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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六年的反貪生涯中，张京文无数次讯问过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国家证监会官员王小石等高级官员。
每每听他们谈起出入高档会所吃喝、打球，都会思考：会所有什么样的魅力令官员们前腐后继？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会所腐败在官场上日益弥漫？反貪工作又该怎样面临这个新问题？
4月11日，带着同样的问题，《方圆》记者就“会所腐败”，与张京文展开了对话。
高端标签迎合了虚荣心
《方圆》：在日常办案中，是否与会所打过交道，是否碰到过官员在会所腐败的案例？
张京文：以北京为例，作为国际性的大都会，当前，北京有很多营利性的商业会所，其特点为“高端”、“小众”、“私密”，在多年的反貪工作中，我们发现很多貪腐案件确实与一些商业会所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会所仅是一个消费平台，其本身没有“原罪”。只不过近些年来，一些公职人员热衷于到一些高档会所进行奢侈享受，通常较为隐蔽，也不被关注，会所成为了推动一些公职人员腐败的新温床，检察机关近年来就查办了一些官员收受高档会所会员卡的犯罪。
《方圆》：会所为何会在当前社会发展兴盛起来？
张京文：会所的兴盛归根结底是因为会所文化所代表的社交方式，在社会中受到推崇和模仿。这种社交方式是什么？简单理解就是追求高档生活品质和结交高端社会人士。
当然，“求好求高”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社交方式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异化为“炫富消费”和“人脉社交”。
人脉社交在中国本来就有着悠久的本土传统，在改革开放、社会财富骤增的今天，这种人脉社交很容易让财富、身份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人脉网络。这种人脉网络在促进社会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同时，也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的滋生土壤和交易平台。
一句话，会所文化的异化滋生了新型腐败。
《方圆》：就您的办案实践来看，官员在会所中的腐败有何规律？
张京文：近年来，在北京市检察机关查办的一些“会所权钱交易”职务犯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涉案党员干部往往先是被“炫富消费”动摇了理想信念，再被“人脉社交”混淆了公私是非，最终走上了“权钱交易”的犯罪之路。如在国家药监局系列案件中，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和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都曾收受过他人馈赠的高档会所会员卡，并与馈赠人由过从甚密发展到权力寻租。
《方圆》：为什么一张小小高档会所会员卡就能击倒一名手握重权的干部？
张京文：我总结有以下四点原因：一、会所人群的高端标签迎合了少数官员的虚荣心；二、会所服务的高额消费降低了少数官员的戒备心；三、会所空间的私密程度助长了少数官员的侥幸心；四、一些会所存在的“黄、赌、毒”等服务击跨了少数官员的廉耻心。
对反貪侦查出了难题
《方圆》：据北京养生文化创意产业协会2012年的统计，北京目前拥有近12000家会所，如此大的一个基数，说明北京对于会所产品的消费能力很大，其中就包括官员消费，这种现状给反貪工作带来哪些影响？
张京文：官员在会所腐败现象的蔓延，给检察机关的反貪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一些高端会所的私密空间和消费方式客观上增加了司法机关取证工作的难度。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跟踪、蹲守都是很常规的侦查手段，但是面对一些高端商业会所的空间，侦查人员通常无法实施有效的跟踪和蹲守，物理上阻碍司法机关的侦查取证，还有一些美容会所只对女性会员开放，男性侦查人员根本无法入内。
有些高端会所在案发后，为了企业的自身利益还以账目不全或者保护客户隐私的名义拒绝配合侦查，给取证工作造成迟滞。
其次，以会所消费为掩盖的“隐性贿赂”给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由于会员卡、消费卡、美容卡本身并非直观的财物，因此会有一部分法律观念较淡的公职人员觉得收受这些东西只是礼尚往来，没有什么大不了，从而忽视了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隐性贿赂”。
《方圆》：司法实践中，办理官员会所腐败的案件是否会遇到一些困境？
张京文：在一些以会所消费为掩盖的权钱交易案中，对于一些关键证据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侦查人员、公诉人、法官、律师等各方经常会出现一些有争议的情形。
比如在对官员收受的会员卡进行数额认定时，对于那些“预存费用型”的消费卡，一般都依据卡内的预存金额直接确定涉嫌犯罪数额，而对于那些打折的消费卡或者升级特定服务项目但费用自理的消费卡或者事先消费达一定数额的返利型消费卡，无论在法律认定、还是在数额认定上，各方都会存在一些争议。
需要制定一套综合治理方案
《方圆》：面对这种新型腐败方式，有何治理良策？
张京文：首先，必须肯定，会所经济和会所文化的兴起本身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会所在拉动经济、带动就业、促进旅游、丰富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在一些会所消费和会所社交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和“灰色地带”。这些负面的因素会在主观上降低少数官员的拒腐能力，在客观上提升腐败问题的发生几率。
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在研究和制定与会所相关联的反腐对策时，应当是一个包括社会风气导向、会所行业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涉腐案件查办四个方面在内的综合治理方案。
《方圆》：能否请您将这个综合治理方案具体一些。
张京文：首先，整个社会风气导向必须旗帜鲜明，“炫富求奢”、“身份标榜”、“享乐主义”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大敌。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反腐败工作的消极影响是极大的，有必要在全社会倡导“对腐败零容忍”的意识，对官员在会所的违纪、违法行为，鼓励所有社会人员进行举报反映。
第二，会所行业自身要从守法经营和企业责任两个方面提升服务的内容和品质。守法经营就是会所拒绝黄、赌、毒等非法活动；企业责任就意味着会所不仅要追求企业利润，还要从文化产品的角度出发，向顾客提供符合我们社会传统美德和主流价值观的服务内容。
现在一些会所的广告所标榜的“贵族品质”、“至尊服务”、“皇家级别”等渲染性内容都应该避免出现。
第三，在公职人员队伍建设方面，我们要从干部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来提升廉政工作。自律和他律并不矛盾，自律是道德自省，他律是制度规范。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是领导干部，明末王夫之曾说过：“严下吏之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
最后，必须研究当前与会所领域相关联涉腐案件的最新态势，从中发现问题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对策，在侦查技术保障、侦查能力培训、侦查机制改进等方面下大功夫、真功夫，提升检察机关反貪部门发现犯罪、打击犯罪的水平。
每每听他们谈起出入高档会所吃喝、打球，都会思考：会所有什么样的魅力令官员们前腐后继？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会所腐败在官场上日益弥漫？反貪工作又该怎样面临这个新问题？
4月11日，带着同样的问题，《方圆》记者就“会所腐败”，与张京文展开了对话。
高端标签迎合了虚荣心
《方圆》：在日常办案中，是否与会所打过交道，是否碰到过官员在会所腐败的案例？
张京文：以北京为例，作为国际性的大都会，当前，北京有很多营利性的商业会所，其特点为“高端”、“小众”、“私密”，在多年的反貪工作中，我们发现很多貪腐案件确实与一些商业会所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会所仅是一个消费平台，其本身没有“原罪”。只不过近些年来，一些公职人员热衷于到一些高档会所进行奢侈享受，通常较为隐蔽，也不被关注，会所成为了推动一些公职人员腐败的新温床，检察机关近年来就查办了一些官员收受高档会所会员卡的犯罪。
《方圆》：会所为何会在当前社会发展兴盛起来？
张京文：会所的兴盛归根结底是因为会所文化所代表的社交方式，在社会中受到推崇和模仿。这种社交方式是什么？简单理解就是追求高档生活品质和结交高端社会人士。
当然，“求好求高”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社交方式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异化为“炫富消费”和“人脉社交”。
人脉社交在中国本来就有着悠久的本土传统，在改革开放、社会财富骤增的今天，这种人脉社交很容易让财富、身份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人脉网络。这种人脉网络在促进社会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同时，也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的滋生土壤和交易平台。
一句话，会所文化的异化滋生了新型腐败。
《方圆》：就您的办案实践来看，官员在会所中的腐败有何规律？
张京文：近年来，在北京市检察机关查办的一些“会所权钱交易”职务犯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涉案党员干部往往先是被“炫富消费”动摇了理想信念，再被“人脉社交”混淆了公私是非，最终走上了“权钱交易”的犯罪之路。如在国家药监局系列案件中，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和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都曾收受过他人馈赠的高档会所会员卡，并与馈赠人由过从甚密发展到权力寻租。
《方圆》：为什么一张小小高档会所会员卡就能击倒一名手握重权的干部？
张京文：我总结有以下四点原因：一、会所人群的高端标签迎合了少数官员的虚荣心；二、会所服务的高额消费降低了少数官员的戒备心；三、会所空间的私密程度助长了少数官员的侥幸心；四、一些会所存在的“黄、赌、毒”等服务击跨了少数官员的廉耻心。
对反貪侦查出了难题
《方圆》：据北京养生文化创意产业协会2012年的统计，北京目前拥有近12000家会所，如此大的一个基数，说明北京对于会所产品的消费能力很大，其中就包括官员消费，这种现状给反貪工作带来哪些影响？
张京文：官员在会所腐败现象的蔓延，给检察机关的反貪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一些高端会所的私密空间和消费方式客观上增加了司法机关取证工作的难度。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跟踪、蹲守都是很常规的侦查手段，但是面对一些高端商业会所的空间，侦查人员通常无法实施有效的跟踪和蹲守，物理上阻碍司法机关的侦查取证，还有一些美容会所只对女性会员开放，男性侦查人员根本无法入内。
有些高端会所在案发后，为了企业的自身利益还以账目不全或者保护客户隐私的名义拒绝配合侦查，给取证工作造成迟滞。
其次，以会所消费为掩盖的“隐性贿赂”给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由于会员卡、消费卡、美容卡本身并非直观的财物，因此会有一部分法律观念较淡的公职人员觉得收受这些东西只是礼尚往来，没有什么大不了，从而忽视了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隐性贿赂”。
《方圆》：司法实践中，办理官员会所腐败的案件是否会遇到一些困境？
张京文：在一些以会所消费为掩盖的权钱交易案中，对于一些关键证据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侦查人员、公诉人、法官、律师等各方经常会出现一些有争议的情形。
比如在对官员收受的会员卡进行数额认定时，对于那些“预存费用型”的消费卡，一般都依据卡内的预存金额直接确定涉嫌犯罪数额，而对于那些打折的消费卡或者升级特定服务项目但费用自理的消费卡或者事先消费达一定数额的返利型消费卡，无论在法律认定、还是在数额认定上，各方都会存在一些争议。
需要制定一套综合治理方案
《方圆》：面对这种新型腐败方式，有何治理良策？
张京文：首先，必须肯定，会所经济和会所文化的兴起本身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会所在拉动经济、带动就业、促进旅游、丰富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在一些会所消费和会所社交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和“灰色地带”。这些负面的因素会在主观上降低少数官员的拒腐能力，在客观上提升腐败问题的发生几率。
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在研究和制定与会所相关联的反腐对策时，应当是一个包括社会风气导向、会所行业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涉腐案件查办四个方面在内的综合治理方案。
《方圆》：能否请您将这个综合治理方案具体一些。
张京文：首先，整个社会风气导向必须旗帜鲜明，“炫富求奢”、“身份标榜”、“享乐主义”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大敌。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反腐败工作的消极影响是极大的，有必要在全社会倡导“对腐败零容忍”的意识，对官员在会所的违纪、违法行为，鼓励所有社会人员进行举报反映。
第二，会所行业自身要从守法经营和企业责任两个方面提升服务的内容和品质。守法经营就是会所拒绝黄、赌、毒等非法活动；企业责任就意味着会所不仅要追求企业利润，还要从文化产品的角度出发，向顾客提供符合我们社会传统美德和主流价值观的服务内容。
现在一些会所的广告所标榜的“贵族品质”、“至尊服务”、“皇家级别”等渲染性内容都应该避免出现。
第三，在公职人员队伍建设方面，我们要从干部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来提升廉政工作。自律和他律并不矛盾，自律是道德自省，他律是制度规范。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是领导干部，明末王夫之曾说过：“严下吏之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
最后，必须研究当前与会所领域相关联涉腐案件的最新态势，从中发现问题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对策，在侦查技术保障、侦查能力培训、侦查机制改进等方面下大功夫、真功夫，提升检察机关反貪部门发现犯罪、打击犯罪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