
　　“不用担心比利，他会没事的。”爸爸回答。他临终前对我的信心让我一生铭记。
　　在我脑子里深深扎根的，还有童年时一桩带有启示性的事件，这和30年代的“雌雄大盗”传奇中的女罪犯邦妮·帕克有关。她和我的人生相交过两次，虽然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死了。邦妮是达拉斯人，她第一次遇到从瓦可(Waco)来的克莱德，是在达拉斯附近靠近三圣河谷的“水泥城”，她在那里当女招待。随后，这对情侣一路杀过得州和中西部地区。在我的孩提时代，他们的故事仍然鲜活，当时我家正好就在达拉斯警署副警长家对面。
　　这位副警长是我父亲的朋友，有一天晚上他来到我家，带来了邦妮·帕克和克莱德·巴罗的尸检照片。我获准观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尸检照片，立即被深深吸引了。那时我才10岁出头，非但没有被吓坏，反而着了迷。几年后，我偶然在一个埋葬着我家先辈的公共墓地中走过，一块墓碑上刻着的铭文映入眼帘：
　　就像花朵因为阳光和雨露才变得更为娇美，这个古老的世界因为曾经有你才变得更为亮丽。
　　这行小诗的上面刻着：
　　邦尼·帕克1910年10月1日一1934年5月23日
　　我震惊了。这行诗也许应该用来形容一个孩童或者少女，而不是一个被一排子弹击毙的抽雪茄烟的女杀手!
　　后来我拍下了墓碑的照片。之后很多次的讲座上，我会先把那句小诗的照片展示出来，而下一张则是完整墓碑的照片，包括上面的名字：邦妮·帕克。
　　从在达拉斯那个墓地看到那块碑开始，我意识到，每一个人，从最邪恶的连环杀手，到天使一样纯净的无辜者，生前都曾经被人爱过。受害者和凶手都是人。他们或者无助地，或者自愿地选择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但是路的终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坟墓。
　　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并且理应得到像我这样的调查者细心而冷静的检证。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法庭或者公众，我们在检验台上看到的尸体都首先和受害者的家人、凶手的家人紧密相连。
　　阳光和雨露看上去和显微镜以及解剖电锯相去甚远，但它们仍然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侧面。我妻子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和我父亲都葬在那块墓地，邦妮·帕克同样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