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的中国生活了22年之后，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归纳总结了20多种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有褒有贬。其中不乏让中国人听了有些难受的话。
　　尽管今天中国因经济体量已成为一个不可轻视的国家，外国人的批评或许不再那么刺耳，但仍让人脸红。比如2011年的斯诺克中国赛上，英国选手墨菲说：“中国观众的行为非常没有礼貌，这种情况7年里从未改善。”
　　时至今日，中国国民素质问题已经到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关键节点。同时，在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和国际事务中中国因素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也被提升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亦上升到关于中国发展的高度。
　　文化作为构成和影响一国国力的重要变量由来已久，也就是即约瑟夫·奈所称的软实力。具体而言，一个国家通过文化认同实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的追随和效仿，进而在实施国家对外战略时得到其他国家的配合、默认和追随。这种认同的主要实现方式，就是外界对这一国家作出积极评价和正面认可。
　　如此，在这个逻辑链条上，一端是中国游客在卢浮宫水池泡脚，另一端就可能是选民的“印象分”直接影响到一国政治人物对于中国事务的判断和态度。
　　过去多年中，主要由外交官决定了中国以何种形象展现于世界。今天，每年超过9800万人次的出境游客，主动或被动地扮演了公民外交官的角色。这正是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之于中国发展的新影响。
　　其实早在2005年、中国公民出境游3100万人次时，经由中央领导批示推动，《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首次拉开了规范中国游客海外形象的大幕。
　　由此不难理解，中共中央总书记向中央全会所作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讨论稿）中，明确将“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作为 “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的5个新目标之一。
　　回溯至中共十六大，有关提升国民素质的问题就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清单中。至中共十七大，“加强文化建设”与“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联系在一起。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被列入“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中。
　　与之相比，“十三五”规划建议直接将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为一级国家发展目标。
　　传承礼义之邦的历史传统，加之现代文明与道德准则，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之后的“理想中国人”，走出国门的一言一行，其塑造国家形象的“软力量”，可能并不亚于纽约时报广场的巨幅广告与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