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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包括文博工作在内的国家各项事业开始步入正轨。为尽快恢复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因“文革”破坏而受损的展陈体系，国务院于1983年1月31日恢复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单独建制，两馆再次迈入近二十年的并立发展时期。二次分立发展时期，“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与最初两馆并立时及随后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时期相比，在展陈规模、表现形式与展览侧重点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此外，两馆各自举办的专题陈列与临时性展览不仅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水平也有很大提升。
一、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
中国历史博物馆于1983年单独建制之后，开始制定工作计划，积极恢复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在接受国内外观众参观与批评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和发展需求对“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修改调整。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的转移与“中国通史陈列”的局部调整
1971年修改通史陈列时，因为当时图博口领导小组决定将“革命史陈列”改为“中共党史陈列”，“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不能纳入党史陈列体系，只能并入“中国通史陈列”。但作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其陈列不能仅限于党史，不能只陈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而不陈列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移至“中国通史陈列”之后，其体系仍属于革命史，与整个通史陈列的体系很不协调。1983年3月23日上午，恢复两馆建制领导小组召集历博、革博两馆业务干部举行座谈，大家一致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及相关研究人员仍应归属革命博物馆。会议精神获得批复后，“中国通史陈列”的近代史部分重新移交至中国革命博物馆。
1984年5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35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修改、调整“中国通史陈列”。由于考虑到“中国通史陈列”结尾部分与整个陈列的协调关系，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原通史陈列内容不再延长，将二层陈列（主要是隋唐宋元明清部分）依次后移并作重点调整。经过两个多月的设计与现场施工，通史陈列无论从总体布局、陈列内容、陈列形式、参观路线以及突出重点等方面均有新的尝试。除二层陈列结合后移作了大后的“中国通史陈列”商周展厅后的“中国通史陈列”秦汉展厅面积调整和重点提高外，还对一层陈列作了局部调整；对整个陈列的辅助展品、展柜、墙面进行了维修，且重新布置了观展休息廊。可以说，两馆建制恢复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虽只是在适应近代史陈列移至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一格局转变下的局部调整，但这种调整却体现出历史博物馆对展览陈列效果的关注。1985年，历史博物馆在秦汉陈列厅试办了录像点，又新印制了折页式陈列简介和观众参观纪念卡配合基本陈列；1986年，基本陈列又增陈了有关夏文化文物，并调整了秦汉部分场面，恢复了秦兵马俑的展出，且完成了明清结尾屏风的设置。
（二）隋前部分的全面修改与“中国通史陈列”的正式开放
为使“中国通史陈列”更臻完善，1987年11月，历史博物馆决定对“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一次全面修改。1988年至1989年全馆工作的中心是修改“中国通史陈列”，要求全馆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使陈列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迎接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到来。为完成修改工作，历史博物馆制定《“中国通史陈列”修改要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加强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少数民族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表现古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以及中外关系，使陈列内容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光辉灿烂而又连绵不断的悠久历史；（2）充分运用历史文物直观、形象的特点，减少文摘、书照、图表、文字及美术作品，发挥博物馆语言的优势；（3）挖掘馆藏文物，加强征集，补充、更新一部分文物，改变文物展品长期不变的局面；（4）陈列艺术形式要体现民族风格，改进对建筑空间的利用，适当运用现代化设施，加强各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气氛，处理好主副线的关系，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陈列的主题思想；（5）根据多年来观众的普遍反映和要求，缩短陈列展线，再压缩一层展厅约800百平方米的陈列面积。
在反复研究、讨论并征求国内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陈列部于1988年完成了“原始”、“奴隶”、“战国秦汉”、“六朝”四大段的陈列内容方案设计，并经总体组反复讨论通过；美工部则完成了一层陈列展厅的总体设计及四大段的陈列平面设计和立面设计。新的陈列方案体现了《修改要点》中提出的原则，基本上达到了减少文摘、书照、图标、文字及美术作品的要求。新的陈列设计较好地利用了建筑空间和原有设施，以新颖的艺术手法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出陈列的主题思想和重点文物。
为改变“文物展品三十年基本未变”的局面，博物馆决定为“中国通史陈列”补充、更新一部分文物。1988年10月8日，历史博物馆将《调用文物通知》与《调用文物清单》分别发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區，并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分批次组织人员赴各地商谈调用文物事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89年下半年，陈列部完成了陈列内容设计和全部文字说明，编制、印刷了全部陈列所需的29幅地图。是年国庆前夕，历史博物馆又集中一个月时间提陈文物、布置陈列，摆出了“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大样。与此同时，美工部组织现场施工，按时完成了序幕厅、屏风、地图、四大段入口处装饰等大型工程项目。到1989年年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96个文博单位调拨或借用给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共计632件。1990年，历史博物馆又派出人员分赴湖北、河北、河南、内蒙古等13个省市、自治区，调用或借用文物300余件，并先后办理了852件文物的提陈手续。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开幕之际，修改后的“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重新向社会各界开放。
这次修改在保持既按社会发展分段又按朝代顺序陈列体系的同时，又汲取了三十年来史学研究和文物考古工作的新成果，故而在陈列内容和形式上有较大变动，并补充了新近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构成了一个巨大而又系统表现中国古代辉煌文化艺术的陈列体系，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少数民族、中外关系等各个角度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展厅面积约3200平方米，共展出文物4000余件，其中新展出的近三十年来考古重要出土文物约500件（如广西桂林甑皮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的八千多年前的稻壳印痕、河南濮阳出土的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蚌塑龙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大事记》、山东临淄出土的西汉矩形巨型铜镜、河北定县出土的西汉中山怀王金缕玉衣、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永固陵石券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出土的北朝金冠饰等）。同时，为了加强陈列的直观效果，烘托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氛围，陈列又适当布置了一些以文物和文献资料为依据的浮雕、模型、地图、照片和少量图表，使整个陈列的面貌焕然一新。 1992年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进行大楼楼顶维修工程，这是博物馆建馆以来工程量最大、涉及面最广、投资最多的一次维修工程，对整个博物馆的业务工作特别是基本陈列影响巨大。经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院批准闭馆，“中国通史陈列”停止展出，并于11月16日至12月20日进行了“中国通史陈列”的撤陈工作。在撤陈工作进行之前，陈列部抄录了一层展品详目与说明，整理了二层展品详目与说明，并对陈列现状、展出文物进行了拍照，为一层复原陈列、建档和二层修改准备了图像资料。这次撤陈是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博物馆唯一的一次全部撤陈工作，共撤出展品8000余件，其中文物4000多件，大小展柜500多个，台座1500多个。1994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45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十一”后恢复展出“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并开始全力以赴进行一层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的恢复。12月12日，“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重新对外开放。
（三）“隋唐至明清”部分的修改与第三版“中国通史陈列”的整体亮相
1987年11月开始的全面修改只针对“中国通史陈列”的“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部分，隋后部分则暂时未作修改。随着翻新改造工程的结束，一层陈列室于1994年12月得以重新开放，二层陈列室的“隋唐至明清”部分继续闭馆以备修改完善。199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正式着手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隋唐至明清”部分，拟定修改大纲，总体组经过多次认真修改，为次年恢复二层陈列打下了基础。到1996年年终，陈列部负责的“隋唐至明清”部分的文字内容，包括部分、单元、组和重点文物说明已全部完成。美工部负责的陈列修改的版式设计与施工制作，已完成了展厅平立面设计及柜内设计，同时设计了新的陈列柜并已由厂家投入制作，并陆续安排制作需重新摹绘的30余幅作品。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全力以赴投入“隋唐至明清”部分的陈列内容设计和布展工作，至6月30日止，“中国通史陈列”二层陈列布展完毕，开始接受各方审查，9月9日，经有关领导及专家审查之后，“隋唐至明清”部分正式对外展出。至此，历时近十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任务基本完成。
1997年完成的第三版“中国通史陈列”，最根本的变动就是“中国通史陈列”一直以来所遵循的“六条原则”：修改了第一条，淡化了第二条，调整了第三条，取消了第六条。针对第一条，不仅将时间下限从1840年前下延至1911年，同时也取消了“按照社会发展分期”。针对第二条，则淡化了阶级斗争，撤销了陈列中原始、奴隶、封建三个馆的标志，农民起义也不再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表现，而只在有关说明文字中一笔带过。针对第三条，在陈列中出现画像的历史人物基本上不以“对我国历史发展各个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为前提，而取决于历史上有无遗存画像（即文物），凡美术创作就被“一刀切”了。而对于第六条，则因为不按照社会发展分期就不存在封建社会何时开始的问题，故而完全取消。这样大的变动，在1992年开放的陈列中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如还保留有农民起义场面，标题上也还出现农民起义，只是减少了一些农民起义的美术创作，陈列场面的明显变化还是从1994年的陈列中开始。植根于当时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研究最新成果的第三版“中国通史陈列”，在总面积约7400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展品5450件，多为稀世珍品、国之瑰宝，生动地表现了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到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终结的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进程，以及繁复多姿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
（四）新世纪版“中国通史陈列”
由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防震加固、维修改造工程的进行，第三版“中国通史陈列”于2000年初撤除，其中一层陈列完全撤陈，二层陈列部分撤陈。但是，鉴于“中国通史陈列”在海内外的重大影响，也为了使该陈列能在展厅交付使用后尽快以崭新面貌恢复，就在通史陈列撤陈不久，中国历史博物馆便开始着手制定陈列的恢复计划。2000年3月7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国家文物局上报了《关于上报恢复“中国通史陈列”工作计划的请示》，并附上《恢复“中国通史陈列”工作计划》。计划除汇报陈列的总体规模、陈列的指导思想、陈列的内容设计和陈列的形式设计等需要重点研究的四个方面重大问题外，还详细列明了“中国通史陈列”恢复的工作日程。新版陈列将用一层展厅重新编排中国历史的编年体系，改造二层展厅分别用于若干个专题史陈列和临时展览陈列。会上，国家文物局领导强调要把改陈工作与今后国家博物馆的建设相结合，通盘考虑规划设计；要与历史博物馆的改革相结合，以陈列展览为中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与提高学術水平相结合，继续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参与不同课题的研究论证。
新版“中国通史陈列”的重大改进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从过去单一的依照时代顺序的断代发展史（即一般所称“通史”），改为以通史为主，结合若干专门史陈列，如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以及中国古代货币史等等；（2）在中国历史陈列的每个重大阶段采用灵活形式表现当时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的联系和比照，使观众在人类文明的宏大参照系中，更深刻理解中国文明的独特贡献；（3）努力贴近学科研究前沿，反映学术研究的新水平，对于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已基本得到公认的、比较稳定的最新成果，要尽可能予以体现；（4）努力反映近年来考古重大新发现，对于反映中国历史特别关键的文物，研究切实可行的充实和调展、借展办法；（5）更新陈列设计手法，强调陈列艺术和美学的高标准，以观众为本，广泛采用电脑多媒体、三维动画和虚拟仿真、大屏幕声光演示、触摸屏技术和语音导览系统，全面调动观众的参观兴趣；（6）按照国际先进的文物保护与环境检测标准评估陈列方案，确保所有珍贵文物的安全性。这种修改设想与此前三个版本相比的最大不同，就是将原陈列大厅两层布陈的一条线的展陈形式，改为两条线的展陈形式。通史部分以整个大厅一层（包括临展展厅）为其展陈空间，尽可能反映近年来中国历史学、考古学、文物研究与博物馆陈列艺术的最新水平，并使展陈与改革开放的形势相适应；而专题史部分则将二层大厅与临展二层分割为六个专题展厅，用其中三个展厅轮换举办“中国通史陈列”的专题展部分（如中国古代科技史展、中国服饰艺术展、中国陶瓷史展、中国青铜工艺史展、中国书画艺术史展等），根据馆藏品情况和观众需求不断更新专题展内容。这种变一条主线为两条主线的展陈形式，既可以更好地发挥历史陈列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各种专题展，多角度、多层次地领略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文化。 二、革命博物馆的“中国革命史陈列”
1971年，鉴于两馆已合并的现实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将原属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实际上是把本来密不可分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硬生生割裂了，既不符合“中国通史陈列”的展陈体系，也有违于中央建立革命博物馆时所提出的总体方针。所以，当中国革命博物馆单独建制后，“中国革命史陈列”基本内容的修改便提上日程。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的回归与“中国革命史陈列”的恢复
1979年lO月1日，暂停多年的“中国革命史陈列”才开始以“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的名称重新开放。然而，单纯的党史陈列根本无法反映中国革命史的整体面貌，也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建馆定位不符。1983年3月23日，恢复两馆建制领导小组召集两馆业务干部举行座谈，专门研究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的归属问题。6月3日，经中宣部、文化部批准，“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划归中国革命博物馆。1984年6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在二层中厅正式开放。
为反映各革命阶级阶层、各民族、海外华侨华人为祖国的自由解放所进行的英勇奋斗，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1986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改“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为“中国革命史陈列”，恢复该馆的基本陈列。同时，也为了适应拨乱反正之后的政治经济新形势和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从内容到形式上对基本陈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改，将旧、新民主革命时期压缩在一层陈列室内。到1986年年底，中国革命博物馆已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陈列的修改和筹备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新民主主义时期组制定了陈列修改原则，拟出两稿陈列大纲，提出了征集计划并开始文物征集工作；社会主义时期组为参加中共党史研究会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新时期学术讨论会作准备，就某些专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初步考察了温州地区经济改革的情况；旧民主主义组也对陈列修改作了一些准备。与此同时，美工部也对民主革命时期形式设计的改进初步进行了酝酿，完成了中央大厅假墙和灯光的更换，清理了陈列设备。
为充实陈列内容，革命博物馆陈列部对馆藏文物资料进行普查，挑选了一批文物，从报纸、杂志、画报、书籍中翻拍照片1000多张，并深入到上海、南京、无锡、南通、台儿庄、内蒙古、新疆等地征集文物。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对“中国革命史陈列（1840 1949）”修改内容方案的审查意见后，结合陈列上的薄弱环节，陈列部在全面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基础上，草拟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陈列”提纲》及《陈列指导思想和陈列原则》，替中宣部、文化部党组起草了《关于筹办“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陈列”的请示报告》呈报中央书记处，并组织有关同志分别到农村、工厂和一些中央单位进行调查访问，收集材料，选派人员赴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广西、福建等十几个省市征集、复制文物。此外，在陈列内容设计工作进行的同时，美工部门也提出了陈列基本设备的设计方案，并于1987年7月邀请馆外专家举行审稿会，听取他们对陈列假墙、版面等方面的审查意见。同时，美工部还提出了序幕厅的初步设想，邀请著名画家侯一民创作序幕厅的壁画，并将陈列需要的部分美术作品和图表的创作或制作工作进行落实。到1990年初，全部陈列布置基本就绪。修改后的陈列，展出照片1606張、文物2742件、图表82张、语录文摘59条、美术作品66件，共计展品4555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9周年，1990年7月1日，修改完成的“中国革命史陈列”经中央批准正式对外展出。相比于以前的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的修改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在内容上有了重大变动。
陈列体系上，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近代革命史，既注重反映近代革命史的连贯性，又注意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性。陈列以十个单元一贯到底，以“捍卫共和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衔接。同时，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语录作为这段历史陈列的开端，以反映两个不同的革命时期的阶段性。这种设计既区别于只将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背景反映的党史陈列，又与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明显区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的1961年的“革命史陈列”有所不同。此外，旧民主主义部分改变了之前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七件大事为中心的体系，而是力图以历史线索反映这一时期因帝国主义入侵而导致的社会形态的变化。
在充分表现政治、军事斗争的基础上，加强了经济、文化内容的表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单元的标题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在第二单元“近代工业的产生边疆危机”和第五单元“捍卫共和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加强了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与发展的内容，反映了在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生的进步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增加了“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一组内容，集中介绍了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国统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列”中，加强了根据地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
同时，陈列加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党派以及国民党当权派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和进步作用的表现。在“捍卫共和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继续奋斗”中，表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后的继续奋斗。在“国民党全国统治的确立”中反映了第三党和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继续奋斗。还另立了两个组，即“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和“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转变”，专门表现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当权派和地方实力派，在揭露其反面的同时，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他们的积极作用。对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海外华侨、国际友人支援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内容也有加强。此外，还扩大了展览中历史人物的表现范围：除知名政治活动家和先烈以外，经济界、文教界、国民党爱国将领也出现了一批人物，如胡适、翁文灏、张之洞、张骞、卢作孚、范旭东、张自忠、佟麟阁、戴安澜、武士敏等。序幕厅的陈列也进行了改进，将原来领袖像加语录红旗的设计，改变成以侯一民设计的大型陶釉浮雕壁画《血肉长城》同文物、语录相结合的形式。 此次修改在陈列形式上也有几方面的改动：采用九宫格的方钢管框架板面和展箱、展柜相结合的形式，在一些陈列地段配以人工采光，不同历史时期的版面色调有所变化；在展室死角布置大型复原陈列，在跨度大的展室采用迂回的陈列路线；增加了复原和模拟陈列，增加了陈列室的录相点，放映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一二九运动、南京大屠杀、开国大典等历史资料片；陈列的小型道具力求规范、美观、方便、安全；为了适应对外开放，陈列还采用中英文对照说明。
（二）“近代中国陈列”的筹备与实践
“近代中国陈列”（1840-1949）作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之一，是因博物馆大楼维修工程施工撤陈“中国革命史陈列”后，利用维修大楼的时间而将“中国革命史陈列”改为“近代中国陈列”（1840-1949）。它与革命博物馆之后推出的“当代中国陈列”（1949-1999），成为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展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上、下篇。该陈列自1993年起开始筹备，经过三年的努力，至1996年6月初布置就绪，6月12日正式开放。
“近代中国”陈列将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浓缩为“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北洋军阀统治，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国民政府统治，土地革命”、“全民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大部分，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民主革命伟大胜利”为主线，反映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多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曲折进程。陈列向世人证明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建国方略和其他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从切身感受中作出的正确选择。
“近代中国”陈列共展出2300件实物，包括文物、文献1400多件（原件占80%以上），图片800多张，图表31个，地图9幅，模型4个，绘画17幅，雕塑13件，旧址复原5处，摹拟景观1个。陈列开放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此次陈列突出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主旋律，涵盖面十分广泛。其涉及领域比革命史陈列更为广阔，而陈列面积却又压缩了一半，这就要求内容编排上必须做到重点突出、科学合理。同时，该陈列因在博物馆特殊语言的掌握方面把持得比较好，深入挖掘文物的内涵，靠文物说话，形式上又采用多种艺术手段推陈出新，故而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据统计，自1996年6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至1997年9月，参观“近代中国”陈列的海内外观众达60余万人次。中宣部和文化部曾把“近代中国”陈列列为全国三个精品陈列展览之一。2000年，由于中国革命博物馆进行大楼抗震加固工程，经研究决定，“近代中国”陈列于2月1日起暂停开放。在此期间，革命博物馆曾举办“中华百年风云”大型展览（4月14日开幕）以代替“近代中国”陈列。
三、二次分立发展时期两馆的其他展览
恢复单独建制后，两馆的陈列展览、文物征集、藏品管理、社会教育、学术研究与宣传出版等各项业务工作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两馆除了提高基本陈列的水平之外，也开始积极举办一些专题和临时性展览，内容逐渐丰富，办展模式也日趋灵活。
在民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环境下，历史博物馆单一的展陈体系已无法适应新的变化，与其作为国家级博物馆的身份地位也明显不符。有鉴于此，历史博物馆开始考虑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性展览。这些展览有些是博物馆主办，有些则是与别的机构合办，在有限的条件下引入了许多地方博物馆精品资源和新的考古发现成果，让观众有更多机会欣赏不同类型的文物及艺术作品，如“河南考古新发现展览”、“全国拣选文物展览”、“中国古代文明展览”、“中国文化艺术一千年展览”、“鸿禧集珍展”、“中国印刷术发明展”、“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展览”、“敦煌艺术大展”等等。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历史博物馆通过举办大量临时展览和专题展览，极大地拓展了业务工作领域。同时，博物馆还不时精选或复制文物送往其他地区参加展览，极大地增加了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广泛地开辟出新的文化教育场点，如1992年1月25日，保管部为文化部文物交流中心赴新加坡“古代工艺品展”（宋至清）提供43件文物及其照片资料。此外，中国历史博物馆也积极通过市场化渠道拓展业务，将空闲场馆租借给相关社会机构举办各种临时性展览，也适时举办一些市场性质的展览。总体上来看，这些类型的展览主要倾向于书法、绘画等类别，操作方面主要由博物馆的某个具体部门实行承包责任制，如1992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现代中国水墨联盟、徐悲鸿纪念馆联合举办的“台湾国画展”，就由端门服务部实行承包责任制。展览在给历史博物馆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博物馆的文化知名度。
中国革命博物馆为适应社会需要，结合党的宣传任务和重大纪念活动，经常独立举办或与有关单位联合举办各种专题性展览。这些展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展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历史巨人毛泽东——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展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展览”、“‘洗雪百年国耻喜庆香港回归’大型展览”、“人民的好总理——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展览”、“刘少奇百年诞辰纪念展览”、“历史的丰碑——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型展览”、“中华百年风云展览”、“肩负人民的希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等等。同时，两馆再次分立期间，中国革命博物馆也经常为其他单位主办的展览提供文物及复制品，如为1994年6月举办的“华侨与抗日战争”展览提供文物及复制品14件；或协助其他单位参与陈列内容与形式设计，如1994年参与筹办“林则徐在伊犁事迹展览”的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或将馆藏珍品送往别处参展以扩大影响，如2000年7月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展”。与中国历史博物馆一样，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将馆属展厅租借、交付社会各界举办各种性质的展览，充分利用场馆资源。
另外，中国革命博物馆还成立了两个隶属于该馆的专门机构——中国蜡像馆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蜡像馆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个馆中馆，专门陈列历代名人蜡像；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则是一个旧址类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全面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这两个专门机构的成立，极大地丰富了再次分立期间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陈体系。中国蜡像馆充分发挥蜡像这种集雕塑、绘画与仿真技术于一体的艺术，和革命博物馆的有效结合更新了传统的陈列形式，真实地再现蜡像人物的外在特征与内在风韵，为群众喜闻乐见。中国革命博物馆把新文化运动的滥觞之地——红楼作为基地，把其扩建成新文化运动的资料、研究中心和宣传、教育中心的总体规划，在研究、收藏、展示以及社会教育、馆际交流和巡展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成为北京市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四、结语
两馆再次分立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环境下，不管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基本陈列不断修改完善、以全新面貌吸引国内外观众的同时，各种专题性的展览也大量举办。博物馆展览事业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两馆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新的工作制度和方法的应运而生保证了两馆的展览得以稳步推进。其次，组织机构在原来陈列部、保管部、群众工作部和馆办公室组成的“三部一室”行政管理體系中逐步完善，中国历史博物馆重新组建展览部、中国历史博物馆事业发展基金筹备组与当代艺术品中心，中国革命博物馆将中国文物交流信息中心并入博物馆，组建对外展览部，两馆内部机构得到合理调整。再者，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馆积极探索新的办馆形式，通过广泛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将产业、商业中的生产与行销方式探索式引入博物馆的经营中，在保证并争取最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增强了博物馆的自我发展能力。另外，馆际之间的业务交流对两馆展览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正是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组织机构合理调整、办馆模式的积极探索及业界交流的持续加强，使得两馆的展览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
（责任编辑：李珍萍）
一、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
中国历史博物馆于1983年单独建制之后，开始制定工作计划，积极恢复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在接受国内外观众参观与批评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和发展需求对“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修改调整。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的转移与“中国通史陈列”的局部调整
1971年修改通史陈列时，因为当时图博口领导小组决定将“革命史陈列”改为“中共党史陈列”，“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不能纳入党史陈列体系，只能并入“中国通史陈列”。但作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其陈列不能仅限于党史，不能只陈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而不陈列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移至“中国通史陈列”之后，其体系仍属于革命史，与整个通史陈列的体系很不协调。1983年3月23日上午，恢复两馆建制领导小组召集历博、革博两馆业务干部举行座谈，大家一致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及相关研究人员仍应归属革命博物馆。会议精神获得批复后，“中国通史陈列”的近代史部分重新移交至中国革命博物馆。
1984年5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35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修改、调整“中国通史陈列”。由于考虑到“中国通史陈列”结尾部分与整个陈列的协调关系，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原通史陈列内容不再延长，将二层陈列（主要是隋唐宋元明清部分）依次后移并作重点调整。经过两个多月的设计与现场施工，通史陈列无论从总体布局、陈列内容、陈列形式、参观路线以及突出重点等方面均有新的尝试。除二层陈列结合后移作了大后的“中国通史陈列”商周展厅后的“中国通史陈列”秦汉展厅面积调整和重点提高外，还对一层陈列作了局部调整；对整个陈列的辅助展品、展柜、墙面进行了维修，且重新布置了观展休息廊。可以说，两馆建制恢复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虽只是在适应近代史陈列移至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一格局转变下的局部调整，但这种调整却体现出历史博物馆对展览陈列效果的关注。1985年，历史博物馆在秦汉陈列厅试办了录像点，又新印制了折页式陈列简介和观众参观纪念卡配合基本陈列；1986年，基本陈列又增陈了有关夏文化文物，并调整了秦汉部分场面，恢复了秦兵马俑的展出，且完成了明清结尾屏风的设置。
（二）隋前部分的全面修改与“中国通史陈列”的正式开放
为使“中国通史陈列”更臻完善，1987年11月，历史博物馆决定对“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一次全面修改。1988年至1989年全馆工作的中心是修改“中国通史陈列”，要求全馆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使陈列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迎接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到来。为完成修改工作，历史博物馆制定《“中国通史陈列”修改要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加强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少数民族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表现古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以及中外关系，使陈列内容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光辉灿烂而又连绵不断的悠久历史；（2）充分运用历史文物直观、形象的特点，减少文摘、书照、图表、文字及美术作品，发挥博物馆语言的优势；（3）挖掘馆藏文物，加强征集，补充、更新一部分文物，改变文物展品长期不变的局面；（4）陈列艺术形式要体现民族风格，改进对建筑空间的利用，适当运用现代化设施，加强各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气氛，处理好主副线的关系，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陈列的主题思想；（5）根据多年来观众的普遍反映和要求，缩短陈列展线，再压缩一层展厅约800百平方米的陈列面积。
在反复研究、讨论并征求国内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陈列部于1988年完成了“原始”、“奴隶”、“战国秦汉”、“六朝”四大段的陈列内容方案设计，并经总体组反复讨论通过；美工部则完成了一层陈列展厅的总体设计及四大段的陈列平面设计和立面设计。新的陈列方案体现了《修改要点》中提出的原则，基本上达到了减少文摘、书照、图标、文字及美术作品的要求。新的陈列设计较好地利用了建筑空间和原有设施，以新颖的艺术手法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出陈列的主题思想和重点文物。
为改变“文物展品三十年基本未变”的局面，博物馆决定为“中国通史陈列”补充、更新一部分文物。1988年10月8日，历史博物馆将《调用文物通知》与《调用文物清单》分别发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區，并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分批次组织人员赴各地商谈调用文物事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89年下半年，陈列部完成了陈列内容设计和全部文字说明，编制、印刷了全部陈列所需的29幅地图。是年国庆前夕，历史博物馆又集中一个月时间提陈文物、布置陈列，摆出了“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大样。与此同时，美工部组织现场施工，按时完成了序幕厅、屏风、地图、四大段入口处装饰等大型工程项目。到1989年年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96个文博单位调拨或借用给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共计632件。1990年，历史博物馆又派出人员分赴湖北、河北、河南、内蒙古等13个省市、自治区，调用或借用文物300余件，并先后办理了852件文物的提陈手续。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开幕之际，修改后的“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重新向社会各界开放。
这次修改在保持既按社会发展分段又按朝代顺序陈列体系的同时，又汲取了三十年来史学研究和文物考古工作的新成果，故而在陈列内容和形式上有较大变动，并补充了新近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构成了一个巨大而又系统表现中国古代辉煌文化艺术的陈列体系，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少数民族、中外关系等各个角度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展厅面积约3200平方米，共展出文物4000余件，其中新展出的近三十年来考古重要出土文物约500件（如广西桂林甑皮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的八千多年前的稻壳印痕、河南濮阳出土的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蚌塑龙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大事记》、山东临淄出土的西汉矩形巨型铜镜、河北定县出土的西汉中山怀王金缕玉衣、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永固陵石券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出土的北朝金冠饰等）。同时，为了加强陈列的直观效果，烘托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氛围，陈列又适当布置了一些以文物和文献资料为依据的浮雕、模型、地图、照片和少量图表，使整个陈列的面貌焕然一新。 1992年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进行大楼楼顶维修工程，这是博物馆建馆以来工程量最大、涉及面最广、投资最多的一次维修工程，对整个博物馆的业务工作特别是基本陈列影响巨大。经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院批准闭馆，“中国通史陈列”停止展出，并于11月16日至12月20日进行了“中国通史陈列”的撤陈工作。在撤陈工作进行之前，陈列部抄录了一层展品详目与说明，整理了二层展品详目与说明，并对陈列现状、展出文物进行了拍照，为一层复原陈列、建档和二层修改准备了图像资料。这次撤陈是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博物馆唯一的一次全部撤陈工作，共撤出展品8000余件，其中文物4000多件，大小展柜500多个，台座1500多个。1994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45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十一”后恢复展出“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并开始全力以赴进行一层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的恢复。12月12日，“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重新对外开放。
（三）“隋唐至明清”部分的修改与第三版“中国通史陈列”的整体亮相
1987年11月开始的全面修改只针对“中国通史陈列”的“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部分，隋后部分则暂时未作修改。随着翻新改造工程的结束，一层陈列室于1994年12月得以重新开放，二层陈列室的“隋唐至明清”部分继续闭馆以备修改完善。199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正式着手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隋唐至明清”部分，拟定修改大纲，总体组经过多次认真修改，为次年恢复二层陈列打下了基础。到1996年年终，陈列部负责的“隋唐至明清”部分的文字内容，包括部分、单元、组和重点文物说明已全部完成。美工部负责的陈列修改的版式设计与施工制作，已完成了展厅平立面设计及柜内设计，同时设计了新的陈列柜并已由厂家投入制作，并陆续安排制作需重新摹绘的30余幅作品。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全力以赴投入“隋唐至明清”部分的陈列内容设计和布展工作，至6月30日止，“中国通史陈列”二层陈列布展完毕，开始接受各方审查，9月9日，经有关领导及专家审查之后，“隋唐至明清”部分正式对外展出。至此，历时近十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任务基本完成。
1997年完成的第三版“中国通史陈列”，最根本的变动就是“中国通史陈列”一直以来所遵循的“六条原则”：修改了第一条，淡化了第二条，调整了第三条，取消了第六条。针对第一条，不仅将时间下限从1840年前下延至1911年，同时也取消了“按照社会发展分期”。针对第二条，则淡化了阶级斗争，撤销了陈列中原始、奴隶、封建三个馆的标志，农民起义也不再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表现，而只在有关说明文字中一笔带过。针对第三条，在陈列中出现画像的历史人物基本上不以“对我国历史发展各个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为前提，而取决于历史上有无遗存画像（即文物），凡美术创作就被“一刀切”了。而对于第六条，则因为不按照社会发展分期就不存在封建社会何时开始的问题，故而完全取消。这样大的变动，在1992年开放的陈列中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如还保留有农民起义场面，标题上也还出现农民起义，只是减少了一些农民起义的美术创作，陈列场面的明显变化还是从1994年的陈列中开始。植根于当时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研究最新成果的第三版“中国通史陈列”，在总面积约7400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展品5450件，多为稀世珍品、国之瑰宝，生动地表现了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到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终结的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进程，以及繁复多姿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
（四）新世纪版“中国通史陈列”
由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防震加固、维修改造工程的进行，第三版“中国通史陈列”于2000年初撤除，其中一层陈列完全撤陈，二层陈列部分撤陈。但是，鉴于“中国通史陈列”在海内外的重大影响，也为了使该陈列能在展厅交付使用后尽快以崭新面貌恢复，就在通史陈列撤陈不久，中国历史博物馆便开始着手制定陈列的恢复计划。2000年3月7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国家文物局上报了《关于上报恢复“中国通史陈列”工作计划的请示》，并附上《恢复“中国通史陈列”工作计划》。计划除汇报陈列的总体规模、陈列的指导思想、陈列的内容设计和陈列的形式设计等需要重点研究的四个方面重大问题外，还详细列明了“中国通史陈列”恢复的工作日程。新版陈列将用一层展厅重新编排中国历史的编年体系，改造二层展厅分别用于若干个专题史陈列和临时展览陈列。会上，国家文物局领导强调要把改陈工作与今后国家博物馆的建设相结合，通盘考虑规划设计；要与历史博物馆的改革相结合，以陈列展览为中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与提高学術水平相结合，继续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参与不同课题的研究论证。
新版“中国通史陈列”的重大改进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从过去单一的依照时代顺序的断代发展史（即一般所称“通史”），改为以通史为主，结合若干专门史陈列，如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以及中国古代货币史等等；（2）在中国历史陈列的每个重大阶段采用灵活形式表现当时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的联系和比照，使观众在人类文明的宏大参照系中，更深刻理解中国文明的独特贡献；（3）努力贴近学科研究前沿，反映学术研究的新水平，对于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已基本得到公认的、比较稳定的最新成果，要尽可能予以体现；（4）努力反映近年来考古重大新发现，对于反映中国历史特别关键的文物，研究切实可行的充实和调展、借展办法；（5）更新陈列设计手法，强调陈列艺术和美学的高标准，以观众为本，广泛采用电脑多媒体、三维动画和虚拟仿真、大屏幕声光演示、触摸屏技术和语音导览系统，全面调动观众的参观兴趣；（6）按照国际先进的文物保护与环境检测标准评估陈列方案，确保所有珍贵文物的安全性。这种修改设想与此前三个版本相比的最大不同，就是将原陈列大厅两层布陈的一条线的展陈形式，改为两条线的展陈形式。通史部分以整个大厅一层（包括临展展厅）为其展陈空间，尽可能反映近年来中国历史学、考古学、文物研究与博物馆陈列艺术的最新水平，并使展陈与改革开放的形势相适应；而专题史部分则将二层大厅与临展二层分割为六个专题展厅，用其中三个展厅轮换举办“中国通史陈列”的专题展部分（如中国古代科技史展、中国服饰艺术展、中国陶瓷史展、中国青铜工艺史展、中国书画艺术史展等），根据馆藏品情况和观众需求不断更新专题展内容。这种变一条主线为两条主线的展陈形式，既可以更好地发挥历史陈列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各种专题展，多角度、多层次地领略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文化。 二、革命博物馆的“中国革命史陈列”
1971年，鉴于两馆已合并的现实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将原属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实际上是把本来密不可分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硬生生割裂了，既不符合“中国通史陈列”的展陈体系，也有违于中央建立革命博物馆时所提出的总体方针。所以，当中国革命博物馆单独建制后，“中国革命史陈列”基本内容的修改便提上日程。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的回归与“中国革命史陈列”的恢复
1979年lO月1日，暂停多年的“中国革命史陈列”才开始以“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的名称重新开放。然而，单纯的党史陈列根本无法反映中国革命史的整体面貌，也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建馆定位不符。1983年3月23日，恢复两馆建制领导小组召集两馆业务干部举行座谈，专门研究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的归属问题。6月3日，经中宣部、文化部批准，“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划归中国革命博物馆。1984年6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在二层中厅正式开放。
为反映各革命阶级阶层、各民族、海外华侨华人为祖国的自由解放所进行的英勇奋斗，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1986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改“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为“中国革命史陈列”，恢复该馆的基本陈列。同时，也为了适应拨乱反正之后的政治经济新形势和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从内容到形式上对基本陈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改，将旧、新民主革命时期压缩在一层陈列室内。到1986年年底，中国革命博物馆已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陈列的修改和筹备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新民主主义时期组制定了陈列修改原则，拟出两稿陈列大纲，提出了征集计划并开始文物征集工作；社会主义时期组为参加中共党史研究会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新时期学术讨论会作准备，就某些专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初步考察了温州地区经济改革的情况；旧民主主义组也对陈列修改作了一些准备。与此同时，美工部也对民主革命时期形式设计的改进初步进行了酝酿，完成了中央大厅假墙和灯光的更换，清理了陈列设备。
为充实陈列内容，革命博物馆陈列部对馆藏文物资料进行普查，挑选了一批文物，从报纸、杂志、画报、书籍中翻拍照片1000多张，并深入到上海、南京、无锡、南通、台儿庄、内蒙古、新疆等地征集文物。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对“中国革命史陈列（1840 1949）”修改内容方案的审查意见后，结合陈列上的薄弱环节，陈列部在全面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基础上，草拟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陈列”提纲》及《陈列指导思想和陈列原则》，替中宣部、文化部党组起草了《关于筹办“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陈列”的请示报告》呈报中央书记处，并组织有关同志分别到农村、工厂和一些中央单位进行调查访问，收集材料，选派人员赴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广西、福建等十几个省市征集、复制文物。此外，在陈列内容设计工作进行的同时，美工部门也提出了陈列基本设备的设计方案，并于1987年7月邀请馆外专家举行审稿会，听取他们对陈列假墙、版面等方面的审查意见。同时，美工部还提出了序幕厅的初步设想，邀请著名画家侯一民创作序幕厅的壁画，并将陈列需要的部分美术作品和图表的创作或制作工作进行落实。到1990年初，全部陈列布置基本就绪。修改后的陈列，展出照片1606張、文物2742件、图表82张、语录文摘59条、美术作品66件，共计展品4555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9周年，1990年7月1日，修改完成的“中国革命史陈列”经中央批准正式对外展出。相比于以前的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的修改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在内容上有了重大变动。
陈列体系上，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近代革命史，既注重反映近代革命史的连贯性，又注意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性。陈列以十个单元一贯到底，以“捍卫共和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衔接。同时，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语录作为这段历史陈列的开端，以反映两个不同的革命时期的阶段性。这种设计既区别于只将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背景反映的党史陈列，又与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明显区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的1961年的“革命史陈列”有所不同。此外，旧民主主义部分改变了之前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七件大事为中心的体系，而是力图以历史线索反映这一时期因帝国主义入侵而导致的社会形态的变化。
在充分表现政治、军事斗争的基础上，加强了经济、文化内容的表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单元的标题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在第二单元“近代工业的产生边疆危机”和第五单元“捍卫共和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加强了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与发展的内容，反映了在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生的进步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增加了“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一组内容，集中介绍了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国统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列”中，加强了根据地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
同时，陈列加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党派以及国民党当权派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和进步作用的表现。在“捍卫共和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继续奋斗”中，表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后的继续奋斗。在“国民党全国统治的确立”中反映了第三党和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继续奋斗。还另立了两个组，即“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和“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转变”，专门表现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当权派和地方实力派，在揭露其反面的同时，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他们的积极作用。对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海外华侨、国际友人支援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内容也有加强。此外，还扩大了展览中历史人物的表现范围：除知名政治活动家和先烈以外，经济界、文教界、国民党爱国将领也出现了一批人物，如胡适、翁文灏、张之洞、张骞、卢作孚、范旭东、张自忠、佟麟阁、戴安澜、武士敏等。序幕厅的陈列也进行了改进，将原来领袖像加语录红旗的设计，改变成以侯一民设计的大型陶釉浮雕壁画《血肉长城》同文物、语录相结合的形式。 此次修改在陈列形式上也有几方面的改动：采用九宫格的方钢管框架板面和展箱、展柜相结合的形式，在一些陈列地段配以人工采光，不同历史时期的版面色调有所变化；在展室死角布置大型复原陈列，在跨度大的展室采用迂回的陈列路线；增加了复原和模拟陈列，增加了陈列室的录相点，放映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一二九运动、南京大屠杀、开国大典等历史资料片；陈列的小型道具力求规范、美观、方便、安全；为了适应对外开放，陈列还采用中英文对照说明。
（二）“近代中国陈列”的筹备与实践
“近代中国陈列”（1840-1949）作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之一，是因博物馆大楼维修工程施工撤陈“中国革命史陈列”后，利用维修大楼的时间而将“中国革命史陈列”改为“近代中国陈列”（1840-1949）。它与革命博物馆之后推出的“当代中国陈列”（1949-1999），成为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展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上、下篇。该陈列自1993年起开始筹备，经过三年的努力，至1996年6月初布置就绪，6月12日正式开放。
“近代中国”陈列将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浓缩为“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北洋军阀统治，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国民政府统治，土地革命”、“全民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大部分，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民主革命伟大胜利”为主线，反映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多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曲折进程。陈列向世人证明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建国方略和其他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从切身感受中作出的正确选择。
“近代中国”陈列共展出2300件实物，包括文物、文献1400多件（原件占80%以上），图片800多张，图表31个，地图9幅，模型4个，绘画17幅，雕塑13件，旧址复原5处，摹拟景观1个。陈列开放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此次陈列突出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主旋律，涵盖面十分广泛。其涉及领域比革命史陈列更为广阔，而陈列面积却又压缩了一半，这就要求内容编排上必须做到重点突出、科学合理。同时，该陈列因在博物馆特殊语言的掌握方面把持得比较好，深入挖掘文物的内涵，靠文物说话，形式上又采用多种艺术手段推陈出新，故而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据统计，自1996年6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至1997年9月，参观“近代中国”陈列的海内外观众达60余万人次。中宣部和文化部曾把“近代中国”陈列列为全国三个精品陈列展览之一。2000年，由于中国革命博物馆进行大楼抗震加固工程，经研究决定，“近代中国”陈列于2月1日起暂停开放。在此期间，革命博物馆曾举办“中华百年风云”大型展览（4月14日开幕）以代替“近代中国”陈列。
三、二次分立发展时期两馆的其他展览
恢复单独建制后，两馆的陈列展览、文物征集、藏品管理、社会教育、学术研究与宣传出版等各项业务工作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两馆除了提高基本陈列的水平之外，也开始积极举办一些专题和临时性展览，内容逐渐丰富，办展模式也日趋灵活。
在民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环境下，历史博物馆单一的展陈体系已无法适应新的变化，与其作为国家级博物馆的身份地位也明显不符。有鉴于此，历史博物馆开始考虑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性展览。这些展览有些是博物馆主办，有些则是与别的机构合办，在有限的条件下引入了许多地方博物馆精品资源和新的考古发现成果，让观众有更多机会欣赏不同类型的文物及艺术作品，如“河南考古新发现展览”、“全国拣选文物展览”、“中国古代文明展览”、“中国文化艺术一千年展览”、“鸿禧集珍展”、“中国印刷术发明展”、“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展览”、“敦煌艺术大展”等等。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历史博物馆通过举办大量临时展览和专题展览，极大地拓展了业务工作领域。同时，博物馆还不时精选或复制文物送往其他地区参加展览，极大地增加了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广泛地开辟出新的文化教育场点，如1992年1月25日，保管部为文化部文物交流中心赴新加坡“古代工艺品展”（宋至清）提供43件文物及其照片资料。此外，中国历史博物馆也积极通过市场化渠道拓展业务，将空闲场馆租借给相关社会机构举办各种临时性展览，也适时举办一些市场性质的展览。总体上来看，这些类型的展览主要倾向于书法、绘画等类别，操作方面主要由博物馆的某个具体部门实行承包责任制，如1992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现代中国水墨联盟、徐悲鸿纪念馆联合举办的“台湾国画展”，就由端门服务部实行承包责任制。展览在给历史博物馆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博物馆的文化知名度。
中国革命博物馆为适应社会需要，结合党的宣传任务和重大纪念活动，经常独立举办或与有关单位联合举办各种专题性展览。这些展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展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历史巨人毛泽东——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展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展览”、“‘洗雪百年国耻喜庆香港回归’大型展览”、“人民的好总理——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展览”、“刘少奇百年诞辰纪念展览”、“历史的丰碑——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型展览”、“中华百年风云展览”、“肩负人民的希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等等。同时，两馆再次分立期间，中国革命博物馆也经常为其他单位主办的展览提供文物及复制品，如为1994年6月举办的“华侨与抗日战争”展览提供文物及复制品14件；或协助其他单位参与陈列内容与形式设计，如1994年参与筹办“林则徐在伊犁事迹展览”的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或将馆藏珍品送往别处参展以扩大影响，如2000年7月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展”。与中国历史博物馆一样，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将馆属展厅租借、交付社会各界举办各种性质的展览，充分利用场馆资源。
另外，中国革命博物馆还成立了两个隶属于该馆的专门机构——中国蜡像馆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蜡像馆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个馆中馆，专门陈列历代名人蜡像；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则是一个旧址类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全面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这两个专门机构的成立，极大地丰富了再次分立期间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陈体系。中国蜡像馆充分发挥蜡像这种集雕塑、绘画与仿真技术于一体的艺术，和革命博物馆的有效结合更新了传统的陈列形式，真实地再现蜡像人物的外在特征与内在风韵，为群众喜闻乐见。中国革命博物馆把新文化运动的滥觞之地——红楼作为基地，把其扩建成新文化运动的资料、研究中心和宣传、教育中心的总体规划，在研究、收藏、展示以及社会教育、馆际交流和巡展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成为北京市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四、结语
两馆再次分立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环境下，不管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基本陈列不断修改完善、以全新面貌吸引国内外观众的同时，各种专题性的展览也大量举办。博物馆展览事业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两馆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新的工作制度和方法的应运而生保证了两馆的展览得以稳步推进。其次，组织机构在原来陈列部、保管部、群众工作部和馆办公室组成的“三部一室”行政管理體系中逐步完善，中国历史博物馆重新组建展览部、中国历史博物馆事业发展基金筹备组与当代艺术品中心，中国革命博物馆将中国文物交流信息中心并入博物馆，组建对外展览部，两馆内部机构得到合理调整。再者，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馆积极探索新的办馆形式，通过广泛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将产业、商业中的生产与行销方式探索式引入博物馆的经营中，在保证并争取最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增强了博物馆的自我发展能力。另外，馆际之间的业务交流对两馆展览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正是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组织机构合理调整、办馆模式的积极探索及业界交流的持续加强，使得两馆的展览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