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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27年， 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一设立武汉市，此举堪称是武汉城市建设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武汉建市促进了三镇一体的功能整合，开创了武汉城市发展的全新格局，使得武汉市的城市结构更加宏大、城市功能更趋综合，进而催生出华中重镇——“大武汉”。“大武汉”在中国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它的出现既是三镇合一建市的直接成果，又是这一事件的现代价值之所在。
[关键词] 武汉三镇；三镇合一；城市发展；大武汉；城市史
[中图分类号] F291.K92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4-0046-09
“大武汉”不仅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一个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辛亥革命第一枪就发生在这里）。因此，探讨“三镇合一建市”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學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三镇合一建市：武汉城市发展的大势所趋
1927年4月16日，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市政府管辖汉口、武昌两市区和汉阳县城区，三镇合一的武汉市直属于国民政府[1]。这是武汉数千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三镇合一是将三个相互倚持而又长期分割的城市在行政建制上趋于一体化、在功能上走向全面整合的开始。它们在“武汉市”统一体制下向着现代综合性大都市的目标快速推进，奏响了武汉现代城市发展的华丽篇章。
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溯源于商代，但真正开始具有影响则在唐代以后。史料记载，早在唐代鄂州就已成为长江中游的重镇，它既是港城，也是商埠，并与益州、扬州有着紧密的经贸联系。李白的诗句“万舸此中来，连帆下扬州”，就道出了当年鄂州的繁盛景象。两宋时期，鄂州、汉阳双城并峙，不仅延续着商埠大港的固有地位，且成为赵宋王朝防御北族的国防要冲与战略枢纽，成为节度使、制置使驻节地，时称之为“东南巨镇”[2]。元代，鄂州改称为武昌，成为湖广省会城。所辖30路、13州，辖区广阔，覆盖了现今中南地区之大部分。明朝中后期，汉口镇崛起，位列“四大名镇”之首，至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汉口镇不愧为楚省“咽喉”，是“云、贵、四川、湖南、广西、南京、江西之货”转输集散的中心，号称“天下四聚”之一[3]。1861年开埠以后，汉口市场进一步扩大，成为内地“华洋互市”的中心，19世纪末，这里形成了一个以土货出口、洋货分销为特征的“国际市场”[4]，这个“国际市场”规模巨大，市场影响辐射到整个湖北省乃至中西部地区。
据有关资料统计，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经汉口出口的棉花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茶叶出口量占全国总值的50%，桐油输出量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牛羊皮、蛋品、肠衣、五倍子、生漆、猪鬃等土货的年出口值均在300万两以上。1906年，江汉关统计的汉口港货物进出口总值约占当年全国贸易总值的12.4%，这一份额仅次于上海[5]。此时的汉口已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农副产品出口贸易中心，其进出口贸易（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合计）长期位居全国通商口岸的前三甲，成为“四大口岸”或“五大商埠”之一[6]。时人誉之为“东方芝加哥”。
武昌的政治地位与汉口的商业影响两相映衬，使武汉三镇成为晚清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具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地理学家顾祖禹说到武昌的战略地位时这样评价，“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又说，“隋唐以前，湖广形胜重在荆州，隋唐以后，重在武昌”[7]。其实，就整个清代而言，岂止湖广形胜在武昌，江南、中南形胜也重在武昌。这里居中以制四方、控引东西、以上制下，既是连通长江的枢纽，又是控驭江东的重地。武昌的形胜加以汉口的商业，使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与经济重心，并由此成为清代历史中的显要角色。揆诸史实，诚为不虚之言。1889年张之洞总督湖广，更以“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始”的抱负，拉开了“湖北新政”的大幕。经过18年全力打造，一个集“东方芝加哥”与“东方曼彻斯特”于一身的“大武汉”岿然屹立于大江之上。张之洞督鄂把武汉的城市地位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武昌、汉口、汉阳不仅在政治、文教、商业贸易、现代工业等方面各具影响，而且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结为一体。
基于武汉三镇综合实力的持续发展，其政治、经济影响力也迅速提升，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政治风云中，武汉始终扮演着显要而特殊的角色。庚子之变，武汉与上海、广州联手上演“东南互保”，维持了南方半壁江山免遭战祸，影响之巨，足以撼动大清王朝。此后武汉成为革命党人宣传发动、酝酿策划的中心之一，革命党人困苦卓绝的努力，加之武汉深厚的群众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成熟的革命条件，终于从这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完成“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的首义壮举，武汉又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莅临武汉，参观首义胜迹，凭吊革命英烈，随到之处，发表演说，称颂武汉的革命功绩，勉励武汉人民要将首义之城建设成“模范之区”。后来他又在《建国方略》中对武汉今后的城市发展寄予厚望，规划把武汉建成如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交通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孙中山先生以宏远的眼光指画武汉未来发展，这既是深居洞察力的史家之言，更是放眼世界的战略宏论。
从武汉一路走来的历史足迹不难看出，1927年三镇合一建市是武汉这座城市千年发展进程中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是武汉历经“东南巨镇”、湖广省会、“天下四聚”“东方芝加哥”等一系列发展，城市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商业影响与日俱增、综合实力持续增长的必然结果，是武汉三镇在中国政治、经济两大版图中日益显要的地位的真实反映。质言之，武汉三镇合一建市是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使然，是城市综合发展的大势使然。
二、三镇合一建市：奠定“大武汉”城市发展的恢弘格局 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武汉的城市发展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东汉末年，以龟蛇两山为依托，依江而立的却月城与夏口城相继出现，这是武汉三镇的历史起点。约一千年后，南宋以鄂州为荆襄潭制置使的驻节地，在鄂州江对岸设汉阳军，武汉地区双城并峙、夹江而立的格局由此成型，这一格局影响深远。至元代，改鄂州为武昌，设为湖广行省省会，从此确立了武昌作为中南地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开辟了城市发展全新的局面。明中后期汉口镇的兴起又揭开武汉城市发展新的一页。19世纪中后期汉口的“开埠”与张之洞的督鄂，是武汉近代城市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它开启了武汉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1927年的建市开创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全新格局，“三镇合一”开始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一大定势。由于这一定势，武汉三镇遂在空间形态、结构功能上开始全面整合，并逐步呈现出综合性、多元化、复合型的现代大都市的恢弘气势。从三镇鼎立到三镇合一，这是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新境界，它使三镇从分割状态走向积极主动的整合，使“武汉”在功能上联为一体，尽管在行政建制上并非完全统一，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它的整体观感，武汉成为人们对三镇的习惯称谓。
而且，三镇合一建市开辟了武汉城市发展全新格局，这突出表现为城市规划上的“整体观”。从城市定位、市域界定到道路规划、交通设计都打破了原来三镇分割的状态，代之以三镇一体的整合。
1929年的《武汉特别市之设计方案》和《武汉市之工程计划案》、1936年的《汉口市都市计划书》、1947年的《武汉三镇土地使用交通系统计划纲要》和《新汉口市建设计划》等等，都贯彻了三镇一体的整体观。上述规划方案在城市功能定位上明确提出：武汉市的性质是近代工商业大城市，长江海运交通的终点城市。并将三镇视为统一整体内的三个功能区，即武昌为政治文化区，汉口为工商业金融区，汉阳为园林住宅区。
市域范围的界定更是本着三镇一体的原則，例如1929年的《武汉特别市之设计方针》对武汉市域范围这样界定：“根据《建国方略》的规定，及本市三镇原来的天然界线，预计今后60年人口增长所需的面积，以及四周与中心点之距离务求相等不宜偏颇等原则，规划之四界为：东至武昌的武丰闸、青山港、北洋桥、东湖门、南湖门为界；南至汤逊湖、李家桥、中矶及汉阳的老关为界；西至汉口的姚家嘴、舵落口及汉阳的琴断口、保丰闸、三眼桥、太子湖为界；北至汉口的青山峡、谌家矶、三道桥、岱家山、张公堤为界。南北最长约24公里，东西最宽约22公里。全市面积为401.76平方公里”[8]。同年（1929）由武汉市政府秘书处编辑出版的《武汉市之工程计划议》对武汉的城市地位是，“武汉属首义之区，民国纪元上占有特殊地位，昔号九省通衢，今推全国中心，预计商业灌输，工厂林立，指日可待。……自应通盘计划，分期实施。工务行政计划，需远眼光”[9]。对武汉市域及四至作出新的界定，“东以武丰闸、青山港、北洋桥、东湖门、南湖门为界；南以汤逊湖、李家桥为界；西以三眼桥、保丰闸、琴断口、舵落口、东姚家嘴、张公堤一部分为界；北以张公堤、岱家山、三道桥、谌家矶、青山峡为界”[10] 34。可见，在当时城市规划者眼里，武汉在空间上已是贯穿三镇的一个连续整体。武汉市域范围涵盖三镇全境，东西南北四至边界贯穿三镇，将原来各自分割的边界整合连缀起来，从而使武汉的空间更为广袤，形成了跨两江而襟百湖、辽远开阔、云水相间的浩荡景象。
在民国中期制订的武汉城市规划方案中，三镇合一的整体观是主旨，依据三镇固有特色而实施功能分区则是一项基本原则。循此原则，以沿江沿河两岸地带为城市商业核心区，以东部边缘地区（跨江的青山地区和谌家矶地区）为武汉未来的工业区 [10] 34。例如1929年的《武汉特别市之设计方针》对武汉未来的功能分区作出如下划分：“工业区应以长江下游的汉口武昌两地，以及汉口临襄河西南部为主；商业区以汉口的特区、旧市区以及武昌汉阳的河边为宜；住宅区分为工人和商人的，工人的在汉口罐子湖以北和武昌的侯驾庙、下马庙一带为宜，因其地比较幽静，且接近工业区。商人的在武昌城内及洪山狮子山，以及汉阳的龟山以南汉阳城和邓家岭仙女山一带；行政区集中各种专署、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局以及市党部、工商学界总机关建筑，汉口选自循礼门车站及万松园一带的适中地为宜，武昌以博文书院附近为适中”①。本着三镇一体的整体观，未来的城市道路交通应以打通三镇、贯通一体为目标。“三镇因大江阻隔，人车来往和货物运输都不便利，首先应请铁路部门设法修建武昌汉阳大铁桥；其次在财政上大有增加时，拟就原汉口日租界及武昌徐家棚之间增修一地下隧道。至于汉口汉阳之间交通，应在襄河下游分筑钢筋混凝土桥数座。汉口平汉铁路终点站通过市区中心，殊为危险，将来迁移到离市中心稍远又不碍水陆联运的地方。”火车站的规划，也考虑在三镇均衡分布，基于“将来人口的增长和产业的发达等方面考虑”，火车站不能只有汉口一个总站，“应在汉口分设东站（平汉）西站（川汉），武昌设南站（粤汉）北站（苏汉），共计四站为妥便”[8]。
尤其是在未来道路桥梁的规划上，设计的重点是如何使三镇联为一体。如1929年的《武汉市之工程计划议》中，对城市交通作如下说明，“联三镇为一体的根本计划，以建桥为上策，但费用浩大，非市政府财力所能胜任的，自以轮渡设施比较轻而易举。至于建桥，主张不一，有主张建设浮桥的，建铁路桥必须高架，否则不易行舟，高架则交通上诸多不便；建浮桥可与江岸平行，且浮桥可以随时开桥，不妨碍大轮通行。两相比较，以建浮桥较佳。建浮桥地点，应自武昌凤凰山炮台下，接自汉阳对岸的龟山根，再由汉阳的龙灯堤起，设一浮桥，接至汉口的豆皮子街平汉铁路货站。浮桥的宽度应以10丈为标准，其中公共汽车道10尺，它两旁的普通车道共50尺（必要时可让出10尺作火车道），两旁行人道共40尺。”另外对于原来分处三镇的堤岸也作出了整体的规划。汉阳汉口主要以整治襄河河道，裁迂为直，长江则涉及汉口、武昌、汉阳三地，规划中统筹考量，以改善、增建、新建长江两岸的码头港埠设施 [10] 36。 要而言之，1927年三镇合一建市为武汉的未来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它以三镇一体的结构功能整合为发展趋向，以综合性、多元化、复合型为城市发展导向，以现代化、国际化为城市发展远景，从而奠定了未来“大武汉”的恢弘格局。
思路决定道路，格局决定未来。正是1927年三镇合一建市所铺就的这一宏大格局导致了中国现代史上“大武汉”的崛起。“大武汉”以自己优异的城市禀赋和雄厚的综合实力担起历史的重任，书写出城市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诗篇。
三、三镇合一建市：书写“大武汉”时代角色的新篇章
在中国现代史上，就城市的政治影响力而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可谓风头最劲。北京为五朝古都，前清帝京，又为中华民国首都，其政治与文化影响自不待言。上海挟江海交汇之势而成为中外贸易之门户，近代以来崛起为中国最大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兼以欧风东渐之窗口的文化角色，以致享有“远东巴黎”之誉，其商业与文化影响力实令他埠难以企及。广州久为通商口岸，华洋混杂，中外交通，经贸影响自成一格。而武汉屹立华中、居中制权，独擅九省通衢之利，绾毂南北、贸迁五方，其风范仪度也足以影响一方。1927年三镇合一建市更将武汉的发展带到了一个新天地，开创了城市发展新的纪元。此后，武汉以更加开阔的空间幅员、更趋全面的城市功能、更为活跃的政治表现进入中国现代史的舞台，承载起国家民族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大武汉”的磅礴气势，书写了现代史上的宏大叙事和舍我其谁的时代担当，成为蜚声中外的华中重镇。
三镇合一建市后的武汉，在中国现代史上书写的第一段精彩篇章就是以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令世界瞩目。那时的武汉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伐战争在此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在此推向高潮，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成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标志性成果，“武汉时期”作为一个高扬革命精神的名词而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以华中重镇、南北要冲的战略地位而为各方所瞩目，成为南京当局与地方实力派角逐博弈的重要场所。武汉三镇一度政局动荡，1929年蒋桂战争之后，南京政府控制了武汉及两湖地区，将武汉收入毂中，使偏处江东的南京政权获得了坚实的腹地支撑，战略态势大为改善。在随后的中原大战中接连击败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等多支地方军阀势力，完成了民元以来首度“南北统一”。武汉在其间的战略支撑作用，厥功至大。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此先后设立汉口特别市、院辖市、省辖市，虽然三镇在建制上呈现分治，然而，视三镇为一体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建制上的分与合并未影响三镇一体的功能整合之势，“武汉”“武汉地区”作为一个涵盖三镇的地理名词已为世人所习知，并为当时的法律规章、公文案牍、书刊杂志屡屡使用。这也显示，武汉朝着综合化、复合型的城市发展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综合化、复合型的城市功能使武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版图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京政府把武汉视为拱卫京畿、拓展侧翼的战略支点，先后派能臣大员，诸如何成濬、张群、杨永泰等人主政湖北，坐镇武汉。嗣后又在武汉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多次召开鄂豫皖赣等七省公路建设与剿匪工作会议，武汉俨然成为了南京政府稳固中南、进图西南的战略支点。
三镇合一建市，整合优化了武汉的城市功能，全面提升了武汉的城市综合实力，使其能够承载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担当更为显要的时代角色。这一重大使命与显要角色的最生动表达就是“大武汉”。“大武汉”之“大”，不单单是指三镇空间幅员的辽阔广大，更主要的意涵是其角色地位之显要、战略价值之重大。同时也表明它不可撼动的交通枢纽地位、市场中心地位，以及作为东西部经济互动之重要纽带和南北方军事争衡之要冲的战略地位。“大武汉”之“大”还表明，它所承载并将进一步承载的历史使命之重大。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它以自己的担当和气概诠释了这一切，使“大武汉”具有更为厚重的历史寓意和精神内涵。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号角在神州大地吹响，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中国军民在敌强我弱的险恶形势下，万众一心、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经过南口会战、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中国军民虽顽强奋战，却难以阻挡日寇进攻的势头。1938年初，日军继攻占南京、徐州后，又集结重兵从东、北两个方向进犯武汉。那时的武汉已担当起中国抗战临时首都的重要角色，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政治军事机构都迁至三镇。这里是国共合作的中心，全国抗战文化宣传的中心。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标志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这里召开，全球主要新闻媒体、世界反战组织、民主和平人士也云集于此。一时间，大武汉不仅成为民族抗战的中心，也以其高昂的斗志、不屈的精神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大武汉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保卫大武汉”也成为中华民族在抗战最艰难时刻发出的豪迈宣言。
大武汉的昂然挺立代表了不屈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自然也为侵略者所忌。日军统帅部制订了攻占武汉的战略计划，企图以此摧毁国人的抗战意志，“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府”。在日军统帅部的计划中，攻占武汉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目标。日寇的骄狂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斗志。国共两党对于武汉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由此携手一致，公抗强敌。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第三期作战计划》中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作战计划，“保卫大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头等要务。中共中央当即拥护国民政府的这一决策，时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董必武随即在《新华日报》发表《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一文，指出“保卫大武汉”已成为“目前政治上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并提出“保卫大武汉不能只以武汉为限，要积極起来配合武汉以外抗击敌人的工作”。国共双方同声高喊“保卫大武汉”，显示了中华民族共御外侮的坚强意志和抗战到底的豪迈气概。同时也彰显出武汉悠关中国抗战成败的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 “大武汉”由于突出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为中国当时实施纵深防御、持久消耗、逐次抵抗的战略中枢。同时也成为“国力西迁”的战略枢纽，成为国家由立国东南转变为据守西南的战略支点。基于武汉这一显要的战略地位，国民政府在作出迁都重庆的决策时，先期将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转移到武汉，以充分发挥武汉联结东西、贯通南北的战略枢纽作用。并以最大的决心、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武汉会战，希望通过武汉会战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完成人员物资由北部、东部向西南大后方的转移。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当时的最高统帅蒋介石认为，武汉势在必守，而且必须在最为广阔的空间上实施大纵深、多层次防守。“保卫大武汉”一时响彻云霄，在鄂豫皖赣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110多万中国将士为保卫这座伟大的城市而浴血奋战，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诗篇。武汉会战地域之广、战线之长、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役规模之大、中国军民牺牲之重，都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任何局部战役所不能比拟的。武汉会战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之大，也是任何其他战役所不能比拟的，诚如蒋介石所言，它是中国由一期抗战转入二期抗战，或者说是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的关键转折点。
武汉会战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否坚守到底，而在于它对中国持久抗战的贯彻实施能否提供最有效的支撑。武汉会战完成了这一使命，“大武汉”完成了这一使命。会战临近终了，1938年10月23日中国军队从武汉周边撤退，分别向西北西南转进。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于10月31日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再次阐述保卫大武汉的重大战略意义。他说：“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不虞其缺乏。今者我中部及东西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对于武汉会战之意义，蒋再次申明，“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11]。
在抗战中，“大武汉”以自己的苦难换得了民族抗战的转机，这就是它神圣的历史担当，也是它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
历史岁月风流云散，今天的“大武汉”正迎来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我们有理由相信，凭藉自身的优异禀赋和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凭藉着“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譬如说在赋予“九省通衢”现代意义的“水陆空”叠加发展、作为中国中部特大城市的武汉，应敢于以辐射全国，挑战全球的气势以勇于担当的精神主动作为，以致在中华民族奔向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承载起更加神圣的历史使命，担负起更加光荣的时代角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皮明庥.武汉通史·民国卷：下[M].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6.
[2]陆 游.入蜀记[M].
[3]刘献廷.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周德钧.“近代武汉‘国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述论”[J].湖北大学学报，2006，（02）.
[5]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6]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7]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武汉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纂室.武汉市政月刊[J].1929，（6）.
[9]武汉市市政府秘书处.武汉市政公报[J].1928.
[10]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武汉市规划志[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
[11]何虎生.蔣介石传：中[M].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李利林]
[关键词] 武汉三镇；三镇合一；城市发展；大武汉；城市史
[中图分类号] F291.K92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4-0046-09
“大武汉”不仅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一个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辛亥革命第一枪就发生在这里）。因此，探讨“三镇合一建市”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學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三镇合一建市：武汉城市发展的大势所趋
1927年4月16日，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市政府管辖汉口、武昌两市区和汉阳县城区，三镇合一的武汉市直属于国民政府[1]。这是武汉数千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三镇合一是将三个相互倚持而又长期分割的城市在行政建制上趋于一体化、在功能上走向全面整合的开始。它们在“武汉市”统一体制下向着现代综合性大都市的目标快速推进，奏响了武汉现代城市发展的华丽篇章。
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溯源于商代，但真正开始具有影响则在唐代以后。史料记载，早在唐代鄂州就已成为长江中游的重镇，它既是港城，也是商埠，并与益州、扬州有着紧密的经贸联系。李白的诗句“万舸此中来，连帆下扬州”，就道出了当年鄂州的繁盛景象。两宋时期，鄂州、汉阳双城并峙，不仅延续着商埠大港的固有地位，且成为赵宋王朝防御北族的国防要冲与战略枢纽，成为节度使、制置使驻节地，时称之为“东南巨镇”[2]。元代，鄂州改称为武昌，成为湖广省会城。所辖30路、13州，辖区广阔，覆盖了现今中南地区之大部分。明朝中后期，汉口镇崛起，位列“四大名镇”之首，至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汉口镇不愧为楚省“咽喉”，是“云、贵、四川、湖南、广西、南京、江西之货”转输集散的中心，号称“天下四聚”之一[3]。1861年开埠以后，汉口市场进一步扩大，成为内地“华洋互市”的中心，19世纪末，这里形成了一个以土货出口、洋货分销为特征的“国际市场”[4]，这个“国际市场”规模巨大，市场影响辐射到整个湖北省乃至中西部地区。
据有关资料统计，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经汉口出口的棉花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茶叶出口量占全国总值的50%，桐油输出量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牛羊皮、蛋品、肠衣、五倍子、生漆、猪鬃等土货的年出口值均在300万两以上。1906年，江汉关统计的汉口港货物进出口总值约占当年全国贸易总值的12.4%，这一份额仅次于上海[5]。此时的汉口已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农副产品出口贸易中心，其进出口贸易（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合计）长期位居全国通商口岸的前三甲，成为“四大口岸”或“五大商埠”之一[6]。时人誉之为“东方芝加哥”。
武昌的政治地位与汉口的商业影响两相映衬，使武汉三镇成为晚清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具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地理学家顾祖禹说到武昌的战略地位时这样评价，“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又说，“隋唐以前，湖广形胜重在荆州，隋唐以后，重在武昌”[7]。其实，就整个清代而言，岂止湖广形胜在武昌，江南、中南形胜也重在武昌。这里居中以制四方、控引东西、以上制下，既是连通长江的枢纽，又是控驭江东的重地。武昌的形胜加以汉口的商业，使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与经济重心，并由此成为清代历史中的显要角色。揆诸史实，诚为不虚之言。1889年张之洞总督湖广，更以“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始”的抱负，拉开了“湖北新政”的大幕。经过18年全力打造，一个集“东方芝加哥”与“东方曼彻斯特”于一身的“大武汉”岿然屹立于大江之上。张之洞督鄂把武汉的城市地位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武昌、汉口、汉阳不仅在政治、文教、商业贸易、现代工业等方面各具影响，而且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结为一体。
基于武汉三镇综合实力的持续发展，其政治、经济影响力也迅速提升，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政治风云中，武汉始终扮演着显要而特殊的角色。庚子之变，武汉与上海、广州联手上演“东南互保”，维持了南方半壁江山免遭战祸，影响之巨，足以撼动大清王朝。此后武汉成为革命党人宣传发动、酝酿策划的中心之一，革命党人困苦卓绝的努力，加之武汉深厚的群众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成熟的革命条件，终于从这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完成“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的首义壮举，武汉又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莅临武汉，参观首义胜迹，凭吊革命英烈，随到之处，发表演说，称颂武汉的革命功绩，勉励武汉人民要将首义之城建设成“模范之区”。后来他又在《建国方略》中对武汉今后的城市发展寄予厚望，规划把武汉建成如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交通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孙中山先生以宏远的眼光指画武汉未来发展，这既是深居洞察力的史家之言，更是放眼世界的战略宏论。
从武汉一路走来的历史足迹不难看出，1927年三镇合一建市是武汉这座城市千年发展进程中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是武汉历经“东南巨镇”、湖广省会、“天下四聚”“东方芝加哥”等一系列发展，城市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商业影响与日俱增、综合实力持续增长的必然结果，是武汉三镇在中国政治、经济两大版图中日益显要的地位的真实反映。质言之，武汉三镇合一建市是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使然，是城市综合发展的大势使然。
二、三镇合一建市：奠定“大武汉”城市发展的恢弘格局 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武汉的城市发展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东汉末年，以龟蛇两山为依托，依江而立的却月城与夏口城相继出现，这是武汉三镇的历史起点。约一千年后，南宋以鄂州为荆襄潭制置使的驻节地，在鄂州江对岸设汉阳军，武汉地区双城并峙、夹江而立的格局由此成型，这一格局影响深远。至元代，改鄂州为武昌，设为湖广行省省会，从此确立了武昌作为中南地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开辟了城市发展全新的局面。明中后期汉口镇的兴起又揭开武汉城市发展新的一页。19世纪中后期汉口的“开埠”与张之洞的督鄂，是武汉近代城市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它开启了武汉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1927年的建市开创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全新格局，“三镇合一”开始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一大定势。由于这一定势，武汉三镇遂在空间形态、结构功能上开始全面整合，并逐步呈现出综合性、多元化、复合型的现代大都市的恢弘气势。从三镇鼎立到三镇合一，这是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新境界，它使三镇从分割状态走向积极主动的整合，使“武汉”在功能上联为一体，尽管在行政建制上并非完全统一，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它的整体观感，武汉成为人们对三镇的习惯称谓。
而且，三镇合一建市开辟了武汉城市发展全新格局，这突出表现为城市规划上的“整体观”。从城市定位、市域界定到道路规划、交通设计都打破了原来三镇分割的状态，代之以三镇一体的整合。
1929年的《武汉特别市之设计方案》和《武汉市之工程计划案》、1936年的《汉口市都市计划书》、1947年的《武汉三镇土地使用交通系统计划纲要》和《新汉口市建设计划》等等，都贯彻了三镇一体的整体观。上述规划方案在城市功能定位上明确提出：武汉市的性质是近代工商业大城市，长江海运交通的终点城市。并将三镇视为统一整体内的三个功能区，即武昌为政治文化区，汉口为工商业金融区，汉阳为园林住宅区。
市域范围的界定更是本着三镇一体的原則，例如1929年的《武汉特别市之设计方针》对武汉市域范围这样界定：“根据《建国方略》的规定，及本市三镇原来的天然界线，预计今后60年人口增长所需的面积，以及四周与中心点之距离务求相等不宜偏颇等原则，规划之四界为：东至武昌的武丰闸、青山港、北洋桥、东湖门、南湖门为界；南至汤逊湖、李家桥、中矶及汉阳的老关为界；西至汉口的姚家嘴、舵落口及汉阳的琴断口、保丰闸、三眼桥、太子湖为界；北至汉口的青山峡、谌家矶、三道桥、岱家山、张公堤为界。南北最长约24公里，东西最宽约22公里。全市面积为401.76平方公里”[8]。同年（1929）由武汉市政府秘书处编辑出版的《武汉市之工程计划议》对武汉的城市地位是，“武汉属首义之区，民国纪元上占有特殊地位，昔号九省通衢，今推全国中心，预计商业灌输，工厂林立，指日可待。……自应通盘计划，分期实施。工务行政计划，需远眼光”[9]。对武汉市域及四至作出新的界定，“东以武丰闸、青山港、北洋桥、东湖门、南湖门为界；南以汤逊湖、李家桥为界；西以三眼桥、保丰闸、琴断口、舵落口、东姚家嘴、张公堤一部分为界；北以张公堤、岱家山、三道桥、谌家矶、青山峡为界”[10] 34。可见，在当时城市规划者眼里，武汉在空间上已是贯穿三镇的一个连续整体。武汉市域范围涵盖三镇全境，东西南北四至边界贯穿三镇，将原来各自分割的边界整合连缀起来，从而使武汉的空间更为广袤，形成了跨两江而襟百湖、辽远开阔、云水相间的浩荡景象。
在民国中期制订的武汉城市规划方案中，三镇合一的整体观是主旨，依据三镇固有特色而实施功能分区则是一项基本原则。循此原则，以沿江沿河两岸地带为城市商业核心区，以东部边缘地区（跨江的青山地区和谌家矶地区）为武汉未来的工业区 [10] 34。例如1929年的《武汉特别市之设计方针》对武汉未来的功能分区作出如下划分：“工业区应以长江下游的汉口武昌两地，以及汉口临襄河西南部为主；商业区以汉口的特区、旧市区以及武昌汉阳的河边为宜；住宅区分为工人和商人的，工人的在汉口罐子湖以北和武昌的侯驾庙、下马庙一带为宜，因其地比较幽静，且接近工业区。商人的在武昌城内及洪山狮子山，以及汉阳的龟山以南汉阳城和邓家岭仙女山一带；行政区集中各种专署、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局以及市党部、工商学界总机关建筑，汉口选自循礼门车站及万松园一带的适中地为宜，武昌以博文书院附近为适中”①。本着三镇一体的整体观，未来的城市道路交通应以打通三镇、贯通一体为目标。“三镇因大江阻隔，人车来往和货物运输都不便利，首先应请铁路部门设法修建武昌汉阳大铁桥；其次在财政上大有增加时，拟就原汉口日租界及武昌徐家棚之间增修一地下隧道。至于汉口汉阳之间交通，应在襄河下游分筑钢筋混凝土桥数座。汉口平汉铁路终点站通过市区中心，殊为危险，将来迁移到离市中心稍远又不碍水陆联运的地方。”火车站的规划，也考虑在三镇均衡分布，基于“将来人口的增长和产业的发达等方面考虑”，火车站不能只有汉口一个总站，“应在汉口分设东站（平汉）西站（川汉），武昌设南站（粤汉）北站（苏汉），共计四站为妥便”[8]。
尤其是在未来道路桥梁的规划上，设计的重点是如何使三镇联为一体。如1929年的《武汉市之工程计划议》中，对城市交通作如下说明，“联三镇为一体的根本计划，以建桥为上策，但费用浩大，非市政府财力所能胜任的，自以轮渡设施比较轻而易举。至于建桥，主张不一，有主张建设浮桥的，建铁路桥必须高架，否则不易行舟，高架则交通上诸多不便；建浮桥可与江岸平行，且浮桥可以随时开桥，不妨碍大轮通行。两相比较，以建浮桥较佳。建浮桥地点，应自武昌凤凰山炮台下，接自汉阳对岸的龟山根，再由汉阳的龙灯堤起，设一浮桥，接至汉口的豆皮子街平汉铁路货站。浮桥的宽度应以10丈为标准，其中公共汽车道10尺，它两旁的普通车道共50尺（必要时可让出10尺作火车道），两旁行人道共40尺。”另外对于原来分处三镇的堤岸也作出了整体的规划。汉阳汉口主要以整治襄河河道，裁迂为直，长江则涉及汉口、武昌、汉阳三地，规划中统筹考量，以改善、增建、新建长江两岸的码头港埠设施 [10] 36。 要而言之，1927年三镇合一建市为武汉的未来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它以三镇一体的结构功能整合为发展趋向，以综合性、多元化、复合型为城市发展导向，以现代化、国际化为城市发展远景，从而奠定了未来“大武汉”的恢弘格局。
思路决定道路，格局决定未来。正是1927年三镇合一建市所铺就的这一宏大格局导致了中国现代史上“大武汉”的崛起。“大武汉”以自己优异的城市禀赋和雄厚的综合实力担起历史的重任，书写出城市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诗篇。
三、三镇合一建市：书写“大武汉”时代角色的新篇章
在中国现代史上，就城市的政治影响力而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可谓风头最劲。北京为五朝古都，前清帝京，又为中华民国首都，其政治与文化影响自不待言。上海挟江海交汇之势而成为中外贸易之门户，近代以来崛起为中国最大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兼以欧风东渐之窗口的文化角色，以致享有“远东巴黎”之誉，其商业与文化影响力实令他埠难以企及。广州久为通商口岸，华洋混杂，中外交通，经贸影响自成一格。而武汉屹立华中、居中制权，独擅九省通衢之利，绾毂南北、贸迁五方，其风范仪度也足以影响一方。1927年三镇合一建市更将武汉的发展带到了一个新天地，开创了城市发展新的纪元。此后，武汉以更加开阔的空间幅员、更趋全面的城市功能、更为活跃的政治表现进入中国现代史的舞台，承载起国家民族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大武汉”的磅礴气势，书写了现代史上的宏大叙事和舍我其谁的时代担当，成为蜚声中外的华中重镇。
三镇合一建市后的武汉，在中国现代史上书写的第一段精彩篇章就是以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令世界瞩目。那时的武汉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伐战争在此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在此推向高潮，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成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标志性成果，“武汉时期”作为一个高扬革命精神的名词而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以华中重镇、南北要冲的战略地位而为各方所瞩目，成为南京当局与地方实力派角逐博弈的重要场所。武汉三镇一度政局动荡，1929年蒋桂战争之后，南京政府控制了武汉及两湖地区，将武汉收入毂中，使偏处江东的南京政权获得了坚实的腹地支撑，战略态势大为改善。在随后的中原大战中接连击败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等多支地方军阀势力，完成了民元以来首度“南北统一”。武汉在其间的战略支撑作用，厥功至大。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此先后设立汉口特别市、院辖市、省辖市，虽然三镇在建制上呈现分治，然而，视三镇为一体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建制上的分与合并未影响三镇一体的功能整合之势，“武汉”“武汉地区”作为一个涵盖三镇的地理名词已为世人所习知，并为当时的法律规章、公文案牍、书刊杂志屡屡使用。这也显示，武汉朝着综合化、复合型的城市发展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综合化、复合型的城市功能使武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版图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京政府把武汉视为拱卫京畿、拓展侧翼的战略支点，先后派能臣大员，诸如何成濬、张群、杨永泰等人主政湖北，坐镇武汉。嗣后又在武汉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多次召开鄂豫皖赣等七省公路建设与剿匪工作会议，武汉俨然成为了南京政府稳固中南、进图西南的战略支点。
三镇合一建市，整合优化了武汉的城市功能，全面提升了武汉的城市综合实力，使其能够承载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担当更为显要的时代角色。这一重大使命与显要角色的最生动表达就是“大武汉”。“大武汉”之“大”，不单单是指三镇空间幅员的辽阔广大，更主要的意涵是其角色地位之显要、战略价值之重大。同时也表明它不可撼动的交通枢纽地位、市场中心地位，以及作为东西部经济互动之重要纽带和南北方军事争衡之要冲的战略地位。“大武汉”之“大”还表明，它所承载并将进一步承载的历史使命之重大。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它以自己的担当和气概诠释了这一切，使“大武汉”具有更为厚重的历史寓意和精神内涵。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号角在神州大地吹响，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中国军民在敌强我弱的险恶形势下，万众一心、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经过南口会战、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中国军民虽顽强奋战，却难以阻挡日寇进攻的势头。1938年初，日军继攻占南京、徐州后，又集结重兵从东、北两个方向进犯武汉。那时的武汉已担当起中国抗战临时首都的重要角色，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政治军事机构都迁至三镇。这里是国共合作的中心，全国抗战文化宣传的中心。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标志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这里召开，全球主要新闻媒体、世界反战组织、民主和平人士也云集于此。一时间，大武汉不仅成为民族抗战的中心，也以其高昂的斗志、不屈的精神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大武汉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保卫大武汉”也成为中华民族在抗战最艰难时刻发出的豪迈宣言。
大武汉的昂然挺立代表了不屈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自然也为侵略者所忌。日军统帅部制订了攻占武汉的战略计划，企图以此摧毁国人的抗战意志，“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府”。在日军统帅部的计划中，攻占武汉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目标。日寇的骄狂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斗志。国共两党对于武汉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由此携手一致，公抗强敌。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第三期作战计划》中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作战计划，“保卫大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头等要务。中共中央当即拥护国民政府的这一决策，时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董必武随即在《新华日报》发表《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一文，指出“保卫大武汉”已成为“目前政治上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并提出“保卫大武汉不能只以武汉为限，要积極起来配合武汉以外抗击敌人的工作”。国共双方同声高喊“保卫大武汉”，显示了中华民族共御外侮的坚强意志和抗战到底的豪迈气概。同时也彰显出武汉悠关中国抗战成败的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 “大武汉”由于突出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为中国当时实施纵深防御、持久消耗、逐次抵抗的战略中枢。同时也成为“国力西迁”的战略枢纽，成为国家由立国东南转变为据守西南的战略支点。基于武汉这一显要的战略地位，国民政府在作出迁都重庆的决策时，先期将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转移到武汉，以充分发挥武汉联结东西、贯通南北的战略枢纽作用。并以最大的决心、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武汉会战，希望通过武汉会战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完成人员物资由北部、东部向西南大后方的转移。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当时的最高统帅蒋介石认为，武汉势在必守，而且必须在最为广阔的空间上实施大纵深、多层次防守。“保卫大武汉”一时响彻云霄，在鄂豫皖赣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110多万中国将士为保卫这座伟大的城市而浴血奋战，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诗篇。武汉会战地域之广、战线之长、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役规模之大、中国军民牺牲之重，都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任何局部战役所不能比拟的。武汉会战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之大，也是任何其他战役所不能比拟的，诚如蒋介石所言，它是中国由一期抗战转入二期抗战，或者说是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的关键转折点。
武汉会战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否坚守到底，而在于它对中国持久抗战的贯彻实施能否提供最有效的支撑。武汉会战完成了这一使命，“大武汉”完成了这一使命。会战临近终了，1938年10月23日中国军队从武汉周边撤退，分别向西北西南转进。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于10月31日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再次阐述保卫大武汉的重大战略意义。他说：“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不虞其缺乏。今者我中部及东西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对于武汉会战之意义，蒋再次申明，“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11]。
在抗战中，“大武汉”以自己的苦难换得了民族抗战的转机，这就是它神圣的历史担当，也是它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
历史岁月风流云散，今天的“大武汉”正迎来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我们有理由相信，凭藉自身的优异禀赋和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凭藉着“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譬如说在赋予“九省通衢”现代意义的“水陆空”叠加发展、作为中国中部特大城市的武汉，应敢于以辐射全国，挑战全球的气势以勇于担当的精神主动作为，以致在中华民族奔向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承载起更加神圣的历史使命，担负起更加光荣的时代角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皮明庥.武汉通史·民国卷：下[M].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6.
[2]陆 游.入蜀记[M].
[3]刘献廷.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周德钧.“近代武汉‘国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述论”[J].湖北大学学报，2006，（02）.
[5]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6]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7]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武汉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纂室.武汉市政月刊[J].1929，（6）.
[9]武汉市市政府秘书处.武汉市政公报[J].1928.
[10]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武汉市规划志[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
[11]何虎生.蔣介石传：中[M].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