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展的围堵下，打击、排斥中国企業的欧美国家，在2020年有所增加。于是在国内学术和舆论圈，就出现了一种担忧中国停止改革开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声音。
　　这是轻视了中国人的智商，尤其是轻视了中国政治家的智商。
　　改革开放遇到了新的困难，这是客观事实，也叫外因。用中国人的哲学分析方法来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会不会发生质变，关键还在于主观因素，包括主观上如何思考，如何应对。
　　中国没有那么脆弱。
　　一是客观上没有那么脆弱。
　　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多层次的消费市场，而在国际竞争中，消费市场的地位比原材料和劳动力提供者的地位，要重要和稳固得多。在中国投资，成本依然相对低廉，但已经不是早期那种由廉价劳动力、粗放利用土地和环保低门槛等要素特点带来的低成本，而是一种系统性的低成本，是各个环节均有完善配套的结果。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就有相当强烈的声音认为中国应该抛弃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高层决策事实上并不太受舆论影响，制造业反而得到了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在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关键领域，都有了一轮全面爆发和深度掘进。

　　我们要把过去缺失的核心能力补足，保证经济主权的独立。

　　这些年，笔者参观一些大企业，深刻感受到实用性的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主要是在企业生产实践中提出需求和发生突破的。如果不是对制造业坚定不移的支持，对市场扩大始终保持进取心，从军事到民用的一系列科技进步，根本无从发生。
　　倘非如此，当别国掐住你的产业链七寸，就能掐死一整条产业链。市场、技术，这两者也使美国的挑拨没那么容易奏效，反而让西方世界发生了更严重的分化。
　　二是主观上中国不会在改革开放的方向上倒退，更不可能回头。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也不曾完全封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相互往来的，即便对于西方世界，也有香港、广交会这样的窗口来维持必要的经济贸易往来。今天更不会闭关自守，“一带一路”倡议还在披荆斩棘地推进，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在不断缩短，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一直未曾放松，目前中国已经谈妥了将近30个自贸协定。
　　现在中国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似乎印证了关门之忧，但它的前提仍是开放，并且国内大循环不仅就消费市场而言，也包括生产领域。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过去缺失的核心能力补足，保证经济主权的独立，从而在国际形势动荡之际仍能维护产业链的安全。
　　冗赘两句，这些年来，学术舆论化和舆论学术化，在中国是一种吸引眼球的办法。先把事情极端化，然后在这不切实际的极端假设之上讨论甚至争吵起来，这两者其实都是娱乐化。