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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在休斯敦当酒吧服务生的詹妮弗·波特赖特收拾好行装，带上自己的两个儿子，跟男友罗恩·亨德森一起开车上了59号公路。他们的目的地是亨德森的家乡林登，那个小镇就在德州和路易斯安那的交界处。这是他们每年四月的惯例旅行，因为四月正是百花初放时，最适合带小孩一同探望长辈，以共享天伦之乐。
在经过一个叫Tenaha的小镇时，他们被一个叫巴里·华盛顿的警官拦了下来。
“你车里有毒品吗？”华盛顿问，亨德森和波特赖特双双摇头否认后，华盛顿和他的搭档要求搜查他们的车。
警官们在他们的车里发现了若干现金和一根云英玻璃管，然后就把他们押送到了警察局。根据警方报告，波特赖特和亨德森符合运毒者的特征：他们俩从休斯敦这个“知名毒品集散地”开车到“知名毒品销售地”林登，还带着两个“可以协同运毒”的小孩；警方还表示，尽管没有在他们的车里搜到大麻，但在把他们截停时，警官们闻到了大麻的味道。
一个小时后，地区检察官琳达·K·拉塞尔抵达警察局。这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歌手兼检察官告诉亨德森和波特赖特，他们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面临包括洗钱和危害儿童安全在内的数项重罪指控，而且他们的孩子也将被交给寄养家庭或者福利机构代养，要么把现金都交出来，然后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如果选择了后者，我们将不会提出任何起诉，”拉塞尔对他们说，“你们的孩子也不会被带走。”
后来，波特赖特得知这种“金钱换自由”依据来自一项叫做“民事没收”的制度，而某些地方执法部门对“民事没收”的滥用已经变成了勒索，这种现象在全美各地都有。在Tenaha，事实上，这种勒索已经成为了政府引以为傲的创收方式。
民事没收在美国的应用历史很长，最早可追溯到1790年，不过最初民事没收几乎都只应用在海关和税收犯罪中。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犯罪也呈现出现代化、高科技化和产业化的特征，美国政府发现，剥夺犯罪分子的犯罪经济能力并使犯罪无利可图、得不偿失从而有力预防犯罪是一种适宜的刑事政策。因此，美国联邦扩大了民事没收的适用范围以打击犯罪——根据美国《2000年民事资产没收改革法（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of 2000）》规定：对于任何财产，无论是不动产还是动产，只要能够证明该财产构成、起源或者来自于直接或间接通过犯罪取得的收益，即可单独地对之实行没收。
当那些遭到威胁的外地司机面临财产被没收的情况时，他们有时候会请求当地律师的帮助，但并不总是那么顺利的。“这就好比捅马蜂窝一样，”一个辩护律师在提到Tenaha镇的没收制度时说。所以，大部分人都会被介绍给附近镇子上的大卫·圭洛里律师，他17年前搬到了Tenaha镇旁边的Nacogdoches镇，开了一个小事务所，专门帮人处理小镇上的民事官司，他尤其擅长那些又没钱又会得罪人的案子，其中的大多数，就是起诉警官滥用职权的行为。
当波特赖特和亨德森找上圭洛里时，他已经对Tenaha的故事相当熟悉了，他将它称之为“Tenaha行动”。他说Tenaha是一个落后的小镇，常驻人口只有千人出头，但他们刚好靠近高速公路，于是警方便想出了法子，利用民事没收法，向过往的车辆要钱。受害司机往往是非洲裔，而且，利用孩子抚养权来威胁他们，是被普遍使用的方法。
2007年8月，一个叫詹姆斯·莫罗的年轻黑人男子开车经过Tenaha，他被警察截停，原因是“开得太靠近白线了”，然后警察从他身上没收走了3900美元。他说他是去休斯敦看牙医的，但Tenaha警官说他不靠谱，因为“看牙医怎么要带那么多钱呢？”而且，警方还表示从他车里发现了大麻的气味，尽管他们并没有从他的车里找到任何大麻的迹象。莫罗就这样被送进了监狱。他曾经请求警方让他打电话给银行，他可以证明这些钱都是自己从银行里取出来的，但警方拒绝了。
莫罗在监狱了过了一夜。当他终于同意用金钱换自由以后，他被放了出来，而他的车、现金和手机都被没收了。“我必须走到沃尔玛去借别人的手机给妈妈打电话，”他回忆道，“而她必须租一辆车来接我。”在那之后的数周之内，莫罗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说，有个Tenaha警察告诉他，“别妄想靠法律解决问题，反正这笔钱都会永远留在这里的。”
最终，莫罗找上了圭洛里，当他来Nacogdoches拜访这位律师时，他专门请了一天假，还带了厚厚的一叠银行记录，来证明自己的钱来路合法且清白。“他知道自己为了赚这笔钱付出了多少汗水，”圭洛里说，“他们从他这里拿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的血汗。”
从莫罗之后，圭洛里就开始努力寻找类似的案子，结果，他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这样的丑闻不仅仅在Tenaha这样的落后小镇上，在全美范围内也都不鲜见。这种以“民事没收”之名而进行的勒索，尽管很少有人知道，媒体报道也不多，但在全美范围内已经很普遍了。
在俄克拉荷马的图尔萨，警察开着凯迪拉克巡逻，他们说，“这以前是毒贩的车，现在就是我们的了！”在北卡的门罗，警察最近从毒贩手里没收了45000美元，他们打算用这笔钱买一架无人驾驶的监视机，以进一步洞察毒品交易。民事没收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在经济衰退、财政紧缩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对此的热情显而易见，只不过很难有人说得清楚，这种热情里面是不是夹杂着私心。
去年八月，一队重装警察毫无预兆地踹开了费城西边一处红砖房子的房门，并宣布“我给你们十分钟收拾东西，然后立刻离开这里”。
这里的屋主是年近七旬的亚当斯夫妇，平日也安分守己，从来不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我当时都惊呆了，”玛丽·亚当斯说，这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子，他们从1966年起就住在这里了。这里一直是他们的温馨小窝，而他们已经三十多岁的独生子里昂也始终跟父母住在一块儿。 问题就出在这个儿子身上。根据宾夕法尼亚警方的报告，这个里昂在2012年7月10日曾经卖出价值20美元的大麻，而他的“顾客”其实是警方的卧底，后来这个卧底再次提出买大麻的要求时，里昂又做了同样的安排。两次的金额都是20美元，警方提供的证据是这么写的。7月19日，特种部队全副武装上门来逮捕了里昂，用手铐把他送进了监狱。如今里昂还在监狱里等待着法庭的宣判。
这本来已经足够令亚当斯夫妇心痛，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些警察在一个月以后又回来了：根据法律，该州在起诉里昂的时候将没收亚当斯家房产作为附加条件，所以他们把亚当斯夫妇赶了出去，并将该处房产放入城市拍卖场，其所得收益将由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和警察局对半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最终里昂被法庭宣布为无罪，他家的房子很可能也要不回来了；事实上，这个拍卖过程很可能会在他上庭前完成。
诚然，亚当斯夫妇并未被诉以任何罪名，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美国司法部“资产没收与反洗钱处”的一位专家解释说：“财物的所有主并不一定是干坏事的人，如果坏人利用某人的财物实施犯罪，我们就可以在民事上没收该财物，因为有关诉讼行为针对的是物。”所以，他们的这起民事案件被命名为“宾夕法尼亚联邦VS位于[地址]处的房产”，这个意思就是说，案件原告是宾夕法尼亚政府，而被告则是这处房产，而不是屋主。
幸运的是，有一个警官考虑到老亚当斯先生的身体情况（他刚刚做完心脏手术），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家里，等没收手续办完了再搬走。这就给了他们一些时间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没钱，”玛丽说，所以他们不能去找律师。但他们打听到，在宾夕法尼亚法学院有个“民事实践”的义务法律顾问所，法学院的学生们都在这里帮那些没收了房产的屋主打官司。
“这个法律区域很少有人关注，而且非常容易导致职权滥用，”这个法律顾问所的主导人路易斯·鲁利说，民事没收遵循民事原则，所以它不像刑事没收那样完全要求公诉机关承担关于犯罪收益的举证责任，相反，它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要求那些声称对财物享有合法权利的人员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你无法证明自己对财务享有合法权益，那你就会失去它。就算是专业律师也不见得懂得打这类官司，只有专门研究没收法的律师才行。”
律师们发现，民事没收滥用情况有一个规律：缅因、密苏里、北达科他和佛蒙特这几个州，由于没收而来的财产进入的是中立账户，比如密苏里州就是打进一个公众教育基金账户里面，在这种情况下，民事没收重大丑闻出现得就会比较少；而德克萨斯、乔治亚和弗吉尼亚这些地方，由于制度不太完善，对警察参与利益分配的限制很少，所以丑闻就比其他地方多很多。
在佛罗里达的巴尔港，其常住居民只有3300人，但其没收网络却在3年间带来了将近5000万美元的收入，他们甚至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在各大城市没收洗钱集团的财产，然后，这些钱就被参与其中的部门和联邦机构瓜分掉了。去年美国司法部叫停了这个网络，并责令他们退还数百万现金，但那些已经花掉的钱就没办法了——他们是怎么花的呢？出门办事都坐头等舱，租豪华轿车，还买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警用船只，甚至还花了21000美元，在海滩上办了个禁毒派对。
当那些遭到威胁的外地司机面临财产被没收的情况时，他们有时候会请求当地律师的帮助，但这无异于去捅一个马蜂窝。
Tenaha受害者们提出了联合起诉，大约在一年之后，律师们找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口：2009年7月的某个下午，一个打扮普通的女人偷偷把一封匿名信放在了律师办公室桌上。“我只是一个拥有是非观念的普通公民，”她写道，“人们要么没钱，要么害怕拉塞尔，因为得罪了她就意味着要进监狱，或者失去工作。”随信而来的，是一份长达17页的文件，上面详细记载了Tenaha镇的没收项目。
但真正让律师们震惊的不是这份文档，而是另外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那是拉塞尔的往来电邮打印件。“身为白人理应自豪！现在还不是犯罪……不过已经很接近了！”还有，“危险：你正要进入一个非奥巴马地区，你要是胆敢提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把你拉下马。”诸如此类。在其中，还有一些收据，包括拉塞尔得到的一千美元竞选捐款，还有给巴里·华盛顿警官的1万美元没收项目分红。（华盛顿的年薪是3万美元，后来律师们发现，他总共从没收项目中分红得到了4万美元的奖金。）这样的材料已经足以让律师们把华盛顿送上被告席。
最后，莫罗、波特赖特、亨德森和其他Tenaha受害者跟Tenaha方面达成了和解协议，当地小镇和所属郡辖同意对他们的21条政策做出修改，包括使用视频和音频记录“所有的车辆截停”，还有“当一名警官合理怀疑有犯罪活动正在进行时”允许警犬嗅探，并且对警察进行培训，以防有种族歧视先入为主的偏见。
“我感到有些骄傲，”莫罗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没人管，在经过漫长的斗争后，他们现在终于不能到处去乱抓人了。”波特赖特和亨德森也感到了些许安慰，现在他们的儿子终于可以不必担心会被送去寄养家庭了，但孩子们的心灵创伤，可能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愈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乔纳森（波特赖特和亨德森的大儿子）觉得警察都是坏人，而我并不希望他有这种印象。”
至于亚当斯夫妇，他们的诉讼还在进行当中。这一年来，老亚当斯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律师们希望能尽快跟检察官们达成和解协议，但玛丽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把能卖的家当都卖掉了，这样就算房子被没收，他们也至少能有一个地方住。“我现在已经想开了，”她说，“我并不软弱，我会做好一切准备。”
在经过一个叫Tenaha的小镇时，他们被一个叫巴里·华盛顿的警官拦了下来。
“你车里有毒品吗？”华盛顿问，亨德森和波特赖特双双摇头否认后，华盛顿和他的搭档要求搜查他们的车。
警官们在他们的车里发现了若干现金和一根云英玻璃管，然后就把他们押送到了警察局。根据警方报告，波特赖特和亨德森符合运毒者的特征：他们俩从休斯敦这个“知名毒品集散地”开车到“知名毒品销售地”林登，还带着两个“可以协同运毒”的小孩；警方还表示，尽管没有在他们的车里搜到大麻，但在把他们截停时，警官们闻到了大麻的味道。
一个小时后，地区检察官琳达·K·拉塞尔抵达警察局。这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歌手兼检察官告诉亨德森和波特赖特，他们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面临包括洗钱和危害儿童安全在内的数项重罪指控，而且他们的孩子也将被交给寄养家庭或者福利机构代养，要么把现金都交出来，然后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如果选择了后者，我们将不会提出任何起诉，”拉塞尔对他们说，“你们的孩子也不会被带走。”
后来，波特赖特得知这种“金钱换自由”依据来自一项叫做“民事没收”的制度，而某些地方执法部门对“民事没收”的滥用已经变成了勒索，这种现象在全美各地都有。在Tenaha，事实上，这种勒索已经成为了政府引以为傲的创收方式。
落后小镇的创收新招
民事没收在美国的应用历史很长，最早可追溯到1790年，不过最初民事没收几乎都只应用在海关和税收犯罪中。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犯罪也呈现出现代化、高科技化和产业化的特征，美国政府发现，剥夺犯罪分子的犯罪经济能力并使犯罪无利可图、得不偿失从而有力预防犯罪是一种适宜的刑事政策。因此，美国联邦扩大了民事没收的适用范围以打击犯罪——根据美国《2000年民事资产没收改革法（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of 2000）》规定：对于任何财产，无论是不动产还是动产，只要能够证明该财产构成、起源或者来自于直接或间接通过犯罪取得的收益，即可单独地对之实行没收。
当那些遭到威胁的外地司机面临财产被没收的情况时，他们有时候会请求当地律师的帮助，但并不总是那么顺利的。“这就好比捅马蜂窝一样，”一个辩护律师在提到Tenaha镇的没收制度时说。所以，大部分人都会被介绍给附近镇子上的大卫·圭洛里律师，他17年前搬到了Tenaha镇旁边的Nacogdoches镇，开了一个小事务所，专门帮人处理小镇上的民事官司，他尤其擅长那些又没钱又会得罪人的案子，其中的大多数，就是起诉警官滥用职权的行为。
当波特赖特和亨德森找上圭洛里时，他已经对Tenaha的故事相当熟悉了，他将它称之为“Tenaha行动”。他说Tenaha是一个落后的小镇，常驻人口只有千人出头，但他们刚好靠近高速公路，于是警方便想出了法子，利用民事没收法，向过往的车辆要钱。受害司机往往是非洲裔，而且，利用孩子抚养权来威胁他们，是被普遍使用的方法。
2007年8月，一个叫詹姆斯·莫罗的年轻黑人男子开车经过Tenaha，他被警察截停，原因是“开得太靠近白线了”，然后警察从他身上没收走了3900美元。他说他是去休斯敦看牙医的，但Tenaha警官说他不靠谱，因为“看牙医怎么要带那么多钱呢？”而且，警方还表示从他车里发现了大麻的气味，尽管他们并没有从他的车里找到任何大麻的迹象。莫罗就这样被送进了监狱。他曾经请求警方让他打电话给银行，他可以证明这些钱都是自己从银行里取出来的，但警方拒绝了。
莫罗在监狱了过了一夜。当他终于同意用金钱换自由以后，他被放了出来，而他的车、现金和手机都被没收了。“我必须走到沃尔玛去借别人的手机给妈妈打电话，”他回忆道，“而她必须租一辆车来接我。”在那之后的数周之内，莫罗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说，有个Tenaha警察告诉他，“别妄想靠法律解决问题，反正这笔钱都会永远留在这里的。”
最终，莫罗找上了圭洛里，当他来Nacogdoches拜访这位律师时，他专门请了一天假，还带了厚厚的一叠银行记录，来证明自己的钱来路合法且清白。“他知道自己为了赚这笔钱付出了多少汗水，”圭洛里说，“他们从他这里拿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的血汗。”
从莫罗之后，圭洛里就开始努力寻找类似的案子，结果，他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这样的丑闻不仅仅在Tenaha这样的落后小镇上，在全美范围内也都不鲜见。这种以“民事没收”之名而进行的勒索，尽管很少有人知道，媒体报道也不多，但在全美范围内已经很普遍了。
儿子被控贩毒，父母房子没收
在俄克拉荷马的图尔萨，警察开着凯迪拉克巡逻，他们说，“这以前是毒贩的车，现在就是我们的了！”在北卡的门罗，警察最近从毒贩手里没收了45000美元，他们打算用这笔钱买一架无人驾驶的监视机，以进一步洞察毒品交易。民事没收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在经济衰退、财政紧缩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对此的热情显而易见，只不过很难有人说得清楚，这种热情里面是不是夹杂着私心。
去年八月，一队重装警察毫无预兆地踹开了费城西边一处红砖房子的房门，并宣布“我给你们十分钟收拾东西，然后立刻离开这里”。
这里的屋主是年近七旬的亚当斯夫妇，平日也安分守己，从来不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我当时都惊呆了，”玛丽·亚当斯说，这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子，他们从1966年起就住在这里了。这里一直是他们的温馨小窝，而他们已经三十多岁的独生子里昂也始终跟父母住在一块儿。 问题就出在这个儿子身上。根据宾夕法尼亚警方的报告，这个里昂在2012年7月10日曾经卖出价值20美元的大麻，而他的“顾客”其实是警方的卧底，后来这个卧底再次提出买大麻的要求时，里昂又做了同样的安排。两次的金额都是20美元，警方提供的证据是这么写的。7月19日，特种部队全副武装上门来逮捕了里昂，用手铐把他送进了监狱。如今里昂还在监狱里等待着法庭的宣判。
这本来已经足够令亚当斯夫妇心痛，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些警察在一个月以后又回来了：根据法律，该州在起诉里昂的时候将没收亚当斯家房产作为附加条件，所以他们把亚当斯夫妇赶了出去，并将该处房产放入城市拍卖场，其所得收益将由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和警察局对半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最终里昂被法庭宣布为无罪，他家的房子很可能也要不回来了；事实上，这个拍卖过程很可能会在他上庭前完成。
诚然，亚当斯夫妇并未被诉以任何罪名，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美国司法部“资产没收与反洗钱处”的一位专家解释说：“财物的所有主并不一定是干坏事的人，如果坏人利用某人的财物实施犯罪，我们就可以在民事上没收该财物，因为有关诉讼行为针对的是物。”所以，他们的这起民事案件被命名为“宾夕法尼亚联邦VS位于[地址]处的房产”，这个意思就是说，案件原告是宾夕法尼亚政府，而被告则是这处房产，而不是屋主。
幸运的是，有一个警官考虑到老亚当斯先生的身体情况（他刚刚做完心脏手术），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家里，等没收手续办完了再搬走。这就给了他们一些时间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没钱，”玛丽说，所以他们不能去找律师。但他们打听到，在宾夕法尼亚法学院有个“民事实践”的义务法律顾问所，法学院的学生们都在这里帮那些没收了房产的屋主打官司。
“这个法律区域很少有人关注，而且非常容易导致职权滥用，”这个法律顾问所的主导人路易斯·鲁利说，民事没收遵循民事原则，所以它不像刑事没收那样完全要求公诉机关承担关于犯罪收益的举证责任，相反，它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要求那些声称对财物享有合法权利的人员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你无法证明自己对财务享有合法权益，那你就会失去它。就算是专业律师也不见得懂得打这类官司，只有专门研究没收法的律师才行。”
律师们发现，民事没收滥用情况有一个规律：缅因、密苏里、北达科他和佛蒙特这几个州，由于没收而来的财产进入的是中立账户，比如密苏里州就是打进一个公众教育基金账户里面，在这种情况下，民事没收重大丑闻出现得就会比较少；而德克萨斯、乔治亚和弗吉尼亚这些地方，由于制度不太完善，对警察参与利益分配的限制很少，所以丑闻就比其他地方多很多。
在佛罗里达的巴尔港，其常住居民只有3300人，但其没收网络却在3年间带来了将近5000万美元的收入，他们甚至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在各大城市没收洗钱集团的财产，然后，这些钱就被参与其中的部门和联邦机构瓜分掉了。去年美国司法部叫停了这个网络，并责令他们退还数百万现金，但那些已经花掉的钱就没办法了——他们是怎么花的呢？出门办事都坐头等舱，租豪华轿车，还买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警用船只，甚至还花了21000美元，在海滩上办了个禁毒派对。
法律的正义和无奈
Tenaha受害者们提出了联合起诉，大约在一年之后，律师们找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口：2009年7月的某个下午，一个打扮普通的女人偷偷把一封匿名信放在了律师办公室桌上。“我只是一个拥有是非观念的普通公民，”她写道，“人们要么没钱，要么害怕拉塞尔，因为得罪了她就意味着要进监狱，或者失去工作。”随信而来的，是一份长达17页的文件，上面详细记载了Tenaha镇的没收项目。
但真正让律师们震惊的不是这份文档，而是另外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那是拉塞尔的往来电邮打印件。“身为白人理应自豪！现在还不是犯罪……不过已经很接近了！”还有，“危险：你正要进入一个非奥巴马地区，你要是胆敢提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把你拉下马。”诸如此类。在其中，还有一些收据，包括拉塞尔得到的一千美元竞选捐款，还有给巴里·华盛顿警官的1万美元没收项目分红。（华盛顿的年薪是3万美元，后来律师们发现，他总共从没收项目中分红得到了4万美元的奖金。）这样的材料已经足以让律师们把华盛顿送上被告席。
最后，莫罗、波特赖特、亨德森和其他Tenaha受害者跟Tenaha方面达成了和解协议，当地小镇和所属郡辖同意对他们的21条政策做出修改，包括使用视频和音频记录“所有的车辆截停”，还有“当一名警官合理怀疑有犯罪活动正在进行时”允许警犬嗅探，并且对警察进行培训，以防有种族歧视先入为主的偏见。
“我感到有些骄傲，”莫罗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没人管，在经过漫长的斗争后，他们现在终于不能到处去乱抓人了。”波特赖特和亨德森也感到了些许安慰，现在他们的儿子终于可以不必担心会被送去寄养家庭了，但孩子们的心灵创伤，可能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愈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乔纳森（波特赖特和亨德森的大儿子）觉得警察都是坏人，而我并不希望他有这种印象。”
至于亚当斯夫妇，他们的诉讼还在进行当中。这一年来，老亚当斯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律师们希望能尽快跟检察官们达成和解协议，但玛丽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把能卖的家当都卖掉了，这样就算房子被没收，他们也至少能有一个地方住。“我现在已经想开了，”她说，“我并不软弱，我会做好一切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