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教学、科研工作关系，我平常以研读《国语》为事。《国语》作为要籍，同时出现在《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各阁本中，因而《国语》研究离不开《四库全书》和四库学的研究。
　　江庆柏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明清文献研究和四库学研究，整理出版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书目》《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等有关四库学的基础性著作。而《〈四库全书荟要〉研究》一书，则是作者新近呈现给四库学界和学术界的又一丰硕成果。
　　该书2018年8月由南京凤凰出版社出版，总71万余字。导论之外，全书共分12章，其中第一章为概说，另外11章涉及了《四库全书荟要》的十个方面内容的研究，分别为《荟要》纂修机构与办理人员、乾隆帝与《荟要》纂修、《荟要》的图书来源及版本著录、《荟要》的图书选录、《荟要》的图书分类、《四库全书荟要总目》研究、《荟要提要》研究、《荟要》本研究、《荟要总目提要》学术观念研究、《荟要》的文字校勘。该书导论部分首先把四库学文献划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即进呈文献、提要文献、库本文献、禁毁文献和档案文献，以便于讨论研究。概说部分，首先对《荟要》的纂修完成时间、摛藻堂与味腴书室、《荟要》收录图书的种数与册数、《荟要》的进送、《荟要》的缮写与装潢等《荟要》的一般情况进行了比较详尽介绍，然后介绍了《荟要》的覆校以及《荟要》与《全书》的一般关系。其他各个部分分别就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书中有大量的数据统计，为了直观，还列有29个图表。书中同时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为了便于探讨说明，单独一段引述的文献就有164处。版本比较往往于库本文献之外，还参照其他文献以为佐证。问题讨论往往举若干例证进行说明。真正做到了资料翔实、分类全面、探讨细致。本人多年来以研读《国语》为对象，兹就个人研习所及，谈谈初步这部新著对个人研究的几点启发和帮助。

同一图书著录不同来源原因的揭示

　　清代前期，《国语》重要的版本还是公序本系统，而其较显著者，即刊本中的孔氏诗礼堂本和写本中的四库系列本，包括《四库荟要》本和四库阁本。四库系列本《国语》的底本是孔传铎刊本，这在《四库全书荟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书前提要当中都有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标注为户部员外郎章铨家藏士礼居本。作者主持整理《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出版后，从作者的序言当中，才知道《四库荟要全书目录》有着录，谓：
　　《国语》二十一卷，吴中书仆射、云阳韦昭注。今依前户部尚书臣王际华所上国朝孔传铎刊本缮録，据南北宋本、明椠本张一鲲本、许宗鲁本恭校。
　　《荟要》本《国语》底本标为王际华家藏本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王际华主持了《四库全书荟要》的修纂工作。可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又标注为郎铨家藏本。其中原因，吴哲夫先生进行过探讨，认为：“四库荟要修书时四库全书第一分书修纂工作也在进行，为求迅速蒇事，而依据书本有限，遂在缮录时，便将各地采辑而来的相同书一起发下誊缮了事。”作者经过对比《荟要总目》和《四库全书总目》，认為吴哲夫的结论过于简单。作者指出，即便《荟要提要》与文渊阁《提要》《总目》相同，但图书来源依然不同。作者在《四库全书荟要研究》中以《虎钤经》为例，最后得出结论：“《四库全书》之所以要将大量的图书来源进行改换，可能有政治上的考虑”，“《荟要》是为皇帝御览而编纂的，在记名问题上无须太多顾忌。而《四库全书》则是面向国家的图书，具有宣示国家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的目的。因此在记名问题上会有多方考虑，如果处理不好，会引起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才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要将大量图书来源重新改易的原因。由于同一部书只能著录一个进书者，在《荟要总目》和《总目》中分别标注不同的进书者，实际上也就扩大了表彰对象”。作者经过详细比对和综合考虑得出的这一结论，比吴哲夫的结论更可信，也更具有说服力。

图书分类以及类目设置问题的揭示

　　历代《艺文志》《经籍志》都将《国语》置于经部春秋类中。南宋黄震《黄氏日抄》始将《国语》置于杂史。清代官修书对《国语》的四部分类进行了重新分配。先是，清人修纂《古今图书集成》，在《经籍典》中列《国语》部于谶纬部之后，《战国策》部、《史记》部、《汉书》部之前，虽然没有明确归类，实际上已经改置《国语》于史部了。至修纂《四库全书荟要》，明确把《国语》放置在史部别史类。而在《四库全书》阁本中，又把《国语》移到史部杂史类。《四库全书总目》云：
　　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遗记》《汲冢琐语》得与《魏尚书》《梁实录》并列，不为嫌也。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
　　于《国语提要》下加案语云：
　　考《国语》上包周穆王，下暨鲁悼公，与《春秋》时代首尾皆不相应，其事亦多与《春秋》无关。系之《春秋》，殊为不类。至书中明有《鲁语》，而刘熙以为外国所传，尤为舛迕。附之于经，于义未允。《史通》六家，《国语》居一，实古左史之遗。今改隶之杂史类焉。
　　这是《四库全书总目》给出的改置理由。作者在《四库全书荟要研究》第六章“《荟要》的图书分类”之“《荟要》与《全书》的类目改易”中把类目改易的原因分为三种，即类目取消、类目归并和类目调整。从《荟要》的别史类到《四库全书》的杂史类，《国语》一书的措置属于“类目调整”。作者通过比较群书得出的概括性结论，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具体图书的类目调整原因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指出《四库全书荟要》的图书类目设置和名称不尽合理： 　　《荟要》将《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国朝宫史》收入法制类，将《通典》《文献通考》收入故事类，总给人分类不当的感觉。而将《国语》《吴越春秋》《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与《贞观政要》及《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同列于别史类，就更令人费解了。

库本文献优劣的比较及结论

　　关于四库各阁本的优劣问题，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和张政烺先生都有过评述，但二者的意见截然不同。顾颉刚谓：
　　四库书校对甚不可恃。袁诗亭君以钞本袁易《静春居集》覆校，四库本殊不及知不足斋本，误字甚多。或馆臣校勘，专于文渊阁一本，而此外以不易为皇帝所见，遂甚轻忽欤？现存京师图书馆一部，系热河文津阁中物。
　　然张政烺《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则谓：
　　文津阁在热河避暑山庄，建筑完好。民国初年，熊希龄任热河都统，将文津阁本搬至北京，拨归北京图书馆。就质量而言，此部为最佳。因为清帝每年有半年住于热河，春末夏初即去，秋末围猎后方才回京。文津阁藏本即专供皇帝翻閲之用。清高宗读《四库》，好从中挑错，以炫其渊博。所以这一部钞写特别认真，有些书是纪昀亲自校改。可惜30年代印《四库全书珍本》，所选印者不是文津阁本，而是文渊阁本。
　　经过对《国语》之荟要本与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的比较，我认为就文字的精准度而言，文津阁本文字错讹最多，而且存在很明显的文字错误，如《越语下》“助天为虐者不祥”之“助天为”，文津阁本误作“者不祥”；“莫知其所终极”，文津阁本“终”字也误作“极”；就吸纳明道本成分而言，荟要本、文渊阁本要多于文津阁本。在荟要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中，文津阁本质量应该是最低的。而在《四库荟要全书研究》第十章“《荟要》本研究”中，作者分别以四库底本、《全书》本为比较对象，对《荟要》本进行了整体研究和个案梳理，最后指出：“《荟要》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的优劣都是相对而言的，更准确的说法是各有优点，不过有时《荟要》更突出而已。”这个结论是作者在比较了大量图书的荟要本、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基础上得出的，更为客观公允。
　　《学礼堂访谈录·行走在历史文献的风景里（八）》中，作者讲了从事文献研究的几点体会：第一，做任何课题首先还是要充分掌握文献资料；第二，做文献要注重文献的比较；第三，注意文字的差异。同时也指出从事文献研究应该有的基本方式方法：
　　第一就是要立足“读”，要专注于基础文献，要反复读。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其次要善于“悟”，书中讲的道理也好，存在的问题也好，都必须自己去体味出来。再次要注意“通”，触类旁通，善于迁想。还有一个要做到“勤”，勤就是勤快，不松懈。勤于讀书，勤于思考。
　　《四库全书荟要研究》这部书正是作者研究体会的具体体现，也是作者践履“立足‘读’”“善于‘悟’”“注意‘通’”的具体体现。《四库全书荟要研究》一书，每下结论，必有大量证据；每一比较，务求详尽可靠；每出图表，务求细致周全。真正做到了无征不信，言必有据。全书规模宏大，体例井然，资料丰赡翔实，考证严谨细密，结论确实可信，洵为四库学者与古文献研究学者案头必备之书。笔者认为，作者这部著作不仅对四库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语义，对广大的文献研究人员尤其是刚刚进入古文献专业领域的青年后学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中国编辑学会原会长、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宋原放曾说：“真正的学术著作是高质量书籍的同义语，代表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化精华，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的《四库全书荟要研究》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学术著作”的代表。
　　（作者系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