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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杜特尔特的人也拿不出有效的证据来证明他的方式是违法的，
杜特尔特对批评更多则是用火爆的言辞和民众的支持率予以应对。他的支持者认为，
杜特尔特的强势风格可能是当下菲律宾“最不坏的选择”
在菲律宾南部最大城市达沃的一个高档社区里，和周边随处可见的崭新气派的小独栋相比，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一家所在的两层浅蓝色小楼不但不起眼，还显得有些陈旧。大门口的绿植倒是比邻居家要更葱郁一些，但并没有培植得很精心，修剪得也不够精致。
声明中称，双方重申争议问题不是中菲双边关系的全部，并就以适当方式处理南海争议的重要性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申维护及促进和平稳定、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此外，双方还承诺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愿共同努力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同意继续商谈建立信任措施，提升互信和信心，并承诺在南海采取行动方面保持自我克制，以免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
在出访前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时，杜特尔特就明确表示，尽管按照“南海仲裁庭”的仲裁结果，菲律宾获胜了，但他所领导的菲律宾政府并不会炫耀胜利，不会意图冒犯中国。他希望用柔和的态度来探讨，寻求南海争端的软着陆解决方案，并非常肯定地表态称，“我已经准备好（双边对话）了”。
而在菲律宾国内，从上台第一天开始，杜特尔特就开展了雷厉风行的禁毒行动。据媒体报道称，此后的两个多月里，菲律宾全国大约有67万人向警方自首，有超过2400名贩毒嫌疑人死于警方公开缉毒行动和其他事件，如贩毒者仇杀等。此外，新总统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腐败行动，并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实施一系列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政策，颇得人心。在菲律宾的1亿多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都是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在杜特尔特就任总统两个月后，他的支持率从当选时的不到四成，快速升至八成左右，并一直居高不下，最高时曾超过90%。
但杜特尔特这种运动式禁毒以及强力反腐的铁腕风格，在国际上也面临了很多质疑。对此，杜特尔特选择了强硬回击。早前，在联合国的两名人权专家敦促菲律宾“停止杀戮”之后，杜特尔特扬言要让菲律宾退出这个全球性组织。他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什么也没做的国家一直在谴责、训斥、羞辱我，甚至公开侮辱我的人民。当我只是市长的时候，他们这么做还行，但是现在我是菲律宾的总统，我代表一个主权国家，你就不能再在国际场合责骂、训斥我。”
“我不会提这些国家的名字，一提起来只会让你一晚上都头疼。”他说。 但真正让杜特尔特头疼的是如何推动菲律宾国内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并将他在达沃所取得的成功推广至菲律宾全国。
在1988年杜特尔特刚开始出任达沃市长时，这个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恐怖分子“大本营”棉兰老岛的港口城市还被称为“谋杀之都”，但在杜特尔特治下，这里成为菲律宾最安全的城市。而且，近些年，国内外投资商开始向达沃聚集，其常住人口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翻了一番还多，如今已接近200万。
“我会毫不留情，即便彻底禁毒需要花上我全部（总统）任期的6年时间。不到最后一名毒贩被绳之以法，我绝不会收手。”杜特尔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面对压力，已经担任总统的杜特尔特语气很坚定，但在竞选过程中，他曾为此徘徊不定。2015年2月，杜特尔特在一次演讲中痛斥菲律宾面临着“腐败、犯罪和棉兰老岛和平进程失败”等灾难性问题，称“如果是为了拯救这个共和国，我将参加总统大选”，但又以参选需要100亿至15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5亿至22亿元）的竞选资金为由表示自己无力参选。
这一年10月12日，杜特尔特发表“最后声明”，一方面向支持者道歉，一方面则宣称“这个国家并不需要我”，并希望这份声明能给过去半年多来要求他参选总统的喧嚣画下一个句号。随后，他还指派代表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了自己将竞选达沃市市长的报名表。
伴随着杜特尔特的态度反复，民众希望他参选总统的呼声和热情反而变得更加高涨。最终，杜特尔特撤回了自己竞选市长的报名表，于11月21日正式宣布自己将竞逐总统大位。
一些分析人士将杜特尔特前期的犹豫不定看作是其为吸引更多关注度、争取更多民众支持的一种竞选策略。但在熟悉杜特尔特的朋友看来，这就是他的性格。
“杜特尔特很矛盾，如果选上了，他肯定要做事，而且要把它做好。但这是一件对他来说非常艰巨的事情，他不停地在问自己，有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他能不能够做到。”蔡天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杜特尔特犹豫的时候，除了民众和朋友的支持外，他的家人也给予了他很大的动力。为了劝说父亲参加竞选，后来接替他出任达沃市长的女儿萨拉·杜特尔特甚至一度削发明志。
光天化日之下，劫匪用焊接氧气瓶破开一处华人货物仓库的铁门，然后扬长而去。吴忠清和他的华人朋友除了报警，什么也不敢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货物被洗劫一空。等到警察来，劫匪也早走了。
1987年来到达沃的华商吴忠清，当时经营着一家农场。每次去农场，都需要保镖和司机跟着。而他在达沃市区开的一家服装店，也请了六个本地警察轮流值班。
但从1990年开始，他就辞掉了保镖。那是因为在杜特尔特出任市长两年之后，达沃的社会秩序已经变得平稳起来。
位于棉兰老岛东南达沃湾西岸、达沃河河口的达沃市坐拥棉兰老岛第一大港口，地势开阔平坦，水资源丰富，是天然良港和农业种植基地。但与此同时，作为历史上偏居一隅的“流放之地”，达沃的治安形势一直堪忧。
而达沃所属的棉兰老岛是菲律宾第二大岛，仅次于吕宋岛，菲律宾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人都住在该岛上。棉兰老岛丛林茂盛、地形复杂，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成了反政府武装组织盘踞的主要营地。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的冲突不仅迫使当地居民成批地逃离家园，这些武装组织还经常侵袭周边，达沃自然亦难幸免。
杜特尔特出任达沃市长后，他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在社会治安上，打击毒品犯罪成为突破口。地毯式排查的“敲门”政策是达沃警方的一个创举，作为市长的杜特尔特也时常亲自上阵，突击检查有吸毒和贩毒嫌疑的场所和居民家里。对于吸毒者，杜特尔特在发现会告诉对方，除非去戒毒，否则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准备死在达沃，要么离开这座城市。严厉打击之外，达沃市也在全城的显要地方张贴禁毒的海报和标语，在舆论上进行震慑。
对于周边武装分子的侵扰，达沃在全城各个入口设立检查站，杜绝任何武器的非法进入。菲中经贸促进会副会长吴忠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外地的官员到达沃来，至少三部车，十几个人，荷枪实弹。但在杜特尔特主政后，这些官员再进入达沃，需要把枪支保存在检查站，然后才能进来。对于杜特尔特来说，“在我的地盘，安全由我来保证”。
在达沃经营农场的金南岛环球控股集团董事长蔡天保曾遇到过游击队前来勒索，他就把情况报告给了杜特尔特。而后，杜特尔特马上就给游击队的司令员打了电话。
杜特尔特和棉兰老岛的叛军组织头领有着不错的关系。他一方面不允许这些游击队和武装分子过来侵扰达沃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游击队与政府军打仗后，他也会向游击队提供伤员治疗方面的援助。“虽然只是一市之长，但他的权力比较大，不用完全听菲律宾中央政府的。”吴忠清介绍道。此外，他还可以调动警察和军队。而在出任市长后，他将一些副市长职位分配给摩洛、卢玛等少数民族，维护了各方利益平衡。
“在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后，游击队也就宣布停火了。”蔡天保认为，杜特尔特的这种交际能力也有利于后面解决菲律宾一些地方的叛乱问题。
蔡天保还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起几年前他在现场见证过的一件事：有一次达沃华人社团举行春节联欢会时，杜特尔特带着助手一起前来参加。当时，一个警察带着一名宰客的出租车司机来到他面前，杜特尔特将出租车司机叫了出去，让人揍了他一顿，然后又让他进来吃饭。
杜特尔特在改善达沃的社会治安上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治理，除了禁毒和打击犯罪外，他还在全城公共场所推行禁烟，并在凌晨一点到早上八点间实施禁酒令。为了保证执法的公正性，他“向警察发放日常用品等来阻止他们向民众索贿”。晚上，他经常骑上自行车或者开着出租车全城巡查，看看有没有徇私枉法的行为。当发现有的警察在工作中饮酒，他在市政厅对警察公开进行鞭打。 只要是违法行为，杜特尔特不仅对于本地人“零容忍”，对于外来的游客亦是如此，但他在执法的时候并不死板。在推行全城公共场所禁烟之后，有游客曾在一个餐馆用餐时不顾店员的告诫而坚持抽烟。在接警后，杜特尔特带着警察赶到了餐馆，他给了游客两个选择：要么按法律规定接受拘留，要么把未抽完的烟头吃进肚子里。游客无奈地选择了后者。在走出餐馆时，杜特尔特对在场的人喊了一句：“永远不要挑战法律！”
杜特尔特最为外界诟病的也正是他在以强硬手腕打击犯罪和整治社会秩序时，没有完全遵照法律的程序。但恰恰他又是学法律出身，而且在从政之前，他还当了十几年的律师和检察官。即便到现在，他依然有律师从业证书。
从当律师到后来从政，杜特尔特的身上有着很浓厚的“子承父业”的痕迹。父亲已故，但生前在他眼里，儿子从来都是个离经叛道的问题少年。在10月16日出访文莱期间，他提到自己在年少时成绩平平，并且太过调皮捣蛋，因此父亲对他并不抱多大期望，曾称他“只能做搬运工”，而他当时也回了父亲一句，“只要有酬劳可领，做搬运工又何妨？”
1945年3月28日，杜特尔特出生于马阿辛，该地现为菲律宾南莱特省首府。父亲韦森特·杜特尔特是一名律师，而母亲索莱达·罗亚是一名教师。6岁时，由于父亲从政，杜特尔特随父来到棉兰老岛，定居达沃地区。
“在中学时，我和杜特尔特曾是同班同学。后来读大学时，我们也在同一所学校，但我大三，他大一。”如今身为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的梅尔乔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虽然当时菲律宾的中学学制为四年，但杜特尔特花了7年才读完。在中学时，杜特尔特的成绩一般，通常是刚刚过及格线。而且由于经常打架，并反抗老师，他不仅在家里受到母亲的斥责，还曾先后两次被中学勒令退学，其中一次是被达沃市一所高中开除。后来在担任达沃市市长期间以及在当选总统后，不论是在私下朋友聚会还是在一些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时，他经常开玩笑地说，当年成绩比他好的很多同学现在都成了他的下属。
梅尔乔就是他的下属之一，在达沃市，他给市长杜特尔特做了多年的“幕僚长”。年纪相仿的杜特尔特和梅尔乔很小就认识，但小时候两人交往不多，梅尔乔专心学习，而杜特尔特年少无羁，各种疯玩。不过，在梅尔乔看来，了解杜特尔特的人很早就知道，只要他专心下来去做一件事，他基本就能做成。
梅尔乔用“street-smart”（成绩不好但精明）来形容当时的杜特尔特。而在大学再遇到杜特尔特时，梅尔乔感觉到杜特尔特“整个人都变了”。他从来没问过杜特尔特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可能是他父亲的去世，也可能是他母亲的忠告”。
小时候的杜特尔特长得瘦弱单薄，但他“从来不会在打架中或者母亲的棍棒下退让”。在当了达沃市市长后，他才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他一生只敬畏两个人：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他母亲。
大学毕业后，杜特尔特在达沃市城市诉讼办公室担任了长达十年的检察官。1986年菲律宾爆发“人民力量革命”后，杜特尔特被任命为达沃市常务副市长，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从政生涯。
虽然杜特尔特的父亲当过达沃省省长，但他们一家在达沃待的时间并不算长，不像本地的一些大地主那样，家产丰厚。“他自己很清廉，也禁止手下的官员贪污。”吴忠清说。
在打击犯罪和贪污上，律师出身的杜特尔特没有选择完全遵照法律的途径，而是采取了强硬的运动式执法，这种方式虽然看上去有些简单粗暴，但在达沃的实践中取得了很显著的效果。
“也正因为他是律师，所以他更明白菲律宾法律体系的问题和漏洞。”达沃当地一名不愿具名的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杜特尔特的性格和行事作风，他容忍不了先去推动法律体系的改革再去治理社会问题。而如果按照菲律宾现行的法律来禁毒和打击犯罪，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一个毒贩被抓后不停地请律师帮助自己辩护，光定罪就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且，在菲律宾，毒贩在监狱服刑期间依然从事着贩毒工作的案例并不在少数。
“从律师的角度讲，所有的惩罚都是应遵照法律途径的。”这名律师说。但现在的问题是，指责杜特尔特的人也拿不出有效的证据来证明他的惩罚方式是违法的，而杜特尔特自己也从不直面回应其执法方式，而是更多从结果上来说明自己的正当性。如果说民主是社会治理的“最不坏的制度”，那么建立在民主基础的杜特尔特的强势治理则是达沃的“最不坏选择”。
由于任期限制，达沃市长只能连任三届，每届三年。凭借着自己的卓越政绩和影响力，除了在连任三届后必须要卸下一任市长任期，杜特尔特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里几乎“垄断”了市长的职位。在他当选总统后，女儿萨拉·杜特尔特接过了市长职位，儿子则当选了副市长。这让杜特尔特面临“将达沃变成自己家族的封地”的非议。
对于“在法律基础上禁毒”的观点，梅尔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需要学习，需要调整，但我们不需要按照西方的思路来做。”
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则明确地说，菲律宾司法体系“已经烂透了”，涉毒活动如此猖獗，就是与司法系统腐败有关。
而当今的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局长德拉罗萨表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成为涉毒政客和涉毒恐怖分子的喽啰。我们到现在才有一位这样‘有种’——请原谅我这么说总统阁下——的总统。他是如此强悍，正对毒品发动零容忍的战争。”
德拉罗萨正是杜特尔特在达沃禁毒的功臣。随着杜特尔特成功当选菲律宾总统，他也从达沃市警察局长的任上成功晋升，成为国家警察局局长。
2003年，在达沃华商举办的一次活动上，杜特尔特受邀演讲。他上台后说了一大段中国的好话，而说起美国，则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反感。这让当时在场的华商蔡天保印象很特别，“之前，感觉菲律宾政客主要都是倾向于美国的，而这个市长的说法、想法明显不一样。并且，他不是只在有中国人的场合才这么讲。” 吴忠清和杜特尔特的接触更早，在杜特尔特还未当市长时就有了交往。“在（达沃的）华人心目中，杜特尔特总统就是一个大英雄。华人来到达沃，他不会问你要一分钱，只要是做正当生意，不涉及违法活动，碰到问题就可以去找他，他也会尽力去帮忙。”
杜特尔特在公开场合从不避讳自己的华人血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杜特尔特表示，“我真诚地信任中国人，也了解中国人，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当中国人说他们愿意帮助我们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诚意，我们也很高兴中国人能够帮助我们。”
在10月18日访华前夕分别接受数家中国媒体采访的举动，对于杜特尔特来说是一个特例。在担任达沃市长的二十年多年里，由于菲律宾不同媒体的立场差异很大，而他又一贯是“口不择言”的风格，担心自己的话会被过度解读，杜特尔特对于媒体的采访一直持警惕的态度。
杜特尔特坦承，政治家的角色让他感到并不自在，“我从来没想过要做政治家，我无法忍受拘束和礼节，不习惯穿礼服，穿礼服全身就觉得痒。”但入主总统府后，他还是选择了频频在镜头前接受媒体采访，也在一些重大外交场合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而在平常，一件休闲T恤衫或短袖衬衫加牛仔裤是他的着装标配。
不过，当上总统的杜特尔特虽然较之以前更加注意措辞，但他“有什么说什么”的率性风格以及不时爆出的粗口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热点话题，而他的下属以及他本人事后也常常不得不为之道歉和圆场。
教皇方济各2015年到访菲律宾时，杜特尔特因教皇及其随从造成马尼拉大堵车而咒骂后者。在首都马尼拉，交通拥堵是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尽管菲律宾超过80%的人是天主教徒，但杜特尔特称他希望教皇永远别再访问菲律宾了，并用了比较粗俗的词语。据说，2016年1月，杜特尔特给梵蒂冈写了一封道歉信，并在2月拜访巴科罗城的主教时请求对方原谅自己先前的言论。
在访华期间，他在中菲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当众宣布“脱离与美国的联系”，包括军事、经济上的脱离。而在随后回到达沃时，他又连夜在记者会上进行澄清，称自己所说的与美国“脱离”并不是指要断绝与美国的关系，断绝关系是指断绝“外交关系”。
此后，在和到访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共同举行记者会时，菲律宾外长亚赛说，美国是菲律宾的签约盟国，“菲律宾无意同美国断绝关系”，仍将继续加强两国的关系。
据媒体报道称，亚赛当时对拉塞尔解释说，杜特尔特是根据菲律宾自身的情况有感而发，他是希望菲律宾人对外部利益不要再抱有依赖和屈从心态。
10月6日，亚赛曾就杜特尔特总统的外交政策转向进行说明，称总统之所以要争取外交独立，是因为自菲律宾摆脱美国殖民统治后数十年里，“美国的表现令我们失望”。他强调，菲律宾将走外交自主路线，不再做美国利益的马前卒。
自1946年摆脱美国殖民统治独立以来，菲律宾一直与美国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两国签署了多项防务协议，例如1951年的《共同防御条约》，1998年的《访问部队协议》为每年的联合军演铺路，2014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准许美军增加在菲国军事基地轮驻，以及在菲国军事基地存放燃料和军备。
在杜特尔特的一些老朋友看来，杜特尔特并非是一个立场摇摆的人，“最讨厌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而且，他一旦拿定主意，别人很难改变他，除非你能帮助他自己说服自己。
从16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菲律宾先后处于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下，在二战时，又受到日本的侵略。长期的殖民统治让菲律宾人对民族自尊非常敏感，作为政治强人的杜特尔特更是特别重视菲律宾的独立和尊严。他曾公开表示，自己要保护菲律宾人，“不只保护他们的身体，更保护他们的尊严。”
在9月份的一场演讲中，杜特尔特称，菲律宾将实行独立外交政策，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他在不久前的菲美常年联合军演启动之前还表示，那将是“菲美之间最后一次军事演习”。他还宣布要终止两军在南海的联合巡逻，要美国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并表示有意转向中俄购买武器等。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杜特尔特明确指出，“菲律宾想从中国买一些之前不能从中国买的东西，这个不能买不是因为中方有什么限制，而是因为菲律宾和西方国家结盟，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结盟范围外买东西，就不得不遵守一些限制性规定。”
“并不是说菲律宾想要求什么免费的东西。”他进一步解释说，“只是要求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商贸交往，和非结盟国家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那种方式购买到武器，让菲律宾发展得更好一些。菲律宾想比以前有更快的发展。完全坦白地讲，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
对于就任总统不到四个月的杜特尔特来说，外交是他相对比较陌生的领域，再加上地区环境的复杂性和国内传统势力的压力，他的外交政策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和摇摆期，但在根本立场上，他不大可能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因为他真正的挑战是国内问题，包括打击毒品犯罪、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发展经济。
已经71岁的杜特尔特很明确地说，自己只有六年的总统任期，他要完成竞选时对菲律宾选民的承诺，也实现自己所期望的对“菲律宾的救赎”。因此，他会延续自己的强势风格。
“虽然我上任只有3个多月，但我向你保证打击毒品犯罪将是一场持续的战争。”杜特尔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还表示，因为自己爱着菲律宾，所以要保卫这个国家的价值基础，“这是我的最高任务，没有商量的余地。”
杜特尔特对批评更多则是用火爆的言辞和民众的支持率予以应对。他的支持者认为，
杜特尔特的强势风格可能是当下菲律宾“最不坏的选择”
在菲律宾南部最大城市达沃的一个高档社区里，和周边随处可见的崭新气派的小独栋相比，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一家所在的两层浅蓝色小楼不但不起眼，还显得有些陈旧。大门口的绿植倒是比邻居家要更葱郁一些，但并没有培植得很精心，修剪得也不够精致。
声明中称，双方重申争议问题不是中菲双边关系的全部，并就以适当方式处理南海争议的重要性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申维护及促进和平稳定、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此外，双方还承诺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愿共同努力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同意继续商谈建立信任措施，提升互信和信心，并承诺在南海采取行动方面保持自我克制，以免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
在出访前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时，杜特尔特就明确表示，尽管按照“南海仲裁庭”的仲裁结果，菲律宾获胜了，但他所领导的菲律宾政府并不会炫耀胜利，不会意图冒犯中国。他希望用柔和的态度来探讨，寻求南海争端的软着陆解决方案，并非常肯定地表态称，“我已经准备好（双边对话）了”。
而在菲律宾国内，从上台第一天开始，杜特尔特就开展了雷厉风行的禁毒行动。据媒体报道称，此后的两个多月里，菲律宾全国大约有67万人向警方自首，有超过2400名贩毒嫌疑人死于警方公开缉毒行动和其他事件，如贩毒者仇杀等。此外，新总统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腐败行动，并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实施一系列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政策，颇得人心。在菲律宾的1亿多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都是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在杜特尔特就任总统两个月后，他的支持率从当选时的不到四成，快速升至八成左右，并一直居高不下，最高时曾超过90%。
但杜特尔特这种运动式禁毒以及强力反腐的铁腕风格，在国际上也面临了很多质疑。对此，杜特尔特选择了强硬回击。早前，在联合国的两名人权专家敦促菲律宾“停止杀戮”之后，杜特尔特扬言要让菲律宾退出这个全球性组织。他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什么也没做的国家一直在谴责、训斥、羞辱我，甚至公开侮辱我的人民。当我只是市长的时候，他们这么做还行，但是现在我是菲律宾的总统，我代表一个主权国家，你就不能再在国际场合责骂、训斥我。”
“我不会提这些国家的名字，一提起来只会让你一晚上都头疼。”他说。 但真正让杜特尔特头疼的是如何推动菲律宾国内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并将他在达沃所取得的成功推广至菲律宾全国。
在1988年杜特尔特刚开始出任达沃市长时，这个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恐怖分子“大本营”棉兰老岛的港口城市还被称为“谋杀之都”，但在杜特尔特治下，这里成为菲律宾最安全的城市。而且，近些年，国内外投资商开始向达沃聚集，其常住人口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翻了一番还多，如今已接近200万。
“我会毫不留情，即便彻底禁毒需要花上我全部（总统）任期的6年时间。不到最后一名毒贩被绳之以法，我绝不会收手。”杜特尔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面对压力，已经担任总统的杜特尔特语气很坚定，但在竞选过程中，他曾为此徘徊不定。2015年2月，杜特尔特在一次演讲中痛斥菲律宾面临着“腐败、犯罪和棉兰老岛和平进程失败”等灾难性问题，称“如果是为了拯救这个共和国，我将参加总统大选”，但又以参选需要100亿至15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5亿至22亿元）的竞选资金为由表示自己无力参选。
这一年10月12日，杜特尔特发表“最后声明”，一方面向支持者道歉，一方面则宣称“这个国家并不需要我”，并希望这份声明能给过去半年多来要求他参选总统的喧嚣画下一个句号。随后，他还指派代表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了自己将竞选达沃市市长的报名表。
伴随着杜特尔特的态度反复，民众希望他参选总统的呼声和热情反而变得更加高涨。最终，杜特尔特撤回了自己竞选市长的报名表，于11月21日正式宣布自己将竞逐总统大位。
一些分析人士将杜特尔特前期的犹豫不定看作是其为吸引更多关注度、争取更多民众支持的一种竞选策略。但在熟悉杜特尔特的朋友看来，这就是他的性格。
“杜特尔特很矛盾，如果选上了，他肯定要做事，而且要把它做好。但这是一件对他来说非常艰巨的事情，他不停地在问自己，有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他能不能够做到。”蔡天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杜特尔特犹豫的时候，除了民众和朋友的支持外，他的家人也给予了他很大的动力。为了劝说父亲参加竞选，后来接替他出任达沃市长的女儿萨拉·杜特尔特甚至一度削发明志。
强悍执法
光天化日之下，劫匪用焊接氧气瓶破开一处华人货物仓库的铁门，然后扬长而去。吴忠清和他的华人朋友除了报警，什么也不敢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货物被洗劫一空。等到警察来，劫匪也早走了。
1987年来到达沃的华商吴忠清，当时经营着一家农场。每次去农场，都需要保镖和司机跟着。而他在达沃市区开的一家服装店，也请了六个本地警察轮流值班。
但从1990年开始，他就辞掉了保镖。那是因为在杜特尔特出任市长两年之后，达沃的社会秩序已经变得平稳起来。
位于棉兰老岛东南达沃湾西岸、达沃河河口的达沃市坐拥棉兰老岛第一大港口，地势开阔平坦，水资源丰富，是天然良港和农业种植基地。但与此同时，作为历史上偏居一隅的“流放之地”，达沃的治安形势一直堪忧。
而达沃所属的棉兰老岛是菲律宾第二大岛，仅次于吕宋岛，菲律宾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人都住在该岛上。棉兰老岛丛林茂盛、地形复杂，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成了反政府武装组织盘踞的主要营地。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的冲突不仅迫使当地居民成批地逃离家园，这些武装组织还经常侵袭周边，达沃自然亦难幸免。
杜特尔特出任达沃市长后，他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在社会治安上，打击毒品犯罪成为突破口。地毯式排查的“敲门”政策是达沃警方的一个创举，作为市长的杜特尔特也时常亲自上阵，突击检查有吸毒和贩毒嫌疑的场所和居民家里。对于吸毒者，杜特尔特在发现会告诉对方，除非去戒毒，否则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准备死在达沃，要么离开这座城市。严厉打击之外，达沃市也在全城的显要地方张贴禁毒的海报和标语，在舆论上进行震慑。
对于周边武装分子的侵扰，达沃在全城各个入口设立检查站，杜绝任何武器的非法进入。菲中经贸促进会副会长吴忠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外地的官员到达沃来，至少三部车，十几个人，荷枪实弹。但在杜特尔特主政后，这些官员再进入达沃，需要把枪支保存在检查站，然后才能进来。对于杜特尔特来说，“在我的地盘，安全由我来保证”。
在达沃经营农场的金南岛环球控股集团董事长蔡天保曾遇到过游击队前来勒索，他就把情况报告给了杜特尔特。而后，杜特尔特马上就给游击队的司令员打了电话。
杜特尔特和棉兰老岛的叛军组织头领有着不错的关系。他一方面不允许这些游击队和武装分子过来侵扰达沃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游击队与政府军打仗后，他也会向游击队提供伤员治疗方面的援助。“虽然只是一市之长，但他的权力比较大，不用完全听菲律宾中央政府的。”吴忠清介绍道。此外，他还可以调动警察和军队。而在出任市长后，他将一些副市长职位分配给摩洛、卢玛等少数民族，维护了各方利益平衡。
“在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后，游击队也就宣布停火了。”蔡天保认为，杜特尔特的这种交际能力也有利于后面解决菲律宾一些地方的叛乱问题。
蔡天保还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起几年前他在现场见证过的一件事：有一次达沃华人社团举行春节联欢会时，杜特尔特带着助手一起前来参加。当时，一个警察带着一名宰客的出租车司机来到他面前，杜特尔特将出租车司机叫了出去，让人揍了他一顿，然后又让他进来吃饭。
杜特尔特在改善达沃的社会治安上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治理，除了禁毒和打击犯罪外，他还在全城公共场所推行禁烟，并在凌晨一点到早上八点间实施禁酒令。为了保证执法的公正性，他“向警察发放日常用品等来阻止他们向民众索贿”。晚上，他经常骑上自行车或者开着出租车全城巡查，看看有没有徇私枉法的行为。当发现有的警察在工作中饮酒，他在市政厅对警察公开进行鞭打。 只要是违法行为，杜特尔特不仅对于本地人“零容忍”，对于外来的游客亦是如此，但他在执法的时候并不死板。在推行全城公共场所禁烟之后，有游客曾在一个餐馆用餐时不顾店员的告诫而坚持抽烟。在接警后，杜特尔特带着警察赶到了餐馆，他给了游客两个选择：要么按法律规定接受拘留，要么把未抽完的烟头吃进肚子里。游客无奈地选择了后者。在走出餐馆时，杜特尔特对在场的人喊了一句：“永远不要挑战法律！”
“最不坏的选择”
杜特尔特最为外界诟病的也正是他在以强硬手腕打击犯罪和整治社会秩序时，没有完全遵照法律的程序。但恰恰他又是学法律出身，而且在从政之前，他还当了十几年的律师和检察官。即便到现在，他依然有律师从业证书。
从当律师到后来从政，杜特尔特的身上有着很浓厚的“子承父业”的痕迹。父亲已故，但生前在他眼里，儿子从来都是个离经叛道的问题少年。在10月16日出访文莱期间，他提到自己在年少时成绩平平，并且太过调皮捣蛋，因此父亲对他并不抱多大期望，曾称他“只能做搬运工”，而他当时也回了父亲一句，“只要有酬劳可领，做搬运工又何妨？”
1945年3月28日，杜特尔特出生于马阿辛，该地现为菲律宾南莱特省首府。父亲韦森特·杜特尔特是一名律师，而母亲索莱达·罗亚是一名教师。6岁时，由于父亲从政，杜特尔特随父来到棉兰老岛，定居达沃地区。
“在中学时，我和杜特尔特曾是同班同学。后来读大学时，我们也在同一所学校，但我大三，他大一。”如今身为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的梅尔乔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虽然当时菲律宾的中学学制为四年，但杜特尔特花了7年才读完。在中学时，杜特尔特的成绩一般，通常是刚刚过及格线。而且由于经常打架，并反抗老师，他不仅在家里受到母亲的斥责，还曾先后两次被中学勒令退学，其中一次是被达沃市一所高中开除。后来在担任达沃市市长期间以及在当选总统后，不论是在私下朋友聚会还是在一些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时，他经常开玩笑地说，当年成绩比他好的很多同学现在都成了他的下属。
梅尔乔就是他的下属之一，在达沃市，他给市长杜特尔特做了多年的“幕僚长”。年纪相仿的杜特尔特和梅尔乔很小就认识，但小时候两人交往不多，梅尔乔专心学习，而杜特尔特年少无羁，各种疯玩。不过，在梅尔乔看来，了解杜特尔特的人很早就知道，只要他专心下来去做一件事，他基本就能做成。
梅尔乔用“street-smart”（成绩不好但精明）来形容当时的杜特尔特。而在大学再遇到杜特尔特时，梅尔乔感觉到杜特尔特“整个人都变了”。他从来没问过杜特尔特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可能是他父亲的去世，也可能是他母亲的忠告”。
小时候的杜特尔特长得瘦弱单薄，但他“从来不会在打架中或者母亲的棍棒下退让”。在当了达沃市市长后，他才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他一生只敬畏两个人：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他母亲。
大学毕业后，杜特尔特在达沃市城市诉讼办公室担任了长达十年的检察官。1986年菲律宾爆发“人民力量革命”后，杜特尔特被任命为达沃市常务副市长，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从政生涯。
虽然杜特尔特的父亲当过达沃省省长，但他们一家在达沃待的时间并不算长，不像本地的一些大地主那样，家产丰厚。“他自己很清廉，也禁止手下的官员贪污。”吴忠清说。
在打击犯罪和贪污上，律师出身的杜特尔特没有选择完全遵照法律的途径，而是采取了强硬的运动式执法，这种方式虽然看上去有些简单粗暴，但在达沃的实践中取得了很显著的效果。
“也正因为他是律师，所以他更明白菲律宾法律体系的问题和漏洞。”达沃当地一名不愿具名的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杜特尔特的性格和行事作风，他容忍不了先去推动法律体系的改革再去治理社会问题。而如果按照菲律宾现行的法律来禁毒和打击犯罪，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一个毒贩被抓后不停地请律师帮助自己辩护，光定罪就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且，在菲律宾，毒贩在监狱服刑期间依然从事着贩毒工作的案例并不在少数。
“从律师的角度讲，所有的惩罚都是应遵照法律途径的。”这名律师说。但现在的问题是，指责杜特尔特的人也拿不出有效的证据来证明他的惩罚方式是违法的，而杜特尔特自己也从不直面回应其执法方式，而是更多从结果上来说明自己的正当性。如果说民主是社会治理的“最不坏的制度”，那么建立在民主基础的杜特尔特的强势治理则是达沃的“最不坏选择”。
由于任期限制，达沃市长只能连任三届，每届三年。凭借着自己的卓越政绩和影响力，除了在连任三届后必须要卸下一任市长任期，杜特尔特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里几乎“垄断”了市长的职位。在他当选总统后，女儿萨拉·杜特尔特接过了市长职位，儿子则当选了副市长。这让杜特尔特面临“将达沃变成自己家族的封地”的非议。
对于“在法律基础上禁毒”的观点，梅尔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需要学习，需要调整，但我们不需要按照西方的思路来做。”
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则明确地说，菲律宾司法体系“已经烂透了”，涉毒活动如此猖獗，就是与司法系统腐败有关。
而当今的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局长德拉罗萨表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成为涉毒政客和涉毒恐怖分子的喽啰。我们到现在才有一位这样‘有种’——请原谅我这么说总统阁下——的总统。他是如此强悍，正对毒品发动零容忍的战争。”
德拉罗萨正是杜特尔特在达沃禁毒的功臣。随着杜特尔特成功当选菲律宾总统，他也从达沃市警察局长的任上成功晋升，成为国家警察局局长。
“穿礼服全身就觉得痒”
2003年，在达沃华商举办的一次活动上，杜特尔特受邀演讲。他上台后说了一大段中国的好话，而说起美国，则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反感。这让当时在场的华商蔡天保印象很特别，“之前，感觉菲律宾政客主要都是倾向于美国的，而这个市长的说法、想法明显不一样。并且，他不是只在有中国人的场合才这么讲。” 吴忠清和杜特尔特的接触更早，在杜特尔特还未当市长时就有了交往。“在（达沃的）华人心目中，杜特尔特总统就是一个大英雄。华人来到达沃，他不会问你要一分钱，只要是做正当生意，不涉及违法活动，碰到问题就可以去找他，他也会尽力去帮忙。”
杜特尔特在公开场合从不避讳自己的华人血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杜特尔特表示，“我真诚地信任中国人，也了解中国人，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当中国人说他们愿意帮助我们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诚意，我们也很高兴中国人能够帮助我们。”
在10月18日访华前夕分别接受数家中国媒体采访的举动，对于杜特尔特来说是一个特例。在担任达沃市长的二十年多年里，由于菲律宾不同媒体的立场差异很大，而他又一贯是“口不择言”的风格，担心自己的话会被过度解读，杜特尔特对于媒体的采访一直持警惕的态度。
杜特尔特坦承，政治家的角色让他感到并不自在，“我从来没想过要做政治家，我无法忍受拘束和礼节，不习惯穿礼服，穿礼服全身就觉得痒。”但入主总统府后，他还是选择了频频在镜头前接受媒体采访，也在一些重大外交场合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而在平常，一件休闲T恤衫或短袖衬衫加牛仔裤是他的着装标配。
不过，当上总统的杜特尔特虽然较之以前更加注意措辞，但他“有什么说什么”的率性风格以及不时爆出的粗口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热点话题，而他的下属以及他本人事后也常常不得不为之道歉和圆场。
教皇方济各2015年到访菲律宾时，杜特尔特因教皇及其随从造成马尼拉大堵车而咒骂后者。在首都马尼拉，交通拥堵是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尽管菲律宾超过80%的人是天主教徒，但杜特尔特称他希望教皇永远别再访问菲律宾了，并用了比较粗俗的词语。据说，2016年1月，杜特尔特给梵蒂冈写了一封道歉信，并在2月拜访巴科罗城的主教时请求对方原谅自己先前的言论。
在访华期间，他在中菲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当众宣布“脱离与美国的联系”，包括军事、经济上的脱离。而在随后回到达沃时，他又连夜在记者会上进行澄清，称自己所说的与美国“脱离”并不是指要断绝与美国的关系，断绝关系是指断绝“外交关系”。
此后，在和到访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共同举行记者会时，菲律宾外长亚赛说，美国是菲律宾的签约盟国，“菲律宾无意同美国断绝关系”，仍将继续加强两国的关系。
据媒体报道称，亚赛当时对拉塞尔解释说，杜特尔特是根据菲律宾自身的情况有感而发，他是希望菲律宾人对外部利益不要再抱有依赖和屈从心态。
10月6日，亚赛曾就杜特尔特总统的外交政策转向进行说明，称总统之所以要争取外交独立，是因为自菲律宾摆脱美国殖民统治后数十年里，“美国的表现令我们失望”。他强调，菲律宾将走外交自主路线，不再做美国利益的马前卒。
自1946年摆脱美国殖民统治独立以来，菲律宾一直与美国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两国签署了多项防务协议，例如1951年的《共同防御条约》，1998年的《访问部队协议》为每年的联合军演铺路，2014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准许美军增加在菲国军事基地轮驻，以及在菲国军事基地存放燃料和军备。
在杜特尔特的一些老朋友看来，杜特尔特并非是一个立场摇摆的人，“最讨厌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而且，他一旦拿定主意，别人很难改变他，除非你能帮助他自己说服自己。
从16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菲律宾先后处于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下，在二战时，又受到日本的侵略。长期的殖民统治让菲律宾人对民族自尊非常敏感，作为政治强人的杜特尔特更是特别重视菲律宾的独立和尊严。他曾公开表示，自己要保护菲律宾人，“不只保护他们的身体，更保护他们的尊严。”
在9月份的一场演讲中，杜特尔特称，菲律宾将实行独立外交政策，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他在不久前的菲美常年联合军演启动之前还表示，那将是“菲美之间最后一次军事演习”。他还宣布要终止两军在南海的联合巡逻，要美国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并表示有意转向中俄购买武器等。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杜特尔特明确指出，“菲律宾想从中国买一些之前不能从中国买的东西，这个不能买不是因为中方有什么限制，而是因为菲律宾和西方国家结盟，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结盟范围外买东西，就不得不遵守一些限制性规定。”
“并不是说菲律宾想要求什么免费的东西。”他进一步解释说，“只是要求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商贸交往，和非结盟国家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那种方式购买到武器，让菲律宾发展得更好一些。菲律宾想比以前有更快的发展。完全坦白地讲，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
对于就任总统不到四个月的杜特尔特来说，外交是他相对比较陌生的领域，再加上地区环境的复杂性和国内传统势力的压力，他的外交政策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和摇摆期，但在根本立场上，他不大可能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因为他真正的挑战是国内问题，包括打击毒品犯罪、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发展经济。
已经71岁的杜特尔特很明确地说，自己只有六年的总统任期，他要完成竞选时对菲律宾选民的承诺，也实现自己所期望的对“菲律宾的救赎”。因此，他会延续自己的强势风格。
“虽然我上任只有3个多月，但我向你保证打击毒品犯罪将是一场持续的战争。”杜特尔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还表示，因为自己爱着菲律宾，所以要保卫这个国家的价值基础，“这是我的最高任务，没有商量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