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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剧《纸牌屋》和美剧《纸牌屋》都改编自英国小说《纸牌屋》，前者曾广受好评，后者如今也已风靡全球。本文运用修辞叙事理论，从叙述者、叙事进程和叙事判断三个角度对美剧《纸牌屋》和英剧《纸牌屋》进行对比分析。从修辞叙事学视角探究两剧的成功之道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纸牌屋》修辞叙事学叙述者叙事进程叙事判断
后经典叙事学兴起以来，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在当代叙事批评领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著名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在其著作中阐述了“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映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模式。在他看来，对文本的考量不仅要涉及人物、事件等内在故事要素，还应该同时关照到读者对于故事文本的反应。如他所说，“叙事性有两个层次，既涉及人物、事件和叙述的动态进程，又涉及读者反映的动态进程。”①本文将以修辞叙事学为视角，从叙述者、叙事进程和叙事判断三个角度出发对英剧《纸牌屋》和美剧《纸牌屋》进行对比分析。
一、人物叙述者：“看镜头”的弗朗西斯（弗兰西斯）
主人公直面镜头袒露心声是英剧《纸牌屋》和美剧《纸牌屋》的共同特色。“看镜头”的弗朗西斯扮演的是叙述者的角色。他处于故事的第一层，参与故事的进程。“看镜头”的弗兰西斯呈现的是这一人物的“模仿性”维度，他隐入隐含的作者之中。“抒情诗”对弗兰西斯的刻画等同于突出了对隐含作者的描写。因而他的叙述不仅展示自我，同时也揭示着其他人物的性格特征。“看镜头”的弗兰西斯同时也使“隐含的读者”和“作者的读者”投身于当下情境之中，体验弗兰西斯的心境、理解他的选择。“看镜头”的弗兰西斯肆意向观众展现此刻处于全知视角的他拥有的巨大权力，这种压迫感让观众敬畏。然后他又转身融入到作者笔下的受述者的世界中，向观众呈现作为个体的他处心积虑积蓄的力量、同时又暴露出了他的脆弱和死穴。
英剧《纸牌屋》中的弗朗西斯“看镜头”时还常常会用到“你”这个称谓。从而把观众彻底地带入故事中成为受述者中的一员。费伦认为，“当向受述者——主人公发出的一个第二人称称谓与向实际读者发出的一个称谓既重合又相区别时，这些读者将同时占据受述者和观察者的位置。”②事实上，弗朗西斯对着镜头使用第二称谓，这意味着他打破了戏剧表演的“第四堵墙”。观众在英剧中难以寻到弗朗西斯口中“你”的影子，因为这个称谓指向的并非剧中人，而恰恰是观众。弗朗西斯对着电视机前的“你”说话时，观众在担任观察者角色的同时被迫成为了英剧的受述者。这一技巧的运用让观众游离于观察者和受述者之间，作为受述者的观众会对故事中的事件、人物产生更为强烈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二、叙事进程：多线索与“隐形叙事”
费伦对“进程”作出了如下定义：“进程产生于故事诸因素所发生的一切，即通过引入不稳定性——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它们导致情节的纠葛，但有时终于能够得到解决。”③显然，“不稳定性”是叙事进程的重要推动力。《纸牌屋》故事中的不稳定因素显而易见——弗朗西斯周围的极不稳定的人脉圈。美剧《纸牌屋》和英剧《纸牌屋》的不稳定因素大致相同，但两剧在叙事进程方面仍有明显差异。究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第一，“不稳定因素”结构的不同造成了叙事进程的差异。英剧的叙事线是较为单一的。弗蘭西斯的助手和夫人没有关系各自独立的人际线和叙事空间。因而英剧《纸牌屋》的冲突更着重刻画弗兰西斯和玛蒂之间的不稳定性。而美剧故事的进程是由弗兰西斯身边的几个重要人物构成几条不同的叙事线交叉发展而来的。以第一季为例，弗兰西斯身边的三条人物线分别是：以道格为中心的政治人脉线；以女记者佐伊为中心的秘密人脉线；还有一条以克莱尔为中心的人脉线。这三条线以弗兰西斯为核心发散点一旦其中任何一条线想要僭越盲区，则会爆发激烈的戏剧冲突。正是这三条线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不稳定性构成了故事的张力和兴趣焦点。
第二，英剧《纸牌屋》在人物塑造方面留下的空白使之比美剧纸牌屋多了一条“隐形叙事进程”。申丹认为，叙事学学者们在研究整个文本的叙事运动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以情节中不稳定因素为基础的单一叙事进程。然而事实上，“隐性进程隐蔽在显性进程的后面，往往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④叙事进程产生于故事的“不稳定性”要素，隐性形进程则产生于故事中更为隐性的诸要素。在英剧《纸牌屋》中，这一隐性要素就是弗朗西斯夫人。虽然这一角色在美剧中也有设置，但弗兰西斯（弗朗西斯）夫人等人的戏份多少不一。由于对于弗朗西斯夫人描写得过少，英剧《纸牌屋》较之美剧更多了一条“隐性进程”。弗朗西斯夫人在故事结局中的表现让人大吃一惊——她找人暗杀了自己的丈夫。这一看似出乎意料的结局其实只是情理之中的事。一方面，弗朗西斯夫人早在之前的情节中就已展露了其本性——比弗朗西斯本人更冷酷。另一方面，弗朗西斯的结局也呼应了他的对手（国王）的下场——被自己的妻子出卖。只有注意到弗朗西斯夫人这一隐性线索所暗含的隐性叙事进程的观察者才能真正读懂本剧的结局——弗朗西斯夫人杀夫的行为于弗朗西斯而言不是成全而是背叛。
三、叙事判断：政治伦理中的悲剧
在詹姆斯·费伦看来，作者、文本中的人物、读者都会对文本中的事件进行观察、判断。费伦认为叙事判断主要包括三种——“对于事件或其他叙事因素之性质的阐释判断；对于人物和事件之道德价值的伦理判断；对于该叙事及其组成部分之艺术价值的审美判断。”⑤对两版《纸牌屋》而言，叙事判断是故事文本和阅读经验的关键因素。
（一）阐释判断：多方势力的交织
阐释判断是对行动的本质或其他叙事因素的性质做出的判断。故事中不同人物对于同一事件做出的不同判断是导致故事层面的“不稳定性”和戏剧冲突的根本原因。“一个事件可能会引起各种判断；因为人物的行动涉及人物自己的判断，读者经常会对人物的判断加以判断。”⑥观众不难对《纸牌屋》故事的主体做出判断——它讲述了以弗兰西斯为核心的政治名利场上各方势力的斗争。故事本身就是依靠人物对于政治事件的不同判断推进。各方势力分别从各自立场出发做出的各种判断相互交织推动叙事进程，同时也给观众做出判断留足了空间。 以故事开端引发的叙事判断为例——弗兰西斯（弗朗西斯）为总统（首相）不守承诺的行为而愤怒。然而，他夫人面对此事做出的判断却是——你应该成为总统（首相）。作者并没有急于向众人展示主人公的野心。而是按照《麦克白》的方式这样展开——主人公是纠结的，而他的妻子却是决绝的，他受到她的蛊惑。面对“毁约人”的愤怒是普通观众亦能体会和理解的。而他受到蛊惑之后的幡然醒悟也给契合了观众的“恍然大悟”之感。在这一层面，观众的判断进度是与人物“不谋而合”的。美剧和英剧都塑造了一批极具个性的个人。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名利场中，这些个性张扬的个体独立做出不同于他人的判断。各方判断的相互交织影响着观众的判断，同时又把阐释判断推向了伦理判断的层面。
（二）伦理判断：政治伦理的建构
在费伦看来，叙事中存在四种不同的“伦理取位”——人物的“伦理取位”、叙述者的“伦理取位”、隐含作者的“伦理取位”、真实读者的“伦理取位”。⑦美剧《纸牌屋》和英剧《纸牌屋》中讲述者（包括隐含作者、叙述者在内）的“伦理取位”是一致的。小说《纸牌屋》的作者迈克尔·道布斯本人就是在英国官场中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作者创造出自己喜欢的隐含作者，与之相互影响，共同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场伦理观。英美改编剧的导演将作品“原汁原味”的搬上荧幕，导演们在“第二自我”电视剧中的投射也与原作中隐含作者的伦理取位基本一致。
然而，在“伦理取位”方面，英剧与美剧有些许不同，从而也影响着读者的“伦理取位”。整体而言，美剧《纸牌屋》与英剧《纸牌屋》中人物的伦理判断都是建构在政治伦理之上的。在此基础之上，英剧《纸牌屋》更多了一层精心编织的家庭伦理色彩。玛蒂对弗朗西斯的昵称是“爸爸”，在她被弗朗西斯推下楼顶花园的刹那她说的最后喊出的也是——“爸爸”。这显然是作者的人为设定，以得观众对于玛蒂之死产生更多同情和怜悯。英剧对于家庭道德伦理观的建构直接影响了观众对该剧做出的审美判断。
（三）审美判断：悲剧审美的视角
费伦指出，“修辞伦理涉及到重构和评价两个步骤，修辞美学也同样涉及这两个步骤。”⑧《纸牌屋》的修辞伦理不以日常的伦理价值为基准。同样，修辞美学也是以具体叙事作品建构的美学原则为基础做出审美判断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三章里提到，悲剧“不应该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也不应该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⑨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坏人”和“极恶”的人显然是在道德意义上做出的判断。从常规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弗兰西斯（弗朗西斯）因其道德伪善的一面而不可能成为悲剧人物。但是，修辞美学不以各种被预先认可的美学原则为分析基准。在《纸牌屋》的政治伦理架构中，弗兰西斯（弗朗西斯）在他的复仇之路上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坚毅，他的激情和意志都散发出可怕的力量，可以成为悲剧人物。
整体而言，英剧《纸牌屋》和美剧《纸牌屋》在叙述者、叙事进程和叙事判断方面使用的修辞手法都较为一致。由于细节把握的差异，英剧在美学高度上更胜一筹。两剧都完美地呈现了导演的叙述目的，为人物、叙述者和观众之间的积极互动创造了空间。从小说到电视剧、从英剧到美剧，在经历两次跨越之后，《纸牌屋》的故事还是吸引了众多觀众。如前文所述，从修辞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该故事的确有其与众不同的魅力。（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 [美]James Phelan，Peter，J.Rabinowitz[编].申丹，马海良，宁一中等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P370
② 同上.P109
③ 同上.P63
④ 申丹.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以《苍蝇》中的“隐形进程”为例.外国文学评论[J].2012年5月.
⑤ 同上.
⑥ 同①.P372
⑦ 尚必武.被误读的母爱：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叙事判断.外国文学研究[J].2010年08月.
⑧ 同上
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7月第1版.P97
参考文献：
[1][2][3][6]（美）James Phelan，Peter，J.Rabinowitz[编].申丹，马海良，宁一中等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P370、P109、P63、P372
[4][5]申丹.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以《苍蝇》中的“隐形进程”为例.外国文学评论[J].2012年5月.
[7][8]尚必武.被误读的母爱：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叙事判断.外国文学研究[J].2010年08月.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7月第1版.P97
关键词：《纸牌屋》修辞叙事学叙述者叙事进程叙事判断
后经典叙事学兴起以来，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在当代叙事批评领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著名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在其著作中阐述了“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映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模式。在他看来，对文本的考量不仅要涉及人物、事件等内在故事要素，还应该同时关照到读者对于故事文本的反应。如他所说，“叙事性有两个层次，既涉及人物、事件和叙述的动态进程，又涉及读者反映的动态进程。”①本文将以修辞叙事学为视角，从叙述者、叙事进程和叙事判断三个角度出发对英剧《纸牌屋》和美剧《纸牌屋》进行对比分析。
一、人物叙述者：“看镜头”的弗朗西斯（弗兰西斯）
主人公直面镜头袒露心声是英剧《纸牌屋》和美剧《纸牌屋》的共同特色。“看镜头”的弗朗西斯扮演的是叙述者的角色。他处于故事的第一层，参与故事的进程。“看镜头”的弗兰西斯呈现的是这一人物的“模仿性”维度，他隐入隐含的作者之中。“抒情诗”对弗兰西斯的刻画等同于突出了对隐含作者的描写。因而他的叙述不仅展示自我，同时也揭示着其他人物的性格特征。“看镜头”的弗兰西斯同时也使“隐含的读者”和“作者的读者”投身于当下情境之中，体验弗兰西斯的心境、理解他的选择。“看镜头”的弗兰西斯肆意向观众展现此刻处于全知视角的他拥有的巨大权力，这种压迫感让观众敬畏。然后他又转身融入到作者笔下的受述者的世界中，向观众呈现作为个体的他处心积虑积蓄的力量、同时又暴露出了他的脆弱和死穴。
英剧《纸牌屋》中的弗朗西斯“看镜头”时还常常会用到“你”这个称谓。从而把观众彻底地带入故事中成为受述者中的一员。费伦认为，“当向受述者——主人公发出的一个第二人称称谓与向实际读者发出的一个称谓既重合又相区别时，这些读者将同时占据受述者和观察者的位置。”②事实上，弗朗西斯对着镜头使用第二称谓，这意味着他打破了戏剧表演的“第四堵墙”。观众在英剧中难以寻到弗朗西斯口中“你”的影子，因为这个称谓指向的并非剧中人，而恰恰是观众。弗朗西斯对着电视机前的“你”说话时，观众在担任观察者角色的同时被迫成为了英剧的受述者。这一技巧的运用让观众游离于观察者和受述者之间，作为受述者的观众会对故事中的事件、人物产生更为强烈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二、叙事进程：多线索与“隐形叙事”
费伦对“进程”作出了如下定义：“进程产生于故事诸因素所发生的一切，即通过引入不稳定性——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它们导致情节的纠葛，但有时终于能够得到解决。”③显然，“不稳定性”是叙事进程的重要推动力。《纸牌屋》故事中的不稳定因素显而易见——弗朗西斯周围的极不稳定的人脉圈。美剧《纸牌屋》和英剧《纸牌屋》的不稳定因素大致相同，但两剧在叙事进程方面仍有明显差异。究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第一，“不稳定因素”结构的不同造成了叙事进程的差异。英剧的叙事线是较为单一的。弗蘭西斯的助手和夫人没有关系各自独立的人际线和叙事空间。因而英剧《纸牌屋》的冲突更着重刻画弗兰西斯和玛蒂之间的不稳定性。而美剧故事的进程是由弗兰西斯身边的几个重要人物构成几条不同的叙事线交叉发展而来的。以第一季为例，弗兰西斯身边的三条人物线分别是：以道格为中心的政治人脉线；以女记者佐伊为中心的秘密人脉线；还有一条以克莱尔为中心的人脉线。这三条线以弗兰西斯为核心发散点一旦其中任何一条线想要僭越盲区，则会爆发激烈的戏剧冲突。正是这三条线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不稳定性构成了故事的张力和兴趣焦点。
第二，英剧《纸牌屋》在人物塑造方面留下的空白使之比美剧纸牌屋多了一条“隐形叙事进程”。申丹认为，叙事学学者们在研究整个文本的叙事运动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以情节中不稳定因素为基础的单一叙事进程。然而事实上，“隐性进程隐蔽在显性进程的后面，往往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④叙事进程产生于故事的“不稳定性”要素，隐性形进程则产生于故事中更为隐性的诸要素。在英剧《纸牌屋》中，这一隐性要素就是弗朗西斯夫人。虽然这一角色在美剧中也有设置，但弗兰西斯（弗朗西斯）夫人等人的戏份多少不一。由于对于弗朗西斯夫人描写得过少，英剧《纸牌屋》较之美剧更多了一条“隐性进程”。弗朗西斯夫人在故事结局中的表现让人大吃一惊——她找人暗杀了自己的丈夫。这一看似出乎意料的结局其实只是情理之中的事。一方面，弗朗西斯夫人早在之前的情节中就已展露了其本性——比弗朗西斯本人更冷酷。另一方面，弗朗西斯的结局也呼应了他的对手（国王）的下场——被自己的妻子出卖。只有注意到弗朗西斯夫人这一隐性线索所暗含的隐性叙事进程的观察者才能真正读懂本剧的结局——弗朗西斯夫人杀夫的行为于弗朗西斯而言不是成全而是背叛。
三、叙事判断：政治伦理中的悲剧
在詹姆斯·费伦看来，作者、文本中的人物、读者都会对文本中的事件进行观察、判断。费伦认为叙事判断主要包括三种——“对于事件或其他叙事因素之性质的阐释判断；对于人物和事件之道德价值的伦理判断；对于该叙事及其组成部分之艺术价值的审美判断。”⑤对两版《纸牌屋》而言，叙事判断是故事文本和阅读经验的关键因素。
（一）阐释判断：多方势力的交织
阐释判断是对行动的本质或其他叙事因素的性质做出的判断。故事中不同人物对于同一事件做出的不同判断是导致故事层面的“不稳定性”和戏剧冲突的根本原因。“一个事件可能会引起各种判断；因为人物的行动涉及人物自己的判断，读者经常会对人物的判断加以判断。”⑥观众不难对《纸牌屋》故事的主体做出判断——它讲述了以弗兰西斯为核心的政治名利场上各方势力的斗争。故事本身就是依靠人物对于政治事件的不同判断推进。各方势力分别从各自立场出发做出的各种判断相互交织推动叙事进程，同时也给观众做出判断留足了空间。 以故事开端引发的叙事判断为例——弗兰西斯（弗朗西斯）为总统（首相）不守承诺的行为而愤怒。然而，他夫人面对此事做出的判断却是——你应该成为总统（首相）。作者并没有急于向众人展示主人公的野心。而是按照《麦克白》的方式这样展开——主人公是纠结的，而他的妻子却是决绝的，他受到她的蛊惑。面对“毁约人”的愤怒是普通观众亦能体会和理解的。而他受到蛊惑之后的幡然醒悟也给契合了观众的“恍然大悟”之感。在这一层面，观众的判断进度是与人物“不谋而合”的。美剧和英剧都塑造了一批极具个性的个人。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名利场中，这些个性张扬的个体独立做出不同于他人的判断。各方判断的相互交织影响着观众的判断，同时又把阐释判断推向了伦理判断的层面。
（二）伦理判断：政治伦理的建构
在费伦看来，叙事中存在四种不同的“伦理取位”——人物的“伦理取位”、叙述者的“伦理取位”、隐含作者的“伦理取位”、真实读者的“伦理取位”。⑦美剧《纸牌屋》和英剧《纸牌屋》中讲述者（包括隐含作者、叙述者在内）的“伦理取位”是一致的。小说《纸牌屋》的作者迈克尔·道布斯本人就是在英国官场中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作者创造出自己喜欢的隐含作者，与之相互影响，共同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场伦理观。英美改编剧的导演将作品“原汁原味”的搬上荧幕，导演们在“第二自我”电视剧中的投射也与原作中隐含作者的伦理取位基本一致。
然而，在“伦理取位”方面，英剧与美剧有些许不同，从而也影响着读者的“伦理取位”。整体而言，美剧《纸牌屋》与英剧《纸牌屋》中人物的伦理判断都是建构在政治伦理之上的。在此基础之上，英剧《纸牌屋》更多了一层精心编织的家庭伦理色彩。玛蒂对弗朗西斯的昵称是“爸爸”，在她被弗朗西斯推下楼顶花园的刹那她说的最后喊出的也是——“爸爸”。这显然是作者的人为设定，以得观众对于玛蒂之死产生更多同情和怜悯。英剧对于家庭道德伦理观的建构直接影响了观众对该剧做出的审美判断。
（三）审美判断：悲剧审美的视角
费伦指出，“修辞伦理涉及到重构和评价两个步骤，修辞美学也同样涉及这两个步骤。”⑧《纸牌屋》的修辞伦理不以日常的伦理价值为基准。同样，修辞美学也是以具体叙事作品建构的美学原则为基础做出审美判断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三章里提到，悲剧“不应该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也不应该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⑨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坏人”和“极恶”的人显然是在道德意义上做出的判断。从常规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弗兰西斯（弗朗西斯）因其道德伪善的一面而不可能成为悲剧人物。但是，修辞美学不以各种被预先认可的美学原则为分析基准。在《纸牌屋》的政治伦理架构中，弗兰西斯（弗朗西斯）在他的复仇之路上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坚毅，他的激情和意志都散发出可怕的力量，可以成为悲剧人物。
整体而言，英剧《纸牌屋》和美剧《纸牌屋》在叙述者、叙事进程和叙事判断方面使用的修辞手法都较为一致。由于细节把握的差异，英剧在美学高度上更胜一筹。两剧都完美地呈现了导演的叙述目的，为人物、叙述者和观众之间的积极互动创造了空间。从小说到电视剧、从英剧到美剧，在经历两次跨越之后，《纸牌屋》的故事还是吸引了众多觀众。如前文所述，从修辞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该故事的确有其与众不同的魅力。（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 [美]James Phelan，Peter，J.Rabinowitz[编].申丹，马海良，宁一中等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P370
② 同上.P109
③ 同上.P63
④ 申丹.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以《苍蝇》中的“隐形进程”为例.外国文学评论[J].2012年5月.
⑤ 同上.
⑥ 同①.P372
⑦ 尚必武.被误读的母爱：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叙事判断.外国文学研究[J].2010年08月.
⑧ 同上
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7月第1版.P97
参考文献：
[1][2][3][6]（美）James Phelan，Peter，J.Rabinowitz[编].申丹，马海良，宁一中等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P370、P109、P63、P372
[4][5]申丹.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以《苍蝇》中的“隐形进程”为例.外国文学评论[J].2012年5月.
[7][8]尚必武.被误读的母爱：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叙事判断.外国文学研究[J].2010年08月.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7月第1版.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