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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那些庄重的英雄纪念碑可以开口讲话，它们或许会让骑在摇摆木马上的“孩子”安静下来。
这些英国战争中的“英雄”所看到的，是一座名为《无力的结构，编号101》（Powerless Structure，Fig101）的城市雕塑作品，将会在广场的第四个基座上一直展示到今年夏天。作品描绘了一个正在无忧无虑玩耍的孩子，赤裸上身，穿着吊带裤，肆意挥动着手臂。这座重达3吨的青铜像，与身旁的乔治四世骑马雕像形成鲜明对比，对于习惯修建纪念碑来怀念英雄的英国传统来说，着实是一种讽刺。
“我们想呈现的是，还有别的东西值得庆祝。”英格尔·德拉格塞特（Ingar Dragset）坐在他柏林的工作室里说道。他的长期合作伙伴迈克·艾墨格林（Micheal Elmgreen）则更加直言不讳：“伦敦市长办公室的人友好地提醒我们，不要把它描述为一件反战题材作品，但它确实就是。”
在过去的20年里，51岁的丹麦人艾墨格林和43岁的挪威人德拉格塞特向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管会引起怎样的争议。他们所创作的“反抗艺术”通常随意且无理，探究当今现状，并找出问题的所在。
在作品《马尔法的普拉达》（Prada Marfa）中，他们戏谑式地模仿了奢侈品牌的排他性——将一家普拉达精品店的复制品放在了德克萨斯州的大沙漠之中，店面里塞满了手提包和鞋子，但就是没有装门。去年秋天，他们在路易·威登伦敦旗舰店里装了一张巨大的床，一只不吉利的秃鹰蹲在其中一个床柱上。这件作品名为《一个夜晚等待着我们》（One Night Awaits Us All），暗示了无论是富有的顾客还是普通店员，都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每次我们制作一件作品，都是一个关于‘如果这样将会发生什么’的问题。”艾墨格林解释道。
而接下来的整个2013年，他和德拉格塞特都会经常向慕尼黑提出这个问题，仿佛他们是这座城市的荣誉管理者一样。当地政府出资150万美元，聘请他们筹划一个名为“一个叫公共场合的空间”的项目，希望借此抹去富有的巴伐利亚市的陈腐形象，将游客从时髦的首都柏林吸引回来。这一项目将会持续到9月，包含有12件国际大师制作的艺术品，探讨这座城市如何塑造着自己的身份认同。“慕尼黑的政府机构运行得太出色，以至于官员们自己都感觉无聊，想要我们把他们‘抹黑’一下。”德拉格塞特说道。
这一“抹黑”行动包括基尔斯滕·派罗斯的作品《柏林泥坑》，一件可以持续一个月将柏林的雨水回流到慕尼黑大街上的装置；还有马拉西亚籍艺术家韩冲的《德累斯顿制造》，一个暴露了臀部的巨大佛陀，斜卧在慕尼黑的维克托阿灵广场上。艾墨格林和德拉格赛特也会贡献出两件作品，其中一件曾在荷兰鹿特丹展出，表演者每小时都会从玻璃柜子里取出一支不锈钢扩音器，然后喊道：“说对不起永远都不晚。”
“这不仅是提醒路过的人向自己的母亲和女友表示歉意，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宣泄渠道。”艾墨格林介绍说。表演将会在奥狄安斯广场（Odeonsplatz）举行，希特勒曾在那里发表过最臭名昭著的几次演说。
10月，两位搭档将在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再次献技。为了创作名为《明天》的作品，他们将会把五间房子改造成一间虚拟的建筑师之家，里面囤积着家具，包括来自路易·威登的床以及从他们自己的收藏中挑选出的作品。一份书面传单将会讲述一个建筑师壮志未酬的故事，令整个空间成为其挫败感的隐喻。
“在艾墨格林和德拉格赛特的作品里，人们是不请自来的游客。”这场展览的负责人路易斯·夏伦说道，“他们用各种物品编排出了极其庞大的叙事，而表现的却是最平凡的事物。”
两位艺术家自己的故事在哥本哈根一家名为“黄昏过后”的酒吧里开始，当年他们初次相识是在1995年。两人一起回家时才发现，原来彼此恰巧住在同一栋公寓楼。由诗人变为艺术家的艾墨格林，向刚从戏剧学校毕业的德拉格赛特介绍哥本哈根的艺术氛围。
两人的祖国令他们各自幻想破灭，因为两个国家都为单一文化而且不接受局外人，于是他们在1997年搬到了没有拘束的柏林。德拉格赛特从小生长在一个和睦家庭，他后来扮演了艾墨格林父亲的角色。尽管艾墨格林年龄较大，但却从16岁离家出走后，再也没有再见过父母。“我不尊重权威，但是我需要一个亲近的人。”艾墨格林说道，“我的状态不是很稳定。”
在一件早期的雕刻作品中，他们在丹麦的路易斯安那当代艺术博物馆里安装了一个跳水板的基座。跳水板从窗户伸出，朝向大海，象征着博物馆应该同外部的真实世界更紧密相连。接下来是庞大的作品《掘倒画廊》（Dug Down Gallery），位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户外的一块地里，将一个艺术画廊的纯白色内部想象为地面上一个巨大的洞。之后，他们用一整天的时间表演了一个名为《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的作品，让工人们将杜塞尔多夫艺术博物馆里的所有藏品全部打包，以此模仿艺术世界的傲慢与自负。随后他们推着这些包裹围着大楼转圈，最后在每件藏品的原址将它们重新摆好。
两人在全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佣金也稳步增加，证明了他们专业化合作的成功。不过在两人认识10年以后，关系却开始变得疏远。两人紧张的关系催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作品：《仅仅错了一小步》作为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展览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了一只在窗台上吱吱叫并痛苦扭动的高仿真电子麻雀，麻雀被摆放在了玻璃后面，寓意没有人可以向它提供帮助。
艾墨格林现在居住在伦敦，每年都会到柏林拜访德拉格塞特很多次。他们在那里有个工作室，之前是一座抽水站，有5层楼高，天花板距离地板42英尺。两人在工作上相互合作但不妥协，他们的作品由6名全职员工协助完成，每名员工独自负责一个项目，从头到尾的全部工作都一手包办。
虽然两人都没有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他们都对这一地区的福利体系评价颇高。一些即将问世的作品表达了他们的共同信念：社会应该照顾贫困人民和弱势群体。今年秋天，他们将在奥斯陆一条新的豪华商业街揭幕一座永久雕像，雕像外面包裹着90英尺的破旧青铜烟囱和不锈钢环，好像一堆巨大而毫无使用价值的挪威硬币。这座雕像名为《改变》，用来提醒人们金钱以外的价值。
有一次他们的作品出现在公共场合，甚至把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捷径》由一辆汽车和一辆搬运车组成，它们从伊曼纽尔二世拱廊的地面破土而出，十分逼真，这里成为了人们的拍照胜地。热衷时尚的人们依然不断地赶往《马尔法的普拉达》朝圣，留下自己的首饰或鞋子，并且在作品前跳舞，拍成视频，甚至歌手碧昂斯都这样做过。
除了作品所促成的愉悦互动外，这两位艺术家的艺术感染力还来自于对熟知事物的重新定义上。正如杜尚（Duchamp）在《蒙娜丽莎》上画了个小胡子，他们并不忌讳用现存的物品来表明观点。去年6月，他们在埃尔西诺尔的一个码头揭幕了作品《Han》——对于丹麦最惹人喜爱的小美人鱼塑像的重新诠释。“Han”在丹麦语里是“他”的意思，作品描绘了一个被假定为小美人鱼的男子，赤裸着在岩石上摆出一副懒散姿势。民众的批评声音巨大，但艺术家们认为这件作品表现了一般民众的真实状态，而不像传统的雕塑那样，看起来像注射了兴奋剂。
两人惯用的“不敬”手法非但没有影响，反而抬升了他们的名气。去年，丹麦女王授予他们“埃克斯贝尔奖童”，这是丹麦最为著名的荣誉之一。由于感染风寒而错过了典礼的艾墨格林，将他的铜质奖章与袜子放在同一个抽屉。他打算把奖章熔化后做成一件艺术品，用在2014年丹麦国家美术馆的展览中。“得到奖章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你可以用它做些东西。”艾墨格林说道，“这样是有些无礼，但是无礼并不一定是坏事。”
这些英国战争中的“英雄”所看到的，是一座名为《无力的结构，编号101》（Powerless Structure，Fig101）的城市雕塑作品，将会在广场的第四个基座上一直展示到今年夏天。作品描绘了一个正在无忧无虑玩耍的孩子，赤裸上身，穿着吊带裤，肆意挥动着手臂。这座重达3吨的青铜像，与身旁的乔治四世骑马雕像形成鲜明对比，对于习惯修建纪念碑来怀念英雄的英国传统来说，着实是一种讽刺。
“我们想呈现的是，还有别的东西值得庆祝。”英格尔·德拉格塞特（Ingar Dragset）坐在他柏林的工作室里说道。他的长期合作伙伴迈克·艾墨格林（Micheal Elmgreen）则更加直言不讳：“伦敦市长办公室的人友好地提醒我们，不要把它描述为一件反战题材作品，但它确实就是。”
在过去的20年里，51岁的丹麦人艾墨格林和43岁的挪威人德拉格塞特向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管会引起怎样的争议。他们所创作的“反抗艺术”通常随意且无理，探究当今现状，并找出问题的所在。
在作品《马尔法的普拉达》（Prada Marfa）中，他们戏谑式地模仿了奢侈品牌的排他性——将一家普拉达精品店的复制品放在了德克萨斯州的大沙漠之中，店面里塞满了手提包和鞋子，但就是没有装门。去年秋天，他们在路易·威登伦敦旗舰店里装了一张巨大的床，一只不吉利的秃鹰蹲在其中一个床柱上。这件作品名为《一个夜晚等待着我们》（One Night Awaits Us All），暗示了无论是富有的顾客还是普通店员，都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每次我们制作一件作品，都是一个关于‘如果这样将会发生什么’的问题。”艾墨格林解释道。
而接下来的整个2013年，他和德拉格塞特都会经常向慕尼黑提出这个问题，仿佛他们是这座城市的荣誉管理者一样。当地政府出资150万美元，聘请他们筹划一个名为“一个叫公共场合的空间”的项目，希望借此抹去富有的巴伐利亚市的陈腐形象，将游客从时髦的首都柏林吸引回来。这一项目将会持续到9月，包含有12件国际大师制作的艺术品，探讨这座城市如何塑造着自己的身份认同。“慕尼黑的政府机构运行得太出色，以至于官员们自己都感觉无聊，想要我们把他们‘抹黑’一下。”德拉格塞特说道。
这一“抹黑”行动包括基尔斯滕·派罗斯的作品《柏林泥坑》，一件可以持续一个月将柏林的雨水回流到慕尼黑大街上的装置；还有马拉西亚籍艺术家韩冲的《德累斯顿制造》，一个暴露了臀部的巨大佛陀，斜卧在慕尼黑的维克托阿灵广场上。艾墨格林和德拉格赛特也会贡献出两件作品，其中一件曾在荷兰鹿特丹展出，表演者每小时都会从玻璃柜子里取出一支不锈钢扩音器，然后喊道：“说对不起永远都不晚。”
“这不仅是提醒路过的人向自己的母亲和女友表示歉意，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宣泄渠道。”艾墨格林介绍说。表演将会在奥狄安斯广场（Odeonsplatz）举行，希特勒曾在那里发表过最臭名昭著的几次演说。
10月，两位搭档将在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再次献技。为了创作名为《明天》的作品，他们将会把五间房子改造成一间虚拟的建筑师之家，里面囤积着家具，包括来自路易·威登的床以及从他们自己的收藏中挑选出的作品。一份书面传单将会讲述一个建筑师壮志未酬的故事，令整个空间成为其挫败感的隐喻。
“在艾墨格林和德拉格赛特的作品里，人们是不请自来的游客。”这场展览的负责人路易斯·夏伦说道，“他们用各种物品编排出了极其庞大的叙事，而表现的却是最平凡的事物。”
两位艺术家自己的故事在哥本哈根一家名为“黄昏过后”的酒吧里开始，当年他们初次相识是在1995年。两人一起回家时才发现，原来彼此恰巧住在同一栋公寓楼。由诗人变为艺术家的艾墨格林，向刚从戏剧学校毕业的德拉格赛特介绍哥本哈根的艺术氛围。
两人的祖国令他们各自幻想破灭，因为两个国家都为单一文化而且不接受局外人，于是他们在1997年搬到了没有拘束的柏林。德拉格赛特从小生长在一个和睦家庭，他后来扮演了艾墨格林父亲的角色。尽管艾墨格林年龄较大，但却从16岁离家出走后，再也没有再见过父母。“我不尊重权威，但是我需要一个亲近的人。”艾墨格林说道，“我的状态不是很稳定。”
在一件早期的雕刻作品中，他们在丹麦的路易斯安那当代艺术博物馆里安装了一个跳水板的基座。跳水板从窗户伸出，朝向大海，象征着博物馆应该同外部的真实世界更紧密相连。接下来是庞大的作品《掘倒画廊》（Dug Down Gallery），位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户外的一块地里，将一个艺术画廊的纯白色内部想象为地面上一个巨大的洞。之后，他们用一整天的时间表演了一个名为《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的作品，让工人们将杜塞尔多夫艺术博物馆里的所有藏品全部打包，以此模仿艺术世界的傲慢与自负。随后他们推着这些包裹围着大楼转圈，最后在每件藏品的原址将它们重新摆好。
两人在全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佣金也稳步增加，证明了他们专业化合作的成功。不过在两人认识10年以后，关系却开始变得疏远。两人紧张的关系催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作品：《仅仅错了一小步》作为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展览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了一只在窗台上吱吱叫并痛苦扭动的高仿真电子麻雀，麻雀被摆放在了玻璃后面，寓意没有人可以向它提供帮助。
艾墨格林现在居住在伦敦，每年都会到柏林拜访德拉格塞特很多次。他们在那里有个工作室，之前是一座抽水站，有5层楼高，天花板距离地板42英尺。两人在工作上相互合作但不妥协，他们的作品由6名全职员工协助完成，每名员工独自负责一个项目，从头到尾的全部工作都一手包办。
虽然两人都没有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他们都对这一地区的福利体系评价颇高。一些即将问世的作品表达了他们的共同信念：社会应该照顾贫困人民和弱势群体。今年秋天，他们将在奥斯陆一条新的豪华商业街揭幕一座永久雕像，雕像外面包裹着90英尺的破旧青铜烟囱和不锈钢环，好像一堆巨大而毫无使用价值的挪威硬币。这座雕像名为《改变》，用来提醒人们金钱以外的价值。
有一次他们的作品出现在公共场合，甚至把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捷径》由一辆汽车和一辆搬运车组成，它们从伊曼纽尔二世拱廊的地面破土而出，十分逼真，这里成为了人们的拍照胜地。热衷时尚的人们依然不断地赶往《马尔法的普拉达》朝圣，留下自己的首饰或鞋子，并且在作品前跳舞，拍成视频，甚至歌手碧昂斯都这样做过。
除了作品所促成的愉悦互动外，这两位艺术家的艺术感染力还来自于对熟知事物的重新定义上。正如杜尚（Duchamp）在《蒙娜丽莎》上画了个小胡子，他们并不忌讳用现存的物品来表明观点。去年6月，他们在埃尔西诺尔的一个码头揭幕了作品《Han》——对于丹麦最惹人喜爱的小美人鱼塑像的重新诠释。“Han”在丹麦语里是“他”的意思，作品描绘了一个被假定为小美人鱼的男子，赤裸着在岩石上摆出一副懒散姿势。民众的批评声音巨大，但艺术家们认为这件作品表现了一般民众的真实状态，而不像传统的雕塑那样，看起来像注射了兴奋剂。
两人惯用的“不敬”手法非但没有影响，反而抬升了他们的名气。去年，丹麦女王授予他们“埃克斯贝尔奖童”，这是丹麦最为著名的荣誉之一。由于感染风寒而错过了典礼的艾墨格林，将他的铜质奖章与袜子放在同一个抽屉。他打算把奖章熔化后做成一件艺术品，用在2014年丹麦国家美术馆的展览中。“得到奖章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你可以用它做些东西。”艾墨格林说道，“这样是有些无礼，但是无礼并不一定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