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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同时也是《傅雷家书》面世35周年，这意味着，从2017年起，傅雷著译作品将进入公版。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翻译家傅雷的书信集 《傅雷家书》 创造了一个传奇。1981年 《傅雷家书》 出版以来，重印20多次，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金庸曾评价 《傅雷家书》 是一本“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的书。
傅雷的长子傅聪先生是著名钢琴家。既不唱歌也不会乐器的傅雷之所以会让傅聪从小苦练钢琴，不仅是出于他本人对音乐的热爱。一次和朋友的谈话让傅雷了解到，有绝对音感的人非常少，而傅聪恰恰具备这个天赋。曾留学法国的傅雷也深知，无论在巴黎还是在旧中国，一个二流艺术家的命运都是可悲的，因此他让长子傅聪退学，全力练琴，却不让次子傅敏走从艺的道路。傅雷对学位、应试也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在1965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教育当以人格为主，知识其次。”
事实证明傅雷的眼光是准确的，培养方法也很有效，20世纪50年代，不到20岁的傅聪就展现了出众的才华。1954年，傅聪获得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玛祖卡”最优奖，并被波兰政府看中，向我国提出了留学邀请。傅聪因此在国内赢得了不少赞誉，临行前，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还为他举办了欢送会。傅雷的家书也从这一年开始。
面对儿子的成就，傅雷在 《文汇报》 上发表了《与傅聪谈音乐》，文章是以傅雷提问傅聪回答为形式，既有考核学业的感觉，也有向音乐专家请教的意思。有几处傅雷还颇为骄傲自得地问道：你对文学美术的爱好对学习音乐有什么帮助？我经常寄给你的学习文件是不是对你的学业也有好处？这些高调的言论在后来成为攻击傅雷为右派的弹药，一篇批判文章的题目是“傅聪的成功是傅雷的鞭子还是党的培养”。
傅雷曾在信中对傅聪说：“我是你的‘舵工’，对你的责任最大。”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傅雷负担起儿子的一部分文化课，自编了国文课本并用手抄本来教。在傅聪成年后，傅雷虽然和儿子远隔重洋，但仍事无巨细样样过问，比如批评手插在兜里的习惯、吃饭手要放在桌子上面等等。傅雷译成 《艺术哲学》 一书后，认为对傅聪的艺术事业会有帮助，就手抄了前四章寄过去，殷殷之情令人动容。
从1954年1月开始，直至1966年傅雷去世，傅雷写给傅聪的家书只在1958年有数月的中断，正是由于傅聪的“出走”风波。当时傅雷被错划为右派，两个月后傅聪得知父亲的消息，又了解到自己回国后要“深入乡村”。傅聪既不愿做“儿子揭发老子”的事，也不想中断练琴，在一位英国教授的协助下从波兰出走英国。
这件事对傅雷的打击非常大，老友回忆说他当时惊讶的神情“顿如霜打雷击”。傅雷父子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在上海二三十年代度过青少年时光的傅雷，曾亲见自己的同学冤死在租界巡捕手里，对帝国主义有着切身的体会。在傅聪出走这件事上，傅雷认为自己负有重大责任。即使后来同傅聪恢复了书信往来，傅雷还会时不时表示儿子的出走“太伤民族自尊心”。傅聪后来娶了美籍犹太裔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岳父对出走他国、变更国籍这些事看得很淡，对此傅雷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民族早已习惯这类事情而不以为可悲了。
在此之前，傅雷经常“上书”报告自己与儿子的沟通情况，比如在1956年因儿子参加国际比赛一事他曾致信夏衍：“从1954年8月到现在，我和他写了七十九封长信，近二十万字，其中除了讨论音乐、艺术、道德、工作纪律等等以外，也重点谈到政治修养与世界大势、思想认识。国内的一切重要学习文件经常寄去，他也兴趣甚浓。……波匈事件后，已写了两封长信，告诉他我们党的看法，从他小时候起，我一向注意培养他的民族灵魂，因为我痛恨不中不西、不三不四，在自己的泥土不生根的艺术家。”这次出走事件轰动一时，后来在周恩来、陈毅的过问下，中断的通信得以恢复。
“文革”后傅雷得到平反，傅聪也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回了国。这段出走与归队的多舛命运在傅雷身后结束，随之解冻的，还有父子的通信集。《傅雷家书》出版后曾引起争论，面对相对超前的教育理念，读者纷纷讨论“要不要傅雷这样的爸爸”，甚至还有读者来信称，很庆幸自己没有絮絮叨叨又如此严格的父亲。
1908年，傅雷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今上海市南汇区），家里是当地富户，4年后，父亲被当地恶霸构陷入狱，不久病逝。随着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相继夭折，母亲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对他管教极为严格。傅雷的各种传记均提供了一件轶事：一次他逃学去玩，回家睡觉后半夜醒来，发现自己被母亲五花大绑起来。也许，傅雷的严格和较真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傅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意，受家庭、環境和时代的影响，他自始至终都是儒家的信徒，但是在那个年代，孔孟之道并没有给他生活的方向。他曾就读上海徐汇中学，这是一所意大利教会学校，法语是正课之一，傅雷就是在这里初识了法语。但是教会学校的刻板和背诵圣经的强制要求激起了他的叛逆，结果他因为自认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宗教批判行为被学校开除。
随后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大同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傅雷参与其中。1926年，傅雷在校内发起“大同风潮”反学阀运动，因为过于积极，校方一度认为他是共产党，后来被母亲强拉回乡下才避开风头。正如傅雷在1956年的回忆中提到，自己在17到20岁的时候反帝情绪很高，后来的生活没受什么挫折，也就没有了“革命精神”。
1927年底，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但没多久就发现学校的“学风不正”，遂在当年底乘船自费赴法留学。上船时的傅雷虽然略懂法语，但还远不够用，幸而在船上的两个月中与同舱的法国人朝夕相处，整日畅谈，到港马赛的时候，他的法语已经相对流利了。经郑振铎介绍，傅雷在法国安顿下来，并在短暂的外语预科学习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文艺理论。钱锺书和杨绛后来也曾在这里留学。 在巴黎大学，傅雷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他曾详细考察卢浮宫的展品并记录下来，在1934年完成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一书。这本书直到1987年才出版，是傅雷生平唯一的学术论著。也许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傅雷后来才有底气指出鲁迅翻译工作的不足：“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潮》，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留学经历令傅雷对艺术产生了很多洞见，比如对于国内文艺界乱谈主义的风气作了澄清，指出西方所谓的古典主义不是古板，而是重视感官，希腊神庙褪了色只剩下庄严，而当年可是涂满了油彩的生机勃勃的建筑；对于音乐，他推崇贝多芬和莫扎特，取前者生命的庄严和力量，取后者生活的乐天；对于美术，他推崇在印象派基础上别开生面的塞尚，这些都表现出傅雷强烈的审美个性和主见。
在傅雷的文艺评论经历中，与张爱玲的交集是比较有趣的一段。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最早评价张爱玲的论文之一。在文中傅雷盛赞张爱玲1943年发表的 《金锁记》，对于这篇讲述多年媳妇熬成婆乃至心理扭曲的故事，傅雷报以最大的赞美，称“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中里有了不用说最幸运的成就”。接着，他继续在同一篇文室中批评张的另一名作 《倾城之恋》 有六朝遗风，外表珠光宝气内里空洞，对 《连环套》 则评价更低。张爱玲对于赞美似乎并未领情，而对于批评则针锋相对提出反驳，称傅雷“太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忽略安稳的一面”，太注重人生的斗争，而没有认识到正是 《倾城之恋》 里“乏味”的人物为生活中飞扬的部分打下底子。有意思的是，晚年张爱玲回顾自己的作品时，反而有着比傅雷还激烈的否定，称《连环套》“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傅雷就是这样性情耿直而坦诚，在艺术的世界里，赞扬与批评不取决于对象是否是鲁迅或者张爱玲。被划为右派后，傅雷在上海家中的院子里培植了50多种月季花，就像他芬芳多彩的艺术园地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傅雷，为自己创造了丰富独特的艺术空间，正如他的墓碑上所写：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1947年2月，埃德加·斯诺在美国发表了3篇论苏联问题的文章，傅雷在4月进行了翻译，加上斯科特的 《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合编成 《美苏关系检讨》 一书，并在知识出版社出版。傅雷撰写的序言 《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 发表在 《文汇报》 上。文章的矛头主要针对亲苏反美的左翼立场。文章针对国人“不看见自己的利益，或者只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利益”的风气，倡导“不亲苏也不亲美、不反苏也不反美”的中间路线。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两年后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 中表达得最清楚：“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人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部分。”
傅雷的中间派观点在当时受到左翼反对，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代表左翼在文化界向傅雷展开论战，批评傅雷“亲帝反苏”：“对于苏联用心指摘，对于美国则事事曲谅……”傅雷于当年7月作《所谓反帝亲苏》 回应，发表在储安平主编的 《观察》 上：“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就反对。”“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便是亲美；反苏的必亲美，必近乎反动，甚至就是国民党的尾巴……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去看”，自己介绍斯诺的文章，就是要“使我们躬身自省”。傅雷的第一篇序言意在使国家具有独立意志而不为外界左右，第二篇则试图捍卫自己独立思想的尊严，可谓一脉相承，不是政治家的分析，而是知识分子的呼吁。
经过这次论战，傅雷对未来新生的中国颇有疑虑。1947年，傅雷因病到庐山疗养，第二年，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上海解放在即。此时傅雷受友人宋淇之邀，赴昆明代为打理生意，“办理进出口行”。很可能受到之前笔战风波的影响，毫无经商经验的傅雷变卖上海房产，携全家赴昆明。在昆明的生意并不顺利，全家在酒店中滞留了几个月，只“与中国银行会面一次”，随后不了了之。此后傅雷一家来到香港，刚生活了半年，讲求民族气节的傅雷就受不了英国统治下的生活，又于1949年12月，辗转由海路经天津来到了北京。如傅雷自己所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在北京，傅雷见到了老朋友钱锺书和杨绛，吴晗通过二人邀请傅雷在清华大学教授法语，但傅雷以只想教美术史为由拒绝了。虽然在内战时期傅雷曾参与民主促进会的反蒋活动，属于进步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和团结的对象，但这时的傅雷恐怕还对新的执政党尚不了解，也谈不上信任，因此他回到上海，租住了宋淇家宅子的一部分，靠自己翻译稿费生活，成了和巴金一样不靠国家养活的作家。在香港和北京之间，傅雷又一次选择了自己的中间路线。
因其耿直、严格、犀利，很多人称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向钱锺书剖白自称是“墙洞里的小老鼠”，这大概主要说的是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处世态度。傅雷的次子傅敏追忆父亲称：“他是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對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关怀，如此痛心疾首。”比如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1948年甘地被暗杀时，傅雷几天不吃饭，关门不见人。傅雷的关怀是积极的，而行动又是退让的。历史学家、北大教授张芝联从傅雷与人打交道的风度上评价他“做一个统战部长都绰绰有余”，不过在政治任务和组织工作面前，傅雷往往避之不及。
早年傅雷曾与马叙伦等人一道在上海筹建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傅雷以“党派目标已经达成”为由退出了组织。1956年，马叙伦力邀傅雷进入民进中央，傅雷力辞称：“以个人志愿及性格而论，亦难对任何集团有何贡献”，又向好友徐伯昕辩解说：“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到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傅雷对自己的特质有清醒的认识，最后又掏心窝子叮嘱好友周旭良：“马老来了信，我可真睡不着觉了……我缺少涵养，精神上受不了负担，有了名义不能空敷衍，妨碍日常工作，那对我是个经常不断的折磨。假如敷衍，又时时刻刻存在着犯罪感，觉得对不起人，对不起团体，你想想这种生活叫我怎么过呢？因此不得不想你作最紧迫最紧急的呼吁，候选名单上万勿列入贱名。” 傅雷之所以这样评价自己是有早年经历作铺垫的。1931年留法归国后，傅雷在好友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执教，但不到2年，就因母亲去世而辞职，回乡从事翻译。关于这次离职，傅雷写道：“刘海粟对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尽管“他生平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但还是因为理念不合加上家庭变故而离开。1935年，傅雷应好友滕固之邀，赴南京出任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随后外派洛阳，傅雷很不适应洛阳生活，写信向朋友抱怨：“这地方真是徒负虚名。我这一次的来，大半可说上了滕固的当……几晚乱梦颠倒，无非是你们这些朋友和中风、白板对碰之类……你想看戏只到十点半，算得看戏么。”随后，由于南京方面要求他出具会计手续以澄清账目，傅雷认为用人应不疑，感觉受到了侮辱，做了4个月就离开了。1939年，滕固继续邀请傅雷赴昆明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处主任，到任后傅雷发现该校唯一吸引学生的地方就是免收学费，教学质量并不高，因此建议滕固“筛选学生、甄别教师”，予以全面整顿，但是滕固没有采纳，二人又不欢而散，这次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傅雷的办报经历也不顺遂。1934年秋天，友人叶常青约傅雷合办 《时事汇报》，傅雷担任总编辑，3个月后就因亏损而停办，作为股东之一的傅雷折本一千元，“卖地十亩以偿”。抗战胜利后，傅雷与周煦良合办 《新语》 周刊，傅雷开始少见地发表杂文，话题涉及公共生活中大大小小接地气的问题，比如 《邮政与铁道加价》 《上海杂志界的恶性膨胀》 《吾国过去教育之检讨》 《车辆右行与世界潮流》。尽管事后傅雷对这份刊物评价甚高：“今日翻出来重看，仍是十数年来文字风格最讲究的一份杂志”，但在当时还是因为“曲高和寡”而出刊4个月即停。每当傅雷在组织中服务，或者承担公共责任，最终总是因为事务缠身、“什么都只能做三四成”而不得不放弃。性格使然，傅雷最终选择了翻译并成为一代大家。
傅雷重译四卷本、100多万字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 是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往往被用来证明傅译的力求完美。而傅雷在1953年给友人的信中却說：“试问，即以十九世纪而论，有哪几部大作让人读得下去的？……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 《新语》 才给廓清。”
傅雷自称让青年中毒的浪漫辞藻包括：“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的幻想的苦难。”“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这些“仿佛是没有领略过黑暗的智者写下的箴言警句”（傅雷语），在抗战中鼓舞了很多人。
青年傅雷就深受这种风格的影响，1934年，26岁的傅雷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颇受浪漫主义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偶读尊作 《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通过罗曼·罗兰，傅雷向托尔斯泰学到了忍耐和“不抵抗”：“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压抑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向贝多芬学到了“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并矢志将其介绍给国人。
傅雷从翻译罗曼·罗兰到巴尔扎克，作品风格的跨度非常之大，而他对国外作家的取舍不是与世推移的选择，而是自身发展的结果。傅雷在1935年就翻译过安德烈·莫洛亚写的 《巴尔扎克先生的过失》，巴尔扎克初次进入傅雷的视野。傅雷开始翻译巴尔扎克始于1944年，并在随后的时间里逐步达到巅峰，他的译笔“繁而不杂，脉理清晰、层次分明”，被称为“傅译”。傅雷在谈起自己为什么选择巴尔扎克时说，总感觉莫泊桑“不对劲”，是“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意”，而对罗曼·罗兰的浪漫气息“早已头疼”，随着阅历的增长，傅雷选择了情节繁杂、色彩丰富的巴尔扎克小说。巴尔扎克的辛辣讽刺和对世情入木三分的刻画，也符合傅雷怀疑主义的个性。傅雷对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一些句子非常赞同，经常引用，比如在家信中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不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后期的傅雷，文学品味上有些许的变化，改变了早期的文风，这个时期的傅雷喜欢看老舍、赵树理的作品，认为自己的文字书斋气太浓。傅雷的转向对读者是幸运的，从此巴尔扎克有了质量极高的中译本，而如前人所说，“有了傅雷，巴尔扎克也算是有福气的了”。
生性浪漫的傅雷终以翻译老辣的巴尔扎克小说而著称于世，正如傅雷自己所说，“我本是在矛盾中讨生活的人”。而在傅雷家中保姆周菊娣的眼中，这个足不出户一天工作11个小时的学者是很简单的，是个“正正派派的好人”。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20期）
“絮絮叨叨”的严父
傅雷的长子傅聪先生是著名钢琴家。既不唱歌也不会乐器的傅雷之所以会让傅聪从小苦练钢琴，不仅是出于他本人对音乐的热爱。一次和朋友的谈话让傅雷了解到，有绝对音感的人非常少，而傅聪恰恰具备这个天赋。曾留学法国的傅雷也深知，无论在巴黎还是在旧中国，一个二流艺术家的命运都是可悲的，因此他让长子傅聪退学，全力练琴，却不让次子傅敏走从艺的道路。傅雷对学位、应试也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在1965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教育当以人格为主，知识其次。”
事实证明傅雷的眼光是准确的，培养方法也很有效，20世纪50年代，不到20岁的傅聪就展现了出众的才华。1954年，傅聪获得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玛祖卡”最优奖，并被波兰政府看中，向我国提出了留学邀请。傅聪因此在国内赢得了不少赞誉，临行前，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还为他举办了欢送会。傅雷的家书也从这一年开始。
面对儿子的成就，傅雷在 《文汇报》 上发表了《与傅聪谈音乐》，文章是以傅雷提问傅聪回答为形式，既有考核学业的感觉，也有向音乐专家请教的意思。有几处傅雷还颇为骄傲自得地问道：你对文学美术的爱好对学习音乐有什么帮助？我经常寄给你的学习文件是不是对你的学业也有好处？这些高调的言论在后来成为攻击傅雷为右派的弹药，一篇批判文章的题目是“傅聪的成功是傅雷的鞭子还是党的培养”。
傅雷曾在信中对傅聪说：“我是你的‘舵工’，对你的责任最大。”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傅雷负担起儿子的一部分文化课，自编了国文课本并用手抄本来教。在傅聪成年后，傅雷虽然和儿子远隔重洋，但仍事无巨细样样过问，比如批评手插在兜里的习惯、吃饭手要放在桌子上面等等。傅雷译成 《艺术哲学》 一书后，认为对傅聪的艺术事业会有帮助，就手抄了前四章寄过去，殷殷之情令人动容。
从1954年1月开始，直至1966年傅雷去世，傅雷写给傅聪的家书只在1958年有数月的中断，正是由于傅聪的“出走”风波。当时傅雷被错划为右派，两个月后傅聪得知父亲的消息，又了解到自己回国后要“深入乡村”。傅聪既不愿做“儿子揭发老子”的事，也不想中断练琴，在一位英国教授的协助下从波兰出走英国。
这件事对傅雷的打击非常大，老友回忆说他当时惊讶的神情“顿如霜打雷击”。傅雷父子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在上海二三十年代度过青少年时光的傅雷，曾亲见自己的同学冤死在租界巡捕手里，对帝国主义有着切身的体会。在傅聪出走这件事上，傅雷认为自己负有重大责任。即使后来同傅聪恢复了书信往来，傅雷还会时不时表示儿子的出走“太伤民族自尊心”。傅聪后来娶了美籍犹太裔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岳父对出走他国、变更国籍这些事看得很淡，对此傅雷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民族早已习惯这类事情而不以为可悲了。
在此之前，傅雷经常“上书”报告自己与儿子的沟通情况，比如在1956年因儿子参加国际比赛一事他曾致信夏衍：“从1954年8月到现在，我和他写了七十九封长信，近二十万字，其中除了讨论音乐、艺术、道德、工作纪律等等以外，也重点谈到政治修养与世界大势、思想认识。国内的一切重要学习文件经常寄去，他也兴趣甚浓。……波匈事件后，已写了两封长信，告诉他我们党的看法，从他小时候起，我一向注意培养他的民族灵魂，因为我痛恨不中不西、不三不四，在自己的泥土不生根的艺术家。”这次出走事件轰动一时，后来在周恩来、陈毅的过问下，中断的通信得以恢复。
“文革”后傅雷得到平反，傅聪也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回了国。这段出走与归队的多舛命运在傅雷身后结束，随之解冻的，还有父子的通信集。《傅雷家书》出版后曾引起争论，面对相对超前的教育理念，读者纷纷讨论“要不要傅雷这样的爸爸”，甚至还有读者来信称，很庆幸自己没有絮絮叨叨又如此严格的父亲。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1908年，傅雷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今上海市南汇区），家里是当地富户，4年后，父亲被当地恶霸构陷入狱，不久病逝。随着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相继夭折，母亲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对他管教极为严格。傅雷的各种传记均提供了一件轶事：一次他逃学去玩，回家睡觉后半夜醒来，发现自己被母亲五花大绑起来。也许，傅雷的严格和较真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傅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意，受家庭、環境和时代的影响，他自始至终都是儒家的信徒，但是在那个年代，孔孟之道并没有给他生活的方向。他曾就读上海徐汇中学，这是一所意大利教会学校，法语是正课之一，傅雷就是在这里初识了法语。但是教会学校的刻板和背诵圣经的强制要求激起了他的叛逆，结果他因为自认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宗教批判行为被学校开除。
随后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大同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傅雷参与其中。1926年，傅雷在校内发起“大同风潮”反学阀运动，因为过于积极，校方一度认为他是共产党，后来被母亲强拉回乡下才避开风头。正如傅雷在1956年的回忆中提到，自己在17到20岁的时候反帝情绪很高，后来的生活没受什么挫折，也就没有了“革命精神”。
1927年底，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但没多久就发现学校的“学风不正”，遂在当年底乘船自费赴法留学。上船时的傅雷虽然略懂法语，但还远不够用，幸而在船上的两个月中与同舱的法国人朝夕相处，整日畅谈，到港马赛的时候，他的法语已经相对流利了。经郑振铎介绍，傅雷在法国安顿下来，并在短暂的外语预科学习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文艺理论。钱锺书和杨绛后来也曾在这里留学。 在巴黎大学，傅雷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他曾详细考察卢浮宫的展品并记录下来，在1934年完成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一书。这本书直到1987年才出版，是傅雷生平唯一的学术论著。也许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傅雷后来才有底气指出鲁迅翻译工作的不足：“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潮》，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留学经历令傅雷对艺术产生了很多洞见，比如对于国内文艺界乱谈主义的风气作了澄清，指出西方所谓的古典主义不是古板，而是重视感官，希腊神庙褪了色只剩下庄严，而当年可是涂满了油彩的生机勃勃的建筑；对于音乐，他推崇贝多芬和莫扎特，取前者生命的庄严和力量，取后者生活的乐天；对于美术，他推崇在印象派基础上别开生面的塞尚，这些都表现出傅雷强烈的审美个性和主见。
在傅雷的文艺评论经历中，与张爱玲的交集是比较有趣的一段。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最早评价张爱玲的论文之一。在文中傅雷盛赞张爱玲1943年发表的 《金锁记》，对于这篇讲述多年媳妇熬成婆乃至心理扭曲的故事，傅雷报以最大的赞美，称“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中里有了不用说最幸运的成就”。接着，他继续在同一篇文室中批评张的另一名作 《倾城之恋》 有六朝遗风，外表珠光宝气内里空洞，对 《连环套》 则评价更低。张爱玲对于赞美似乎并未领情，而对于批评则针锋相对提出反驳，称傅雷“太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忽略安稳的一面”，太注重人生的斗争，而没有认识到正是 《倾城之恋》 里“乏味”的人物为生活中飞扬的部分打下底子。有意思的是，晚年张爱玲回顾自己的作品时，反而有着比傅雷还激烈的否定，称《连环套》“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傅雷就是这样性情耿直而坦诚，在艺术的世界里，赞扬与批评不取决于对象是否是鲁迅或者张爱玲。被划为右派后，傅雷在上海家中的院子里培植了50多种月季花，就像他芬芳多彩的艺术园地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傅雷，为自己创造了丰富独特的艺术空间，正如他的墓碑上所写：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中间路线”的伏笔
1947年2月，埃德加·斯诺在美国发表了3篇论苏联问题的文章，傅雷在4月进行了翻译，加上斯科特的 《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合编成 《美苏关系检讨》 一书，并在知识出版社出版。傅雷撰写的序言 《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 发表在 《文汇报》 上。文章的矛头主要针对亲苏反美的左翼立场。文章针对国人“不看见自己的利益，或者只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利益”的风气，倡导“不亲苏也不亲美、不反苏也不反美”的中间路线。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两年后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 中表达得最清楚：“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人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部分。”
傅雷的中间派观点在当时受到左翼反对，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代表左翼在文化界向傅雷展开论战，批评傅雷“亲帝反苏”：“对于苏联用心指摘，对于美国则事事曲谅……”傅雷于当年7月作《所谓反帝亲苏》 回应，发表在储安平主编的 《观察》 上：“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就反对。”“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便是亲美；反苏的必亲美，必近乎反动，甚至就是国民党的尾巴……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去看”，自己介绍斯诺的文章，就是要“使我们躬身自省”。傅雷的第一篇序言意在使国家具有独立意志而不为外界左右，第二篇则试图捍卫自己独立思想的尊严，可谓一脉相承，不是政治家的分析，而是知识分子的呼吁。
经过这次论战，傅雷对未来新生的中国颇有疑虑。1947年，傅雷因病到庐山疗养，第二年，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上海解放在即。此时傅雷受友人宋淇之邀，赴昆明代为打理生意，“办理进出口行”。很可能受到之前笔战风波的影响，毫无经商经验的傅雷变卖上海房产，携全家赴昆明。在昆明的生意并不顺利，全家在酒店中滞留了几个月，只“与中国银行会面一次”，随后不了了之。此后傅雷一家来到香港，刚生活了半年，讲求民族气节的傅雷就受不了英国统治下的生活，又于1949年12月，辗转由海路经天津来到了北京。如傅雷自己所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在北京，傅雷见到了老朋友钱锺书和杨绛，吴晗通过二人邀请傅雷在清华大学教授法语，但傅雷以只想教美术史为由拒绝了。虽然在内战时期傅雷曾参与民主促进会的反蒋活动，属于进步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和团结的对象，但这时的傅雷恐怕还对新的执政党尚不了解，也谈不上信任，因此他回到上海，租住了宋淇家宅子的一部分，靠自己翻译稿费生活，成了和巴金一样不靠国家养活的作家。在香港和北京之间，傅雷又一次选择了自己的中间路线。
自称“墙洞里的小老鼠”
因其耿直、严格、犀利，很多人称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向钱锺书剖白自称是“墙洞里的小老鼠”，这大概主要说的是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处世态度。傅雷的次子傅敏追忆父亲称：“他是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對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关怀，如此痛心疾首。”比如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1948年甘地被暗杀时，傅雷几天不吃饭，关门不见人。傅雷的关怀是积极的，而行动又是退让的。历史学家、北大教授张芝联从傅雷与人打交道的风度上评价他“做一个统战部长都绰绰有余”，不过在政治任务和组织工作面前，傅雷往往避之不及。
早年傅雷曾与马叙伦等人一道在上海筹建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傅雷以“党派目标已经达成”为由退出了组织。1956年，马叙伦力邀傅雷进入民进中央，傅雷力辞称：“以个人志愿及性格而论，亦难对任何集团有何贡献”，又向好友徐伯昕辩解说：“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到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傅雷对自己的特质有清醒的认识，最后又掏心窝子叮嘱好友周旭良：“马老来了信，我可真睡不着觉了……我缺少涵养，精神上受不了负担，有了名义不能空敷衍，妨碍日常工作，那对我是个经常不断的折磨。假如敷衍，又时时刻刻存在着犯罪感，觉得对不起人，对不起团体，你想想这种生活叫我怎么过呢？因此不得不想你作最紧迫最紧急的呼吁，候选名单上万勿列入贱名。” 傅雷之所以这样评价自己是有早年经历作铺垫的。1931年留法归国后，傅雷在好友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执教，但不到2年，就因母亲去世而辞职，回乡从事翻译。关于这次离职，傅雷写道：“刘海粟对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尽管“他生平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但还是因为理念不合加上家庭变故而离开。1935年，傅雷应好友滕固之邀，赴南京出任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随后外派洛阳，傅雷很不适应洛阳生活，写信向朋友抱怨：“这地方真是徒负虚名。我这一次的来，大半可说上了滕固的当……几晚乱梦颠倒，无非是你们这些朋友和中风、白板对碰之类……你想看戏只到十点半，算得看戏么。”随后，由于南京方面要求他出具会计手续以澄清账目，傅雷认为用人应不疑，感觉受到了侮辱，做了4个月就离开了。1939年，滕固继续邀请傅雷赴昆明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处主任，到任后傅雷发现该校唯一吸引学生的地方就是免收学费，教学质量并不高，因此建议滕固“筛选学生、甄别教师”，予以全面整顿，但是滕固没有采纳，二人又不欢而散，这次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傅雷的办报经历也不顺遂。1934年秋天，友人叶常青约傅雷合办 《时事汇报》，傅雷担任总编辑，3个月后就因亏损而停办，作为股东之一的傅雷折本一千元，“卖地十亩以偿”。抗战胜利后，傅雷与周煦良合办 《新语》 周刊，傅雷开始少见地发表杂文，话题涉及公共生活中大大小小接地气的问题，比如 《邮政与铁道加价》 《上海杂志界的恶性膨胀》 《吾国过去教育之检讨》 《车辆右行与世界潮流》。尽管事后傅雷对这份刊物评价甚高：“今日翻出来重看，仍是十数年来文字风格最讲究的一份杂志”，但在当时还是因为“曲高和寡”而出刊4个月即停。每当傅雷在组织中服务，或者承担公共责任，最终总是因为事务缠身、“什么都只能做三四成”而不得不放弃。性格使然，傅雷最终选择了翻译并成为一代大家。
从浪漫的罗兰到现实的巴尔扎克
傅雷重译四卷本、100多万字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 是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往往被用来证明傅译的力求完美。而傅雷在1953年给友人的信中却說：“试问，即以十九世纪而论，有哪几部大作让人读得下去的？……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 《新语》 才给廓清。”
傅雷自称让青年中毒的浪漫辞藻包括：“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的幻想的苦难。”“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这些“仿佛是没有领略过黑暗的智者写下的箴言警句”（傅雷语），在抗战中鼓舞了很多人。
青年傅雷就深受这种风格的影响，1934年，26岁的傅雷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颇受浪漫主义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偶读尊作 《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通过罗曼·罗兰，傅雷向托尔斯泰学到了忍耐和“不抵抗”：“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压抑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向贝多芬学到了“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并矢志将其介绍给国人。
傅雷从翻译罗曼·罗兰到巴尔扎克，作品风格的跨度非常之大，而他对国外作家的取舍不是与世推移的选择，而是自身发展的结果。傅雷在1935年就翻译过安德烈·莫洛亚写的 《巴尔扎克先生的过失》，巴尔扎克初次进入傅雷的视野。傅雷开始翻译巴尔扎克始于1944年，并在随后的时间里逐步达到巅峰，他的译笔“繁而不杂，脉理清晰、层次分明”，被称为“傅译”。傅雷在谈起自己为什么选择巴尔扎克时说，总感觉莫泊桑“不对劲”，是“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意”，而对罗曼·罗兰的浪漫气息“早已头疼”，随着阅历的增长，傅雷选择了情节繁杂、色彩丰富的巴尔扎克小说。巴尔扎克的辛辣讽刺和对世情入木三分的刻画，也符合傅雷怀疑主义的个性。傅雷对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一些句子非常赞同，经常引用，比如在家信中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不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后期的傅雷，文学品味上有些许的变化，改变了早期的文风，这个时期的傅雷喜欢看老舍、赵树理的作品，认为自己的文字书斋气太浓。傅雷的转向对读者是幸运的，从此巴尔扎克有了质量极高的中译本，而如前人所说，“有了傅雷，巴尔扎克也算是有福气的了”。
生性浪漫的傅雷终以翻译老辣的巴尔扎克小说而著称于世，正如傅雷自己所说，“我本是在矛盾中讨生活的人”。而在傅雷家中保姆周菊娣的眼中，这个足不出户一天工作11个小时的学者是很简单的，是个“正正派派的好人”。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