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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巴菲特，乱世索罗斯。美欧债务危机引发全球股市暴跌，索罗斯却宣布退隐，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叱咤风云，人们印象深刻。而与此并行的，还有他的政治狂热，以及为此作出的不懈努力，并遭受的碰壁。这也是索罗斯完美人生中倒霉的一面。
在国际金融界流传这样一句话：盛世巴菲特，乱世索罗斯。
“国际金融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固若金汤的国家金融防御体系其实不堪一击”—从1992年打垮英格兰银行并一夜间狂赚9.58亿美元，到1997年故伎重施，沽空泰铢，令泰铢汇率及泰国股市重挫并触发亚洲金融风暴，乔治·索罗斯领衔旗下的量子基金，屡次凶狠出手，亲自论证这个他提出的金融市场定论。
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杀手角色早已深入人心。
如今，全球经济似乎又遭遇了“乱世”。近日，美欧债务危机，引发全球股市暴跌。若按索罗斯一贯作风，此时他应该领衔旗下的量子基金，随心所欲击倒各国政府。
但是，已年过耄耋的索罗斯，面对当前混乱的国际经济形势，鲜有动作。7月，他甚至宣布将结束自己近40年对冲基金经理人生涯，终止为外部投资者提供理财服务，并向投资者退还10亿美元。
金融巨鳄退隐江湖，人们念念不忘的，是其吸金之道。
但这只是索罗斯为外界熟知的一面。对于索罗斯的政治狂热并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更多人一无所知。这令索罗斯很失望。他曾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抱怨，人人都崇拜他赚钱的本事，却没人愿意听听他的政治理念。
他曾斥巨资创办开放社会机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压迫政体下的思想解放和公民自由权活动，支持捷克的反对派，并在俄国人身上花了约10亿美金；并因为“共和党人钱大把，辩论已经变得一面倒”，而出钱支持美国民主党选举……
但是，尽管索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在试图扩展自己在政治的影响力方面，却始终力有不逮，甚至被指有邪恶用心。
有记者问过索罗斯，世界上他最想拥有什么，他笑答：“如果我想要什么，就会拥有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我确实想要些东西，”这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想自己的想法被人倾听。”
政治慈善家
乔治·索罗斯本姓施瓦兹，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排行老二。父亲是布达佩斯一位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活下来，对于人类愚蠢的行为看得很透彻，而这点也遗传给了两个儿子。
战争留给老索罗斯的，是对国家主义和各种宗派主义的怀疑，他成为一个热情的国际主义者，学习世界语，并从中获得灵感，改家姓为顺读、倒读都一样的“索罗斯”。
他告诉儿子们：“钱是通往目的的手段，但别对它太认真。”据乔治·索罗斯回忆，父亲最重要的思想，他是十三四岁时在泳池边学到的。父子俩常在一起游泳，老索罗斯说，法律规则在正常时期是该遵守，但想要在乱世生存，就要学会打破常规。
索罗斯上了所因循守旧的学校，他在里边表现很差。索罗斯传记中写道，他常常认为自己很不同寻常，有些时候，他的自我崇拜甚至达到了“我是神”的地步。
二战爆发时，索罗斯还是一个青少年，他曾将1944年描述为“我生命中最幸福的年份”。而那正是阿道夫·艾希曼命令纳粹将50万匈牙利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的年份。据该传记作家透露，索罗斯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这样一句话，是为父亲感到自豪。当年，老索罗斯像商人辛德勒那样，救了很多犹太人的命，不过方式是为其伪造身份文件。不过，他也从这种交易中获利。
索罗斯说：“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位父亲,如果按正常法则行事，当年必死无疑。许多犹太人没有采取回避的行动，但我家采取了。我在战争里学到的就是，有些时候，你如果不去冒险，什么都可能失去，甚至生命。”
1947年，当他17岁时，父亲替他伪造了文件，因此他可以逃到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校，师从著名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对索罗斯影响巨大，此理论推崇的是理性论辩的社会，错误的思想为强大的思想让道。
那时候，索罗斯成天梦想着成为哲学家，但有天早上起床后，他发现竟然看不懂自个儿头天晚上写的哲学文章，深受打击，从此放弃以哲学为业的想法。不过，索罗斯日后却将哲学思维引入他的金融实践中，并创造出广为人知的“反身理论”。
50岁时，索罗斯实现了金融界最“不切实际”的目标，但他并不快乐，觉得生活缺少更大的“意义”。他决定创建一个组织，致力于推广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
索罗斯成为了一名政治慈善家。1993年，他创办开放社会机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压迫政体下的思想解放和公民自由权活动。索罗斯在这些活动中，持有一个核心观点，即批评的自由表达，是“开放社会”的源泉。每个意在推动自由表达的项目，索罗斯都会给予资金支持。
从支持反对派，如捷克共和党的Václav Havel，到萨拉热窝围城期间，为城市居民提供水过滤系统，自从他开始自己的慈善活动后，先后掏了40多亿美金—这使他上升至与卡耐基、洛克菲勒同等的行列，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整个1990年代，索罗斯在俄国花了约10亿美金，对数不清市镇文化机构、文学期刊、民主团体等予以资助，成为当地的恩人和英雄，有点类似香港商人邵逸夫之于内地的角色。
尽管如此，索罗斯却被一些俄罗斯媒体以阴谋论加以谴责。“从根本上说，他是个间谍”，国家新闻报纸ZAVTRA称他为“支票受过感染”的“人类之敌”。卡耐基莫斯科中心的分析家李普曼称，“对索罗斯的指控集中在，他不可能基于慈善家的身份而做这些—他肯定有某项邪恶的用心。”
索罗斯在乌克兰也经历了相同的攻击。 “政府发出关于我的信息，告诉媒体要说什么。”他认为这是心虚的表现：“这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福克斯电视台做法一样。他们诽谤我，不让人看到我思想的实质。”
把小布什赶出白宫
美国9·11事件发生时，索罗斯在北京，他在电视上看见双子塔垮掉，之后听到美国官方的讲话。“我感觉这个国家脱轨了。”首席检察官阿什克罗夫特的讲话，令他想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那是戈培尔曾用来组织德国人的。我记得，十三四岁的时候，听到的鼓吹也是‘我们如何被威胁’、‘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之类。”
索罗斯支持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打击，但在美国通过爱国法案，以及布什政权决定入侵伊拉克后，他开始相信，美国政府自己变成了一个压迫政权。“我决定，在培养全球的开放社会上，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把小布什赶出白宫。”
索罗斯认为，美国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他称布什政权利用打击恐怖主义来巩固自身的权力，而这已威胁到国家的核心民主价值观。“凯撒越过了卢比肯河，我们可能就在卢比肯。恐怖主义，就像立在城门边的野蛮人，可能成为永不消失的威胁。如果我们总需要依靠军队来保护自己免于袭击，就不能裁军，不能批评军队长官，那样就到了开放社会的尽头。”
索罗斯认为，伊拉克战争并没有传播民主。“只有当地渴望看到民主被建立，民主才能被建立。”他担心，关塔那摩监狱扣押恐怖分子嫌犯，阿布格莱布监狱对伊拉克犯人的虐待，将有损美国维护人权的表现。
2003年5月，布什的呼声很高，公众对于伊拉克战争有压倒性的支持。但索罗斯认为，总统的支持率中泡沫很多。他任命政治研究员Steitz和Novick，通过分析来决定他是否有可能对公众施加政治影响。
接下来，他邀请一批民主党高级活动家，到长岛南安普顿，他的周末度假屋中做客，并宣读研究员的报告。
报告称，索罗斯的计划，至少要花掉7500万美金。Steitz 回忆道：“他显得全神贯注。我们谈论如何探听投票时，他身子前倾问道，‘你们的意思是，一家一家上门去问吗？’”
研究员建议，在全国十七个州的中，索罗斯挑出竞争最激烈的六七个州，对当地的民主党独立团体进行资助。但索罗斯坚持，十七个州全部资助。“我不想一座桥只修一半！只要能影响到最后结果，一切有必要的事我都愿意做。”
“我并不反对其他观点，甚至右翼思想，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应该被倾听。”他表示，之所以出钱支持民主党，是共和党人钱大把，辩论已经变得一面倒。
在金融报道中，被形容为“喜爱离群索居，独立、清高、古怪的思想家”索罗斯，和政客的合作却紧密和谐。“活像一对夫妻。”《纽约客》文章评论道。他也愿意和其他自由派人士联合起来。不过，索罗斯没有拿出7500万，他表示“1000万就够了”。
杨百翰大学的系主任毛勒比，专门研究政治和金钱的关系，他表示索罗斯的决定起到催化剂的影响。“他通过令人惊诧的方式，作出令民主党深受鼓舞的慎重决定。索罗斯是对的。他发动了一个令美国两党都吃惊不已的反攻。”
选举中，索罗斯的金融界巨鳄角色，同样在传统的自由主义圈内引起争议。同样不支持小布什的人，也开始担心索罗斯会滥用影响力。肯尼迪前助手曼凯维奇说：“数十亿！有这么多钱，什么选举不能赢？”
致力于消除美国政治中巨大金钱影响的“民主21”组织，其领袖威特海默说：“这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富人有特殊权力，决定选举的结果。即使乔治·索罗斯只试图影响政府从伊拉克撤军，那也不合适，法律确保政府作决定时不会被钱收买。”
对于一个像索罗斯这样的有钱人，1850万美金是几乎可忽略的财产。记者问他，甩出近2000万是否有感觉？索罗斯摇摇头，耸耸肩，回答说没有。他表示，自己每年要送出去的钱，通常都超过4000万美金。
2004年总统大选中，竞选金额超过10亿美元。相比之下，索罗斯的贡献太小，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这笔钱却足够让他成为保守派人士大加抨击的靶子。
反对派政客
布什的竞选团队，制作了反索罗斯的长篇材料，任何答应不公开消息源的记者，都能拿到这些材料。《华尔街日报》以嘲弄口气发表了社论，将索罗斯描述为“民主党的新的有钱老爸”。福克斯新闻脱口秀主持比尔·赖利，做了几期关于索罗斯的节目，把他定性为一个“低级庸俗的人”和一个“左得不能再左的激进分子”。
节目试图把他刻画成一个邪恶至深的人物：阴郁的独裁家，把民主党、媒体、美国总统当成自己的牵线木偶；贪婪的金融家，为了满足自己对于金钱的贪欲，试图颠覆并毁灭共和党，建立一个处于其控制下的全球政治集团。
而《乔治·索罗斯的汤》一书作者理查德称，索罗斯运用他的慈善活动，来获取全球的影响力。他想要的，是以较小的代价控制民主党，从中培育出美国总统，再在幕后予以操控。
面对这种攻击，长期以来被认为感情冷淡的索罗斯，也被刺激了，更加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最初，索罗斯打算直到大选结束前，都对自己的政治议程闭口不谈，但随后便抛弃了这项策略，决定借助媒体推广他的政治理念。索罗斯雇佣了一个宣传代理，开始在12座城市进行宣讲。同样在《华尔街日报》上，他打了两页广告，专门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开通博客，承诺将回答陌生人的邮件。
“我从来没见他对某事如此支持。”美国进步中心执行人罗伯特回忆。
随着巡游宣讲的开始，他从一个反对派支持者，晋升为一个反对派政客，“专家告诉我，不要发怒，要淡定。”
民主党人士提醒他，谨防变成竞选团队的拖油瓶。事实上，一些民主党官员担心索罗斯表现“乖僻”，称他应该闭嘴；一些人更刻薄地质问：“他怎么不自己去竞选总统？”
“我希望我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公共精神，”索罗斯说，“但我意识到，不仅仅右翼政客，连普通人也不同意我这么做。”他的政治狂热甚至在家人中也引起争议。据索罗斯家一位友人透露，乔治·索罗斯的胞兄保罗戏谑道：“直到他第一次赚了一百万，还是个完全正常的人。”
索罗斯对冲基金的前合伙人理查德·梅德利对索罗斯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狂热另有看法，“对于他的个人生活来说，这是种深层需要，大部分人无法理解程度有多深。”梅德利说，索罗斯铁了心要拉小布什下马，是因为他所珍视、看重的一切，都因这个人而受到巨大威胁。
比如，总统很抗拒修正自己的错误。这让索罗斯极为讨厌，因为他把自我批评视作智慧的开端。“乔治是文明的创造物，他信奉理性、科学、真相、诚实。他不是个关于市场或其他事物的原教旨主义者，但问题是，小布什是一个反文明的总统。”
但也有人认为，索罗斯与周围越来越格格不入。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同事批评道：“他正在失去风度。”
据称索罗斯是个胃口不大的人。以他的购物习惯为例，尽管腰缠万贯，但其买在长岛的度假屋甚至并非海景房。“我并不是很物质。”他表示买东西方面，自己没什么想法，尽管尝试过。索罗斯曾买了画家克利的微型人像油画，但当他把画挂上墙时，则“根本不能再观看它”。“我看见的，只是自己写的40000美元支票。”索罗斯认为自己无法欣赏，就把画退回去了。
索罗斯解释道，从1989年起，他就试图影响美国政策。“如果那样，我就更有影响力。”索罗斯称自己试图保持金融和慈善工作的严格区分。但他承认，偶尔有政治和商业利益共生的时刻。
他提到一个例子：试图在英格兰建立一个公共政策智囊团，但刚开始看起来像是没结果的投资，他也陷入一生中最为无聊的会议之中。但是，和英国的要人交谈，却令他敏锐地发现，如何强闯封闭的英国债券市场。接下来他就这么干了。“这成为我生命中最回报最高的周末之一。”
根据《纽约客》报道，索罗斯众多想影响美国政策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柏林墙倒塌后，他去见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想要让老布什政权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多支持。“他们告诉我，只要俄罗斯还跟古巴结盟，就别想美国帮它忙。”
1988年，德国的政界显贵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嘲笑索罗斯为东欧国家提供了大量帮助。十年后，他写了本书叫《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预测全球经济会出现崩盘，被批评为学术领域浅薄的半吊子。在《新共和党》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批评索罗斯的书是“令人尴尬的乏味之作”，书评文章题目直接两个字：外行。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索罗斯在金融市场已叱咤风云，但他试图影响克林顿政权的外交政策，却同样碰了一鼻子灰。为了阻挠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当权，他在向波斯尼亚解放力量捐赠5000万美金后，又为克林顿竞选连任赞助了十万美金。本以为有钱出钱，会受到克林顿的热情接待，但索罗斯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等了很久，都决定放弃走人了，工作人员才跑过来说，总统想见你。而和克林顿见上面后，索罗斯发现总统更想知道，他对股市什么看法。
“他只把我当成捐赠人，想让我高兴一下而已，”索罗斯叹息道，“这种事常常发生。”
对于批评，索罗斯却不为所动。“我老了！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当上成功人士是一种奢侈、一项大奖，现在可能失去这个奖，但我冒得起这个险了。”
“我希望我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公共精神，”索罗斯说，“但我意识到，不仅仅右翼政客，连普通人也不同意我这么做。”
在国际金融界流传这样一句话：盛世巴菲特，乱世索罗斯。
“国际金融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固若金汤的国家金融防御体系其实不堪一击”—从1992年打垮英格兰银行并一夜间狂赚9.58亿美元，到1997年故伎重施，沽空泰铢，令泰铢汇率及泰国股市重挫并触发亚洲金融风暴，乔治·索罗斯领衔旗下的量子基金，屡次凶狠出手，亲自论证这个他提出的金融市场定论。
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杀手角色早已深入人心。
如今，全球经济似乎又遭遇了“乱世”。近日，美欧债务危机，引发全球股市暴跌。若按索罗斯一贯作风，此时他应该领衔旗下的量子基金，随心所欲击倒各国政府。
但是，已年过耄耋的索罗斯，面对当前混乱的国际经济形势，鲜有动作。7月，他甚至宣布将结束自己近40年对冲基金经理人生涯，终止为外部投资者提供理财服务，并向投资者退还10亿美元。
金融巨鳄退隐江湖，人们念念不忘的，是其吸金之道。
但这只是索罗斯为外界熟知的一面。对于索罗斯的政治狂热并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更多人一无所知。这令索罗斯很失望。他曾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抱怨，人人都崇拜他赚钱的本事，却没人愿意听听他的政治理念。
他曾斥巨资创办开放社会机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压迫政体下的思想解放和公民自由权活动，支持捷克的反对派，并在俄国人身上花了约10亿美金；并因为“共和党人钱大把，辩论已经变得一面倒”，而出钱支持美国民主党选举……
但是，尽管索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在试图扩展自己在政治的影响力方面，却始终力有不逮，甚至被指有邪恶用心。
有记者问过索罗斯，世界上他最想拥有什么，他笑答：“如果我想要什么，就会拥有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我确实想要些东西，”这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想自己的想法被人倾听。”
政治慈善家
乔治·索罗斯本姓施瓦兹，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排行老二。父亲是布达佩斯一位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活下来，对于人类愚蠢的行为看得很透彻，而这点也遗传给了两个儿子。
战争留给老索罗斯的，是对国家主义和各种宗派主义的怀疑，他成为一个热情的国际主义者，学习世界语，并从中获得灵感，改家姓为顺读、倒读都一样的“索罗斯”。
他告诉儿子们：“钱是通往目的的手段，但别对它太认真。”据乔治·索罗斯回忆，父亲最重要的思想，他是十三四岁时在泳池边学到的。父子俩常在一起游泳，老索罗斯说，法律规则在正常时期是该遵守，但想要在乱世生存，就要学会打破常规。
索罗斯上了所因循守旧的学校，他在里边表现很差。索罗斯传记中写道，他常常认为自己很不同寻常，有些时候，他的自我崇拜甚至达到了“我是神”的地步。
二战爆发时，索罗斯还是一个青少年，他曾将1944年描述为“我生命中最幸福的年份”。而那正是阿道夫·艾希曼命令纳粹将50万匈牙利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的年份。据该传记作家透露，索罗斯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这样一句话，是为父亲感到自豪。当年，老索罗斯像商人辛德勒那样，救了很多犹太人的命，不过方式是为其伪造身份文件。不过，他也从这种交易中获利。
索罗斯说：“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位父亲,如果按正常法则行事，当年必死无疑。许多犹太人没有采取回避的行动，但我家采取了。我在战争里学到的就是，有些时候，你如果不去冒险，什么都可能失去，甚至生命。”
1947年，当他17岁时，父亲替他伪造了文件，因此他可以逃到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校，师从著名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对索罗斯影响巨大，此理论推崇的是理性论辩的社会，错误的思想为强大的思想让道。
那时候，索罗斯成天梦想着成为哲学家，但有天早上起床后，他发现竟然看不懂自个儿头天晚上写的哲学文章，深受打击，从此放弃以哲学为业的想法。不过，索罗斯日后却将哲学思维引入他的金融实践中，并创造出广为人知的“反身理论”。
50岁时，索罗斯实现了金融界最“不切实际”的目标，但他并不快乐，觉得生活缺少更大的“意义”。他决定创建一个组织，致力于推广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
索罗斯成为了一名政治慈善家。1993年，他创办开放社会机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压迫政体下的思想解放和公民自由权活动。索罗斯在这些活动中，持有一个核心观点，即批评的自由表达，是“开放社会”的源泉。每个意在推动自由表达的项目，索罗斯都会给予资金支持。
从支持反对派，如捷克共和党的Václav Havel，到萨拉热窝围城期间，为城市居民提供水过滤系统，自从他开始自己的慈善活动后，先后掏了40多亿美金—这使他上升至与卡耐基、洛克菲勒同等的行列，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整个1990年代，索罗斯在俄国花了约10亿美金，对数不清市镇文化机构、文学期刊、民主团体等予以资助，成为当地的恩人和英雄，有点类似香港商人邵逸夫之于内地的角色。
尽管如此，索罗斯却被一些俄罗斯媒体以阴谋论加以谴责。“从根本上说，他是个间谍”，国家新闻报纸ZAVTRA称他为“支票受过感染”的“人类之敌”。卡耐基莫斯科中心的分析家李普曼称，“对索罗斯的指控集中在，他不可能基于慈善家的身份而做这些—他肯定有某项邪恶的用心。”
索罗斯在乌克兰也经历了相同的攻击。 “政府发出关于我的信息，告诉媒体要说什么。”他认为这是心虚的表现：“这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福克斯电视台做法一样。他们诽谤我，不让人看到我思想的实质。”
把小布什赶出白宫
美国9·11事件发生时，索罗斯在北京，他在电视上看见双子塔垮掉，之后听到美国官方的讲话。“我感觉这个国家脱轨了。”首席检察官阿什克罗夫特的讲话，令他想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那是戈培尔曾用来组织德国人的。我记得，十三四岁的时候，听到的鼓吹也是‘我们如何被威胁’、‘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之类。”
索罗斯支持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打击，但在美国通过爱国法案，以及布什政权决定入侵伊拉克后，他开始相信，美国政府自己变成了一个压迫政权。“我决定，在培养全球的开放社会上，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把小布什赶出白宫。”
索罗斯认为，美国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他称布什政权利用打击恐怖主义来巩固自身的权力，而这已威胁到国家的核心民主价值观。“凯撒越过了卢比肯河，我们可能就在卢比肯。恐怖主义，就像立在城门边的野蛮人，可能成为永不消失的威胁。如果我们总需要依靠军队来保护自己免于袭击，就不能裁军，不能批评军队长官，那样就到了开放社会的尽头。”
索罗斯认为，伊拉克战争并没有传播民主。“只有当地渴望看到民主被建立，民主才能被建立。”他担心，关塔那摩监狱扣押恐怖分子嫌犯，阿布格莱布监狱对伊拉克犯人的虐待，将有损美国维护人权的表现。
2003年5月，布什的呼声很高，公众对于伊拉克战争有压倒性的支持。但索罗斯认为，总统的支持率中泡沫很多。他任命政治研究员Steitz和Novick，通过分析来决定他是否有可能对公众施加政治影响。
接下来，他邀请一批民主党高级活动家，到长岛南安普顿，他的周末度假屋中做客，并宣读研究员的报告。
报告称，索罗斯的计划，至少要花掉7500万美金。Steitz 回忆道：“他显得全神贯注。我们谈论如何探听投票时，他身子前倾问道，‘你们的意思是，一家一家上门去问吗？’”
研究员建议，在全国十七个州的中，索罗斯挑出竞争最激烈的六七个州，对当地的民主党独立团体进行资助。但索罗斯坚持，十七个州全部资助。“我不想一座桥只修一半！只要能影响到最后结果，一切有必要的事我都愿意做。”
“我并不反对其他观点，甚至右翼思想，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应该被倾听。”他表示，之所以出钱支持民主党，是共和党人钱大把，辩论已经变得一面倒。
在金融报道中，被形容为“喜爱离群索居，独立、清高、古怪的思想家”索罗斯，和政客的合作却紧密和谐。“活像一对夫妻。”《纽约客》文章评论道。他也愿意和其他自由派人士联合起来。不过，索罗斯没有拿出7500万，他表示“1000万就够了”。
杨百翰大学的系主任毛勒比，专门研究政治和金钱的关系，他表示索罗斯的决定起到催化剂的影响。“他通过令人惊诧的方式，作出令民主党深受鼓舞的慎重决定。索罗斯是对的。他发动了一个令美国两党都吃惊不已的反攻。”
选举中，索罗斯的金融界巨鳄角色，同样在传统的自由主义圈内引起争议。同样不支持小布什的人，也开始担心索罗斯会滥用影响力。肯尼迪前助手曼凯维奇说：“数十亿！有这么多钱，什么选举不能赢？”
致力于消除美国政治中巨大金钱影响的“民主21”组织，其领袖威特海默说：“这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富人有特殊权力，决定选举的结果。即使乔治·索罗斯只试图影响政府从伊拉克撤军，那也不合适，法律确保政府作决定时不会被钱收买。”
对于一个像索罗斯这样的有钱人，1850万美金是几乎可忽略的财产。记者问他，甩出近2000万是否有感觉？索罗斯摇摇头，耸耸肩，回答说没有。他表示，自己每年要送出去的钱，通常都超过4000万美金。
2004年总统大选中，竞选金额超过10亿美元。相比之下，索罗斯的贡献太小，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这笔钱却足够让他成为保守派人士大加抨击的靶子。
反对派政客
布什的竞选团队，制作了反索罗斯的长篇材料，任何答应不公开消息源的记者，都能拿到这些材料。《华尔街日报》以嘲弄口气发表了社论，将索罗斯描述为“民主党的新的有钱老爸”。福克斯新闻脱口秀主持比尔·赖利，做了几期关于索罗斯的节目，把他定性为一个“低级庸俗的人”和一个“左得不能再左的激进分子”。
节目试图把他刻画成一个邪恶至深的人物：阴郁的独裁家，把民主党、媒体、美国总统当成自己的牵线木偶；贪婪的金融家，为了满足自己对于金钱的贪欲，试图颠覆并毁灭共和党，建立一个处于其控制下的全球政治集团。
而《乔治·索罗斯的汤》一书作者理查德称，索罗斯运用他的慈善活动，来获取全球的影响力。他想要的，是以较小的代价控制民主党，从中培育出美国总统，再在幕后予以操控。
面对这种攻击，长期以来被认为感情冷淡的索罗斯，也被刺激了，更加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最初，索罗斯打算直到大选结束前，都对自己的政治议程闭口不谈，但随后便抛弃了这项策略，决定借助媒体推广他的政治理念。索罗斯雇佣了一个宣传代理，开始在12座城市进行宣讲。同样在《华尔街日报》上，他打了两页广告，专门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开通博客，承诺将回答陌生人的邮件。
“我从来没见他对某事如此支持。”美国进步中心执行人罗伯特回忆。
随着巡游宣讲的开始，他从一个反对派支持者，晋升为一个反对派政客，“专家告诉我，不要发怒，要淡定。”
民主党人士提醒他，谨防变成竞选团队的拖油瓶。事实上，一些民主党官员担心索罗斯表现“乖僻”，称他应该闭嘴；一些人更刻薄地质问：“他怎么不自己去竞选总统？”
“我希望我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公共精神，”索罗斯说，“但我意识到，不仅仅右翼政客，连普通人也不同意我这么做。”他的政治狂热甚至在家人中也引起争议。据索罗斯家一位友人透露，乔治·索罗斯的胞兄保罗戏谑道：“直到他第一次赚了一百万，还是个完全正常的人。”
索罗斯对冲基金的前合伙人理查德·梅德利对索罗斯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狂热另有看法，“对于他的个人生活来说，这是种深层需要，大部分人无法理解程度有多深。”梅德利说，索罗斯铁了心要拉小布什下马，是因为他所珍视、看重的一切，都因这个人而受到巨大威胁。
比如，总统很抗拒修正自己的错误。这让索罗斯极为讨厌，因为他把自我批评视作智慧的开端。“乔治是文明的创造物，他信奉理性、科学、真相、诚实。他不是个关于市场或其他事物的原教旨主义者，但问题是，小布什是一个反文明的总统。”
但也有人认为，索罗斯与周围越来越格格不入。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同事批评道：“他正在失去风度。”
据称索罗斯是个胃口不大的人。以他的购物习惯为例，尽管腰缠万贯，但其买在长岛的度假屋甚至并非海景房。“我并不是很物质。”他表示买东西方面，自己没什么想法，尽管尝试过。索罗斯曾买了画家克利的微型人像油画，但当他把画挂上墙时，则“根本不能再观看它”。“我看见的，只是自己写的40000美元支票。”索罗斯认为自己无法欣赏，就把画退回去了。
索罗斯解释道，从1989年起，他就试图影响美国政策。“如果那样，我就更有影响力。”索罗斯称自己试图保持金融和慈善工作的严格区分。但他承认，偶尔有政治和商业利益共生的时刻。
他提到一个例子：试图在英格兰建立一个公共政策智囊团，但刚开始看起来像是没结果的投资，他也陷入一生中最为无聊的会议之中。但是，和英国的要人交谈，却令他敏锐地发现，如何强闯封闭的英国债券市场。接下来他就这么干了。“这成为我生命中最回报最高的周末之一。”
根据《纽约客》报道，索罗斯众多想影响美国政策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柏林墙倒塌后，他去见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想要让老布什政权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多支持。“他们告诉我，只要俄罗斯还跟古巴结盟，就别想美国帮它忙。”
1988年，德国的政界显贵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嘲笑索罗斯为东欧国家提供了大量帮助。十年后，他写了本书叫《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预测全球经济会出现崩盘，被批评为学术领域浅薄的半吊子。在《新共和党》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批评索罗斯的书是“令人尴尬的乏味之作”，书评文章题目直接两个字：外行。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索罗斯在金融市场已叱咤风云，但他试图影响克林顿政权的外交政策，却同样碰了一鼻子灰。为了阻挠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当权，他在向波斯尼亚解放力量捐赠5000万美金后，又为克林顿竞选连任赞助了十万美金。本以为有钱出钱，会受到克林顿的热情接待，但索罗斯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等了很久，都决定放弃走人了，工作人员才跑过来说，总统想见你。而和克林顿见上面后，索罗斯发现总统更想知道，他对股市什么看法。
“他只把我当成捐赠人，想让我高兴一下而已，”索罗斯叹息道，“这种事常常发生。”
对于批评，索罗斯却不为所动。“我老了！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当上成功人士是一种奢侈、一项大奖，现在可能失去这个奖，但我冒得起这个险了。”
“我希望我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公共精神，”索罗斯说，“但我意识到，不仅仅右翼政客，连普通人也不同意我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