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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解决利益割据问题是决定中国所有改革能不能顺利推进的关键之一
2005年，将以什么特征出现在改革史册上?
年初，3月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多次表示，2005年不仅是中国的“改革年”，确切说是“改革攻坚年”。
年末盘点，这一年，中国经济改革确实“攻城不畏坚”：股权分置改革、汇率改革、建行上市、央企重组并试点外部董事等多年来未解的难题，统统在2005年破题并平稳推进。
用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范恒山的话说，“改革在各领域有序展开，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一些多年酝酿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有所突破。”
高位部署
从新一届领导集体走上前台的2002年末算起，2005年已跨越第四个年头。如果说，2003年忙于SARS应急，2004年忙于宏观调控，重点解决经济发展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短期问题，那么，到了2005年，中央领导层全面实现新老交替、平稳过渡后，执政者的改革思路更为清晰，诸多措施进入落实阶段。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有心的媒体统计出，这份长19000多字的报告，“改革”一词出现了87次。
在经历了27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再次被浓墨重彩地提出来，其意义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可以说，以前的改革是以“破”为主，“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改革已到“深水区”，需以“立”为主，着眼于制度创新，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化、法治化、稳定化。
4月17日，国务院出台《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制定了年度体制改革工作的重点。五天之后，4月23日，停开若干年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国务院专门下发了部署改革工作进程的9号文件；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通过浦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综合改革序幕拉开。
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国领导人已痛下决心要对国家发展模式进行战略性调整。
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评论说，“十一五”规划是胡锦涛等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主政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它所体现的新执政理念，与以往相比有“革命性的变化”。
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对作为新的五年规划时期开局的2006年改革进行具体部署。从改革部署基本内容看，改革直接触及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一系列核心领域和深层次问题。
进行了27年的中国改革是一个“压缩饼干式”的过程。渐进式的改革进行到2005年，进入到一个临界状态。仍用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范恒山的话说就是，相对容易的改革差不多已基本完成，目前面临的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已与行政体制、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连在一块，甚至涉及国际经济关系和社会稳定。
从改革的内外矛盾与条件来看，改革也进入到转折关口。
27年前，改革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矛盾，是人民群众总体上温饱不足，因此需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杨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矛盾已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伴随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加。
从世界视角看，2005年元旦开始，中国进入加入WTO“后过渡期”。改革受到严格的开放时间表的限制。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5月31日，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无论是国内经济社会已到转折关口，还是开放倒逼所致，改革攻坚已是大势所趋。
汇改“破冰”，股改闯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在改革开放前27年，中国改革长期未真正触及这个核心。
经过27年的高增长，中国目前已基本完成了积累效率的阶段，表现在产能出现过剩、制造业比重和贸易依存度过高。因此，中国已应该进入一个以配置效率为主的增长阶段，优化要素配置，分散国家金融风险是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
2005年，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力度空前加大。
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小幅升值2％，中国开始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
11月24日，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又向前推进一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公告，美元做市商制度正式出台。11月25日上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1年来首破8元大关。
来自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在7月21日汇改前大量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正在逐渐消退。今后，人民币升值压力犹存，只是更多来自于贸易顺差。到11月底，中国贸易顺差总额已逾900亿美元。外汇储备预计年底将超过8000亿美元。
减少贸易顺差，控制外汇储备增长，将是2006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专家认为，深化汇制改革，放宽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幅，可能是汇改的下一步选择。
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建议，下一步可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减少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的权重，从而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用一位高层的话来说，2005年做了“党中央国务院许多年来一直想做但始终没能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在改革已进入积极稳妥推进阶段的今天，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回顾说，“股权分置改革是在一个不利的时机展开的重大制度调整，因此是惊险一博，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
国有银行改革：大限前的突破
汇率改革与国有银行改革，在2005年实现了联动。
“中国的汇率改革有其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没有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中国经济承担汇率波动的能力会比较低；没有国有银行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外汇市场的发展，就不会有一个相对健康的金融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巴曙松表示。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近两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头戏。面对2007年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大限，温家宝总理说，国内银行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中国建设银行率先在香港上市，又是一桩改革大手笔。
“以前其他企业，如中石化、中移动的上市，体现的是国家企业的硬实力，服务业则体现了一个国家企业的软实力，国有银行的上市会使曾经讨论的中国金融风险等问题得以重新解答。”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钟伟教授说。
建行上市之外，2005年，中国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一道风景。10月末的统计数据显示，外资投资人股国 内银行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瑞士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说，“2005年，国际大银行把人股而不是设立分行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而它们的中国同行们也并不认为这将加剧竞争。”
针对随之而来的“贱卖论”等质疑，巴曙松分析，由于投资者人股面临的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一年以上的战略锁定期，以及中国银行业面临的诸多“制度性折扣”，从银行上市后的股价来比照战略投资者人股定价是否过低并不科学。
巴曙松说，对于中国的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实际上是持续糟蹋公众储蓄、制造不良资产的落后银行体系。如果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够为形成一个良好的银行体系带来积极因素，则是中国金融之幸。
体制性攻坚进程加快
2005年，垄断性行业等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体制性攻坚进程步伐加快。
10月成立的宝钢集团董事会，成为央企第一家规范的董事会，四名内部董事加五名外部董事的结构更是开创性尝试。继宝钢之后，12月，诚通控股、铁通集团等第一批央企董事会试点的其他企业也陆续迎来它们的外部董事。
外部董事被国资委赋予了打破国有独资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的重任。这也是国企改革一系列突破中的一项举措。其他如国资委首次公布中央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40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布股权分置改革方案，70家中央企业开展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邮政、电信、铁路、电力等垄断行业和市政公用事业，被改革进一步推向市场。
当然，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不容低估。
起始于2003年9月的本轮宏观调控，已取得诸多成效。但是，其针对的投资过热，仍在惯性下延续。
2005年，实施了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双稳健”开始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
作为宏观调控的深化和升华，中央进一步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温家宝更是以力挺小排量汽车传达相关信号。
但是，中国全社会投资在2003年、2004年分别增长26．7％和25．8％的基础上，2005年仍然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
“为什么‘十五’时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现在却超过9％?这两年，我们一直在落实宏观调控，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降不下来?”经济学家、“十一五”规划的起草人之一张卓元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提出这样的问题。
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被严重的生产过剩所中断。当前，中国经济正被产能过剩所困扰：2005年底，钢铁行业产能将达到4．7亿吨，加上在建、拟建的，中国钢铁产能将达到6亿吨，而目前市场需求仅为3．5亿吨左右。电解铝、焦炭、汽车等行业都有类似问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10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根本性转变，重速度、重数量；轻质量、轻效益的情况依然严峻。
“能否解决利益割据问题是决定中国所有改革能不能顺利推进的重要问题。改革要攻坚，攻的就是既得利益的坚壁。”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高培勇说。
个税改革与新农村建设的深意
接近年末，一场轰轰烈烈的争论突然展开了，这就是关于如何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的争论。修订的结果是，从2006年起将执行1600元的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一般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低收入阶层税收负担比较重的问题。
全国免征农业税的省份从去年的八个，迅速扩大到2005年的28个，其他三个省份也将农业税税率降至2％以下。此外，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试点正在稳步展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继续推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步伐加快。预计，2005年全国农民有望减负220亿元。
上述税负有倾向性的减免，传递出鲜明的信号。中央改革部署中已经提出用“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表明改革将更加关注民生，利益调整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可作为佐证的是，2005年，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也被摆到突出位置。
这些改变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利益呈现出多元化格局，特别是形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和利益受损阶层。利益分化在现实层面上就表现为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到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国内需求不振，直接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正在寻找不同的增长模式，不希望对外贸易纠纷增加，而是更多通过内部调整解决，因此将刺激消费放在首位。”里昂证券中国研究部主管李慧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将提振消费的重任放在了农村。这意味着资金、项目将会大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上海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丁学军，从新农村建设里面看到的东西别有意味。
丁学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化是中国企业寻求新的增长路径的重要方向，从目前来看，海外并购的艰辛不容低估；而在某种意义上，海外二三级市场与中国的农村市场有很多相似的特点。
他认为，对很多企业来说，与其到这些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陌生国度从头摸索，还不如回来投身火热的新农村建设运动。
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从较多依赖投资拉动走向需求推动，从一定程度的依赖外需走向进一步扩大内需，挖掘内需重点从城镇逐渐转向农村。
2005年，将以什么特征出现在改革史册上?
年初，3月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多次表示，2005年不仅是中国的“改革年”，确切说是“改革攻坚年”。
年末盘点，这一年，中国经济改革确实“攻城不畏坚”：股权分置改革、汇率改革、建行上市、央企重组并试点外部董事等多年来未解的难题，统统在2005年破题并平稳推进。
用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范恒山的话说，“改革在各领域有序展开，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一些多年酝酿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有所突破。”
高位部署
从新一届领导集体走上前台的2002年末算起，2005年已跨越第四个年头。如果说，2003年忙于SARS应急，2004年忙于宏观调控，重点解决经济发展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短期问题，那么，到了2005年，中央领导层全面实现新老交替、平稳过渡后，执政者的改革思路更为清晰，诸多措施进入落实阶段。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有心的媒体统计出，这份长19000多字的报告，“改革”一词出现了87次。
在经历了27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再次被浓墨重彩地提出来，其意义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可以说，以前的改革是以“破”为主，“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改革已到“深水区”，需以“立”为主，着眼于制度创新，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化、法治化、稳定化。
4月17日，国务院出台《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制定了年度体制改革工作的重点。五天之后，4月23日，停开若干年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国务院专门下发了部署改革工作进程的9号文件；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通过浦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综合改革序幕拉开。
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国领导人已痛下决心要对国家发展模式进行战略性调整。
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评论说，“十一五”规划是胡锦涛等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主政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它所体现的新执政理念，与以往相比有“革命性的变化”。
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对作为新的五年规划时期开局的2006年改革进行具体部署。从改革部署基本内容看，改革直接触及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一系列核心领域和深层次问题。
进行了27年的中国改革是一个“压缩饼干式”的过程。渐进式的改革进行到2005年，进入到一个临界状态。仍用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范恒山的话说就是，相对容易的改革差不多已基本完成，目前面临的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已与行政体制、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连在一块，甚至涉及国际经济关系和社会稳定。
从改革的内外矛盾与条件来看，改革也进入到转折关口。
27年前，改革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矛盾，是人民群众总体上温饱不足，因此需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杨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矛盾已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伴随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加。
从世界视角看，2005年元旦开始，中国进入加入WTO“后过渡期”。改革受到严格的开放时间表的限制。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5月31日，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无论是国内经济社会已到转折关口，还是开放倒逼所致，改革攻坚已是大势所趋。
汇改“破冰”，股改闯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在改革开放前27年，中国改革长期未真正触及这个核心。
经过27年的高增长，中国目前已基本完成了积累效率的阶段，表现在产能出现过剩、制造业比重和贸易依存度过高。因此，中国已应该进入一个以配置效率为主的增长阶段，优化要素配置，分散国家金融风险是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
2005年，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力度空前加大。
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小幅升值2％，中国开始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
11月24日，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又向前推进一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公告，美元做市商制度正式出台。11月25日上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1年来首破8元大关。
来自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在7月21日汇改前大量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正在逐渐消退。今后，人民币升值压力犹存，只是更多来自于贸易顺差。到11月底，中国贸易顺差总额已逾900亿美元。外汇储备预计年底将超过8000亿美元。
减少贸易顺差，控制外汇储备增长，将是2006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专家认为，深化汇制改革，放宽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幅，可能是汇改的下一步选择。
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建议，下一步可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减少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的权重，从而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用一位高层的话来说，2005年做了“党中央国务院许多年来一直想做但始终没能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在改革已进入积极稳妥推进阶段的今天，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回顾说，“股权分置改革是在一个不利的时机展开的重大制度调整，因此是惊险一博，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
国有银行改革：大限前的突破
汇率改革与国有银行改革，在2005年实现了联动。
“中国的汇率改革有其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没有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中国经济承担汇率波动的能力会比较低；没有国有银行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外汇市场的发展，就不会有一个相对健康的金融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巴曙松表示。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近两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头戏。面对2007年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大限，温家宝总理说，国内银行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中国建设银行率先在香港上市，又是一桩改革大手笔。
“以前其他企业，如中石化、中移动的上市，体现的是国家企业的硬实力，服务业则体现了一个国家企业的软实力，国有银行的上市会使曾经讨论的中国金融风险等问题得以重新解答。”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钟伟教授说。
建行上市之外，2005年，中国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一道风景。10月末的统计数据显示，外资投资人股国 内银行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瑞士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说，“2005年，国际大银行把人股而不是设立分行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而它们的中国同行们也并不认为这将加剧竞争。”
针对随之而来的“贱卖论”等质疑，巴曙松分析，由于投资者人股面临的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一年以上的战略锁定期，以及中国银行业面临的诸多“制度性折扣”，从银行上市后的股价来比照战略投资者人股定价是否过低并不科学。
巴曙松说，对于中国的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实际上是持续糟蹋公众储蓄、制造不良资产的落后银行体系。如果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够为形成一个良好的银行体系带来积极因素，则是中国金融之幸。
体制性攻坚进程加快
2005年，垄断性行业等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体制性攻坚进程步伐加快。
10月成立的宝钢集团董事会，成为央企第一家规范的董事会，四名内部董事加五名外部董事的结构更是开创性尝试。继宝钢之后，12月，诚通控股、铁通集团等第一批央企董事会试点的其他企业也陆续迎来它们的外部董事。
外部董事被国资委赋予了打破国有独资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的重任。这也是国企改革一系列突破中的一项举措。其他如国资委首次公布中央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40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布股权分置改革方案，70家中央企业开展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邮政、电信、铁路、电力等垄断行业和市政公用事业，被改革进一步推向市场。
当然，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不容低估。
起始于2003年9月的本轮宏观调控，已取得诸多成效。但是，其针对的投资过热，仍在惯性下延续。
2005年，实施了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双稳健”开始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
作为宏观调控的深化和升华，中央进一步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温家宝更是以力挺小排量汽车传达相关信号。
但是，中国全社会投资在2003年、2004年分别增长26．7％和25．8％的基础上，2005年仍然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
“为什么‘十五’时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现在却超过9％?这两年，我们一直在落实宏观调控，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降不下来?”经济学家、“十一五”规划的起草人之一张卓元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提出这样的问题。
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被严重的生产过剩所中断。当前，中国经济正被产能过剩所困扰：2005年底，钢铁行业产能将达到4．7亿吨，加上在建、拟建的，中国钢铁产能将达到6亿吨，而目前市场需求仅为3．5亿吨左右。电解铝、焦炭、汽车等行业都有类似问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10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根本性转变，重速度、重数量；轻质量、轻效益的情况依然严峻。
“能否解决利益割据问题是决定中国所有改革能不能顺利推进的重要问题。改革要攻坚，攻的就是既得利益的坚壁。”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高培勇说。
个税改革与新农村建设的深意
接近年末，一场轰轰烈烈的争论突然展开了，这就是关于如何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的争论。修订的结果是，从2006年起将执行1600元的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一般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低收入阶层税收负担比较重的问题。
全国免征农业税的省份从去年的八个，迅速扩大到2005年的28个，其他三个省份也将农业税税率降至2％以下。此外，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试点正在稳步展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继续推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步伐加快。预计，2005年全国农民有望减负220亿元。
上述税负有倾向性的减免，传递出鲜明的信号。中央改革部署中已经提出用“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表明改革将更加关注民生，利益调整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可作为佐证的是，2005年，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也被摆到突出位置。
这些改变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利益呈现出多元化格局，特别是形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和利益受损阶层。利益分化在现实层面上就表现为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到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国内需求不振，直接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正在寻找不同的增长模式，不希望对外贸易纠纷增加，而是更多通过内部调整解决，因此将刺激消费放在首位。”里昂证券中国研究部主管李慧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将提振消费的重任放在了农村。这意味着资金、项目将会大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上海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丁学军，从新农村建设里面看到的东西别有意味。
丁学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化是中国企业寻求新的增长路径的重要方向，从目前来看，海外并购的艰辛不容低估；而在某种意义上，海外二三级市场与中国的农村市场有很多相似的特点。
他认为，对很多企业来说，与其到这些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陌生国度从头摸索，还不如回来投身火热的新农村建设运动。
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从较多依赖投资拉动走向需求推动，从一定程度的依赖外需走向进一步扩大内需，挖掘内需重点从城镇逐渐转向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