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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善于用文学记录俄罗斯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八一二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得到恢宏再现，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获得壮阔描摹，于是，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便开始翘首以待：一部新的《战争与和平》会在何时出现呢？二十世纪的俄语战争文学先后出现“三次浪潮”，涌现出许多杰作名著，却无一部能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时间到了八十年代末，亦即苏联解体前两三年，一部反映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史诗巨作却横空出世，这就是瓦西里·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
一
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本名约瑟夫·格罗斯曼， 他（或他的家人）后来将典型的犹太人名约瑟夫改为俄罗斯人常用的瓦西里，大约意在掩饰其犹太出身。他于一九○五年出生在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的别尔季切夫城，其父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中学法语教师。父母离异后，他于一九一二年随母亲去瑞士，在日内瓦、洛桑等地上学，一九一四年返回基辅，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化学专业，一九二九年回顿巴斯矿区一研究所工作，一九三三年来到莫斯科，在铅笔厂做化学工程师。格罗斯曼自二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三四年在《文学报》发表处女作《在别尔季切夫城》， 受到高尔基、巴别尔等人重视，后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并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连续出版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幸福》《四天》和《故事集》，成为知名作家。这些小说或写国内战争，或写矿区生活，都属于当时苏联文学中典型的“内战主题”和“生产主题”，但在创作之初便有意靠拢巴别尔、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等人的格罗斯曼还是逐渐显现出其写作风格，比如奇特化的细节描写、冷静的主观态度和智性的叙事文字等。
一九四一年，格罗斯曼应征入伍，任《红星报》战地记者。他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亲历巷战，置身枪林弹雨，是这场会战自始至终的见证人。他在战时写出大量报道、特写和小说，这些文字后以《战争岁月》为题结集出版。格罗斯曼还是第一批进入纳粹集中营的记者，他一九四四年写出的《特雷布林卡地狱》首度把纳粹建立死亡集中营的骇人罪行公之于世，使“大屠杀”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格罗斯曼因此也被全世界犹太人视为以笔作为武器的民族英雄。战后，格罗斯曼又与同为犹太人的苏联作家爱伦堡一同编成《黑皮书》，收录了更多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证据和实录。
一九四九年，格罗斯曼写出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并将小说投给《新世界》杂志，经过漫长的三年“编辑”，小说方于一九五二年在杂志第七至十期上连载。尽管这是一部比较“标准的”苏联战争文学作品，但作者在其中体现出的个性化思考还是引起苏联官方不满，《真理报》《文学报》和《共产党人》杂志等报刊相继刊出批判文章，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甚至专门做出决议，对报刊上的批判文章表示支持和肯定，认为格罗斯曼“偏离了党的文学的立场”，“对卫国战争历史进程的认识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现出了“非常错误的思想创作观”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经历了这场疾风暴雨的格罗斯曼并未消沉和畏缩，他续写小说的续篇，即后来的《生活与命运》，他深知这部续篇短时间里无法面世，反而放开了手脚，任由自己的所思所想自由地倾吐。《生活与命运》写了将近十年，方才完工。文学史家通常将《生活与命运》与《为了正义的事业》合称“两部曲”，其实，就格罗斯曼思想的一贯性及其艺术表现方式的统一性而言，我们还应该将他后来写作的绝笔之作《一切都在流动》也添加进来，这三部小说构成了一部真正的“三部曲”。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格罗斯曼因肾癌在莫斯科病逝，死后葬于莫斯科特洛耶库罗夫墓地。格罗斯曼的身份原本不是问题，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乌克兰的独立，随着犹太社团和犹太裔作家国际影响的增大，他的身份认同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一名地道的苏联作家演变为俄语作家、犹太作家、乌克兰作家这一切的混成。新近主张独立的顿涅茨克地区，更将格罗斯曼视为其文学和文化代言人，在格罗斯曼工作过的当地医学院大楼的墙上，就新挂起一面格罗斯曼纪念牌。
二
一九六○年十月，格罗斯曼将完稿的《生活与命运》投给《旗》杂志。该刊时任主编科热夫尼科夫很快便将手稿上交。次年二月十四日，秘密警察带着搜查证闯入格罗斯曼家，抄走这部小说的底稿。格罗斯曼原以为自己也会被捕，却发现他面对的是只查抄书稿、不逮捕人这一罕见情形。九天之后，或许是心存侥幸，或许是孤注一掷，格罗斯曼直接上书赫鲁晓夫，他在信中写道：“我请求您还我的书以自由，我请求让编辑，而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工来谈论我的手稿，来与我争论……我如今人身自由，可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却在坐牢，这既无道理，也无意义，要知道此书是我写的，要知道我过去和现在都与此书脱不了干系……我仍旧认为，我写的是真相，我是怀着对人的爱和信仰写作此书的。我请求给我的书以自由。”从这封信的口吻来看，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最终拒绝格罗斯曼请求的赫鲁晓夫却在一年之后亲自拍板让《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或许是受赫鲁晓夫授意，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官苏斯洛夫约见格罗斯曼，称归还手稿的事情“绝无商量余地”，说这部小说“两三百年之后才能在苏联出版”。或许作家早就对这部小说可能遭遇的“命运”心有预感，他将两份复写件存于他处，其中一份被托付给格罗斯曼的朋友、著名诗人利普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利普金在萨哈罗夫、奥库扎瓦和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将手稿拍成微缩胶卷送至境外，经马尔基什和艾特金德编辑，格罗斯曼这部遗作于一九八○年在瑞士洛桑出版。随后，此书迅速被译成欧洲各大主要语种，在世界各国相继面世。但在苏联，此书直到改革时期才得以面世（《十月》杂志一九八八年一至四期连载）。二○一一年，英国广播公司将《生活与命运》改编为广播连续剧，节目播出后，《生活与命运》英译本曾位居英美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二○一二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近二十年间，各种版本的《生活与命运》在俄罗斯不断出现，可以说，《生活与命运》已成为被阅读最多的二十世纪俄语长篇小说之一。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俄联邦国家安全局正式将《生活与命运》的手稿转交俄联邦文化部，最终为格罗斯曼这部小说奇特的“命运”画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生活与命运》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为故事情节发生地，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及其亲朋好友的生活为描写对象，再现极端环境中人的“生活”和“命运”。小说虽然聚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之间的斯大林格勒城，可作者却用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串联起众多人物的过去和现在。亚历山德拉·沙波什尼科娃革命前毕业于高等女子学院，在丈夫死后做过女教师、化学工程师，她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柳德米拉的第一任丈夫阿巴尔丘克死于苏联劳改营，他们的儿子托里亚一九四二年死于战场，第二任丈夫维克多·施特鲁姆是一位犹太裔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他一直在从事与原子弹相关的研究，他似乎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继续从事斯大林看重的研究以暂保性命，还是放弃“工作”而被消灭，维克多在德国的亲戚朋友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他的母亲则死于纳粹在占领区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一如格罗斯曼的母亲于战时在别尔季切夫遇害）；二女儿玛露霞死于战时，其女儿维拉在战地医院工作，后结识负伤的飞行员维克多，两人结婚；小女儿叶尼娅爱上坦克部队军官诺维科夫，可被关进卢比扬卡监狱的丈夫克雷莫夫却让她牵肠挂肚；儿子米佳和妻子在大恐怖时期被捕，他们的儿子谢廖沙一直跟外婆生活，后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除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外，作者还设置了另一组人物，即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军医索菲亚·列文顿和司机谢苗诺夫，他们在战时被关进德国集中营。谢苗诺夫途中被怜悯他的德国人释放，为乌克兰妇人所救；莫斯托夫斯科伊在狱中坚贞不屈，最后遇害；索菲亚因是犹太人而被送入死亡集中营。通过这两组人物，作者不仅再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全景，同时也用文学的手法将二十世纪诸多残酷史实一一记录在案，如苏联的集体化运动、一九三三年乌克兰大饥荒、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大清洗、德国的死亡集中营等等，从而使《生活与命运》成为一部记录二十世纪俄罗斯民族苦难乃至整个人类苦难的艺术史诗。
三
《生活与命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面世以来，在世界各国赢得诸多好评，如：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称它为“二十世纪最佳俄国小说”；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认为格罗斯曼因《生活与命运》而成为“本世纪最深刻的见证人之一”；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称此书“是一部蕴含着多部长篇的长篇，一部拥有其独特历史的作品”。但是，能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评语大约还是：“一部当代的《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和他的这部小说完全受用得起这句评语，因为它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确有太多的可比之处。
首先，《生活与命运》这个书名在句法上便与《战争与和平》构成呼应，这两个均由两个名词组成的并列结构书名具有极强的归纳和概括意义，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国家、民族等集体所面对的两种常态，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两种状态的交替中延续下来的，那么，“生活”和“命运”则是个人存在的两个主要范畴。《生活与命运》手稿的保存者利普金曾这样谈起他对这一书名的理解：“阅读此书时我并未立刻意识到，生活与命运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比我之前想象的更为复杂的关联。我们的理性无法理解这种关联。命运无法改变，命运是生活孕育出来的，而生活就是上帝。”
其次，这两部小说都是其作者长期写作体验的厚积薄发。与托尔斯泰的史诗一样，《生活与命运》也是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描写，也是关于这两种生活状态的思考。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之前写作的自传三部曲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分别从贵族生活积累和战争体验这两个方面为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做了厚实的铺垫，同样，格罗斯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三卷本长篇小说《斯捷潘·科尔楚金》以及他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主题写作的大量报道、特写和小说，也为他最终在《生活与命运》中将这两类写作体验合为一体创造了前提。
第三，这两部小说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由四部构成，译成中文约一百二十万字；《生活与命运》也有三部，译成中文八十万字。两部史诗均人物众多，线索复杂，自战场到家庭来回穿梭。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与和平》写了四大家族，《生活与命运》虽然仅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为主要描写对象，却也是以他们家的四个小家庭及其相互关系为叙事线索的。两位作家笔下的形象有虚构的普通人，也有真实的历史人物，托尔斯泰写到了拿破仑、库图佐夫、亚历山大等，格罗斯曼也描写了斯大林、希特勒、日丹诺夫等，但他们着重塑造的人物却都是那种始终处于高度精神和道德探索中的人，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就像是娜塔莎·罗斯托娃，而施特鲁姆和莫斯托夫斯科伊等也重走了彼埃尔和安德列的心路历程。两部小说都有广阔的时空构架，《战争与和平》从莫斯科和彼得堡写到奥地利和法国，时间跨度达十五年之久（一八○五至一八二○）；《生活与命运》虽然集中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可作者通过主人公们的前史和回忆，将叙述的时空拓展开来，写到了十月革命、集体化运动、一九三七年肃反等，叙事时间甚至超出《战争与和平》，叙事空间则同样在国内和国外（德国）、城市和乡间往复穿梭。两部小说都是俄国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民族生活的文学全景图。
最后，两部小说同样是壮阔的叙事、强烈的抒情和深邃的思索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将“和平”时期的“生活”和“战争”时期的“命运”勾连在一起的，是其作者关于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罪与罚、个人与历史、自由与专制等永恒问题的深刻思考。
我们将《生活与命运》与《战争与和平》比较，既因为托尔斯泰的史诗对格罗斯曼的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由于《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自身的巨大意义。两部创作时间相距百年的长篇小说，相互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紧密的渊源关系，这构成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学史话题。然而，将《生活与命运》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并不是为了搜寻两部小说的“互文性”关系，更不是在暗示格罗斯曼创作的“模仿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这两部作品之间的某些差异，比如两部小说在总体调性上的差异。就总体风格而言，《战争与和平》可以说是乐观的、正面的，是凯旋的教谕，而《生活与命运》则是悲剧的，是具有反省、申诉意味的思考。写作《战争与和平》时的托尔斯泰年龄在三十五六岁，而写作《生活与命运》时的格罗斯曼已年近六旬；《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生活与命运》则是格罗斯曼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两位作家所处的生活时空、他们进行创作的时代和社会语境也大不相同，而作家所处的文化时空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内容，并进而影响到其风格和调性，对这两部伟大作品的比较，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一差异不仅没有拉大这两部小说之间的距离，反而让它们更为相近了，因为它们都是其所表现的那个时代之真实可靠的、不可替代的文学记录。 四
在《生活与命运》中，专制和战争这两个极端环境的相互叠加，使小说中的人物遭遇着命运的摆布。然而，在面临厄运的时候如何保持住人的生活，这才是作家思索的重点。核物理科学家施特鲁姆得到器重，可他却感觉到“一种欲使他沦为奴隶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他不断地做出自觉的抵抗，就像契诃夫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在“一点一滴地从自己的身上挤出奴性”，最终获得了内在的精神自由；落入集中营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康尼科夫在牺牲自己和参与屠杀（哪怕是间接地、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地参与）之间抉择：他宁愿被处死也不去修建毒气室；索菲亚的医生身份本可以使她暂时躲开死神，只要她在纳粹军官点名时上前一步，可她却毅然决然地与其他犹太人一同走进毒气室……诸如此类的选择并不仅仅出现在那个特定时期，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人们都有可能面临如此的艰难抉择，即个人自由与环境胁迫的对立，而这又几乎是有史以来许多文学杰作诉诸的重要主题之一。后来，在《生活与命运》的姐妹篇《一切都在流动》中，格罗斯曼继续并深入了他关于自由的思考。
在《生活与命运》这部抒情哲理史诗中，与深刻的思考构成双璧的是浓烈的抒情。这是一种辽阔厚重的抒情，也是一种悲凉沧桑的抒情，它与作者力透纸背的思想力量相互交织，营造出醇厚的史诗感。德国集中营里的俄国囚犯看到下雪：“天快亮时下了一场雪，直到中午也没有化。俄罗斯人感到又欢喜又悲伤。这是俄罗斯在思念他们，将母亲的头巾扔在他们的苍白而痛楚的脚下，染白了棚屋顶，远远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乡的房屋，呈现出一派乡村气象。”柳德米拉清晨在伏尔加河上的轮船上醒来，她看到：“黎明渐渐近了。夜雾在伏尔加河上飘荡，似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沉没在雾中。忽然跃出一轮红日，好像又迸发出希望。蓝天倒映在水中，阴郁的秋水呼吸起来，太阳也好像在浪花上雀跃。……大地是辽阔的，大地上的森林看去也是无边无际的，其实既能看到森林的头，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无穷无尽的。像大地一样辽阔、一样长久的，是痛苦。”小说第二部的结尾是这样的：“死去的飞行员在积雪覆盖的小丘上躺了一夜。寒风凛冽，星光灿烂。黎明时的小丘变成粉红色，飞行员躺在粉红色的小丘上。后来吹起贴地的搅雪风，尸体渐渐被雪埋住。”而在整部小说的最后，叶丽娅和诺维科夫挽着手走在宁静的森林里，“在这种宁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敢的和怯弱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的狂欢……”所有这些抒情的段落写得好，译得也好，善于再现悲剧抒情风格的翻译家力冈先生的功力和风格，在《生活与命运》的译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史诗般地记录、再现了二十世纪特定历史阶段俄罗斯民族的命运。纵观格罗斯曼的整个创作，我们不难看到一个良心的儿子从懵懂逐渐走向清醒的经历，不难听到真理的声音从模糊而逐渐清晰起来的过程；细读他的《生活与命运》，我们不难感觉到，格罗斯曼的想象和思考均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单就小说创作而言，格罗斯曼是出类拔萃的，他应与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索尔仁尼琴等人并列，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家之一。
（《生活与命运》，瓦西里·格罗斯曼著，力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
一
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本名约瑟夫·格罗斯曼， 他（或他的家人）后来将典型的犹太人名约瑟夫改为俄罗斯人常用的瓦西里，大约意在掩饰其犹太出身。他于一九○五年出生在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的别尔季切夫城，其父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中学法语教师。父母离异后，他于一九一二年随母亲去瑞士，在日内瓦、洛桑等地上学，一九一四年返回基辅，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化学专业，一九二九年回顿巴斯矿区一研究所工作，一九三三年来到莫斯科，在铅笔厂做化学工程师。格罗斯曼自二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三四年在《文学报》发表处女作《在别尔季切夫城》， 受到高尔基、巴别尔等人重视，后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并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连续出版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幸福》《四天》和《故事集》，成为知名作家。这些小说或写国内战争，或写矿区生活，都属于当时苏联文学中典型的“内战主题”和“生产主题”，但在创作之初便有意靠拢巴别尔、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等人的格罗斯曼还是逐渐显现出其写作风格，比如奇特化的细节描写、冷静的主观态度和智性的叙事文字等。
一九四一年，格罗斯曼应征入伍，任《红星报》战地记者。他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亲历巷战，置身枪林弹雨，是这场会战自始至终的见证人。他在战时写出大量报道、特写和小说，这些文字后以《战争岁月》为题结集出版。格罗斯曼还是第一批进入纳粹集中营的记者，他一九四四年写出的《特雷布林卡地狱》首度把纳粹建立死亡集中营的骇人罪行公之于世，使“大屠杀”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格罗斯曼因此也被全世界犹太人视为以笔作为武器的民族英雄。战后，格罗斯曼又与同为犹太人的苏联作家爱伦堡一同编成《黑皮书》，收录了更多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证据和实录。
一九四九年，格罗斯曼写出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并将小说投给《新世界》杂志，经过漫长的三年“编辑”，小说方于一九五二年在杂志第七至十期上连载。尽管这是一部比较“标准的”苏联战争文学作品，但作者在其中体现出的个性化思考还是引起苏联官方不满，《真理报》《文学报》和《共产党人》杂志等报刊相继刊出批判文章，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甚至专门做出决议，对报刊上的批判文章表示支持和肯定，认为格罗斯曼“偏离了党的文学的立场”，“对卫国战争历史进程的认识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现出了“非常错误的思想创作观”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经历了这场疾风暴雨的格罗斯曼并未消沉和畏缩，他续写小说的续篇，即后来的《生活与命运》，他深知这部续篇短时间里无法面世，反而放开了手脚，任由自己的所思所想自由地倾吐。《生活与命运》写了将近十年，方才完工。文学史家通常将《生活与命运》与《为了正义的事业》合称“两部曲”，其实，就格罗斯曼思想的一贯性及其艺术表现方式的统一性而言，我们还应该将他后来写作的绝笔之作《一切都在流动》也添加进来，这三部小说构成了一部真正的“三部曲”。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格罗斯曼因肾癌在莫斯科病逝，死后葬于莫斯科特洛耶库罗夫墓地。格罗斯曼的身份原本不是问题，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乌克兰的独立，随着犹太社团和犹太裔作家国际影响的增大，他的身份认同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一名地道的苏联作家演变为俄语作家、犹太作家、乌克兰作家这一切的混成。新近主张独立的顿涅茨克地区，更将格罗斯曼视为其文学和文化代言人，在格罗斯曼工作过的当地医学院大楼的墙上，就新挂起一面格罗斯曼纪念牌。
二
一九六○年十月，格罗斯曼将完稿的《生活与命运》投给《旗》杂志。该刊时任主编科热夫尼科夫很快便将手稿上交。次年二月十四日，秘密警察带着搜查证闯入格罗斯曼家，抄走这部小说的底稿。格罗斯曼原以为自己也会被捕，却发现他面对的是只查抄书稿、不逮捕人这一罕见情形。九天之后，或许是心存侥幸，或许是孤注一掷，格罗斯曼直接上书赫鲁晓夫，他在信中写道：“我请求您还我的书以自由，我请求让编辑，而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工来谈论我的手稿，来与我争论……我如今人身自由，可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却在坐牢，这既无道理，也无意义，要知道此书是我写的，要知道我过去和现在都与此书脱不了干系……我仍旧认为，我写的是真相，我是怀着对人的爱和信仰写作此书的。我请求给我的书以自由。”从这封信的口吻来看，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最终拒绝格罗斯曼请求的赫鲁晓夫却在一年之后亲自拍板让《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或许是受赫鲁晓夫授意，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官苏斯洛夫约见格罗斯曼，称归还手稿的事情“绝无商量余地”，说这部小说“两三百年之后才能在苏联出版”。或许作家早就对这部小说可能遭遇的“命运”心有预感，他将两份复写件存于他处，其中一份被托付给格罗斯曼的朋友、著名诗人利普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利普金在萨哈罗夫、奥库扎瓦和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将手稿拍成微缩胶卷送至境外，经马尔基什和艾特金德编辑，格罗斯曼这部遗作于一九八○年在瑞士洛桑出版。随后，此书迅速被译成欧洲各大主要语种，在世界各国相继面世。但在苏联，此书直到改革时期才得以面世（《十月》杂志一九八八年一至四期连载）。二○一一年，英国广播公司将《生活与命运》改编为广播连续剧，节目播出后，《生活与命运》英译本曾位居英美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二○一二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近二十年间，各种版本的《生活与命运》在俄罗斯不断出现，可以说，《生活与命运》已成为被阅读最多的二十世纪俄语长篇小说之一。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俄联邦国家安全局正式将《生活与命运》的手稿转交俄联邦文化部，最终为格罗斯曼这部小说奇特的“命运”画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生活与命运》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为故事情节发生地，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及其亲朋好友的生活为描写对象，再现极端环境中人的“生活”和“命运”。小说虽然聚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之间的斯大林格勒城，可作者却用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串联起众多人物的过去和现在。亚历山德拉·沙波什尼科娃革命前毕业于高等女子学院，在丈夫死后做过女教师、化学工程师，她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柳德米拉的第一任丈夫阿巴尔丘克死于苏联劳改营，他们的儿子托里亚一九四二年死于战场，第二任丈夫维克多·施特鲁姆是一位犹太裔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他一直在从事与原子弹相关的研究，他似乎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继续从事斯大林看重的研究以暂保性命，还是放弃“工作”而被消灭，维克多在德国的亲戚朋友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他的母亲则死于纳粹在占领区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一如格罗斯曼的母亲于战时在别尔季切夫遇害）；二女儿玛露霞死于战时，其女儿维拉在战地医院工作，后结识负伤的飞行员维克多，两人结婚；小女儿叶尼娅爱上坦克部队军官诺维科夫，可被关进卢比扬卡监狱的丈夫克雷莫夫却让她牵肠挂肚；儿子米佳和妻子在大恐怖时期被捕，他们的儿子谢廖沙一直跟外婆生活，后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除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外，作者还设置了另一组人物，即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军医索菲亚·列文顿和司机谢苗诺夫，他们在战时被关进德国集中营。谢苗诺夫途中被怜悯他的德国人释放，为乌克兰妇人所救；莫斯托夫斯科伊在狱中坚贞不屈，最后遇害；索菲亚因是犹太人而被送入死亡集中营。通过这两组人物，作者不仅再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全景，同时也用文学的手法将二十世纪诸多残酷史实一一记录在案，如苏联的集体化运动、一九三三年乌克兰大饥荒、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大清洗、德国的死亡集中营等等，从而使《生活与命运》成为一部记录二十世纪俄罗斯民族苦难乃至整个人类苦难的艺术史诗。
三
《生活与命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面世以来，在世界各国赢得诸多好评，如：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称它为“二十世纪最佳俄国小说”；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认为格罗斯曼因《生活与命运》而成为“本世纪最深刻的见证人之一”；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称此书“是一部蕴含着多部长篇的长篇，一部拥有其独特历史的作品”。但是，能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评语大约还是：“一部当代的《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和他的这部小说完全受用得起这句评语，因为它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确有太多的可比之处。
首先，《生活与命运》这个书名在句法上便与《战争与和平》构成呼应，这两个均由两个名词组成的并列结构书名具有极强的归纳和概括意义，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国家、民族等集体所面对的两种常态，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两种状态的交替中延续下来的，那么，“生活”和“命运”则是个人存在的两个主要范畴。《生活与命运》手稿的保存者利普金曾这样谈起他对这一书名的理解：“阅读此书时我并未立刻意识到，生活与命运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比我之前想象的更为复杂的关联。我们的理性无法理解这种关联。命运无法改变，命运是生活孕育出来的，而生活就是上帝。”
其次，这两部小说都是其作者长期写作体验的厚积薄发。与托尔斯泰的史诗一样，《生活与命运》也是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描写，也是关于这两种生活状态的思考。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之前写作的自传三部曲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分别从贵族生活积累和战争体验这两个方面为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做了厚实的铺垫，同样，格罗斯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三卷本长篇小说《斯捷潘·科尔楚金》以及他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主题写作的大量报道、特写和小说，也为他最终在《生活与命运》中将这两类写作体验合为一体创造了前提。
第三，这两部小说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由四部构成，译成中文约一百二十万字；《生活与命运》也有三部，译成中文八十万字。两部史诗均人物众多，线索复杂，自战场到家庭来回穿梭。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与和平》写了四大家族，《生活与命运》虽然仅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为主要描写对象，却也是以他们家的四个小家庭及其相互关系为叙事线索的。两位作家笔下的形象有虚构的普通人，也有真实的历史人物，托尔斯泰写到了拿破仑、库图佐夫、亚历山大等，格罗斯曼也描写了斯大林、希特勒、日丹诺夫等，但他们着重塑造的人物却都是那种始终处于高度精神和道德探索中的人，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就像是娜塔莎·罗斯托娃，而施特鲁姆和莫斯托夫斯科伊等也重走了彼埃尔和安德列的心路历程。两部小说都有广阔的时空构架，《战争与和平》从莫斯科和彼得堡写到奥地利和法国，时间跨度达十五年之久（一八○五至一八二○）；《生活与命运》虽然集中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可作者通过主人公们的前史和回忆，将叙述的时空拓展开来，写到了十月革命、集体化运动、一九三七年肃反等，叙事时间甚至超出《战争与和平》，叙事空间则同样在国内和国外（德国）、城市和乡间往复穿梭。两部小说都是俄国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民族生活的文学全景图。
最后，两部小说同样是壮阔的叙事、强烈的抒情和深邃的思索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将“和平”时期的“生活”和“战争”时期的“命运”勾连在一起的，是其作者关于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罪与罚、个人与历史、自由与专制等永恒问题的深刻思考。
我们将《生活与命运》与《战争与和平》比较，既因为托尔斯泰的史诗对格罗斯曼的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由于《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自身的巨大意义。两部创作时间相距百年的长篇小说，相互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紧密的渊源关系，这构成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学史话题。然而，将《生活与命运》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并不是为了搜寻两部小说的“互文性”关系，更不是在暗示格罗斯曼创作的“模仿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这两部作品之间的某些差异，比如两部小说在总体调性上的差异。就总体风格而言，《战争与和平》可以说是乐观的、正面的，是凯旋的教谕，而《生活与命运》则是悲剧的，是具有反省、申诉意味的思考。写作《战争与和平》时的托尔斯泰年龄在三十五六岁，而写作《生活与命运》时的格罗斯曼已年近六旬；《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生活与命运》则是格罗斯曼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两位作家所处的生活时空、他们进行创作的时代和社会语境也大不相同，而作家所处的文化时空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内容，并进而影响到其风格和调性，对这两部伟大作品的比较，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一差异不仅没有拉大这两部小说之间的距离，反而让它们更为相近了，因为它们都是其所表现的那个时代之真实可靠的、不可替代的文学记录。 四
在《生活与命运》中，专制和战争这两个极端环境的相互叠加，使小说中的人物遭遇着命运的摆布。然而，在面临厄运的时候如何保持住人的生活，这才是作家思索的重点。核物理科学家施特鲁姆得到器重，可他却感觉到“一种欲使他沦为奴隶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他不断地做出自觉的抵抗，就像契诃夫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在“一点一滴地从自己的身上挤出奴性”，最终获得了内在的精神自由；落入集中营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康尼科夫在牺牲自己和参与屠杀（哪怕是间接地、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地参与）之间抉择：他宁愿被处死也不去修建毒气室；索菲亚的医生身份本可以使她暂时躲开死神，只要她在纳粹军官点名时上前一步，可她却毅然决然地与其他犹太人一同走进毒气室……诸如此类的选择并不仅仅出现在那个特定时期，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人们都有可能面临如此的艰难抉择，即个人自由与环境胁迫的对立，而这又几乎是有史以来许多文学杰作诉诸的重要主题之一。后来，在《生活与命运》的姐妹篇《一切都在流动》中，格罗斯曼继续并深入了他关于自由的思考。
在《生活与命运》这部抒情哲理史诗中，与深刻的思考构成双璧的是浓烈的抒情。这是一种辽阔厚重的抒情，也是一种悲凉沧桑的抒情，它与作者力透纸背的思想力量相互交织，营造出醇厚的史诗感。德国集中营里的俄国囚犯看到下雪：“天快亮时下了一场雪，直到中午也没有化。俄罗斯人感到又欢喜又悲伤。这是俄罗斯在思念他们，将母亲的头巾扔在他们的苍白而痛楚的脚下，染白了棚屋顶，远远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乡的房屋，呈现出一派乡村气象。”柳德米拉清晨在伏尔加河上的轮船上醒来，她看到：“黎明渐渐近了。夜雾在伏尔加河上飘荡，似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沉没在雾中。忽然跃出一轮红日，好像又迸发出希望。蓝天倒映在水中，阴郁的秋水呼吸起来，太阳也好像在浪花上雀跃。……大地是辽阔的，大地上的森林看去也是无边无际的，其实既能看到森林的头，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无穷无尽的。像大地一样辽阔、一样长久的，是痛苦。”小说第二部的结尾是这样的：“死去的飞行员在积雪覆盖的小丘上躺了一夜。寒风凛冽，星光灿烂。黎明时的小丘变成粉红色，飞行员躺在粉红色的小丘上。后来吹起贴地的搅雪风，尸体渐渐被雪埋住。”而在整部小说的最后，叶丽娅和诺维科夫挽着手走在宁静的森林里，“在这种宁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敢的和怯弱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的狂欢……”所有这些抒情的段落写得好，译得也好，善于再现悲剧抒情风格的翻译家力冈先生的功力和风格，在《生活与命运》的译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史诗般地记录、再现了二十世纪特定历史阶段俄罗斯民族的命运。纵观格罗斯曼的整个创作，我们不难看到一个良心的儿子从懵懂逐渐走向清醒的经历，不难听到真理的声音从模糊而逐渐清晰起来的过程；细读他的《生活与命运》，我们不难感觉到，格罗斯曼的想象和思考均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单就小说创作而言，格罗斯曼是出类拔萃的，他应与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索尔仁尼琴等人并列，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家之一。
（《生活与命运》，瓦西里·格罗斯曼著，力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