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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为统摄的社会观将传统视为落后的、需要逐步革除的非理性因素。然而,理性与否往往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藏族传统社会在事实认定、诉求结构、公正标准与方法、情感认知等方面的观念与逻辑,被不加区别地贴上“非理性”标签,遮蔽了它们依然所具有的某种“理性”与价值能力。将藏族传统纠纷解决观纳入藏区群体性事件干预机制的建构视界,打破对既有路径的依赖,有利于缓解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