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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一天，曾被打入“封资修”之列的《斯巴达克思》再版，成为“文革”后最早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
书的责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郭振宗撰写了前言。他觉得，知识分子的春天终于来了，因此署上了“冯春”之名，意为逢春。从此，这个笔名伴他至今。
1982年，这部《斯巴达克思》被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再次出版。
这套近150本的丛书立项于1958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界的潮起潮落中，经历了约40年的漫长出版之路。
上海分到一杯羹
1958年8月，郭振宗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被分配到新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当编辑。
他入校时正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学院承担着大量培养俄语翻译的任务。临近毕业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应届毕业生大多被分配去学校当俄语教师，班上只有他和另一个同学被分配进出版社。
郭振宗入职一个月后，新文艺出版社经历了新的调整。
1954年8月，国家对出版机构进行公私合营改造，解放初期上海的300余家出版机构变成了10来家，各有分工，上海出版的优秀外国文学译本的版权都归属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全国开展了反胡风运动。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很多编辑都与胡风有来往，也出版过他的作品，因此，新文艺出版社被称为“胡风窝”，王元化、罗洛、张中晓等人均被点名成为“胡风分子”。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又有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元气大伤。
这次，根据上级“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领导”的指示，上海13家出版社进一步合并为7家。其中，新文艺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组成上海文艺出版社。
当时，外国文学图书的出版机构全国只有两家：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出版社，局级单位；新文艺出版社是地方出版社，处级单位。新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孙家晋曾回忆，由于两家地位不同，上海往往得绕道走。虽然选题重复或冲突时北京也有让步的时候，有时则“各出各的译本”，但在总体上始终脱不了以北京为主、“上海也可以出一点”“其他地方出版社一律不出”这个格局。
1958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筹组一个编委会，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后又增加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简称“三套丛书”。
编委会集中了朱光潜、冯至、钱锺书、杨绛、季羡林、叶水夫、罗大冈、杨周翰、卞之琳、戈宝权、罗念生、杨宪益、陈占元等二三十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以及相关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
编委会下设办事机构“工作组”，负责具体事宜，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最早的负责人是该所研究员、翻译家戈宝权。
“三套丛书”的标准是“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原著是编委会确定的大作家的一至二本代表作，译者需由两位以上编委推荐、全体编委讨论同意。
1961年，“三套丛书”的编选计划制订，初步确定《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为120种，《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为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为12种。除选目外，还确定了一部分书的译者和序言作者，随后展开组稿工作。
不久，戈宝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副总编一同到上海为“三套丛书”组稿。
那时，上海的外国文学翻译力量仍然十分强大，骨干力量除出版社内部的编辑外，还有一批社会上的自由翻译家。
196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上海编译所”，这实际上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附属机构，负责人是该社社长蒯斯曛。编译所吸收了约20位没有编制的上海著名翻译家，每月发放生活津贴。津贴分为四档，罗稷南、满涛、草婴三位上海政协委员为最高档，每月120元，相当于处级干部工资水平。第二档80元，第三档60元，第四档40元。而在编人员郭振宗的工资当时是每月60元。当时强调“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每周，翻译家们来编译所开两次会，学习时事政治，自由发表意见，开会不做记录，被称为“开神仙会”。
戈宝权由孙家晋等人陪同，去上海市委宣传部拜访了分管新闻出版的副部长白彦。
性格直率的白彦听到“三套丛书”统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出版时说：“诸位到上海来组稿说明上海是有一流的译者。既然上海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上海不能分担一部分任务呢？第一流的原作第一流的译本都归北京出了，上海就只好永远出些二三流的外国文学图书了。长此以往是不行的。我不赞成。”
白彦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到过，上海出版外国文学图书的积极性很高，但出书比较散、有點乱、采择不精，这他也有同感。他请戈宝权回去向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反映上海的意见和要求，并说他自己也要到北京去找陆部长谈这个问题的。
不久后，1961年冬，白彦带着蒯斯曛和孙家晋去北京谈判。白彦和陆定一谈完后，告诉他俩：“陆部长原则上点头了。还要具体谈判。”
白彦在中宣部和文化部之间穿梭联系，蒯斯曛和孙家晋则去出版局、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活动。出版局副局长陈原和文研所所长何其芳都表示欢迎上海分担出版任务。
几经协商，同意分给上海38个选题，包括荷马史诗《伊利昂记》《奥德修记》，弥尔顿的《失乐园》，惠特曼的《草叶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大卫·科波菲尔》，夏·勃朗特的《简·爱》，爱·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斯陀夫人的《汤姆大叔的小屋》，梭罗的《华尔腾》，巴尔扎克的《农民》，司汤达的《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
另两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按规定应由中央的国家出版社出版，《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也已在北京找了老专家翻译，所以仍由北京单独承担出版任务。 蒯斯曛、包文棣和孙家晋都成为“丛书”的编委会委员。编委会每年要开一两次会，会上能接触国内第一流的外国文学专家学者，扩大了译者队伍。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上海也有资格出版一流作家的代表作了。
经协商，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乔叟、狄更斯、勃朗特姐妹、赫尔岑、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司汤达、法朗士、高尔斯华绥、雪莱等的文集或多卷本选集。上海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图书阵容初现。
“翻译机器”
“三套丛书”的出版并不顺利。
1962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两个批示中指责文艺界至今仍为“死人”统治着，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因此，翻译界开始大批修正主义。
出版社不敢再多出外国文学名著，“三套丛书”的出版也几乎陷入停滞。
孙家晋曾回忆那段时光：“多年来做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人都有一种摇摇晃晃、惴惴然走鋼丝的感觉。”
郭振宗记得，那时在出版社里，大家整天检查书中有无错误，或者学习讨论文艺政策。当时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郭振宗被下放宝山农村“劳动锻炼”两年，回出版社后经常下工厂劳动，到书店站柜台，1964年又作为“四清”工作队员到奉贤、川沙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等运动结束，“文革”又爆发了。
“我14年青春就在这无休无止的劳动和运动中消耗殆尽，一事无成，连一本小册子也没轮到翻译。但即使没有参加劳动和运动，在出版社也不会有事做。”他表示。
1964年，根据北京的意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蒯斯曛任社长兼总编辑，包文棣和孙家晋任副总编辑。总社还给了蒯斯曛总社副社长头衔，以便京沪一体。
“文革”爆发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彻底中止。
1966年夏，上海发生了大规模的焚书，很多翻译界老人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大量译稿。人文社上海分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王科一因翻译《十日谈》等名著被批斗，当天深夜，他在家中厨房开煤气自杀。
上海所有出版社都停止了工作。人文社上海分社除留用少数人员负责印制毛泽东著作和领袖像外，其余人员全部到上海奉贤的五七干校接受“斗批改”，被编入“五连”。
1971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开始恢复。同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成立，原来的各出版社均作为该社的一个编辑室，逐步恢复出书，人文社上海分社也在其中。
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打开国门，中央向北京和上海下达任务，要求翻译出版一批外国历史地理题材的译作。其中，非洲史由上海承担。
因此，五七干校以人文社上海分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为骨干，调来原人民、教育、少儿等出版社的几位外文编辑，成立“上海市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连”，由近30人组成。
工宣队和军宣队管得很严，大家日以继夜地翻译、互校，半夜三更才睡觉。
干校腾出了一间女浴室，作为他们的“办公室”。大家围坐在潮湿阴暗的房间里，穿着干农活的脏衣服埋头苦译，有的人还带着一身的猪粪味。很长一段时间后，搬到干校刚建起来的小礼堂，条件才稍有好转，翻译连在礼堂也有了自己的宿舍。
翻译的方式是几人一组，将一本书拆开，分头看原文，然后按次序讲自己那部分内容，了解整本书概况，统一人名地名后，开始分头翻译，最后由草婴负责统稿。用这样的方式，翻译连翻译出了20多种“苏修”当代文学作品，也即“白皮书”或“灰皮书”。
郭振宗说，这些“苏修”小说和周恩来布置的任务没有关系，是上海方面的写作组塞进来的“私货”。
这段紧张的“流水线”翻译时光，很多亲历者都不愿多提起。因为奉命翻译的并非出于自己的兴趣，也不是重要的经典作品，有人说自己不过是个“翻译机器”。
1972年9月，翻译连的人员陆续从干校调回上海，翻译连改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继续当“翻译机器”，翻译了一大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著作。
编译室由工宣队掌管，氛围沉闷而压抑。当时的负责人说：“替无产阶级当翻译机器有什么不好？依我说，好得很嘛！”
草婴曾回忆，工作很繁重，精神上觉得耻辱，宁愿回去种菜。“我的心愿是翻译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而不是翻译斯大林主义者的小说。”
从“翻译爆炸”到门庭冷落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月1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出版外语教材为主的专业出版社，称上海译文出版社，孙家晋担任社长，郭振宗任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编辑。
这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三套丛书”首次工作组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宣部的指示，“三套丛书”正式恢复出版。
“文革”前的编委会成员，除去病逝和健康条件不允许者，一律留任，只进新人，不退老人。上海还特聘巴金担任编委。
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叶水夫主持工作组工作，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孙绳武、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包文棣是工作组最核心的三个人。
丛书的名字略有改变，“古典”二字被拿掉了，改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几经讨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下限恢复到1958年定下的十月革命或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丛书原定选题120种，这时扩充为200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也扩大为50种。“别（别林斯基）、车（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杜勃罗留波夫）”等著作的翻译出版任务本来由人民文学出版负责，后来转给了上海。
过去已经翻译过的书目做些修订即可出版，没有翻译过的书目则需要重新找译者，有些书古老而生僻，很难找到译者，甚至连书都找不到，只能暂时搁置。
从1979年起，每年都会有《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几种最新译作面世。 “文革”结束后，市场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需求量爆发增长，仅1978年一年，就有57158部译本出版，有人称之为“翻译爆炸”。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文学名著的单行本经常以十万计印刷出版。各家新华书店的门口都经常排起长长的买书队伍，有的队伍能从书店门口绕过一个街区排到后街上。无论哪部作品，只要放上书柜就会被人买走。
郭振宗觉得那是一段很舒畅很有奔头的时光，几乎没有什么政策限制，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只有《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十日谈》等个别作品，在出版前会送审。
薄伽丘的《十日谈》是以全译本还是删节本收入丛书，编委意见不一，工作组为此给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发了请示函，最终收入的是选本。
《十日谈》中有一些色情描写。“文革”前方平、王科一译的全译本内部发行1万册，新文艺出版社負责人因此受到批评。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内部发行3万册，供不应求，许多人托人求购。其实书中只有两三篇属于比较露骨的。
王科一的遗译《傲慢与偏见》，原来有编委认为属于通俗作品不够经典，经历了一番争论后，被列入选题。
郭振宗担任了丛书中《复活》《莱蒙托夫诗选》《当代英雄》《谢甫琴科诗选》等书的责任编辑。
其中，40万字的《复活》，也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中的一部。
1978年起，草婴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独自完成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的翻译，这在翻译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作为《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责任编辑，郭振宗将之视为自己50年编辑和翻译生涯的两大工程之一（另一项是利用业余时间以一己之力翻译出了十卷本《普希金文集》）。
每天上午是草婴的固定翻译时间，郭振宗通常都是下午去草婴家。每次去，都能看到草婴坐在桌前看书或翻译。他的翻译速度不算快，平均每天能翻译出1000字的成品。他没有正式工作单位，完全靠稿费生活，郭振宗总是给他最高的稿费，但在当时，最高也只能给到千字7元，巴金能拿到千字11元。
工作组召开过8次会议，有时是与编委会在同一地点先后开会。
时任工作组秘书郅溥浩曾回忆，一次，在杭州召开的三次编委会扩大会议上，冯至说，自己用了两天把朱光潜翻译的《歌德谈话录》的“译者注”和“译后记”审阅了一遍，发现注释中错误不少。“朱先生学识之广，译述之勤，都为我所钦佩，不料注释竟这样草率，如不改正，恐将贻误读者。”
季羡林经常参加编委会的活动，是编委中的活跃分子。1980年在成都开会期间游青城山，他一边看一边用笔仔细记下各个门、亭上的楹联。
1984年6月，工作组邀请上海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人士参加读者座谈会，大家主要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出书速度太慢，有些重要选题没抓住，比如傅雷的书被安徽出版。二是书籍存在疏漏，封面颜色很怪。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封面最初是编委会约请书籍装帧设计家曹辛之设计，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编们认为与曹之前设计的另一封面雷同，都是一棵大树结着硕果，不同意采用。后来采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设计的绿色网格图案。由于出书时间不同，绿色深浅不一，普遍反映不好，但几经讨论还是沿用了下来。这套书也因此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
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还在首都图书馆召开了读者座谈会。座谈后发现，古典名著的读者越来越少。现当代作品和美英日法文学较受欢迎，苏联文学越来越受冷落，亚非拉文学几乎无人问津。中、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读者更多，名人传记受青年读者喜爱。
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各种外国文学流派纷纷涌入。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俄罗斯文学理论翻译家包文棣看不惯现代派作品，但英美文学翻译家汤永宽却主张出版，总编会上经常为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
1985年之后，由于经费困难，多数编委又都年迈，开会诸多不便，因此不再召开编委会，丛书编辑中的问题主要由工作组处理。
80年代后期，已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的郭振宗加入了工作组，经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绳武、秦顺新，社科院外文所的叶水夫、陈燊等讨论书稿。
1990年，新闻出版署主办了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1980-1990）。整个8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图书近7000种，国外有影响有成就的文学著作几乎都得到了翻译介绍。其中，《外国文学名著丛书》30年来累计出书最多。
三套丛书先后列入“六五”“七五”国家重点项目，至1991年共获得社科院资助款12万元。后来出书越来越困难，出版亏损越来越大，社科规划办又补贴两个出版社共12.4万元。
郭振宗1994年从上海译文出版社俄罗斯东欧文学编辑室主任任上退休，一年后正式离开编辑岗位。此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承担的丛书翻译出版任务已基本完成。
2000年7月，三套丛书的出版正式宣布告竣。其中，《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共出版了145种。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书的责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郭振宗撰写了前言。他觉得，知识分子的春天终于来了，因此署上了“冯春”之名，意为逢春。从此，这个笔名伴他至今。
1982年，这部《斯巴达克思》被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再次出版。
这套近150本的丛书立项于1958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界的潮起潮落中，经历了约40年的漫长出版之路。
上海分到一杯羹
1958年8月，郭振宗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被分配到新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当编辑。
他入校时正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学院承担着大量培养俄语翻译的任务。临近毕业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应届毕业生大多被分配去学校当俄语教师，班上只有他和另一个同学被分配进出版社。
郭振宗入职一个月后，新文艺出版社经历了新的调整。
1954年8月，国家对出版机构进行公私合营改造，解放初期上海的300余家出版机构变成了10来家，各有分工，上海出版的优秀外国文学译本的版权都归属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全国开展了反胡风运动。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很多编辑都与胡风有来往，也出版过他的作品，因此，新文艺出版社被称为“胡风窝”，王元化、罗洛、张中晓等人均被点名成为“胡风分子”。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又有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元气大伤。
这次，根据上级“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领导”的指示，上海13家出版社进一步合并为7家。其中，新文艺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组成上海文艺出版社。
当时，外国文学图书的出版机构全国只有两家：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出版社，局级单位；新文艺出版社是地方出版社，处级单位。新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孙家晋曾回忆，由于两家地位不同，上海往往得绕道走。虽然选题重复或冲突时北京也有让步的时候，有时则“各出各的译本”，但在总体上始终脱不了以北京为主、“上海也可以出一点”“其他地方出版社一律不出”这个格局。
1958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筹组一个编委会，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后又增加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简称“三套丛书”。
编委会集中了朱光潜、冯至、钱锺书、杨绛、季羡林、叶水夫、罗大冈、杨周翰、卞之琳、戈宝权、罗念生、杨宪益、陈占元等二三十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以及相关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
编委会下设办事机构“工作组”，负责具体事宜，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最早的负责人是该所研究员、翻译家戈宝权。
“三套丛书”的标准是“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原著是编委会确定的大作家的一至二本代表作，译者需由两位以上编委推荐、全体编委讨论同意。
1961年，“三套丛书”的编选计划制订，初步确定《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为120种，《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为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为12种。除选目外，还确定了一部分书的译者和序言作者，随后展开组稿工作。
不久，戈宝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副总编一同到上海为“三套丛书”组稿。
那时，上海的外国文学翻译力量仍然十分强大，骨干力量除出版社内部的编辑外，还有一批社会上的自由翻译家。
196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上海编译所”，这实际上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附属机构，负责人是该社社长蒯斯曛。编译所吸收了约20位没有编制的上海著名翻译家，每月发放生活津贴。津贴分为四档，罗稷南、满涛、草婴三位上海政协委员为最高档，每月120元，相当于处级干部工资水平。第二档80元，第三档60元，第四档40元。而在编人员郭振宗的工资当时是每月60元。当时强调“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每周，翻译家们来编译所开两次会，学习时事政治，自由发表意见，开会不做记录，被称为“开神仙会”。
戈宝权由孙家晋等人陪同，去上海市委宣传部拜访了分管新闻出版的副部长白彦。
性格直率的白彦听到“三套丛书”统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出版时说：“诸位到上海来组稿说明上海是有一流的译者。既然上海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上海不能分担一部分任务呢？第一流的原作第一流的译本都归北京出了，上海就只好永远出些二三流的外国文学图书了。长此以往是不行的。我不赞成。”
白彦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到过，上海出版外国文学图书的积极性很高，但出书比较散、有點乱、采择不精，这他也有同感。他请戈宝权回去向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反映上海的意见和要求，并说他自己也要到北京去找陆部长谈这个问题的。
不久后，1961年冬，白彦带着蒯斯曛和孙家晋去北京谈判。白彦和陆定一谈完后，告诉他俩：“陆部长原则上点头了。还要具体谈判。”
白彦在中宣部和文化部之间穿梭联系，蒯斯曛和孙家晋则去出版局、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活动。出版局副局长陈原和文研所所长何其芳都表示欢迎上海分担出版任务。
几经协商，同意分给上海38个选题，包括荷马史诗《伊利昂记》《奥德修记》，弥尔顿的《失乐园》，惠特曼的《草叶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大卫·科波菲尔》，夏·勃朗特的《简·爱》，爱·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斯陀夫人的《汤姆大叔的小屋》，梭罗的《华尔腾》，巴尔扎克的《农民》，司汤达的《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
另两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按规定应由中央的国家出版社出版，《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也已在北京找了老专家翻译，所以仍由北京单独承担出版任务。 蒯斯曛、包文棣和孙家晋都成为“丛书”的编委会委员。编委会每年要开一两次会，会上能接触国内第一流的外国文学专家学者，扩大了译者队伍。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上海也有资格出版一流作家的代表作了。
经协商，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乔叟、狄更斯、勃朗特姐妹、赫尔岑、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司汤达、法朗士、高尔斯华绥、雪莱等的文集或多卷本选集。上海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图书阵容初现。
“翻译机器”
“三套丛书”的出版并不顺利。
1962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两个批示中指责文艺界至今仍为“死人”统治着，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因此，翻译界开始大批修正主义。
出版社不敢再多出外国文学名著，“三套丛书”的出版也几乎陷入停滞。
孙家晋曾回忆那段时光：“多年来做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人都有一种摇摇晃晃、惴惴然走鋼丝的感觉。”
郭振宗记得，那时在出版社里，大家整天检查书中有无错误，或者学习讨论文艺政策。当时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郭振宗被下放宝山农村“劳动锻炼”两年，回出版社后经常下工厂劳动，到书店站柜台，1964年又作为“四清”工作队员到奉贤、川沙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等运动结束，“文革”又爆发了。
“我14年青春就在这无休无止的劳动和运动中消耗殆尽，一事无成，连一本小册子也没轮到翻译。但即使没有参加劳动和运动，在出版社也不会有事做。”他表示。
1964年，根据北京的意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蒯斯曛任社长兼总编辑，包文棣和孙家晋任副总编辑。总社还给了蒯斯曛总社副社长头衔，以便京沪一体。
“文革”爆发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彻底中止。
1966年夏，上海发生了大规模的焚书，很多翻译界老人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大量译稿。人文社上海分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王科一因翻译《十日谈》等名著被批斗，当天深夜，他在家中厨房开煤气自杀。
上海所有出版社都停止了工作。人文社上海分社除留用少数人员负责印制毛泽东著作和领袖像外，其余人员全部到上海奉贤的五七干校接受“斗批改”，被编入“五连”。
1971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开始恢复。同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成立，原来的各出版社均作为该社的一个编辑室，逐步恢复出书，人文社上海分社也在其中。
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打开国门，中央向北京和上海下达任务，要求翻译出版一批外国历史地理题材的译作。其中，非洲史由上海承担。
因此，五七干校以人文社上海分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为骨干，调来原人民、教育、少儿等出版社的几位外文编辑，成立“上海市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连”，由近30人组成。
工宣队和军宣队管得很严，大家日以继夜地翻译、互校，半夜三更才睡觉。
干校腾出了一间女浴室，作为他们的“办公室”。大家围坐在潮湿阴暗的房间里，穿着干农活的脏衣服埋头苦译，有的人还带着一身的猪粪味。很长一段时间后，搬到干校刚建起来的小礼堂，条件才稍有好转，翻译连在礼堂也有了自己的宿舍。
翻译的方式是几人一组，将一本书拆开，分头看原文，然后按次序讲自己那部分内容，了解整本书概况，统一人名地名后，开始分头翻译，最后由草婴负责统稿。用这样的方式，翻译连翻译出了20多种“苏修”当代文学作品，也即“白皮书”或“灰皮书”。
郭振宗说，这些“苏修”小说和周恩来布置的任务没有关系，是上海方面的写作组塞进来的“私货”。
这段紧张的“流水线”翻译时光，很多亲历者都不愿多提起。因为奉命翻译的并非出于自己的兴趣，也不是重要的经典作品，有人说自己不过是个“翻译机器”。
1972年9月，翻译连的人员陆续从干校调回上海，翻译连改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继续当“翻译机器”，翻译了一大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著作。
编译室由工宣队掌管，氛围沉闷而压抑。当时的负责人说：“替无产阶级当翻译机器有什么不好？依我说，好得很嘛！”
草婴曾回忆，工作很繁重，精神上觉得耻辱，宁愿回去种菜。“我的心愿是翻译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而不是翻译斯大林主义者的小说。”
从“翻译爆炸”到门庭冷落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月1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出版外语教材为主的专业出版社，称上海译文出版社，孙家晋担任社长，郭振宗任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编辑。
这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三套丛书”首次工作组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宣部的指示，“三套丛书”正式恢复出版。
“文革”前的编委会成员，除去病逝和健康条件不允许者，一律留任，只进新人，不退老人。上海还特聘巴金担任编委。
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叶水夫主持工作组工作，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孙绳武、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包文棣是工作组最核心的三个人。
丛书的名字略有改变，“古典”二字被拿掉了，改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几经讨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下限恢复到1958年定下的十月革命或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丛书原定选题120种，这时扩充为200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也扩大为50种。“别（别林斯基）、车（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杜勃罗留波夫）”等著作的翻译出版任务本来由人民文学出版负责，后来转给了上海。
过去已经翻译过的书目做些修订即可出版，没有翻译过的书目则需要重新找译者，有些书古老而生僻，很难找到译者，甚至连书都找不到，只能暂时搁置。
从1979年起，每年都会有《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几种最新译作面世。 “文革”结束后，市场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需求量爆发增长，仅1978年一年，就有57158部译本出版，有人称之为“翻译爆炸”。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文学名著的单行本经常以十万计印刷出版。各家新华书店的门口都经常排起长长的买书队伍，有的队伍能从书店门口绕过一个街区排到后街上。无论哪部作品，只要放上书柜就会被人买走。
郭振宗觉得那是一段很舒畅很有奔头的时光，几乎没有什么政策限制，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只有《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十日谈》等个别作品，在出版前会送审。
薄伽丘的《十日谈》是以全译本还是删节本收入丛书，编委意见不一，工作组为此给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发了请示函，最终收入的是选本。
《十日谈》中有一些色情描写。“文革”前方平、王科一译的全译本内部发行1万册，新文艺出版社負责人因此受到批评。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内部发行3万册，供不应求，许多人托人求购。其实书中只有两三篇属于比较露骨的。
王科一的遗译《傲慢与偏见》，原来有编委认为属于通俗作品不够经典，经历了一番争论后，被列入选题。
郭振宗担任了丛书中《复活》《莱蒙托夫诗选》《当代英雄》《谢甫琴科诗选》等书的责任编辑。
其中，40万字的《复活》，也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中的一部。
1978年起，草婴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独自完成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的翻译，这在翻译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作为《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责任编辑，郭振宗将之视为自己50年编辑和翻译生涯的两大工程之一（另一项是利用业余时间以一己之力翻译出了十卷本《普希金文集》）。
每天上午是草婴的固定翻译时间，郭振宗通常都是下午去草婴家。每次去，都能看到草婴坐在桌前看书或翻译。他的翻译速度不算快，平均每天能翻译出1000字的成品。他没有正式工作单位，完全靠稿费生活，郭振宗总是给他最高的稿费，但在当时，最高也只能给到千字7元，巴金能拿到千字11元。
工作组召开过8次会议，有时是与编委会在同一地点先后开会。
时任工作组秘书郅溥浩曾回忆，一次，在杭州召开的三次编委会扩大会议上，冯至说，自己用了两天把朱光潜翻译的《歌德谈话录》的“译者注”和“译后记”审阅了一遍，发现注释中错误不少。“朱先生学识之广，译述之勤，都为我所钦佩，不料注释竟这样草率，如不改正，恐将贻误读者。”
季羡林经常参加编委会的活动，是编委中的活跃分子。1980年在成都开会期间游青城山，他一边看一边用笔仔细记下各个门、亭上的楹联。
1984年6月，工作组邀请上海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人士参加读者座谈会，大家主要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出书速度太慢，有些重要选题没抓住，比如傅雷的书被安徽出版。二是书籍存在疏漏，封面颜色很怪。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封面最初是编委会约请书籍装帧设计家曹辛之设计，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编们认为与曹之前设计的另一封面雷同，都是一棵大树结着硕果，不同意采用。后来采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设计的绿色网格图案。由于出书时间不同，绿色深浅不一，普遍反映不好，但几经讨论还是沿用了下来。这套书也因此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
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还在首都图书馆召开了读者座谈会。座谈后发现，古典名著的读者越来越少。现当代作品和美英日法文学较受欢迎，苏联文学越来越受冷落，亚非拉文学几乎无人问津。中、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读者更多，名人传记受青年读者喜爱。
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各种外国文学流派纷纷涌入。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俄罗斯文学理论翻译家包文棣看不惯现代派作品，但英美文学翻译家汤永宽却主张出版，总编会上经常为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
1985年之后，由于经费困难，多数编委又都年迈，开会诸多不便，因此不再召开编委会，丛书编辑中的问题主要由工作组处理。
80年代后期，已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的郭振宗加入了工作组，经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绳武、秦顺新，社科院外文所的叶水夫、陈燊等讨论书稿。
1990年，新闻出版署主办了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1980-1990）。整个8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图书近7000种，国外有影响有成就的文学著作几乎都得到了翻译介绍。其中，《外国文学名著丛书》30年来累计出书最多。
三套丛书先后列入“六五”“七五”国家重点项目，至1991年共获得社科院资助款12万元。后来出书越来越困难，出版亏损越来越大，社科规划办又补贴两个出版社共12.4万元。
郭振宗1994年从上海译文出版社俄罗斯东欧文学编辑室主任任上退休，一年后正式离开编辑岗位。此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承担的丛书翻译出版任务已基本完成。
2000年7月，三套丛书的出版正式宣布告竣。其中，《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共出版了145种。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