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东部的一家青年中心里，雪白墙面的显要位置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4个黑人少年挤在一起，他们身着正装，脸上的微笑腼腆而拘谨，他们的身后是英国顶级贵族寄宿学校——拉格比公学。
　　在拉格比开启新生活10年后的今天，他们回到了最初生长的地方——贫穷的伦敦底层街区，准备在这里再拍一张照片，位置形态一如从前，但背景由拉格比的操场变成了破败的街道，黑白照片变成彩照，但照片上的他们笑得更加自信和大方了。
　　上述照片讲述了一场独一无二的社会流动试验，它是个非凡故事。如果给一群从小浸淫在帮派文化中的街头黑人少年，一次进入贵族学校学习的机会，他们会把握住吗？他们会沉沦还是崛起？4位黑人少年及第一张照片的拍摄者安东尼·赖特给出了答案，他们的回答为英国一直以来的阶级分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帮助人们更直观地了解了伦敦街头残酷的暴力文化。
　　截止到5月末，2018年伦敦共发生凶杀案60起，已短时超过纽约同期。单单2017年12月31日当天就有4个少年被刺身亡，今年3月又有22名少年被杀。暴力犯罪激增主要有几大原因，其中就包括犯毒团伙之间的帮派纷争。

| 大卫·艾吉姆-麦卡宾，25岁 |

　　现年25岁的艾吉姆-麦卡宾对伦敦帮派文化了解颇深，如果不是离开了这里，可能早已沦为帮派分子。今天，他早早地来到新照片的拍摄地——伦敦东部自治市纽汉市福里斯特的车站路。这里也是近年来发生多起枪击及刺死案的高发地，年仅18岁的萨米·西多姆曾渴望成为律师，今年4月也被刺死在这条街上。
　　艾吉姆-麦卡宾从小在纽汉市长大，他的家位于北伍尔维奇街区的一栋一层公寓，他同妈妈和两个妹妹一起生活。对于生身父亲是谁，他一直无从知晓，妈妈后来也再婚了。上中学时他就发现周围的孩子很小就开始犯罪。10岁时，他的一个朋友与另一个男孩打架，一個人把梳子刺入了另一个人的头部。
　　如今，艾吉姆-麦卡宾是英国教育与技能部部长安妮·米尔顿的私人秘书。从底层市民摇身成为政界人士的巨大变化对他来说还十分新鲜，交流间，他不时地自豪地调整着自己深蓝色的巴宝莉雨衣。2009年，巴宝莉公司为帮他融入新环境向他捐赠了这件衣服。这个他即将进入的新环境拉格比公学是橄榄球的发源地，也是有关橄榄球的老电影《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的拍摄地，该寄宿学校一年的费用是3.5万英镑。
　　“这些年这件外套一直挂在我的衣柜里，”他说，“因为它是这场我们都亲历的变迁的有形的纪念。我们一度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装模作样，我们仍然是来自伦敦东区的小子，任凭大人的摆布。起初我们非常憎恨这里，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同时收获了可贵的友情，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份友情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力量。倘若孤身一人，一切将会更加艰难。”
　　眼前这位滔滔不绝的公务员曾经是纽汉中学一小撮毫无目标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后来他被青年社工雷·刘易斯注意到，特立独行的刘易斯做社工前在监狱中做辅导员，他曾去到美国路易安那州的巴吞鲁日，那里的一个改造项目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在一系列的军事训练、激发自豪感的黑人历史课及“严酷的爱”的影响下，原来的帮派核心成员脱胎换骨，从街头混混转变为具有一定风度的年轻绅士。
　　回到纽汉市后，刘易斯将美国的改造项目完全复制过来，建立了东区青年领导者学院，成绩斐然。他还与拉格比当时的校长——慈善家帕特里克·德哈姆达成了合作关系。
　　至今，艾吉姆-麦卡宾对2009年9月1日那天发生的事仍然记忆犹新。“那天早上，我与马库斯和安东尼乘坐小巴来到拉格比的校门前。因为我们的妈妈都在上班，爸爸又不在身边，我们就坐着东区的小巴来报到。我记得，当时除我们之外的所有孩子坐的都是豪华轿车，但真正令我吃惊的是，几乎每个孩子身边都是父母两个人在陪伴。那些父亲如此关注自己孩子的教育，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之后，艾吉姆-麦卡宾又被拉格比壮观的校园及其广阔洁净的运动场所震撼——1823年，橄榄球之父，那时还是学生的威廉·韦伯·埃利斯怀抱橄榄球在场地上奔跑打破旧规树立新规的往事，创造了历史，在拉格比的历史篇章中写下了辉煌的一笔。“但整个学校看起来让人害怕，”艾吉姆-麦卡宾说，“我们的操场都是水泥地。在这里我感到的是被孤立和自卑。我对自己曾经是谁和未来我将变成谁充满了疑问，我也不确定是否想成为我看到的这些东西的一部分。”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特权阶级的社会精英子女相遇，后者的出身将他们同黑人孩子完全隔绝，形成天壤之别。“我马上就被这些男孩女孩们仿佛与生俱来的自信所打动，他们无论说话还是走路都散发着权利的力量和极强的自信。好像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而我必须经过认真思考再同他们交流。这里的学生讲话思路清晰，这是我在以前的学校从未见过的。我并不憎恨他们拥有特权，但当我想到他们的生活与我东区同学的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就伤心。为什么他们就能享受一流教育？我首先想到的是种族差异原因。在我以前的学校，大部分学生都是黑人。而这里，只有很少的人不是白人。开始几个学期我对此愤愤不平，后来我暗下决心，好好利用这个学习的机会。” 　　拉格比是克拉伦登9大公学之一，英国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大多来自这9所学校，统计显示，拉格比的毕业生成为其所在领域顶尖人物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94倍。“小班”教学及一流的体育、音乐课使艾吉姆-麦卡宾大受裨益。课外活动中，在担任足球队队长的同时，他还学习了打网球和弹低音吉他。
　　当假期来临，回到东区原来的家，仿佛被打回了原形，环境上巨大的落差和情感上可能出现的疏离都令人心生不安。但艾吉姆-麦卡宾的回归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朋友们从未指责我‘变了’，因为我一直向他们保证自己‘不会变’。我的口音没有变，行为举止也没有变，因为只有这样，我的老朋友们才会认我这个朋友。平衡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生活很困难，但我十分感谢拉格比使我拥有了现在的工作，使我有能力回报和帮助那些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及亲人们。”
　　激发他去回报社区正是雷·刘易斯社会流向改革战略的核心目标。一直以来，他都在试图改变街头男孩的生存状况，近来，生活在底层街区的女孩们也开始受到关注。自2007年至今，他成功联络安排了126个寄宿学校席位，拉格比公学、伊顿公学、舍伯恩女子学校和惠灵顿学院等都是东区青年领导者学院的密切合作伙伴。
　　刘易斯说：寄宿学校非常适合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理念和办学方针与我们不谋而合。生长于恶劣环境中的孩子们几乎没有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机会，在不良环境的影响下，最终只能走上歧途。但是寄宿学校给他们提供了不被外界打扰的环境与管理体系，他们迫切需要这样的成长环境。
　　艾吉姆-麦卡宾是尼日利亚裔，最初被推荐给刘易斯时只有12岁。“那时我是重点被关注对象，后来成了东区领导力计划的候选人，2009年被送入拉格比读六年级。”艾吉姆-麦卡宾说。以非常优异的全A成绩从拉格比毕业后，他又来到布莱顿大学学习商法，然后攻读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法律和政治理论”硕士学位，后来做了大律师公会的政策助理。2017年12月，他就任教育部技术教育部门。2018年夏天，他成为了东区学院第一个踏入婚姻殿堂的校友，还邀请了拉格比的同学来参加婚礼。他的妻子黛博拉也是一名公务员，他们在當地的教堂相识，她与他有着相似的身份背景。这对新人如今已搬离纽汉市，在肯特郡定居。

| 多坦·奥根奇叶德和马库斯·克尔，24岁 |

　　多坦·奥根奇叶德和马库斯·克尔二人对拉格比的印象与艾吉姆-麦卡宾大体相同。但这一系列的转变对于他们二人来说更加突如其来和意外，因为他们是从纽汉市来到拉格比的第一批学生，2007年他们进入9年级时只有13岁。
　　克尔如今是东区青年领导者学院的一名网络开发工程师，他说：“拉格比与我过去生活的地方截然不同，我感觉自己如同试验品。就像你在考卷上看到的考题一样：如果让一个年轻的黑人孩子离开他原来的工薪阶层家庭，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会出现什么结果？”
　　“起初，看到周围的人都与我长得不一样，我感到很惊愕。我能感觉到，我的许多新同学都对我百般提防。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肤色还是背景，但我知道肯定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一些同学在认识我之前对我做出了很多猜想。比如，许多人看到我打球之前都以为我是体育特长生，这倒没什么。但是有人曾经十分无礼地问我：是不是因为从小被警察追赶，所以我才跑得那么快。”
　　“有一次刷牙时，我发现室友嘲笑我的鼻子和嘴唇，有一次我还被称为‘那个东西’。这些时刻都令我很难过，都让我对我是否属于这个地方产生疑问，但我都能很快振作起来，我告诉自己到这里不是来结交朋友的，而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起一切有利的机会，从而为我的其他同胞们铺路。”
　　在克尔心中，原来的家和现在的学校是很难调和的两个世界。“刚去的几个月，回家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怀，但这种心情很快发生了改变。因为每一次当我回家的时候，我的朋友圈都在缩小。有的朋友丢了命，有的进了监狱，而我也因为大家的兴趣相左而与他们渐行渐远。这一切都令我很伤心，我很内疚自己去了拉格比而把其他人抛在了脑后。”
　　克尔在纽汉市长大，与妈妈和3个姐姐一起生活。他回忆道：“我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依靠做衣服和首饰卖钱养家，只要能供养我和姐姐们，我妈妈什么都干。”
　　克尔努力适应过去的学校生活，被老师推荐给刘易斯时只有8岁。“只能说我是个有潜力的小孩儿，但是用错了地方，不是打架就是打架。我当时在学校很吃得开。”克尔坦陈。
　　在东区青年领导者学院的帮助下，克尔浪子回头，从帮派子弟转变为私立学校的储备生。学术和体育成绩都十分出色的他很快进入了足球队，还打破了学校拉力赛及跳远的历史纪录。最终他以10科功课达标、4科A等的成绩进入莱斯特德蒙福特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获得了学位。
　　如今能再次与好友克尔相伴，奥根奇叶德十分高兴。来到拉格比的第一天，被迫与克尔分开，他非常伤心。“我原以为会和马库斯在一起，但是我们被分在不同的教学楼，”他解释说，“我就想，‘现在只剩我自己了，这不是在做梦。’起初我并不想接触这里的学生，因为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的肤色不同，喜好也不同。他们上预科，喜欢玩橄榄球，酷爱滑雪。而我来自于一个80%的学生都是黑人的地方，我们酷爱的是足球。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肤色和贫富，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如同一条巨大的鸿沟，谁都逾越不了。不过现在，我跟他们中的一些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奥根奇叶德讲述自己与其他同学逐渐同化的过程，最终他还热情地邀请拉格比的朋友们去他位于东区的家中做客。他住的是联排房，“看到我的家，他们很震惊，”他坦白道，“惊得目瞪口呆。”当他去他们的家中拜访时，眼前的一切也令他目瞪口呆，那是一个囊括了乡村网球场和地下泳池的美好世界。
　　奥根奇叶德在拉格比最负盛名的运动——橄榄球项目上表现卓越，他还打破了学校接力赛和跳高比赛的历史纪录。毕业时的成绩是12科达标、3科A等，后来在纽卡斯尔大学学习语言学。目前他在萨福克郡的一家公共事业公司从事通讯类工作。
　　回忆起他离开的那条伦敦街道，奥根奇叶德充满感慨：“和我年龄相仿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很小开始就舞刀弄棍，现在已经上升到玩枪，日常生活充斥着暴力行径，已经成为常态。而我在拉格比的同学们毕业后很多都去从政，但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生活圈之外的人。我认为弥合这种差异的办法就是多一些雷·刘易斯和帕特里克·德哈姆这样的公益人士，他们在对待我和我的儿时伙伴时能够一视同仁，他们会为他人的权益做周全考虑，他们努力重建社区，给底层街区的人们创造新的生机，树立良好的典范，使人们获得新的希望。”

| 乔治·卡马，21岁 |

　　今年3月在埃塞克斯大学文科专业毕业后，卡马就回到了纽汉市，目前他住在市中心。2010年，东区青年领导者学院将他挑选出来，送入拉格比公学。最终他以10科达标，3科A等的成绩毕业。
　　目前，卡马正在创作一个剧本，主题围绕他的成长环境，名为《东区的门徒》。卡马认为，两种不同阶级的生活经历，使他能够以独特的视角去看待当下帮派暴力事件不断的现象。“如果我有选择的机会，我一定会把我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因为那里的优质教育可以教会他如何思考，而非思考什么。”卡马说，“但与此同时我也要做出一些牺牲。我去拉格比读书后，与儿时的一些玩伴就疏远了。记得一次周末回家，我被邀请参加派对，我意识到那场派对‘不对劲儿’，厨房的操作台上放着一些毒品。当然，拉格比校友的派对上并不是没毒品，区别在于，有钱的拉格比学生是消费毒品的人，而我的小伙伴们在贩毒。离开那个派对时，我在想，星期一当我返校回到拉格比，那里的男孩子们永远也不会目睹我所看到的這一切。那真是一段特别的双面生活。”
　　“有一次，我的一个校友问我住在伦敦的第几区，我便告诉他‘3区或4区’。他答道：‘我永远不会离开2区。’我则对他说：‘我和我的朋友们没有选择权，我们的经济不允许我们做出自由的选择。’”
　　“最近，我听说那次周末派对上的一个男孩死在了西汉姆。这些命悬一线的人们都是与我一起成长共度欢乐时光的好伙伴。他们似乎只不过在体育天赋上稍逊于我。我过去常望着拉格比的男孩们思忖：你们的朋友们有多少已经丢了性命？能在拉格比学习我感到很幸运，但一想到回到原来的地方，我就感到害怕。”
　　求学归来的卡马发现，故地的街头暴力不断升级，“现如今，慈悲之心已经泯灭，人们做事的动机不可思议，罪恶竟然也披上了美丽的外衣。”他说，“现在的暴力团伙会给自己拍视频然后发布到油管上，他们大谈特谈暴力文化，毫无怜悯之心。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区即将被这些暴力活动彻底毁灭——我的玩伴们在毒品交易战中惨死，但他们仍然一贫如洗。金钱仍然决定着机遇，无关对错。生活在纽汉和拉格比两端的我渐渐发现，有钱的白人们看待金钱的方式与我的同胞们不同，因为他们的妈妈无需因为一点钱而与地方法院对抗，他们的兄弟姐妹永远也不会依靠食物银行过活。街头暴力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其实就是人们在找寻一种更好的生存方式。”

| 安东尼·赖特，黑白照片拍摄者，25岁 |

　　最后，安东尼·赖特也加入到采访中来。显然，镜头背后的他更加从容和自在。2010年，拍摄第一张黑白照片那段时间，他正在为一个高端摄影项目寻找合适的主题，竞争对手就是他的富豪同学。“我们在拉格比一同讨论准备什么参赛作品，想在哪里拍照等等。”他回忆道，“一个学生说他会在年度滑雪旅行时拍摄阿尔卑斯山，另一个说她会在出国旅行时拍摄沙漠。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能做出一些酷酷的事，除了我。我别无他法，只能围绕现有的一切想办法——我只有伦敦和我的朋友。不过，最终的反响还不错。”
　　赖特的摄影项目获得了A等，他的商科课程、政治学及英语文学课都得到了A。现在，他已开始从这些精英级教育获得回报。在肯特大学学习经济学，并在纽约一家儿童慈善机构做志愿者后，伦敦的一家地产公司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得到硕士学位的实习机会，学成后，他将成为一名土地勘测员。
　　“在拉格比的经历使我思考了很多。我最初的感觉是，这所学校允许东区的捣蛋男孩们申请该校，甚至破格接收他们来学习，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我的家庭没有任何可以侃侃而谈的非凡成就，我不能像我的富人同学们那样引以为豪，他们的家庭财富也是我无法企及的。每当我走进教室，倘若他们在聊着关于钱的事，谈话就会戛然而止。在他们心中，我就是一个对现实世界——‘富人的世界’一无所知的穷小子。”
　　然而，除了巨大的差异，在拉格比的富人世界和他已经离开的街区之间，赖特还看到了很多相似之处。
　　“初到拉格比，一些学生的口音听起来非常搞笑做作，但一个星期后我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在搞笑，那就是他们说话的方式。”赖特说。“然而，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在他们的身上却看到了帮派团伙的影子。贵族学校里也存在欺凌与被欺凌，森严的等级制度渗透校园，整个学校都掌控在高年级学长的手里。我对这一套再熟悉不过，与东区的帮派文化并无二致。”
　　“与我原来的学校不同的是，私立学校对于违规的学生或行为不会一棒子打死，他们从不缺乏新机会。而底层街区的分母学生们一旦犯错，等待他们的只有监护者、老师及父母的斥责和谩骂。在拉格比，那些最负有特权的学生们甚至坚信，毕业后他们的生活会同在校时一样美好，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行为。”
　　“我对童年的记忆大多是我的妈妈孤苦无依，整日对着账单发愁，抑或是我又听说有朋友死去或被关进了监狱。曾经很长时间我都认为，只要有钱，人就会幸福，但是来到拉格比以后，我的想法改变了。我想象不出，为什么这些人家财万贯却快乐不起来。”
　　“最终，是在拉格比的学习经历给予了我希望和选择权，使我知道了，当我离开拉格比长大成人后，我想要过怎样的生活。我希望成家立业，亲人在侧，享受天伦之乐。”
　　[译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