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我国,运用刑法手段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已成为司法常态.近年来通过刑法惩治,我国污染环境犯罪高发多发、恶性案件较多的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基本上达到了犯罪预防的效果.但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考察以及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精细化司法尚未完全实现.影响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的主要问题是:生态法益是否为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实质客体;不同类型的法益在污染环境罪判断中是否存在位阶差异;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应采取实质判断还是形式判断.对污染环境犯罪应走多元治理的道路,通过加强法律治理、行政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
【机 构】
：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上海200042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研究"(19ZDA16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我国,运用刑法手段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已成为司法常态.近年来通过刑法惩治,我国污染环境犯罪高发多发、恶性案件较多的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基本上达到了犯罪预防的效果.但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考察以及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精细化司法尚未完全实现.影响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的主要问题是:生态法益是否为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实质客体;不同类型的法益在污染环境罪判断中是否存在位阶差异;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应采取实质判断还是形式判断.对污染环境犯罪应走多元治理的道路,通过加强法律治理、行政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机制配置,并实现其充分协同,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其他文献
新精神活性物质作为不法分子为规避毒品列管制度所作出的有意设计,因其翻新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特征而与传统毒品的产生与性质存在显著差异.面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问题,虽然我国采取了对策性的管制策略,但其仍然是传统列管手段的沿袭,并未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特性相兼容,导致在司法适用上已难以满足打击与审判需要,以及在合法性、明确性、有效性等方面存在相当不足.为有效实现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法律管制,应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要求的前提下,适当借鉴域外毒品列管的探索经验,构建以授权正当性为保障、以规范毒品内涵为基础、以毒品科
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不仅对个体身心造成伤害,也会让企业蒙受巨大损失,明确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诱发因素和生成机制,将为有效治理奠定基础.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探讨家庭支持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以286份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支持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有负向影响,道德推脱在家庭支持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性别在家庭支持型领导与员工道德推脱之间起调节作用,家庭支持型领导对男性员工道德推脱的负向影响更大.该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丰富家庭支持型领导的研究
网络舆论存在政治化倾向,并在其政治化过程中产生“伪政治”现象.“伪政治”与“政治”存在概念边界、行为边界、权力边界、意识形态边界和民主边界.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通过技术伪装、权利利己、情感渗透、用户裂变生成;具有舆论主体的泛在性、舆论客体的底层性、舆论内容的标签性、舆论形式的复杂性特征,存在伪认知、伪行为、伪信任、伪身份等风险.政府、公众、平台需要以数字化技术规制伪认知,实现“政治”、防止“伪政治”,以维护网络空间合理化的传播秩序.
我国毒品问题治理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运动式禁毒、改革开放后“打”“管”式禁毒、《禁毒法》实施后毒品治理法治化、新时代毒品治理现代化共四个阶段.虽然毒品治理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可是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严峻的毒品治理情势.目前我国毒品治理政策还存在“六全”毒品治理政策体系未完全形成、重刑治毒刑事政策的长效性治理效果有限、毒品治理政策效果的评估标准有待完善等问题.建议从政策体系化、处罚理性化、评估标准化三个方面,即完善“六全”毒品治理政策体系、将“依法严厉惩治”政策转化为“严格执法,依法打击”、细
受时间、规模等因素影响,基层需要通过代表进行协商,因此,如何在民众不在场的情况下保障其利益或意见得到真实表达成为基层协商代表权有效实现的关键.目前,西方国家的抽样代表和我国的指定代表因各种弊端而难以促进基层协商代表权的有效实现,导致协商民主的合法性遭受质疑.F镇分层抽样产生的复合式代表,是由具有不同利益或意见的代表组成的,可以将代表的产生机制、行为机制、责任机制和转化机制嵌入到协商循环系统之中,共同促进基层协商代表权的有效实现.复合式代表是本土化的有益探索,对推动协商系统理论发展与回应西方对中国“协商式权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核心政治目标,始终坚持价值观和实践观辩证统一、重点论和两点论辩证统一、长期性和阶段性辩证统一的哲学方法论,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势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主要矛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而逐步深化发展.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百年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主要是:准确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正确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实现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是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探索的根本目的 和实践主题;在解决问题时,要正确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辩证统一;实现社会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
全域党建作为新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模式,是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以及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关键举措,是实现"两个覆盖"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有力抓手.新时代,全域党建主要采取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联建共建以及推行党组织在现实和虚拟空间全覆盖的方式,旨在解决部门壁垒、条块分割、地域限制、空间覆盖不足等问题.构建新时代全域党建的工作机制具体包括组织拓展机制、政治整合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服务下沉机制.
粮食主产区普遍存在耕地质量下降趋势,将对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构成威胁.耕地质量变化是农户可以利用的争取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土地质量不仅具有生产率属性,还具有消化市场风险、调节农业生产的调节器功能.价格机制、产权机制、外部性机制是影响耕地质量的重要机制,耕地质量的下降态势是在种粮收益下降、土地产权残缺和外部性以及兼业化的共同影响中形成的.从中长期看,提升粮食主产区耕地质量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经济补偿机制,变耕地质量下降态势为耕地质量逐渐上升态势.当前要以新思路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