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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义和团，盲目排外，具体场景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41—05
真实是历史教学的生命线。但是，细节的真实不代表事件的真实，部分的真实不代表整体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存在于历史的联系之中，这一点在历史教学中尤为重要。那么应如何体现这点呢?“在中国近代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义和团的谜一样的起源，它的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它同清帝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剧烈震动等，都构成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正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这种复杂性，本文以义和团“灭洋”的口号和行动为例对历史教学中的真实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为历史事件“正名”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正名”即概念化，在历史教学中，为历史事件“正名”就是理解历史事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具备的内涵外延。理解义和团的“灭洋”，首先应该厘清所谓“洋”的概念。
“洋”是一个外延宽泛的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前期，凡外来的或与外国打交道的均可冠之为“洋”。义和团所处的时代，类似“帝国主义”的这种概括侵略扩张性质的概念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因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论官绅，所论外国侵略之人之事，均以“夷”“洋”称呼之。康有为《公车上书》开篇即称：“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洋”这个概念的宽泛性必然导致“灭洋”内容的庞杂性，在义和团的语言逻辑和具体行动中，“灭洋”既有驱除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又有笼统排斥外来事物和洋人的内涵，两者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材料。如“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最恨和约，祸国殃民，上行下仿，民冤不伸”“挑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义和团民俱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等文献记载。这就需要教师从历史条件分析两者孰轻孰重。在救亡的背景下，“灭洋”概念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面显然是主流。
二、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考察历史事件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发生的具体场景。考察“灭洋”产生的历史场景，我们就会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笼罩着一种悲愤、激越的情绪，“灭洋”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反映。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以及文化渗透，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香港《辅仁文社社刊》发表的《时局图》赫然显示，长江流域、东三省、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山东，均处在帝国主义的虎视鹰瞵之下，其旁题曰：“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形象地描画了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严重的民族危机。
维新派人士为挽救瓜分危局请求变法。德国抢占胶州湾后，康有为向清帝上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在上书中，康有为向皇帝描述了一幅瓜分豆剖、栋折榱坏的画图，他十分清醒地看到，随着帝国主义完成对非洲的瓜分，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列强觊觎的目标，“剖割之图，传遍大地，擎画详明，绝无隐晦”，“此故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以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所以康有为认为：“故当今日而思图存，舍变法外，更无他巧。”
一般官绅面对危局也主张抵抗。左绍佐是一个普通的“微末小臣”，他在《上徐桐书》中指出民间仇教民，推源于洋人，示禁于洋货，合乎天理。一个不知名的官员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奏稿中亦主张“凡有守土带兵之责者，必时时准备打战，不使彼族再侵占尺寸之地”，“有洋兵侵犯乡民，而民团奋力抗拒者，官兵助之”。
底层百姓对外国侵略感同身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在各地蔓延。1898年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事时，发表檄文，指斥洋人“煽惑我人心，侮谩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地都，奸淫我妇女，巧取我银钱……焚我行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莱强立埠，国土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提出“扶清灭洋”“除教安民”“专打奉教徒，不打普通人”等口号，此后，类似的口号出现在四川、湖北、山东、直隶等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口号。
义和团的主张大多以乩语、碑文、揭帖形式发表，迷信神秘色彩甚浓，但指向明确。如义和团揭帖中清晰地认识到危局出现的原因：“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对义和团运动，德国《前进报》1900年6月19日社论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该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正是由于义和团的主张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所以清廷中主张剿杀义和团的许景澄在面对英国公使窦纳乐时也抗争说：“在中国政府缺乏代议制的情况下，决不可忽视像很孚人望的义和团运动所提供出来的这种民意反映。首先，义和团运动是为人民发泄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教徒的罪恶行为所种下的根深蒂固的仇恨，虽然教徒遭受很重的报复，国家财产也被破坏，然而迄今为止，普通安分的人民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如果义和团为民情得伸而受到惩罚，中国老百姓当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许景澄虽很反感义和团的所作所为，但又非常明白义和团起而云集的原因。
从义和团提出“灭洋”的背景和“灭洋”的内涵分析，我们可以说“灭洋”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的一种本能抵抗。由于出乎本能，它不可能有太多的理性色彩，偏执的情绪在个案中十分明显，而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人群几乎囊括整个中国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限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其诉求的表达大多用乩语、碑文等形式发表，带有浓厚的迷信神秘色彩。后人从自己所处时代出发、用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回视历史时，这些个案所表现出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会触目惊心。但正如胡绳指出的那样，当各种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农民们“正如同他们拿起老式的刀和矛，而不是等待有了新式枪械再来战斗一样”。抗争就是这样产生的。 三、在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中
考察历史细节
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件，其发生发展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渐进的、累积性的发展，“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积累到一定程度而进发。一种则是突发的、集中性的爆发，如狂飙般呼啸而来戛然而止。前者要分析它为什么会累积，在累积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得到消解。后者则要分析它为什么会突如其来，找出其诱因和症结所在。
从文献记载看，义和团大规模的“灭洋”行为主要是两种，一为反洋教，一为挑铁道，这两种行为恰好分属事件的累积性发展和集中性爆发两种情况。
反洋教成为“灭洋”的主要行为是几十年民教冲突累积的矛盾在民族危机面前的集中爆发。
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敬天、祭祖、祀孔是最重要的社会礼俗，如有不从，即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就西方基督教义而言，天主十诫的第一条即是‘吾为天主、尔主。吾以外，毋以他物而更为尔天主也。’拜偶像即是触犯十诫之一，为天主教所绝不允许”。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人中国后改着中国装，学中国话，通中国文字，习中国饮食起居，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并不禁教徒拜孔子、拜天、拜祖宗。利玛窦这种包容的传教方式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被康熙帝称为“利玛窦规矩”。康熙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704年，罗马教皇克莱门十一世颁布教谕，禁止教徒拜祖宗，并派特使多罗到中国执行。康熙皇帝大怒，命礼部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并驱逐不守利玛窦遗法的教士。雍正时期，因教士与诸王通谋，除钦天监任职外的教士均禁止在内地居住，又改天主堂为公所，禁止人民信教。
鸦片战争后，随着《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在中国解禁，并获得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新教各派也纷纷传人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达3200人，建教区40多个，教会60多个，入会教徒80余万人，深入中国内地的教堂“几遍天下”，“虽穷乡僻壤，皆有各国教士潜往传教”。
随着中国国力的衰落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侵略性。表现有三。 其一，彻底颠覆“利玛窦规矩”。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土，以不平等条约作护符，以炮舰为后盾，强行推广只信上帝，不准教徒尊崇孔孟，与中国当时的封建政教发生严重的伦理冲突，不仅官僚士大夫感到洋教盛行会引起“风俗人心”大变，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般民众，也认为不祀祖敬先，不扫墟墓是不能容忍的。这种宗教文化的冲突，过去集中在上层，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逐渐渗入到社会底层。所谓“礼失求诸野”，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在乡村保存得更原始和完整，因而洋教传入带来的冲突在乡村显得尤为剧烈。
其二，蛮横扩充教产，利用治外法权干预司法。传教士利用《北京条约》中关于退赔天主教教产和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肆意勒索赔偿，又于原址之外强行扩展，霸占土地民房，强行索要书院、会馆、公所、仓厂、寺庙、庵堂等与绅民关系紧要之地，由此民教争诉越来越多。传教士还把治外法权延伸到教民，包揽词讼，“自耶教传人中国，地方莠民，辄挂名教籍，倚外势横乡里。教士籍口保护，以袒庇为招徕，动辄挺身干预。官吏但求省事，遇有民教讼案，往往曲民而佑教。教民骄纵益甚”，这里面的教民，相当部分是所谓“二毛子”，即吃教、仗教的“地方莠民”，他们的横暴和地方官吏的袒护，严重侵害了民众的切身利益。
其三，直接为军事侵略服务。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传教士声言“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鸦片战争期间，传教士以“中国通”的资格充当侵略军的向导、谋士和翻译。中法战争期间，广西、云南两省与越南接壤的法国教堂，皆曾准备里应外合。直隶一带的教堂，几乎都有洋枪武装。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对中国侵略。传教士为侵略政策服务的所作所为使人们认识到洋教的侵略性，所以一些反洋教揭帖，开始提出“驱逐洋教，以靖外忧”“无论英美法国，总总俱属西人，即刻驱逐境外，无容包藏祸心”的主张。
传教士在中国与其他前来征服、掠夺和谋利的西方人并无根本区别的活动，导致仇视洋教的情绪在各地蔓延，教案不断出现。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全国大小教案共计400余起，大部分集中在19世纪60至90年代的30年中，分布于贵州、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江苏、直隶、山东、福建、安徽、台湾等省区。伴随着洋教服务军事侵略的面目日益清晰，反洋教便成为“灭洋”的主要目标，并且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时人指出：“平素争讼，官畏教士如虎，多袒教抑民，以期蒇事。畏之愈甚，则教之欺民愈甚。民之入教者已愈甚；抑之愈深，则民之怨教愈深。此拳民之起衅所以一发而不可遏也。”正由于这种怨愤，所以当义和团倡言“灭洋”后，便出现了“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色”“官兵虽加剿捕，无如民心蓄怒已久，不约而同，闻灭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思奋”的现象。
因此，如果备课时把反洋教的来龙去脉理清楚，就不会仅凭义和团运动期间“灭洋”时焚烧教堂、驱逐教±、杀“二毛子”等行为，就断言“灭洋”是盲目排外的行为了。
再说一下“挑铁道”问题。相对于“反洋教”，“挑铁道”等以毁坏近代西方传人事物为对象的行为则是特定环境下的“灭洋”行为。
义和团运动期间(1898—1900年)建成或在建的铁路有东省铁路、京津铁路(即津芦铁路)、胶济铁路、京汉铁路(即芦汉铁路、京奉铁路。根据文献记载，义和团运动时期，发生的拆毁铁路的事件，有1899年冬山东高密乡民抗德筑路事件和1900年4月底至8月中旬在京津、直隶、东北一些地区的毁路、焚烧车站事件。
高密的抗筑路，大背景是帝国主义国家攫取对华铁路投资和修筑的特权，把铁路变成破坏中国主权、争夺“势力范围”、攫取自然资源的重要工具，兹不赘述。乡民的直接体验则是德国控制的山东铁路公司盘剥乡民。据《胶澳志》记载德华铁路公司报告中说，胶济铁路建设费共用5290.1万马克，其中轨道支出占29％左右，桥梁支出占27.5％，石料支出不到12％，事务及股息各占7.5％，土工占5％，车站占4％，工厂占3％，地价仅占不到4％=。征购土地投资之低，农民受到的盘剥之酷可见一斑。 1899年6月，德国山东铁路公司勘测设计人员抵达高密，勘路置标。到1899年冬，胶济铁路勘测延伸到高密城西濠里一带。这一带地势低洼，河流纵贯，水患频发。德国铁道公司不顾居民安危，设计路基时没有考虑建造充足的泄洪桥涵，当地居民担心路基阻水，祸害乡里，要求铁路公司多开涵洞桥梁，以泄积水。铁路公司拒绝这一合理要求，激起民怨，当地乡民遂以武力阻止德国筑路。对高密抗筑路事件发生的原因，时人是这样分析的：“查明此次聚众阻工，实因华德铁路公司屡议改道，致有碍濠里水利。实因办事不遵章程，挖毁麦苗、莱蔬；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地价又未预发，所雇华工，复遇事借势欺压乡民，乡民愤恨已久。”因此，高密抗筑路无法与反对工业文明或现代文明的挂上钩。
陈振江先生指出：“义和团拆路、毁线的宣传和活动，则主要集中于在1900年5月至8月大体上三个月的时间里；从地区上看，又主要是发生在八国联军聚集的京津、直隶和俄军独占的南满一些地方。”涉及的铁路主要是芦保、津芦(京津)两线。破坏芦保铁路集中在1900年5月，主要有5月26日破坏高碑店铁路、5月27至29日拆毁卢保铁路高碑店一涿州一琉璃河一长辛店一卢沟桥一线及沿线设施，6月3日起义和团开始对京津铁路进行破坏，焚毁黄村、安定、廊坊等车站及沿线电线杆。
义和团毁路的原因很复杂。从文献分析，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是生计断绝的绝望。“拳匪肇衅时，皆面多菜色”，“拳民不过贫民乌合耳。彼等多属天津工人，因设铁路而绝其生业，而铁路工役又多属教民。彼等蓄怨于衷，久思报复，遂至联群结党，酿成大变，至创千古未有之奇祸。加以北方久罹河患，今年又久旱，不能播种，农夫仰屋兴嗟，束手无策，以至附从团匪者，实繁有徒”。在绝望之下作出的举动，大致与卢德运动中的工人毁坏机器相类。
二是八国联军的凶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各国夷人目义和团为拳匪，本谓朝廷剿办不力，各调兵至津欲入京助剿。先以保护夷馆为名，各以兵数十入城……既入并不专护使馆，时登城放枪，或游行街市，往往伤人。于是兵民交愤，欲与为难”。
三是军事的需要。“拳众所至，毁铁路电竿，谓可绝洋兵北来之路”。这说明义和团对铁路运输的军事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另一则材料则说明铁路在军事进攻方面的强大功能，“(五月)二十二日，大沽炮台失守，洋人用我铁路，用铁包火车，两头皆装车头，载兵进攻，忽进忽退，伸缩自如，我军排枪轰击，不能伤其一人，而我军受伤甚重”。这种情况下，毁路出于军事考虑的判断应该是成立的。
通过分析义和团集中毁坏铁路、电线等的时间与原因，我们就可以排除义和团排斥现代文明的判断。因为如果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下层百姓真的是仇视铁路、电线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真的是维护传统社会、畏惧外来文化的话，他们应该随着铁路的延伸持续不断地群起反对，但为什么不是这样而是集中在1900年左右呢?
四、余论
义和团的“灭洋”是在主权遭到践踏、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民众“万众一心，待机而发”，时机一到，“灭洋”的种种行为便不可遏制地蔓延。如果不去分析它为什么会出现而仅仅指斥其排外或反文明，则如同因为农民反对强征土地和野蛮拆迁便指责农民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样荒谬。列宁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了。挑选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一般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我们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尤其是历史教学，备课时要多维度思考，头脑里要有立体观念，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注意从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历史条件着手，把单个的历史事件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点，寻找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和发展的逻辑，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不为浮云遮望眼，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把握历史的真实。
【作者简介】贾雪枫，男，1964年生，四川合江人，中学高级教师，沪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参考文献：
[1]程献，赵树好，义和团百年研究回眸[J].教学与研究,2000(5).
[2]龚书铎，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41—05
真实是历史教学的生命线。但是，细节的真实不代表事件的真实，部分的真实不代表整体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存在于历史的联系之中，这一点在历史教学中尤为重要。那么应如何体现这点呢?“在中国近代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义和团的谜一样的起源，它的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它同清帝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剧烈震动等，都构成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正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这种复杂性，本文以义和团“灭洋”的口号和行动为例对历史教学中的真实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为历史事件“正名”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正名”即概念化，在历史教学中，为历史事件“正名”就是理解历史事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具备的内涵外延。理解义和团的“灭洋”，首先应该厘清所谓“洋”的概念。
“洋”是一个外延宽泛的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前期，凡外来的或与外国打交道的均可冠之为“洋”。义和团所处的时代，类似“帝国主义”的这种概括侵略扩张性质的概念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因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论官绅，所论外国侵略之人之事，均以“夷”“洋”称呼之。康有为《公车上书》开篇即称：“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洋”这个概念的宽泛性必然导致“灭洋”内容的庞杂性，在义和团的语言逻辑和具体行动中，“灭洋”既有驱除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又有笼统排斥外来事物和洋人的内涵，两者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材料。如“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最恨和约，祸国殃民，上行下仿，民冤不伸”“挑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义和团民俱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等文献记载。这就需要教师从历史条件分析两者孰轻孰重。在救亡的背景下，“灭洋”概念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面显然是主流。
二、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考察历史事件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发生的具体场景。考察“灭洋”产生的历史场景，我们就会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笼罩着一种悲愤、激越的情绪，“灭洋”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反映。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以及文化渗透，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香港《辅仁文社社刊》发表的《时局图》赫然显示，长江流域、东三省、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山东，均处在帝国主义的虎视鹰瞵之下，其旁题曰：“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形象地描画了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严重的民族危机。
维新派人士为挽救瓜分危局请求变法。德国抢占胶州湾后，康有为向清帝上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在上书中，康有为向皇帝描述了一幅瓜分豆剖、栋折榱坏的画图，他十分清醒地看到，随着帝国主义完成对非洲的瓜分，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列强觊觎的目标，“剖割之图，传遍大地，擎画详明，绝无隐晦”，“此故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以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所以康有为认为：“故当今日而思图存，舍变法外，更无他巧。”
一般官绅面对危局也主张抵抗。左绍佐是一个普通的“微末小臣”，他在《上徐桐书》中指出民间仇教民，推源于洋人，示禁于洋货，合乎天理。一个不知名的官员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奏稿中亦主张“凡有守土带兵之责者，必时时准备打战，不使彼族再侵占尺寸之地”，“有洋兵侵犯乡民，而民团奋力抗拒者，官兵助之”。
底层百姓对外国侵略感同身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在各地蔓延。1898年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事时，发表檄文，指斥洋人“煽惑我人心，侮谩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地都，奸淫我妇女，巧取我银钱……焚我行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莱强立埠，国土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提出“扶清灭洋”“除教安民”“专打奉教徒，不打普通人”等口号，此后，类似的口号出现在四川、湖北、山东、直隶等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口号。
义和团的主张大多以乩语、碑文、揭帖形式发表，迷信神秘色彩甚浓，但指向明确。如义和团揭帖中清晰地认识到危局出现的原因：“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对义和团运动，德国《前进报》1900年6月19日社论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该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正是由于义和团的主张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所以清廷中主张剿杀义和团的许景澄在面对英国公使窦纳乐时也抗争说：“在中国政府缺乏代议制的情况下，决不可忽视像很孚人望的义和团运动所提供出来的这种民意反映。首先，义和团运动是为人民发泄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教徒的罪恶行为所种下的根深蒂固的仇恨，虽然教徒遭受很重的报复，国家财产也被破坏，然而迄今为止，普通安分的人民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如果义和团为民情得伸而受到惩罚，中国老百姓当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许景澄虽很反感义和团的所作所为，但又非常明白义和团起而云集的原因。
从义和团提出“灭洋”的背景和“灭洋”的内涵分析，我们可以说“灭洋”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的一种本能抵抗。由于出乎本能，它不可能有太多的理性色彩，偏执的情绪在个案中十分明显，而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人群几乎囊括整个中国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限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其诉求的表达大多用乩语、碑文等形式发表，带有浓厚的迷信神秘色彩。后人从自己所处时代出发、用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回视历史时，这些个案所表现出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会触目惊心。但正如胡绳指出的那样，当各种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农民们“正如同他们拿起老式的刀和矛，而不是等待有了新式枪械再来战斗一样”。抗争就是这样产生的。 三、在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中
考察历史细节
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件，其发生发展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渐进的、累积性的发展，“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积累到一定程度而进发。一种则是突发的、集中性的爆发，如狂飙般呼啸而来戛然而止。前者要分析它为什么会累积，在累积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得到消解。后者则要分析它为什么会突如其来，找出其诱因和症结所在。
从文献记载看，义和团大规模的“灭洋”行为主要是两种，一为反洋教，一为挑铁道，这两种行为恰好分属事件的累积性发展和集中性爆发两种情况。
反洋教成为“灭洋”的主要行为是几十年民教冲突累积的矛盾在民族危机面前的集中爆发。
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敬天、祭祖、祀孔是最重要的社会礼俗，如有不从，即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就西方基督教义而言，天主十诫的第一条即是‘吾为天主、尔主。吾以外，毋以他物而更为尔天主也。’拜偶像即是触犯十诫之一，为天主教所绝不允许”。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人中国后改着中国装，学中国话，通中国文字，习中国饮食起居，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并不禁教徒拜孔子、拜天、拜祖宗。利玛窦这种包容的传教方式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被康熙帝称为“利玛窦规矩”。康熙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704年，罗马教皇克莱门十一世颁布教谕，禁止教徒拜祖宗，并派特使多罗到中国执行。康熙皇帝大怒，命礼部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并驱逐不守利玛窦遗法的教士。雍正时期，因教士与诸王通谋，除钦天监任职外的教士均禁止在内地居住，又改天主堂为公所，禁止人民信教。
鸦片战争后，随着《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在中国解禁，并获得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新教各派也纷纷传人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达3200人，建教区40多个，教会60多个，入会教徒80余万人，深入中国内地的教堂“几遍天下”，“虽穷乡僻壤，皆有各国教士潜往传教”。
随着中国国力的衰落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侵略性。表现有三。 其一，彻底颠覆“利玛窦规矩”。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土，以不平等条约作护符，以炮舰为后盾，强行推广只信上帝，不准教徒尊崇孔孟，与中国当时的封建政教发生严重的伦理冲突，不仅官僚士大夫感到洋教盛行会引起“风俗人心”大变，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般民众，也认为不祀祖敬先，不扫墟墓是不能容忍的。这种宗教文化的冲突，过去集中在上层，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逐渐渗入到社会底层。所谓“礼失求诸野”，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在乡村保存得更原始和完整，因而洋教传入带来的冲突在乡村显得尤为剧烈。
其二，蛮横扩充教产，利用治外法权干预司法。传教士利用《北京条约》中关于退赔天主教教产和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肆意勒索赔偿，又于原址之外强行扩展，霸占土地民房，强行索要书院、会馆、公所、仓厂、寺庙、庵堂等与绅民关系紧要之地，由此民教争诉越来越多。传教士还把治外法权延伸到教民，包揽词讼，“自耶教传人中国，地方莠民，辄挂名教籍，倚外势横乡里。教士籍口保护，以袒庇为招徕，动辄挺身干预。官吏但求省事，遇有民教讼案，往往曲民而佑教。教民骄纵益甚”，这里面的教民，相当部分是所谓“二毛子”，即吃教、仗教的“地方莠民”，他们的横暴和地方官吏的袒护，严重侵害了民众的切身利益。
其三，直接为军事侵略服务。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传教士声言“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鸦片战争期间，传教士以“中国通”的资格充当侵略军的向导、谋士和翻译。中法战争期间，广西、云南两省与越南接壤的法国教堂，皆曾准备里应外合。直隶一带的教堂，几乎都有洋枪武装。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对中国侵略。传教士为侵略政策服务的所作所为使人们认识到洋教的侵略性，所以一些反洋教揭帖，开始提出“驱逐洋教，以靖外忧”“无论英美法国，总总俱属西人，即刻驱逐境外，无容包藏祸心”的主张。
传教士在中国与其他前来征服、掠夺和谋利的西方人并无根本区别的活动，导致仇视洋教的情绪在各地蔓延，教案不断出现。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全国大小教案共计400余起，大部分集中在19世纪60至90年代的30年中，分布于贵州、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江苏、直隶、山东、福建、安徽、台湾等省区。伴随着洋教服务军事侵略的面目日益清晰，反洋教便成为“灭洋”的主要目标，并且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时人指出：“平素争讼，官畏教士如虎，多袒教抑民，以期蒇事。畏之愈甚，则教之欺民愈甚。民之入教者已愈甚；抑之愈深，则民之怨教愈深。此拳民之起衅所以一发而不可遏也。”正由于这种怨愤，所以当义和团倡言“灭洋”后，便出现了“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色”“官兵虽加剿捕，无如民心蓄怒已久，不约而同，闻灭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思奋”的现象。
因此，如果备课时把反洋教的来龙去脉理清楚，就不会仅凭义和团运动期间“灭洋”时焚烧教堂、驱逐教±、杀“二毛子”等行为，就断言“灭洋”是盲目排外的行为了。
再说一下“挑铁道”问题。相对于“反洋教”，“挑铁道”等以毁坏近代西方传人事物为对象的行为则是特定环境下的“灭洋”行为。
义和团运动期间(1898—1900年)建成或在建的铁路有东省铁路、京津铁路(即津芦铁路)、胶济铁路、京汉铁路(即芦汉铁路、京奉铁路。根据文献记载，义和团运动时期，发生的拆毁铁路的事件，有1899年冬山东高密乡民抗德筑路事件和1900年4月底至8月中旬在京津、直隶、东北一些地区的毁路、焚烧车站事件。
高密的抗筑路，大背景是帝国主义国家攫取对华铁路投资和修筑的特权，把铁路变成破坏中国主权、争夺“势力范围”、攫取自然资源的重要工具，兹不赘述。乡民的直接体验则是德国控制的山东铁路公司盘剥乡民。据《胶澳志》记载德华铁路公司报告中说，胶济铁路建设费共用5290.1万马克，其中轨道支出占29％左右，桥梁支出占27.5％，石料支出不到12％，事务及股息各占7.5％，土工占5％，车站占4％，工厂占3％，地价仅占不到4％=。征购土地投资之低，农民受到的盘剥之酷可见一斑。 1899年6月，德国山东铁路公司勘测设计人员抵达高密，勘路置标。到1899年冬，胶济铁路勘测延伸到高密城西濠里一带。这一带地势低洼，河流纵贯，水患频发。德国铁道公司不顾居民安危，设计路基时没有考虑建造充足的泄洪桥涵，当地居民担心路基阻水，祸害乡里，要求铁路公司多开涵洞桥梁，以泄积水。铁路公司拒绝这一合理要求，激起民怨，当地乡民遂以武力阻止德国筑路。对高密抗筑路事件发生的原因，时人是这样分析的：“查明此次聚众阻工，实因华德铁路公司屡议改道，致有碍濠里水利。实因办事不遵章程，挖毁麦苗、莱蔬；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地价又未预发，所雇华工，复遇事借势欺压乡民，乡民愤恨已久。”因此，高密抗筑路无法与反对工业文明或现代文明的挂上钩。
陈振江先生指出：“义和团拆路、毁线的宣传和活动，则主要集中于在1900年5月至8月大体上三个月的时间里；从地区上看，又主要是发生在八国联军聚集的京津、直隶和俄军独占的南满一些地方。”涉及的铁路主要是芦保、津芦(京津)两线。破坏芦保铁路集中在1900年5月，主要有5月26日破坏高碑店铁路、5月27至29日拆毁卢保铁路高碑店一涿州一琉璃河一长辛店一卢沟桥一线及沿线设施，6月3日起义和团开始对京津铁路进行破坏，焚毁黄村、安定、廊坊等车站及沿线电线杆。
义和团毁路的原因很复杂。从文献分析，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是生计断绝的绝望。“拳匪肇衅时，皆面多菜色”，“拳民不过贫民乌合耳。彼等多属天津工人，因设铁路而绝其生业，而铁路工役又多属教民。彼等蓄怨于衷，久思报复，遂至联群结党，酿成大变，至创千古未有之奇祸。加以北方久罹河患，今年又久旱，不能播种，农夫仰屋兴嗟，束手无策，以至附从团匪者，实繁有徒”。在绝望之下作出的举动，大致与卢德运动中的工人毁坏机器相类。
二是八国联军的凶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各国夷人目义和团为拳匪，本谓朝廷剿办不力，各调兵至津欲入京助剿。先以保护夷馆为名，各以兵数十入城……既入并不专护使馆，时登城放枪，或游行街市，往往伤人。于是兵民交愤，欲与为难”。
三是军事的需要。“拳众所至，毁铁路电竿，谓可绝洋兵北来之路”。这说明义和团对铁路运输的军事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另一则材料则说明铁路在军事进攻方面的强大功能，“(五月)二十二日，大沽炮台失守，洋人用我铁路，用铁包火车，两头皆装车头，载兵进攻，忽进忽退，伸缩自如，我军排枪轰击，不能伤其一人，而我军受伤甚重”。这种情况下，毁路出于军事考虑的判断应该是成立的。
通过分析义和团集中毁坏铁路、电线等的时间与原因，我们就可以排除义和团排斥现代文明的判断。因为如果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下层百姓真的是仇视铁路、电线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真的是维护传统社会、畏惧外来文化的话，他们应该随着铁路的延伸持续不断地群起反对，但为什么不是这样而是集中在1900年左右呢?
四、余论
义和团的“灭洋”是在主权遭到践踏、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民众“万众一心，待机而发”，时机一到，“灭洋”的种种行为便不可遏制地蔓延。如果不去分析它为什么会出现而仅仅指斥其排外或反文明，则如同因为农民反对强征土地和野蛮拆迁便指责农民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样荒谬。列宁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了。挑选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一般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我们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尤其是历史教学，备课时要多维度思考，头脑里要有立体观念，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注意从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历史条件着手，把单个的历史事件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点，寻找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和发展的逻辑，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不为浮云遮望眼，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把握历史的真实。
【作者简介】贾雪枫，男，1964年生，四川合江人，中学高级教师，沪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参考文献：
[1]程献，赵树好，义和团百年研究回眸[J].教学与研究,2000(5).
[2]龚书铎，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