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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940-1942年间，山西抗日根据地由于受到日伪军与阎锡山反共势力的双重夹击，外来作家纷纷先后离开山西，山西抗日根据地内部的文学工作者承担了文学传播的重任，在参加革命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兴办文学刊物，将文学传播的受众转向了根据地内部的广大军民，并由此引发了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发展。这一时期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学传播特征的变化，暗示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日益成熟。
关键词：文学传播 文学刊物 大众化
抗战初期，日军侵华的暴行激起了全民抗日的热潮，文学艺术家们纷纷下乡、入伍，深入抗日斗争的前线，记录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生活，然后以多样的文学形式在国统区进行抗日宣传。在这一背景下，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学传播呈现出外来作家居多、抗日题材作品为主、文学作品多数发表在国统区等特征。1939年12月，阎锡山出动大批军队向决死纵队进行突然袭击，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根据地抗日武装一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一边有力反击阎锡山的反动行为，从而使晋西北、晋东南成为中共统一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伪军与阎锡山反共势力双重夹击的政治背景下，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学虽然发展艰难，但是却在蛰伏中蓄势待发，孕育出1943年之后山西文学的发展方向，并在文学传播的层面上显示出新的特征。
一、文学传播者的类型与主体特征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文学创作与文学传播的作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抗战文化事业的需要而扎根山西的外地籍文学工作者;另一类是在山西抗战文化中培育起来的山西籍文学工作者。他们分散在山西省境内的不同区域，在抗战局势错综复杂的形势影响下呈现jL不同的地域特征。正如屈毓秀等人在《山西抗战文学史》中指出的那样，面对当时的文艺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脱离现实、脱离群众错误倾向，晋西北文联倡导作家们要了解农村、了解农民。而在晋东南，之前从重庆、延安等地来到山西抗战前线的作家们相继离去，或奔赴延安，或回到大后方，因此抗战文艺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位于山西省南部的中条山一带，则有一些山西本地的或者扎根在山西的文艺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下掀起了诗歌创作的热潮。这几种不同的文学传播者共同促成了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学的发展。
1.扎根山西的外地籍文学工作者
在抗战时期，文学工作者在不同地域间的流动很普遍。延安或者罔统区“文协”都曾经有组织地派遣作家队伍进入山西，从而使山西文学得到繁荣发展。有的文艺团体在抗战初期进入山西抗日根据地，停留在山西的时间延续到了1939年之后，故而有些作品的传播实际上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的。例如，出生在湖北武昌的报告文学家黄钢，他在1939年3月随“鲁艺”战地文艺工作团奔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返回延安。回到延安后，他根据在抗战前线所体会到的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写出了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1940）和《雨——陈赓兵团是怎样作战的》（1942）。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女作家莫耶的身上。还有一些作家，虽然是在抗战初期跟着外来的文学队伍来到山西，但是之后并没有随之离去，而是留在了根据地进行工作。例如，出生在河北广宗县的诗人袁勃，他于1939年夏随重庆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华北前线访问，同年Il月进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此后就长期在这儿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创作了大量的宣传抗战诗歌。
还有一类数量居多的外地籍文学工作者出于工作的需要，从延安来到山西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化工作。他们一边在根据地承担着具体的文化工作，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从而成为山西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不论是对抗战相持阶段山西文学的发展还是对抗战后期山西作家的培育与成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湖南人蒋弼，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主要从事刊物编辑工作，曾主编《华北文艺》，与此同时也从事小说创作;甘肃人李满天，是浑源县宣传部长，与此同时也在从事小说创作。河南人柯岗，曾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记者、编委，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河北人莎寨，在太行根据地担任《文化哨》《文化轻骑》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这一类型的作家还包括高咏、柯岗、叶枫、张秀中、卢梦、非垢、军城等多位太行诗社的诗人。
2.成长中的山西籍文学工作者
在这一阶段中，有一些出生于山西的文学工作者也为山西抗战文学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工作者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家是由于抗战的需要，受到党的委派回到家乡从事抗战动员和文化工作。其中有的作家是在延安经过学习之后被派遣到山西工作的，例如作家青苗，他是山西临猗县人，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到中条山一带工作，在黄河出版社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作家叶石也属于这种情况。有的作家则没有在延安学习的经历，抗战爆发前就已经在从事革命工作，抗战爆发后接受党的委派回到山西开展抗战与文化工作，例如诗人冈夫，他是山西武乡县人，他不仅在家乡从事党政工作，而且还在沁县与人共同创办了晋东南第一个抗战文艺刊物《文化哨》，他的诗歌在当地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诗人赵石宾也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类作家是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人员。他们有些人本身就是文学工作者，在抗战爆发前曾经在太原成立文学组织，后来长期在山西进行文化工作，例如山西平定籍的作家亚马，他从抗战初期就扎根在山西从事文化救国方面的工作，1940年调到晋西北区党委工作，筹备、出版了文学刊物《西北文艺》;山西临县人行者（原名樊希騫）跟亚马的经历相似。还有一些人是在革命斗争中受到当地文学风气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业余文学工作者。例如，山西洪洞县人江横是一位长期战斗在太岳根据地的一名新闻战士;山西定襄县人磊生是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的一位教导员，这两位后来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诗人。
二、文学传播的内容特征
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山西抗战文学的总体面貌也与第一个阶段不同。从文体形式上来看，在抗战初期曾经发挥了“轻骑兵”作用的报告文学，从数量上来讲有所下降，从题材内容上看有所拓展;在诗歌领域，叙事诗的数量明显比第一个时期增多，长篇叙事诗出现多篇;在小说领域，不仅短篇小说得到了发展，还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中篇小说。 1.报告文学与散文：战斗场面、革命将领与复杂的斗争形势
从主题表达上来看，第一类作品延续了抗战初期报告文学的主题，例如对激烈战斗和重要战役的描写，在华山的报告文学《太行山的英雄们》、通讯《狮脑山之战》《攻克芦家庄车站》等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描绘;萧三的《贺龙将军》《续范亭先生》、刘白羽的《记左权将军》等作品延续了抗战初期报告文学善于塑造各色八路军将领的传统。第二类作品则在延续旧的主题内容的同时，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一些新内容，使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既真实又有深度。例如，黄钢的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雨》摆脱了简单的乐观主义，除了塑造崇高的革命战士形象之外，还刻画了革命队伍中的意志不坚定者、腐化堕落的叛徒等负面形象，揭示出抗日战争的曲折与艰难。第三类作品则是抒情化的散文，“这些多样化的作品并未游离于抗战，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1）。亚马的《平川夜景》、叶石的《雪》、葛陵的《青菜及其他》等作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例如，亚马在《平川夜景》中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奇特的平川夜景，在这迷人的夜景中展现抗日工作者的斗争生活。这三类报告文学的出现，说明了在抗战相持阶段报告文学的题材得到扩大，文学家对于战斗生活的理解也更深入。而文学传播者对这些主题内容的传播恰恰说明当时抗战形势的复杂与严峻，文学传播者通过传播这些内容来帮助民众树立一种在坎坷的征途上必胜的信心。
2.中短篇小说：抗战军民、转变型人物与知识分子
小说的主题内容也呈现出跟报告文学大体相近的特征与倾向。第一类作品延续了抗战初期的小说主题，例如战争的残酷、日军统治下民众的悲惨生活、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成长中的儿童与妇女等。其中，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描写儿童抗日的作品，例如蒋弼的《多多村》、李满天的《安元和小保》《待不下》、邵挺军的《小洪的故事》、白嘉的《屯兰川之夜》、郊农的《孩子们》、李克林的《小战士刘里》、伍陵的《书店老板》、碧野的《儿童队员之死》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儿童们是如何在战火的洗礼下成长为抗日战士的。莫耶在《三个皇军和一个女人》中展现了抗日战争中女性的觉醒与成长。第二类作品则是在延续旧有主题的框架下包含了新的内容，例如，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描写转变型人物的作品，《老神头》描绘的是一个落后战士的思想转变，李庄的《良民证》、郭烽的《重上前线》、吴奚如的《一个寻常的故事》等描绘的是落后农民的思想转变，张仲名的《宣抚官》描写的是一个汉奸的思想转变，周而复《一个日本女性的塑造》描绘的是一个日本下女被八路军俘虏之后觉醒的故事，蒋弼在小说《我要做公民》中通过对一个落后妇女周七嫂从原先的暗娟转变为一个要争取公民权的社会新人，通过她的思想转变揭示了根据地农村的新气象正在形成。其中，后三个转变型人物是抗战初期小说中没有涉及过的类型。第三类作品是抗战相持阶段出现的新主题，例如，周而复《模范班长》、冯夷《中条山的梦》描写了汉奸特务对抗日根据地、革命队伍所做的破坏活动，揭示了敌后根据地的复杂斗争形势，揭示了抗日队伍内部的复杂矛盾。青苗的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杜鹃花》以日军扫荡中条山为背景，描写了日军“扫荡”的背景下，发生在中条山地区一对知识分子青年男女的革命与爱情。莫耶的《丽萍的烦恼》讲述了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丽萍来到革命根据地之后嫁给了革命干部，因二人婚姻观念的不同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烦恼”。这部受到“暴露黑暗”、写讽刺文章的文学气候影响下的作品，引发了晋西北文坛的一次大讨论，这场讨论从文学创作批判后来上升为政治批判，对之后的文学创作方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3.诗歌：太行诗歌社的叙事诗创作及其通俗化追求
以丹辉等人组成的“铁流社”、以田间等人组成的“西站团”等诗歌团体曾经在山西抗日根据地掀起了街头诗创作的热潮。随着这些诗人的离去，山西本土诗人的诗歌创作逐渐活跃起来，在山西太行山一带打开了局面，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诗歌组织——太行诗歌社。太行诗歌社成立于1941年6月，负责人是高鲁、叶枫、陈艾、刘大有等，这个群众性的诗歌团体很快集聚了一百多位成员，重要的诗人包括冈夫、袁勃、高沐鸿、高咏等。他们的诗歌篇幅较长，又以叙事诗居多，代表作有冈夫的叙事诗《小司号员和他的号》、袁勃的叙事诗《母鸡和小孩》《小号兵》《不死的枪》《一支笔的故事》、高咏的万行叙事诗《漳河牧歌传》、柯岗的叙事诗《我们要到山那边去》《不知名的作者》《大风雨中的果同》、江横的长篇叙事诗《俺还要活下去》等。
他们的诗歌创作大体上体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叙事诗居多，原因可能正是为了弥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宣言中所指出的那种缺憾，“在晋东南，我们不缺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我们发扬的够吗？反映的够吗？大多数却都让它在我们英勇的人民和士兵所流的鲜血里埋没了！”②第二是诗歌篇幅增大，这是为了适应叙事诗的情节展开，叙事诗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在情节变化中加以体现，所以篇幅不宜太短。第三是语言通俗化，冈夫、袁勃诗中质朴的大众语言、高咏诗中采用的民间惯用形式、王博习的民谣体诗歌等都体现出太行诗社诗歌所具有的大众化、通俗化的特征。这一点则跟太行诗社是一个群众性的诗歌团体有关。太行诗社的诗人们经常组织群众性的诗歌朗诵，在左权县桐峪镇，“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在文化俱乐部举行音乐朗诵晚会，参加的军民非常拥护，深夜不散”（3）。这些诗歌之所以能够具有这么好的传播效果，跟诗人们所采用的民间惯用形式、质朴的大众化语言有着紧密的关系。总体上说，太行诗歌的特点跟它的传播诉求是分不开的。
三、根据地内部文学刊物的兴盛与文学受众的迁移
在抗战相持阶段，作家们的作品大多数发表在根据地自己所创办的文学刊物或报纸上。这些刊物的持续时间有长有短，有综合性刊物、纯文学刊物或者诗刊等不同类型，对山西抗战文学的传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其中，比较重要的刊物有以下几种。
在这一阶段中，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几个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主要包括《文化动员》《太行诗歌》《华北文艺》《华北文化》等。1940年初，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简称“文救总会”或“文总”：的成员发生变化，于是“将32开的《文化哨》与小开本的《文化动员》合并，改为16开的《文化动员》，作为文总的会刊出版”（4）。冈夫的诗歌《好像他完全忘了呀》《九月谷上场》等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1941年7月，高鲁、叶枫、刘大明等主编的《太行诗歌》在辽县（今左权县）创刊发行，共出了两期。他们自编、白刻和自己发行，对敌后的诗歌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1年5月1日，《华北文艺》创刊于晋东南辽县麻田村，南蒋弼主编、华北文艺社编辑、新华书店出版，这本月刊共出了6期，是晋冀豫根据地较有影响力的一份文艺刊物。在该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有蒋弼的《我要做公民》、李庄的《良民证》等;诗歌有田间《八路军又回到咱们村子上来了》、王博习的《拦牛人的故事》、江横的《俺还要活下去》等;报告文学有孟奚的《年轻的县长》等。《华北文化》创刊于1942年1月25日，由张秀中任主编，这是一份在原《抗战生活》和《华北文艺》杂志合并的基础上创办的综合性大型刊物，1943年4月后改出革新号，1944年2月终刊。吴象的小说《老神头》就发表在《华北文化》第一期上。 在晋西革命根据地也有两份文学刊物对山西抗战文学的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分别是《西北文艺j和《抗战日报》。1940年5月4日，晋西北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兴县成立，促成了边区文艺事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在这一氛围中，晋西北文协决定要出版一个定期的文艺刊物，这就是1941年7月正式出版的文艺月刊——《西北文艺》，这个刊物共出了8期，每期印刷一千册左右。1942年6月15日因发表在刊物上的小说《丽萍的烦恼》遭到批评而停刊。在《西北文艺》上发表的小说作品有莫耶的小说《我这里还有一挺》、行者的《我们的尖兵班》、白嘉的《我终于见到了他》、李克林的《小战士刘里》等;散文有亚马的《平川夜景》、叶石的《雪》等。《抗战日报》是中共晋西区委的机关报，于1940年9月18日在山西兴县石愣子村创刊，4开4版，3日出版1期。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终刊于1949年5月1日。期间于1942年1月17日创办文艺副刊《文艺之页》，由晋西文联编辑，同年7月7日终刊，共出版14期。在《文艺之页》上发表的小说有白嘉的《屯兰川之夜》、莫耶的小说《风波》等;诗歌有非垢的《葬》《春天》、卢梦的《罪恶的火》等。
上述文学刊物，其功能并不像抗战初期在国统区创办的文学刊物那样主要是为了传递来自远方前线的最新消息，进而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与斗志，它还肩负了在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思想斗争与文化较量的政治功能，正如刊登在1941年5月Il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上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在晋东南文化界“五四”纪念会上的讲演》中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纪念‘五四’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节日的时候，三种文化正在中国境内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一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活动;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买办主义的文化活动;一种是中国进步人民的新文化运动。”（5）在根据地积极建设民主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文化，是时代赋予文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文学所肩负的思想战线上的宣教责任使然，是根据地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要求。通观当时的文学界可以发现：两种相反的倾向同时存在，一种是文学局限在少数文化人的小圈子里，游离于群众之外;另一种是部分文学工作者大力提倡文学要为大众服务，文学要紧扣群众的脉搏。
以山西抗日根据地创办的两本文艺刊物——《西北文艺》与《华北文化》来看，据负责编辑《西北文艺》的卢梦回忆说，《西北文艺》的“投稿人基本上是地方上的与部队上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这个刊物中所登载的作品，大部分是反映农民与战士的生活，但，它却没有农民和战士的读者”（6）。针对这一问题，1941年7月5日，林枫在《西北文艺》一卷一期上发表了《给“西北文艺”》一文，对《西北文艺》的办刊思路提出了建议。他说：“‘西北文艺’之所以值得我们欢迎，我想因为她是与广大的群众密切联系的。她是群众的先生，也是群众的学生。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质量，也要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呼声……其形式必须是能为群众所接受的‘雅俗共赏’的，逐渐上升的，反对低级趣味，故步白封（在内容上更应如此）。”（7）林枫的这一建议从内容到形式均把文学引向了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这一观点既继承了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的思路，又为40年代毛泽东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埋下了伏笔。《华北文化》也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据记载，“《华北文化》最初所刊文章，只限于几个所谓文化人的小圈子，而这些所谓文化人，又是脱离现实的，内容总是显得单调、贫乏，使社会实际的丰富的斗争生活，不能反映到刊物中来”（8），这种不良倾向想要得到纠正，就得如甘城在《文艺的绿芽——对几个刊物的评介》（原载1942年6月17日《晋察冀艺术》第40期）中指出的那样“把握对象也就是求得和读者呼吸一致（在形式上如注意通俗，不猎奇……）”（9）。他在这儿所说的和读者呼吸一致，指的就是下文中的“真正与群众的脉搏相适应”⑩。在这种文学形势下，《华北文化》于1943年改出革新号，文学作品的内容渐趋向通俗化、大众化，农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在刊登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抗战相持阶段的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学开始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外来作家的离去，根据地的政治氛围、斗争环境、文化土壤逐渐培养起了一批文学工作者，他们以自己创办的文学刊物为阵地，向根据地军民传播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革命战士的成长、军民鱼水情等主题思想，为宣传抗日、动员群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政权的不断稳同，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内部所进行的文人化的文学传播并不能满足日益崛起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也不能满足中国共产党依托文学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政治需求。为了满足这两种需求，对文学传播者进行思想改造，对文学刊物的内容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做调整，这些举措实际上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领导逐渐成熟，并奠定了抗战后期乃至于新中国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发展的基调。
①③屈毓秀，石绍勋，尤敏，郑波光：《山西抗战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第241页。
②⑤山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文艺史料（第1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部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第9页。
④王照骞：《武乡敌后文化的中心》，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⑦山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文艺史料（第2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部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5页。
⑧马志春主编，王海勇、杨宏伟、张用贵编著：《明证——在敌后壮大的抗日根据地报刊》，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⑨⑩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第272页。
基金项目：2019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山西抗战文学的传播策略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建立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9W196
作者：王美红，文学博士，山西传媒学院电影与电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关键词：文学传播 文学刊物 大众化
抗战初期，日军侵华的暴行激起了全民抗日的热潮，文学艺术家们纷纷下乡、入伍，深入抗日斗争的前线，记录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生活，然后以多样的文学形式在国统区进行抗日宣传。在这一背景下，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学传播呈现出外来作家居多、抗日题材作品为主、文学作品多数发表在国统区等特征。1939年12月，阎锡山出动大批军队向决死纵队进行突然袭击，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根据地抗日武装一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一边有力反击阎锡山的反动行为，从而使晋西北、晋东南成为中共统一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伪军与阎锡山反共势力双重夹击的政治背景下，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学虽然发展艰难，但是却在蛰伏中蓄势待发，孕育出1943年之后山西文学的发展方向，并在文学传播的层面上显示出新的特征。
一、文学传播者的类型与主体特征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文学创作与文学传播的作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抗战文化事业的需要而扎根山西的外地籍文学工作者;另一类是在山西抗战文化中培育起来的山西籍文学工作者。他们分散在山西省境内的不同区域，在抗战局势错综复杂的形势影响下呈现jL不同的地域特征。正如屈毓秀等人在《山西抗战文学史》中指出的那样，面对当时的文艺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脱离现实、脱离群众错误倾向，晋西北文联倡导作家们要了解农村、了解农民。而在晋东南，之前从重庆、延安等地来到山西抗战前线的作家们相继离去，或奔赴延安，或回到大后方，因此抗战文艺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位于山西省南部的中条山一带，则有一些山西本地的或者扎根在山西的文艺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下掀起了诗歌创作的热潮。这几种不同的文学传播者共同促成了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学的发展。
1.扎根山西的外地籍文学工作者
在抗战时期，文学工作者在不同地域间的流动很普遍。延安或者罔统区“文协”都曾经有组织地派遣作家队伍进入山西，从而使山西文学得到繁荣发展。有的文艺团体在抗战初期进入山西抗日根据地，停留在山西的时间延续到了1939年之后，故而有些作品的传播实际上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的。例如，出生在湖北武昌的报告文学家黄钢，他在1939年3月随“鲁艺”战地文艺工作团奔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返回延安。回到延安后，他根据在抗战前线所体会到的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写出了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1940）和《雨——陈赓兵团是怎样作战的》（1942）。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女作家莫耶的身上。还有一些作家，虽然是在抗战初期跟着外来的文学队伍来到山西，但是之后并没有随之离去，而是留在了根据地进行工作。例如，出生在河北广宗县的诗人袁勃，他于1939年夏随重庆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华北前线访问，同年Il月进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此后就长期在这儿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创作了大量的宣传抗战诗歌。
还有一类数量居多的外地籍文学工作者出于工作的需要，从延安来到山西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化工作。他们一边在根据地承担着具体的文化工作，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从而成为山西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不论是对抗战相持阶段山西文学的发展还是对抗战后期山西作家的培育与成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湖南人蒋弼，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主要从事刊物编辑工作，曾主编《华北文艺》，与此同时也从事小说创作;甘肃人李满天，是浑源县宣传部长，与此同时也在从事小说创作。河南人柯岗，曾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记者、编委，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河北人莎寨，在太行根据地担任《文化哨》《文化轻骑》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这一类型的作家还包括高咏、柯岗、叶枫、张秀中、卢梦、非垢、军城等多位太行诗社的诗人。
2.成长中的山西籍文学工作者
在这一阶段中，有一些出生于山西的文学工作者也为山西抗战文学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工作者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家是由于抗战的需要，受到党的委派回到家乡从事抗战动员和文化工作。其中有的作家是在延安经过学习之后被派遣到山西工作的，例如作家青苗，他是山西临猗县人，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到中条山一带工作，在黄河出版社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作家叶石也属于这种情况。有的作家则没有在延安学习的经历，抗战爆发前就已经在从事革命工作，抗战爆发后接受党的委派回到山西开展抗战与文化工作，例如诗人冈夫，他是山西武乡县人，他不仅在家乡从事党政工作，而且还在沁县与人共同创办了晋东南第一个抗战文艺刊物《文化哨》，他的诗歌在当地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诗人赵石宾也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类作家是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人员。他们有些人本身就是文学工作者，在抗战爆发前曾经在太原成立文学组织，后来长期在山西进行文化工作，例如山西平定籍的作家亚马，他从抗战初期就扎根在山西从事文化救国方面的工作，1940年调到晋西北区党委工作，筹备、出版了文学刊物《西北文艺》;山西临县人行者（原名樊希騫）跟亚马的经历相似。还有一些人是在革命斗争中受到当地文学风气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业余文学工作者。例如，山西洪洞县人江横是一位长期战斗在太岳根据地的一名新闻战士;山西定襄县人磊生是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的一位教导员，这两位后来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诗人。
二、文学传播的内容特征
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山西抗战文学的总体面貌也与第一个阶段不同。从文体形式上来看，在抗战初期曾经发挥了“轻骑兵”作用的报告文学，从数量上来讲有所下降，从题材内容上看有所拓展;在诗歌领域，叙事诗的数量明显比第一个时期增多，长篇叙事诗出现多篇;在小说领域，不仅短篇小说得到了发展，还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中篇小说。 1.报告文学与散文：战斗场面、革命将领与复杂的斗争形势
从主题表达上来看，第一类作品延续了抗战初期报告文学的主题，例如对激烈战斗和重要战役的描写，在华山的报告文学《太行山的英雄们》、通讯《狮脑山之战》《攻克芦家庄车站》等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描绘;萧三的《贺龙将军》《续范亭先生》、刘白羽的《记左权将军》等作品延续了抗战初期报告文学善于塑造各色八路军将领的传统。第二类作品则在延续旧的主题内容的同时，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一些新内容，使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既真实又有深度。例如，黄钢的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雨》摆脱了简单的乐观主义，除了塑造崇高的革命战士形象之外，还刻画了革命队伍中的意志不坚定者、腐化堕落的叛徒等负面形象，揭示出抗日战争的曲折与艰难。第三类作品则是抒情化的散文，“这些多样化的作品并未游离于抗战，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1）。亚马的《平川夜景》、叶石的《雪》、葛陵的《青菜及其他》等作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例如，亚马在《平川夜景》中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奇特的平川夜景，在这迷人的夜景中展现抗日工作者的斗争生活。这三类报告文学的出现，说明了在抗战相持阶段报告文学的题材得到扩大，文学家对于战斗生活的理解也更深入。而文学传播者对这些主题内容的传播恰恰说明当时抗战形势的复杂与严峻，文学传播者通过传播这些内容来帮助民众树立一种在坎坷的征途上必胜的信心。
2.中短篇小说：抗战军民、转变型人物与知识分子
小说的主题内容也呈现出跟报告文学大体相近的特征与倾向。第一类作品延续了抗战初期的小说主题，例如战争的残酷、日军统治下民众的悲惨生活、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成长中的儿童与妇女等。其中，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描写儿童抗日的作品，例如蒋弼的《多多村》、李满天的《安元和小保》《待不下》、邵挺军的《小洪的故事》、白嘉的《屯兰川之夜》、郊农的《孩子们》、李克林的《小战士刘里》、伍陵的《书店老板》、碧野的《儿童队员之死》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儿童们是如何在战火的洗礼下成长为抗日战士的。莫耶在《三个皇军和一个女人》中展现了抗日战争中女性的觉醒与成长。第二类作品则是在延续旧有主题的框架下包含了新的内容，例如，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描写转变型人物的作品，《老神头》描绘的是一个落后战士的思想转变，李庄的《良民证》、郭烽的《重上前线》、吴奚如的《一个寻常的故事》等描绘的是落后农民的思想转变，张仲名的《宣抚官》描写的是一个汉奸的思想转变，周而复《一个日本女性的塑造》描绘的是一个日本下女被八路军俘虏之后觉醒的故事，蒋弼在小说《我要做公民》中通过对一个落后妇女周七嫂从原先的暗娟转变为一个要争取公民权的社会新人，通过她的思想转变揭示了根据地农村的新气象正在形成。其中，后三个转变型人物是抗战初期小说中没有涉及过的类型。第三类作品是抗战相持阶段出现的新主题，例如，周而复《模范班长》、冯夷《中条山的梦》描写了汉奸特务对抗日根据地、革命队伍所做的破坏活动，揭示了敌后根据地的复杂斗争形势，揭示了抗日队伍内部的复杂矛盾。青苗的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杜鹃花》以日军扫荡中条山为背景，描写了日军“扫荡”的背景下，发生在中条山地区一对知识分子青年男女的革命与爱情。莫耶的《丽萍的烦恼》讲述了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丽萍来到革命根据地之后嫁给了革命干部，因二人婚姻观念的不同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烦恼”。这部受到“暴露黑暗”、写讽刺文章的文学气候影响下的作品，引发了晋西北文坛的一次大讨论，这场讨论从文学创作批判后来上升为政治批判，对之后的文学创作方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3.诗歌：太行诗歌社的叙事诗创作及其通俗化追求
以丹辉等人组成的“铁流社”、以田间等人组成的“西站团”等诗歌团体曾经在山西抗日根据地掀起了街头诗创作的热潮。随着这些诗人的离去，山西本土诗人的诗歌创作逐渐活跃起来，在山西太行山一带打开了局面，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诗歌组织——太行诗歌社。太行诗歌社成立于1941年6月，负责人是高鲁、叶枫、陈艾、刘大有等，这个群众性的诗歌团体很快集聚了一百多位成员，重要的诗人包括冈夫、袁勃、高沐鸿、高咏等。他们的诗歌篇幅较长，又以叙事诗居多，代表作有冈夫的叙事诗《小司号员和他的号》、袁勃的叙事诗《母鸡和小孩》《小号兵》《不死的枪》《一支笔的故事》、高咏的万行叙事诗《漳河牧歌传》、柯岗的叙事诗《我们要到山那边去》《不知名的作者》《大风雨中的果同》、江横的长篇叙事诗《俺还要活下去》等。
他们的诗歌创作大体上体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叙事诗居多，原因可能正是为了弥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宣言中所指出的那种缺憾，“在晋东南，我们不缺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我们发扬的够吗？反映的够吗？大多数却都让它在我们英勇的人民和士兵所流的鲜血里埋没了！”②第二是诗歌篇幅增大，这是为了适应叙事诗的情节展开，叙事诗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在情节变化中加以体现，所以篇幅不宜太短。第三是语言通俗化，冈夫、袁勃诗中质朴的大众语言、高咏诗中采用的民间惯用形式、王博习的民谣体诗歌等都体现出太行诗社诗歌所具有的大众化、通俗化的特征。这一点则跟太行诗社是一个群众性的诗歌团体有关。太行诗社的诗人们经常组织群众性的诗歌朗诵，在左权县桐峪镇，“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在文化俱乐部举行音乐朗诵晚会，参加的军民非常拥护，深夜不散”（3）。这些诗歌之所以能够具有这么好的传播效果，跟诗人们所采用的民间惯用形式、质朴的大众化语言有着紧密的关系。总体上说，太行诗歌的特点跟它的传播诉求是分不开的。
三、根据地内部文学刊物的兴盛与文学受众的迁移
在抗战相持阶段，作家们的作品大多数发表在根据地自己所创办的文学刊物或报纸上。这些刊物的持续时间有长有短，有综合性刊物、纯文学刊物或者诗刊等不同类型，对山西抗战文学的传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其中，比较重要的刊物有以下几种。
在这一阶段中，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几个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主要包括《文化动员》《太行诗歌》《华北文艺》《华北文化》等。1940年初，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简称“文救总会”或“文总”：的成员发生变化，于是“将32开的《文化哨》与小开本的《文化动员》合并，改为16开的《文化动员》，作为文总的会刊出版”（4）。冈夫的诗歌《好像他完全忘了呀》《九月谷上场》等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1941年7月，高鲁、叶枫、刘大明等主编的《太行诗歌》在辽县（今左权县）创刊发行，共出了两期。他们自编、白刻和自己发行，对敌后的诗歌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1年5月1日，《华北文艺》创刊于晋东南辽县麻田村，南蒋弼主编、华北文艺社编辑、新华书店出版，这本月刊共出了6期，是晋冀豫根据地较有影响力的一份文艺刊物。在该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有蒋弼的《我要做公民》、李庄的《良民证》等;诗歌有田间《八路军又回到咱们村子上来了》、王博习的《拦牛人的故事》、江横的《俺还要活下去》等;报告文学有孟奚的《年轻的县长》等。《华北文化》创刊于1942年1月25日，由张秀中任主编，这是一份在原《抗战生活》和《华北文艺》杂志合并的基础上创办的综合性大型刊物，1943年4月后改出革新号，1944年2月终刊。吴象的小说《老神头》就发表在《华北文化》第一期上。 在晋西革命根据地也有两份文学刊物对山西抗战文学的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分别是《西北文艺j和《抗战日报》。1940年5月4日，晋西北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兴县成立，促成了边区文艺事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在这一氛围中，晋西北文协决定要出版一个定期的文艺刊物，这就是1941年7月正式出版的文艺月刊——《西北文艺》，这个刊物共出了8期，每期印刷一千册左右。1942年6月15日因发表在刊物上的小说《丽萍的烦恼》遭到批评而停刊。在《西北文艺》上发表的小说作品有莫耶的小说《我这里还有一挺》、行者的《我们的尖兵班》、白嘉的《我终于见到了他》、李克林的《小战士刘里》等;散文有亚马的《平川夜景》、叶石的《雪》等。《抗战日报》是中共晋西区委的机关报，于1940年9月18日在山西兴县石愣子村创刊，4开4版，3日出版1期。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终刊于1949年5月1日。期间于1942年1月17日创办文艺副刊《文艺之页》，由晋西文联编辑，同年7月7日终刊，共出版14期。在《文艺之页》上发表的小说有白嘉的《屯兰川之夜》、莫耶的小说《风波》等;诗歌有非垢的《葬》《春天》、卢梦的《罪恶的火》等。
上述文学刊物，其功能并不像抗战初期在国统区创办的文学刊物那样主要是为了传递来自远方前线的最新消息，进而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与斗志，它还肩负了在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思想斗争与文化较量的政治功能，正如刊登在1941年5月Il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上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在晋东南文化界“五四”纪念会上的讲演》中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纪念‘五四’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节日的时候，三种文化正在中国境内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一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活动;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买办主义的文化活动;一种是中国进步人民的新文化运动。”（5）在根据地积极建设民主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文化，是时代赋予文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文学所肩负的思想战线上的宣教责任使然，是根据地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要求。通观当时的文学界可以发现：两种相反的倾向同时存在，一种是文学局限在少数文化人的小圈子里，游离于群众之外;另一种是部分文学工作者大力提倡文学要为大众服务，文学要紧扣群众的脉搏。
以山西抗日根据地创办的两本文艺刊物——《西北文艺》与《华北文化》来看，据负责编辑《西北文艺》的卢梦回忆说，《西北文艺》的“投稿人基本上是地方上的与部队上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这个刊物中所登载的作品，大部分是反映农民与战士的生活，但，它却没有农民和战士的读者”（6）。针对这一问题，1941年7月5日，林枫在《西北文艺》一卷一期上发表了《给“西北文艺”》一文，对《西北文艺》的办刊思路提出了建议。他说：“‘西北文艺’之所以值得我们欢迎，我想因为她是与广大的群众密切联系的。她是群众的先生，也是群众的学生。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质量，也要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呼声……其形式必须是能为群众所接受的‘雅俗共赏’的，逐渐上升的，反对低级趣味，故步白封（在内容上更应如此）。”（7）林枫的这一建议从内容到形式均把文学引向了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这一观点既继承了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的思路，又为40年代毛泽东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埋下了伏笔。《华北文化》也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据记载，“《华北文化》最初所刊文章，只限于几个所谓文化人的小圈子，而这些所谓文化人，又是脱离现实的，内容总是显得单调、贫乏，使社会实际的丰富的斗争生活，不能反映到刊物中来”（8），这种不良倾向想要得到纠正，就得如甘城在《文艺的绿芽——对几个刊物的评介》（原载1942年6月17日《晋察冀艺术》第40期）中指出的那样“把握对象也就是求得和读者呼吸一致（在形式上如注意通俗，不猎奇……）”（9）。他在这儿所说的和读者呼吸一致，指的就是下文中的“真正与群众的脉搏相适应”⑩。在这种文学形势下，《华北文化》于1943年改出革新号，文学作品的内容渐趋向通俗化、大众化，农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在刊登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抗战相持阶段的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学开始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外来作家的离去，根据地的政治氛围、斗争环境、文化土壤逐渐培养起了一批文学工作者，他们以自己创办的文学刊物为阵地，向根据地军民传播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革命战士的成长、军民鱼水情等主题思想，为宣传抗日、动员群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政权的不断稳同，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内部所进行的文人化的文学传播并不能满足日益崛起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也不能满足中国共产党依托文学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政治需求。为了满足这两种需求，对文学传播者进行思想改造，对文学刊物的内容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做调整，这些举措实际上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领导逐渐成熟，并奠定了抗战后期乃至于新中国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发展的基调。
①③屈毓秀，石绍勋，尤敏，郑波光：《山西抗战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第241页。
②⑤山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文艺史料（第1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部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第9页。
④王照骞：《武乡敌后文化的中心》，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⑦山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文艺史料（第2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部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5页。
⑧马志春主编，王海勇、杨宏伟、张用贵编著：《明证——在敌后壮大的抗日根据地报刊》，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⑨⑩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第272页。
基金项目：2019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山西抗战文学的传播策略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建立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9W196
作者：王美红，文学博士，山西传媒学院电影与电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